外国文学评论 NO.4, 2022           第5-31页

十七世纪中叶明清鼎革之际的“蛮夷猾夏”以及东亚周边族群中华意识的觉醒，使中国“诸夏/四裔”的传统天下秩序逐步受到同文之国的质疑和挑战。越南北使李文馥的《夷辩》与阮思僩的《辨夷说》都试图证明东亚内部的文化认同区域、政治控制疆域、制度涵盖范围皆为随时势而变的因素，只有天理（礼义）这一普遍的文明价值体系才是维系“中华”身份的根本要素，即族群的、地缘的、文化的华夷观并非一成不变、互相对立，而是依时代、空间以及立场各有侧重。本文将通过对这两篇“辨夷”文的解读揭示“周边”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悖论。

外国文学评论 NO.4, 2022             第32-60页

日本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先驱、战后派代表作家武田泰淳的思想和创作都受到鲁迅的深刻影响。武田从鲁迅凝视黑暗现实、直面政治的文学姿态中获得启发，致力于重塑立足于亚洲民族现实的坚实文学主体，先后塑造出把文学的“影子”卖给政治“恶魔”的“政治鲁迅”、颠覆战后政治权力话语结构的“魔神鲁迅”和以文学方式容纳政治的“文学者鲁迅”形象。武田的这些创作寄寓了他重建日本现代文学主体的希望，也代表着日本知识人从现代中国经验出发，探索亚洲独立现代化之路的努力。

外国文学评论 NO.4, 2022      第61-85页          

《文选》的东传推动了朝鲜纪行赋的创作与发展，其中选录的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潘岳《西征赋》及这类赋作所树立的行程与历史相结合的书写范式成为朝鲜文人创作纪行赋的规范。文人赵彭年于“壬辰倭乱”期间创作的《龙湾述怀赋》和《南归赋》展现出鲜明的“赋史”意识与特征，在承袭中国纪行赋书写范式的同时又有所创变：叙事视角由追怀历史遗迹转变为记录国家时事。在倭寇入侵、国家危亡的特定历史语境下，赵彭年既浸染文坛纪实文风，又吸收杜甫“诗史”精神，其纪行赋的“赋史”叙事不仅记录了“壬辰倭乱”时期的朝鲜时事，还通过开拓叙事空间及强化叙事功能提升了纪行赋的艺术表现力。

外国文学评论 NO.4, 2022          第86-111页

被冠以苏格兰氏族姓氏厄斯金的人物，为何一再出现在王尔德1887至1891年间创作的三部小说中?对照阅读王尔德的这一“画像三部曲”与其创作期间撰写的书信、书评与散文，可发现兼容了帝国政治与民族自治政治的“格莱斯顿自由主义”让厄斯金这一新旧詹姆斯党的文化政治符号借由王尔德的凯尔特认同走入其创作视阈，《百万富翁模特》与《W.H.先生的画像》便分别借这一符号表达了王尔德的帝国认同与民族认同；但书籍版《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的厄斯金仅是一个次要角色，这种设定源于王尔德对凯尔特种族参与帝国政治的道德审视。“三部曲”再现了王尔德对凯尔特“帝国话语”从盲从到省思的意识转变，尽管其批判意识最终并未超越其阶级、种族与民族意识。

外国文学评论 NO.4, 2022               第112-133页

《汤姆叔叔的小屋》由于谴责奴隶制而成为美国文学史上最具社会轰动效应的小说，但其思想价值超越了既有研究探讨的社会制度改革而延展到道德、宗教、性别政治和文明话语领域。通过刻画“汤姆叔叔”这一人物形象，斯托夫人表达了对于作为“天生基督徒”的黑人的同情以及对于“母性化”社会的憧憬，展现了一种“浪漫种族主义”式的文学想象力。

外国文学评论 NO.4, 2022            第134-151页

詹姆斯·乔伊斯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以碎片方式植入了不少中国元素，本文通过对这些中国碎片的整体分析，指出乔伊斯在该小说中构建的是各文化交融共存的世界史。虽然乔伊斯不得不使用西方文献中含有种族歧视的中国意象，但他用碎片叙述剥离了这些文化意象的殖民语境，并将这些碎片杂糅混用来化解异己思维。此外，书中的中国史各阶段也呈现出了辩证统一的二元结构。乔伊斯用看似杂乱的碎片与对立统一的框架组成既有序又无序、既崇高又卑俗、既对立又统一、既宏大又琐碎的复杂而立体的历史模式，从而打破了传统世界史叙述中暗含的等级秩序，并为各民族和文化的融合指出了可能的途径。

外国文学评论 NO.4, 2022               第152-172页

中朝两国文士在明清时期抵达日本，体验并描写了受到唐长安建筑文化、中华风水理论影响而营构的京都皇宫格局和城市空间布局，并依据各自接受的汉文化标准对日本京都进行了审美评价。由于中朝两国在地理环境、文化特质上存在差异，中朝文士的抵日时间也不相同，因此他们对京都的描摹书写、对日本社会的集体想象也都不尽相同，反映的是他们对母国都城的文化自觉。

外国文学评论 NO.4, 2022             第173-190页

跨越性批评被认为是柄谷行人数十年一贯坚持和实践的批评原则。这一批评原则既包括跨出“民族美学”视域的持续移动，也包括在跨越与错位中审视现代文学的历史逻辑，更包括以期重构文学的伦理与存在之维的自我向他者的跨越。柄谷行人的研究展示出现代文学本身就是跨越性批评的成果，这既是因为文学批评有赖视差之见，方能洞察文学这一现代装置的玄机，也是因为文学既不在传统内部亦不在其外部，而是存在于不同视角之间互为他者又彼此跨越的过程当中。

外国文学评论 NO.4. 2022           第191-209页

尼采在哲学、思想、文学和美学等众多领域的影响历久弥新。然而，作为一名职业的古典语文学家，尼采曾经非常失败，其《悲剧的诞生》遭到了学术同行的激烈批判，被谑称为“未来语文学”。本文尝试把尼采古典语文学职业生涯的失败放置于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人文学术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并以韦伯《作为职业的科学》所代表的德国“浪漫主义科学观”为线索，探索古典语文学在德国人文学术领域兴衰荣辱的发展历程。尼采的职业失败是因他在德国语文学的巅峰时代做了与语文学背道而驰的学问，而尼采之后语文学的急速衰落表面看是因语文学与纳粹的关联所致，但深层原因是人们出于对科学的迷信，未能认清作为人文学术的语文学事实上无法脱离时代精神。

外国文学评论 NO.4, 2022             第210-224页

外国文学评论 NO.4, 2022             第225-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