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真想听我的故事，你想知道的头一件事大概是我出生何地、我晦气的童年是怎么回事、我出生前父母是干什么的以及这类大卫·科波菲尔式的废话，但实话相告，我懒得说这些。”[1]《麦田守望者》以这种大城市少年故意冒犯人的口语风格开始叙述并保持到最后一页。脏话在第一页就出现了两次，并以这种频率出现在随后的每一页上，作者似乎故意以脏话在数量上的堆积达到对标准语言的冒犯。这种风格大大偏离了1951年左右的美国批评家对文学语言的一般看法。

《麦田守望者》第一章节选

在关于《麦田守望者》的第一批评论中，弗吉尼亚·皮特森的文章最值得重视，它把女性的直觉、母性的担忧、基督徒的观念和批评家的美学洞察力及道德敏感性融合在一起。她在《哈罗德论坛》撰文说，“霍尔顿站在天使一边。他固然受了粗野、欲望、谎言、诱惑、鲁莽和愤世嫉俗风气影响，但这不过是从外部考验他的魔鬼，他内心并没被诱惑。”随后她谈到该书的语言风格：“像口头禅一样，《麦田守望者》一再重复那种平直、口语化散体的伪自然节奏，在最好情况下，它具有打动人的力量，在最坏情况下，却无意间成了淫秽。近来战争文学已使我们习惯丑陋的词语和意象，但它们出自非常年轻、仍受保护的人之口，听来还是特别冒犯人。纵观全书，霍尔顿每句话都夹杂着这些词语，当它们一个个叠加起来成为单调的堆积时，我们的耳朵简直不相信是真的。”[2] 同样的担心使莫里斯·朗斯特思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宣布，此书为淫秽之作，它“不宜孩子阅读。连许多成人都觉得霍尔顿语目刺耳。”他进而对该书作者J.D.塞林格进行道德抨击说：“人们很难相信，一个真正热爱孩子的人会创作出这样一部作品。”[3] 

然而某些左派评论家却不这么看，相反，他们赋予霍尔顿的脏话以道德上的正当性，如哈里森·斯密斯在《星期六评论》上把它解释成“对粗陋、罪恶、残酷或他所说的‘装腔作势’的东西的道德厌恶”。[4] 但无论左派，自由派还是右派，都没把关于《麦田守望者》的争论置于更大的社会政治氛围中，因而把一个政治问题处理成了道德问题。然而这个时代恰恰是非常政治化的，是麦卡锡主义的时代。但左派运动与其说被麦卡锡主义瘫痪或从内部涣散了，处于失去目标、无所作为的困惑状态，不如说它神不知鬼不觉地从现实领域转移进了语言或广义的象征领域。

左派评论家欧文·豪在《异议》创刊（1954）时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当知识分子不能做别的事时，就转而办杂志。”[5] 早先结构主义就曾暗示理论从分崩离析的现实全面撤出，试图在现实外建立一个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稳定、静态的语言桃花源，而自解构主义始，批评家纷纷把未能在现实中实现的革命能量注入这个桃花源，很快在这里聚集起爆炸性能量，指望发生在语言结构中的爆炸能波及现实结构。他们失去了现实阵地，却没费多大劲就占领了文化制高点。这与资本主义制度在法律与文化之间遗留的空间有关，即民主制保证了非资本主义思潮存在的合法性。丹尼尔·贝尔感叹：“当资产阶级伦理在现实领域土崩瓦解时，它在文化领域却无辩护者（有哪位作家为哪种体制辩护过？）。”[6] 但更深刻的悖论是，当左派理论家洋洋自得地以为至少已象征性地炸毁了资本主义体制时，他们其实只炸宽了它的边界，反成了该体制合法性的证明。新左派的尴尬不在于该体制的排斥性，反在于其大得令人绝望的包容性，似乎能稀释任何一种革命能量，并技术性地对它进行政治无害化处理，最终演变成一种时尚，如牛仔裤、波希米亚式长头发、现代派、摇滚乐及色情电影。搁置价值判断，实际保证了各种价值的合法性，使任何专断的价值评判被迫保持沉默。如果说这种法律精神使色情和脏话在法律上获得了生存空间，那从更严肃的方面看，它也保证了黑人、妇女、亚文化的权力和《异议》这类政治反对派刊物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在文化领域，资产阶级伦理并非没有辩护者。朗斯特思对《麦田守望者》的酷评，代表了1951年左右道德纯洁派的看法，他们人数不多，处于守势，却能时不时掀起一阵道德狂热症。这些人政治上也是同一时期兴起的麦卡锡主义的地方基础和群众基础。[7] 贝尔自己在谈到禁酒法案和麦卡锡主义时给这些人划出一张地域分布图：“这是小城镇和保守势力向社会其他阶层强制推行其特定价值（禁止饮酒）所作的主要（几乎最后一次）尝试。”[8] 欧文·豪对麦卡锡主义者地域分布的描绘更详细，他在回忆录《希望的边际》中写道：“那些试图仍以旧的简朴方式生活的美国乡下人和中西部小城镇人觉得自己受到东部大城市现代主义复杂性的威胁。他们恐惧东部自由主义，东部‘国际主义’，东部商人。正是这些被取代的小资产阶级、消失的小商人和农村土老冒儿成了麦卡锡的后盾。”[9] 实际上，禁止、销毁、谴责《麦田守望者》的事件大多发生在这些地区。从地域上说，对《麦田守望者》的攻击，是小城镇岌岌可危的传统文化对大城市现代主义文化的短暂战斗的文学辅助战。由于大城市青年是最城市化的人群，是现代主义亚文化的主体，因而这场战斗还具有年龄意义，是成年人试图向未成年人强制推行其特定价值标准所作的（几乎最后一次）尝试，而随着麦卡锡主义在1950年代中期的终结，一个以大城市学生为主体的造反时代来临了。

