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19年岁末，为了疗治这一年的春天在马蒂尔德那里遭受的情伤，司汤达尔开始投入写作。此前已经发表了两部历史和传记作品的司汤达尔，本来打算埋头创作一部小说来纾解心中的烦闷，然而不久之后，对这段失败的恋情展开直接和冷静分析的想法很快压倒了胸中激荡不已的虚构和抒情欲望，于是，我们看到的不是围绕这段异国恋情铺开的一则凄美的爱情故事，而是一部被命名为《论爱情》（1822）的、险些被埋没于地下的散论作品。尽管多年之后，马蒂尔德带给作家如此长久的懊悔和伤痛在小说《红与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论爱情》封面

在晚年写就的自传体小说《亨利·布吕拉尔传》（1835—1836）中，司汤达尔宣称，“爱情对于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准确地说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不同于后来发表的小说《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论爱情》的体裁是科学论文，它致力于对爱情进行心理学和社会学分析，作家试图遵照其崇拜者特拉西的观念学理念，建立一种超越于个别爱情现象之上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爱情的观念学”，即所谓“爱情之激情”（amour-passion）理论。1818年3月经人引荐，司汤达尔结识了一年前与其丈夫刚刚解除婚约的马蒂尔德，并迅速爱上了她。马蒂尔德是生活在米兰的意大利爱国主义者和烧炭党人，在作家眼中，她就是达·芬奇一再加以描摹的“伦巴第之美”的化身，她的出现使司汤达尔陷入了因羞涩难当和举止失措而致的瘫软无力状态，不能自拔。1819年6月，也就是马蒂尔德为了躲避司汤达尔离开米兰之后不久，司汤达尔在信中向前者坦白：“我从来就没有具备过向我一点儿也不爱的女人施以引诱的才能。直到我对你萌发了爱意，我就变得羞涩起来，您可以从我在您的面前表现出来的情不自禁中判断出来。”这实际上是司汤达尔的自我辩解之辞，我们知道，马蒂尔德之所以由最初为司汤达尔的爱所深深触动转向对他的冷漠和躲避，据说是因为马蒂尔德听信了司汤达尔是一个单纯引诱者的说法。

然而与马蒂尔德之间短暂的结识、爱恋、分离的过程为司汤达尔的“爱情之激情”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灵感来源。作者以自己在萨尔斯堡附近一家盐矿所观察到的自然结晶现象，来比喻处于恋爱当中的年轻男子对年轻女子的完美化想象：“在您内心开始为一个女子所占据之际，您无法看到她真实的样子，您所看到的无非是您所愿意看到的她的样子。可以比较一下您在对这些美丽的钻石最初的兴趣驱使之下产生的那些有利于您的幻象，它遮盖了被冬日的严寒摧落了树叶的枝干，这也没有被那些处在初恋当中的年轻男子们注意到。”

《论爱情》如作者所愿，将他对马蒂尔德的个人化的恋情提升到一般性的爱情高度，“爱情之激情”的论述仿佛普遍适用于不同的地域、民族、国家和历史。但是，司汤达尔似乎对这个“科学”结论并不满足。在《论爱情》第二卷中，他比较了法国、意大利、英国、德国、阿拉伯以及十二世纪的普罗旺斯等不同民族的爱情风俗，批评了法国人对爱情所持的虚荣态度，高度赞扬意大利的爱情自由和拜伦描绘的中世纪的“骑士-仆从”现象，推崇歌德笔下的维特身上体现出的更加追求幸福和艺术化的爱情。

司汤达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结晶的过程：博洛尼亚代表冷漠，罗马代表完美的爱情。旅行者从漠不关心的博洛尼亚出发，经过 "欣赏""认可""希望""喜悦 "这四个阶段的结晶，最终到达 "爱 "的罗马，并将爱人的优点放大。据称，他是在前往萨尔茨堡盐矿的途中，在一张扑克牌的背面画下这幅图的。

在司汤达尔那里，爱情是通向幸福的桥梁，是一种普遍的信仰和形而上学学说。一百多年之后，出生在小城纳沙泰尔、年方33岁的瑞士作家丹尼斯·德·鲁日蒙在其日后成为传世之作的《爱情与西方》一书中，断然否定