《麦田守望者》是这场运动的序幕，它第一次把处在半隐蔽状态的学生亚文化诉诸文字从而使其获得正当性，使学生敢于公开与造反倾向认同，而脏话成了认同的切入口：你不说句“他妈的”，就难以被“下东区”看作一伙的，你就很可能是“上城区”的（当莫里斯·狄克斯坦无意间选择了去上城区看戏而不是去下东区听金斯堡朗诵时，就产生过这种感觉：“我似乎无意间证明了自己对等级制的赞成，因为那晚我进城去看了莎士比亚的戏。这实在不是一个蓄意的保守姿态，可别人或许会这么想。”[10]）据罗伯特·伽特维里格统计，截至1961年，《麦田守望者》仅在美国就售出150万册，而1951年当年售出的25万册平装本“大多被耶鲁、北部浸礼会神学院和全国其它275所学院及大学的学生买走”。[11] 他感叹道：“这部小说在当今大学年轻一代心中所占位置，正如1920年代菲茨杰拉德《天堂之侧》在他们父母一代心中所占位置。”[12] 对脏话的热情在随后年代里有增无减，脏话数目也比霍尔顿单调的“他妈的”（damn）更丰富，出现了“shit”、“fuck”等更具冒犯性的口头禅，并成为青年时尚，连妙龄少女都把它们当作类似香烟一样必须随身携带的时髦物，以至高雅文化守卫者莱昂内尔·特里林生造了“四字母词”这个新词，用来称呼这些常以四个字母组成的脏话。

《麦田守望者》1951年初版，印有塞林格头像的外封面

Published by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脏话堆积在《麦田守望者》里，但皮特森、朗斯特思和哈里森·斯密斯都没指出其品种的贫瘠，因为霍尔顿只说“他妈的”。可“他妈的”到底是他妈的什么意思？为何说话中夹带一句“他妈的”就被认为是冒犯？何以解释“我他妈的”？此外，当一个人独自走路时兀自说一句“他妈的”，又冒犯谁？显然，它在冒犯语言本身。它是“非语言”，不指向具体意义，或者说它的意义正是没有意义，是废话。这个独立使用的语气词没有主语，也没有宾语，有时甚至不起强化语气的功能，纯粹成了一种身体快感。用符号学术语说，它是一个没有所指的纯粹能指。它之所以刺耳，是因其未被纳入资产阶级标准语目辞典，其使用者只应是未受教育的“粗人”。其实，崇尚标准语目的皮特森所说的“丑陋的词语”不仅包括脏话，还包括诸如“lousy”、“crumby”这些俚词俗语；此外，她大概觉得“willya？”、“oughta”、“why don'tcha？”这类大舌头连音也显出教育方面的缺陷。[13] 十九世纪某些对无产者怀同情心的小说家在塑造无产者形象时，常天真地让他冒出一句“他妈的”，以和资产阶级高雅谈吐形成对比，仿佛没有这个口头禅，就不足以显示其原始能量和革命性。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谈到这类写作时说：“埃贝尔每当动笔写作《杜歇纳神父》，总要用些‘见鬼’（foutre）和‘他妈的’（bougre）。为何？因整个革命形势使然。这类粗话不指向什么，却表示什么。我们由此看到这么一种写作的例证，其作用不再只是传达或表达，而是施加某种语目外的东西，它既是历史，又是人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14] 这些脏话听上去颇能激怒人，但角色的历史处境可能并不妙，其行动意志基本被瘫痪了。

霍尔顿把“他妈的”挂在嘴边，也正因为它没有意义，当他遇到真正有意义的脏话时，就立刻换上一副不亚于其批评者朗斯特思的道学面孔：在小说最后章节，他看到有人用粉笔写在学校墙壁上的“fuck you”（操你），怒不可遏，很快擦掉了它。他此时的心理过程值得评论家留意：“它他妈的简直把我气疯了。我琢磨菲比和其他孩子会看到它，猜测是啥意思，临了总会有个脏小子出来向他们解释它的意思，他们听后自然瞪大了眼睛，此后就满脑子是这档子事，甚至为此犯起愁来。我真想宰了写这句话的家伙。”[15] 他显然清楚“damn”和“fuck you”之间的区别，因为后者有意义，是一个动宾结构的短语，动作直接关联现实，而他梦想的是从现实疏离出去。霍尔顿的模仿者后来以他的方式处理了“fuck you”，使它由动词转化成“fucking”这个名词化的语气词，丧失了与现实的指涉关系或意义。动词的名词化是日后的一种语言趋势，它体现了语言的物化或零散化，即总体性的瓦解，也体现了行动意志或能动性的衰落，是政治寂静主义的修辞学表达。换言之，动词的名词化使动词不仅失去可辨的主体（施动者）和客体（受动者），成了抽象状态，而且通过冻结动词的动能，成了令人放心的静态。毕竟，“No smoking”（勿吸烟）总比“Don't smoke！”（不准吸烟）听来更少冒犯性。这种和缓语气里隐藏着消减意志、与人为善的愿望。

把脏话与政治寂静主义相连，可能出乎皮特森和朗斯特思的意料，更出乎哈里森·斯密斯的意料。不过，在《麦田守望者》字里行间泛动的大量脏话泡沬下，的确呈现出某种寂静状态，它有时表现为“东方哲学”（第19章有一大段关于“东方哲学”的半认真、半狎亵的讨论），有时表现为梭罗式“隐居”（该书作者后来真的隐居了），总之是某种与老资产阶级进取精神相反的生活方式。霍尔顿不想成为科学家、律师等在老资产阶级看来出人头地的职业，因为那是意志的体现。他仅满足于做“麦田守望者”：“我知道这不像话，但这是我真想做的事。”[16] 有时他甚至连麦田守望者都不想做，而梦想去“马萨诸塞和佛蒙特”一带隐居。“我不开玩笑，”他说，“咱们可以住在那边的林中小屋，直到把钱花光。花光后，我可以在哪儿找个活儿，咱们可以在溪边什么地方住，过些日子还可以结婚。到冬天，我会出门打柴。老天爷，咱们会过得多开心啊！Wuddaya say？C'mon！Wuddaya say？”[17] 或许老资产阶级不该为霍尔顿们的语言担心，更该为其怠惰状态担心，脏话和粗话只是该状态的掩饰，当堆积成废话时，就完全失去了行动意志，最终成为一堆有伤大雅却也无害的摆设，仅意味着身体某个部位的空气颤动。加缪是影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青年的法国作家，但他们似乎没注意《局外人》对“男子汉”的定义，即“不说废话”。实际上，在对废话的陶醉中，隐含着对“意义”的回避或对“深度”的厌恶，它倾向于关注身体的直接反应，按苏珊·桑塔格1964年《反对阐释》一文的阐释，它意味着“恢复我们的知觉。我们必须学会去多看，多听，多感觉。我们的任务不是在艺术作品中寻找尽可能多的内容，更不是从内容明了的作品中榨取更多内容。我们的任务是消减内容从而使我们能直接看到事物”。文章最后一节只有一行字：“为取代艺术阐释学，我们需要一门艺术色情学。”[18] 对内容的痛恨狂热到这地步，以致一步就跨入了反智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奇特地与麦卡锡主义对复杂性的反感不谋而合，尽管各自出发点并不相同：在这方面，麦卡锡主义追求某种禁欲主义（倾向于“少”），而青年反智主义追求某种享乐主义（倾向于“多”）。这种带有色情意味的反智主义或非理性主义最能俘获头脑简单的年轻人。废话的流行，是这个时代青年政治寂静主义的典型症候。如果说老资产阶级曾患上“多动症”，行动多于言语，那可以说新中产阶级患了“多语症”，在废话中无限期地延宕行动，而越不行动，就越说废话。霍尔顿除滔滔不绝说废话，在任何一个行动意愿上都最终瘫痪了：他想夺回意中人，却只说说而已；想嫖妓，却在妓女宽衣解带之际临阵脱逃；想隐居，却始终停留在嘴上，等等。我们还可以从同时代其他人那儿获得废话与行动瘫痪之间关系的大量例证，如甲壳虫乐队演唱的《嘿，裘德》，其结尾是反复吟唱、长达数分钟的“la——la—la——lalala——la——”，而西豪艾特演唱组的《找份工作》则以“sha”、“da”、“yip”和“mum”这几个无意义的节奏音的循环往复代替了歌词，把废话推向了顶点。

甲壳虫乐队《嘿，裘德》黑胶唱片

1970版封面

的确，意义在废话般的节奏中达到了贫瘠。后来成为造反学生领导成员的托德·吉特林回忆1950年代末听到这些废话般的音乐节奏时说：“语言并非歌曲传达情感的惟一渠道。那些废话般的节奏组成的旋律将嗓音变成声音振动，变成纯声音，是对语言不能表达的东西的次语言（或‘超’语言）表达。白种成年人对此退避三舍。”[19] 他在此暗示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之间的代沟，可问题是，为什么代际冲突发生在五十年代，而此前社会冲突表现为阶级或阶层冲突？此外，代际冲突为何表现为不同文化的冲突，而不是不同经济或政治利益的冲突，像1968年巴黎学生在小册子中宣布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司法革命，无广阶级革命是经济革命，而我们的革命将是社会和文化革命，旨在使人成为他自己。”[20] 这种文化革命是对资本主义的反抗，还是以激进方式要求资本主义实现其“尚未实现的许诺”，因而仍从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是“未完成的现代性”的完成？

经历过经济萧条和战争的老一代资产阶级养成了一种浮士德式性格，即坚强、克己、野心勃勃、开拓进取，而战争胜利和战后经济持续繁荣又给他们带来了自豪感和乐观主义。吉特林说，战后生育高峰正是老资产阶级乐观主义的体现。这同时体现了老资产阶级对现存社会结构和价值的认同。他们当然是保守主义者。他们在文学上渴望某种巴洛克风格的作品，作为这代人不凡经历和帝国雄心的文学表达。但他们的下一代却没有这些历史体验，性格未曾被历史事件所磨砺，因而显得敏感脆弱。此外，他们出生在富裕的时代和阶层（即加尔布雷斯1958年描绘的“富裕社会”），从一开始就是消费的一代，而且把富裕当作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然状态，而非必须奋斗以求的未定状态。社会提供了享乐的物质条件，而其清教伦理却又贬低享乐，这使他们更觉压抑，并从压抑感中体会到其他受压迫群体的处境。“如果说学生缺乏社会责任感，那他们同样是理想主义的。”马丁·里普塞特分析伯克利造反学生时说：“大致说，尽管受了很好教育，大学生尚未建立与成人机构的密切联系；其人生阅历尚未严酷到认可不完美状态。他们的力比多尚无着落；他们与人类、受压迫者、穷人和不幸的人等大范畴的认同能力比入校前和毕业后要强得多。他们与所在社会的既定道德和政治标准的接触是抽象的，将其视为上代人灌输的条条框框，是权威施加的东西，而非融合于自身经历并被经历所浸染的准则。”[21] 此番政治社会学分析突出了校园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却未能说明“反文化”的来源。实际上不仅存在校园与社会的冲突，还存在校园中两种文化的冲突，即作为学校教育方向的传统文化与大学生自己的亚文化（被认为是“反文化”）的冲突，而这种亚文化（例如黑人音乐）来自亚社会，来自中产阶级社会边缘的“受压迫者、穷人和不幸的人”。

1967年5月17日，约五千人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聆听马丁·路德·金的演讲

学生运动最初与黑人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融合在一起，也说明了这种关联性。“社会”一词通常掩盖着某些东西，似乎是指社会全体成员，但其实有排斥性，如十九世纪初英国贵族提到社会时，是指他们的社会，而195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说到社会时，是指“中产阶级社会”，都把“受压迫者、穷人和不幸的人”排斥在外。显然必须对“社会”一词提出这个问题：谁的社会？“文化”一词也是这样。当皮特森说霍尔顿受了“粗野、欲望、谎言、诱惑和愤世嫉俗风气 的影响”，而“所有这些不过是从外部考验他的魔鬼”时，我们隐约感到她说的“外部”是指什么，它是社会的外部，也是文化的外部，是这么一些化外之人，他们丑陋、贫穷、肮脏、言语粗野，为动物本能所掌握，与社会和文化离得最远，是马修·阿诺德曾说的“想上哪儿游行就上哪儿游行，想上哪儿集会就上哪儿集会，想从哪儿进去就从哪儿进去，想起哄就起哄，想恫吓就恫吓，想砸烂就砸烂”的“群氓”或“劳工阶级”。[22] 尽管阿诺德指的是二十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破坏机器者、宪章运动派和社会主义者，尽管劳工运动在1950年代早已偃旗息鼓，但劳工社会的亚文化依然被当作无政府主义的东西，像阿诺德的美国传人特里林和“被新情感吓得躲进教会怀抱”的欧文·豪1950年代所言，是“无知波希米亚人”或“乌合之众”的“新原始主义”。[23]

学生们的反战游行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69年

然而，出生中产阶级社会的霍尔顿们为何不认同文化，反转向亚社会的亚文化？这不仅是一种心理逆反，还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有关，它在资产阶级内心投下一片对下层阶级或浓或淡的内疚云翳。造反学生领导成员安德烈亚·卡曾斯回忆其富翁父亲时说：“他喜欢托尔斯泰的简朴生活的观点……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我父亲说‘我’这个词很可耻，不让我们说‘我的’我也觉得说出以‘我’开头的句子很不自然。这就是非自我中心化，想着那些没你幸运的人……反正，拥有财富是很让人愧疚的。”[24] 而鲍勃·罗斯（同为造反学生领导成员）记得，他平生惟一一次挨母亲打，是在他参加一个社区舞会前，他担心要与社区黑人女孩跳舞，便把担心告诉母亲，结果挨了一耳光，还被警告不准使用“黑鬼”这个词。“这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并没有被伤害自尊心，而是从中学到了重要的道理。”[25] 对下层阶级的内疚感并非例外或个别事例，而与资产阶级的历史体验和普世主义伦理有关，是等级制贵族文化缺乏的东西。把这种东西从政治领域移入文化领域，必然瓦解秩序井然的传统文化。但老资产阶级并没走出这一步。

然而使亚文化成为中产阶级青年文化特征的时代因素却是城市化和电影、流行歌曲等“大众文化”。城市化不仅意味着财富从农村和小城镇向大城市的转移，也意味着青年人口从农村和小城镇向大城市的转移。战后出生率猛增导致大学数量猛增（“University Boom”），而离家来到大城市的大学生不仅发现自己远离了出生地、家庭、社区和教区，还发现了大量情形相似的同龄人；此外，正如麦卡锡担心的，此时的大学讲坛己被“长着玉米糊色泽的鸡蛋形脑袋”的“颓废的东部佬儿”所占据，他们向大学生灌输“颓废的自由主义”。大学和大学生令人联想到19世纪的工厂和那些脱离故乡土地、进入城市工厂的工人。这种脱离而又聚集的状态导致大学生彼此之间的认同，并从“同伴意识”中产生一种基于共同利益的阶级意识，而不是与出生地、家庭、社区和教区的传统价值相认同。横向认同取代垂直认同，必然导致代沟。如果说青年之间的认同最初以“街头文化”出现，如社会学家威廉·富特·怀特《街头社会》（1943）一书描绘的那样，到1950年代，大众文化强化了这种认同，并使街区范围的认同扩大到一代人之间的认同。犯罪电影、摇滚乐、流行音乐等为高雅文化所不齿的亚文化是1950年代少年热衷的东西，它散发出规规矩矩的中产阶级生活所没有的魅力。少年们模仿电影中身穿黑色皮夹克骑摩托车四处寻衅滋事的不良分子，把马隆·白兰度和狄恩·莫里亚蒂看作“邪恶可爱”的家伙。中产阶级孩子像一般孩子那样厌恶清规戒律，但因性格软弱，其模仿顶多表现为语言行为而非实际行动，这实际把叛逆行为无害化了。这种无害化还表现在摇滚乐中。这本是南方黑人“忧郁、流血、女性色彩”（吉特林语）的情绪化的表达，被文化工业制作成流行音乐后，成了白人中产阶级孩子的致幻剂，以云集一起的无数身体的“rock’n’roll”来象征性地反抗。大众文化正是亚文化流入中产阶级学生群体的关键渠道。从这种群聚状态中形成了团体感情和群落意识。吉特林这么描绘1950年代末年轻一代的习见场面：“在遍布全国的咖啡馆和学生会里，在邻近的桌子旁，人们听到他们喋喋不休地进行跨掉派风格的谈话、伪垮掉派风格的谈话、先锋派风格的谈话以及关于政治、性、文学和艺术的谈话，尽管这些谈话并不总有逻辑性。”[26] 他们并不在乎逻辑性。可以想象，脏话是这些场面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身着黑色皮夹克的马龙·白兰度

电影《飞车党》（The Wild One）剧照，1953年

大卫·里斯曼1950年出版《孤独的人群》，对“老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的性格特征进行了社会学描绘，认为老中产阶级是“内在指向的”，他们关注内心意念，并坚韧不拔地追求实现这种源于家族和个人期待的雄心壮志。而新中产阶级则是“他人指向的”：“他人指向的人有一种共性，即以同时代人作为自己个人指向的来源，这或是他认识的人，或是通过朋友和大众传媒间接认识的人。这种来源当然是‘外在化’的，因为他依赖它对生活提供指导。他人指向的人追求的目标随这种指导的变化而变化：这只是追求过程本身而已，是对那些自身不变化的人所发出的指令的关注。这种与他人保持接触的方式，使行为趋于一致。”[27] 里斯曼所说的“新中产阶级”正是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由于他人指向的人见于青年中，见于大城市中，见于高收入阶层中，因而可断定，若当今这种倾向不被扭转，要不了多久，他人指向的性格将处于支配地位。”[28] 他以此说明新中产阶级自身政治意识的缺乏，处在致命的依附状态，不足以成为一种革命力量。另一部几乎同时出版的社会学著作以更尖锐的风格呼应了这种悲观主义，这就是C.怀特·米尔斯的《白领》（1951），其开篇就说：“白领已悄悄溜进现代社会。无论他们各自历史怎样不同，都是没有事件的历史；无论他们有怎样共同的利益，都不会使他们团结起来；无论他们有怎样的未来，这未来都不取决于他们自己。即或他们想有所作为，也会遵循某种中间路线，而当中间路线行不通时，就转而遵循虚幻社会的虚幻路线。他们内部处于分裂、零散状态，外部依附于更大力量。即使他们偶尔获得行动勇气，由于行动缺乏组织，与其说像一场运动，不如说像一团彼此没有联系的挣扎。作为一个群落，他们威胁不到任何人；作为一个个体他们不能独立生活。”[29]

《白领》1969年版封面及节选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米尔斯谢世（1962）前有感于那时已显端倪的学生运动，对自己的悲观主义作了修改，称学生是“未来历史变革的主体”。预言很快得到证实，但他似乎错估了这场运动的性质，把它想象为对资本主义体制的革命，而从后来的历史看，尽管它以激进或新左派形式出现，实质却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在文化领域的延伸或完成，与其说改变了资本主义，不如说拓宽了它的制度空间。1970年代后造反学生纷纷进入高级白领阶层，反倒印证了《白领》的预言。

把《麦田守望者》《孤独的人群》和《白领》三部几乎同时问世、影响同样广泛的作品置于同一社会状况中考察，会发现某种共同的东西，那就是中产阶级学生的政治寂静主义，尽管《麦田守望者》貌似是对另两部作品的政治预言的反驳。但霍尔顿的“反叛”是一种象征行为，一种姿态，而60年代大学生（长大了的霍尔顿）的造反也表现出这种倾向，是各种象征形式的泛滥，如大量脏话、大话、口号、传单、墙上涂抹、撕征兵证及万人静坐等。在文学被革命化时，革命也被文学化了；而且这种革命化的文学还具有通货膨胀的一切特征。罗兰·巴特把这类夸张式的写作称为资产阶级的“革命式写作”，并说：“资产阶级写作的实际危害性要比它表现出来的危害性要小得多。”[30] 假如说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意味着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在不同阶级之间的重新调整，那么这并非中产阶级学生追求的目标，因为那意味着对作为政治和经济既得利益阶层成员的自己的革命。中产阶级学生之所以在文化领域冒革命风险，在于该领域直到那时仍控制在“贵族”手里，是等级制遗留物。在对付封建等级制或“旧制度”时，肆无忌惮的老资产阶级在几乎一切领域都显出令人咂舌的建设性和破坏性，可惟独在文化领域显出过分的谦卑，仿佛那是满载神迹的圣地。这种既渴望创造性、又渴望安全感的抱负更明显地见于吉特林一代人，这体现为“象征反抗”这种形式。考虑到1950年代中产阶级正是吉特林一代的父辈，那上面的描绘就显得缺乏温情，但这是1960年代学生对待父辈的流行方式，尽管作为造反者，他们还要依靠父辈按月寄来的支票维持生活和学业。中产阶级学生的造反之所以对其父辈造成无法弥补的无形伤痕，在于它击中了父辈内心保存得最完好、最神圣的那部分，他们有意义的生活正建立在这部分上，正如他们稳定的经济生活建立在对“黄金”这种硬通货的信任和储存上。他们发现在一个“通货膨胀”的时代，再也找不到心灵的归属感和稳定感。因为这种通货膨胀通过贬低自己来贬低其对立物，实际上搁置了使任何归属感和稳定感成为可能的价值评判。某种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忧郁氛围由此弥漫开来，仿佛在一堵让人倍感压抑的高墙被推倒后，无限的空间展现在眼前，可兴奋劲儿还没过去，某种不祥的东西就隐约出现在天际，因为这空旷得令人晕眩的自由让人感到脚下轻飘飘的。这其实正是自我涣散的状态：如果说老中产阶级的“自我”源于土地、传统和历史因而有坚实的存在感，那新中产阶级通过文化造反瓦解了一切地方性、传统和历史因而就涣散了“自我”，使自我呈现出稀薄的状态，以致只有通过废话般的“damn”、“fucking”及大麻一类的刺激物才能短暂地多少恢复一下身体的感觉。文化革命的部分残余能量在随后的年代里奇特地转变成对身体的关注，但在对身体的高度关注中，身体也被象征化了，成了某种和器官、组织没多大关系的符号。“用不了多久，当代批评中的身体就会比滑铁卢战场上的尸体还要多。”特里·伊格尔顿说，“在这种时髦的身体学转向的情况下，书店里越来越辨不清哪儿是文学理论部分，哪儿是软色情书架，哪儿是罗兰·巴特的后期著作，哪儿是杰基·柯林斯的最新小说。许多迫不急待的自慰者肯定会拿走一大册看上去很性感的书，结果发现自己攻读的不过是那个飘浮的能指。”[31] 这个“飘浮的能指”是文化革命另一部分残余能量全神关注的对象，即那个由大量符码堆积而成的“文本”。这种近乎狎昵的把玩态度同样有软色情倾向，是革命能量从现实领域撤入语言领域后孤芳自赏、自以为是和自我无限繁殖的结果。巴特有理由将其视为类似“密谋”的政治策略，在解释自己何以进入法兰西学院这个传统文化堡垒时，巴特说：

但问题是，资本主义体制不仅接受或认可了文字色情主义的“弄虚作假”，甚至给予其高得令人妒嫉的交换价值。发生在象征领域的反叛实际成了现实的同谋。我们可以看到，当初显现在《麦田守望者》中的政治寂静主义在与现实的疏离中走出了多远，以致走回了现实，正如霍尔顿最终以一个无害的浪子形象回到纽约并擦去了墙壁上那句用粉笔涂抹的脏话——他其实大可不必擦去它，因为那已经是一个飘浮的能指了。

全文完

本文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本公号发表的文章，版权归《外国文学评论》杂志所有，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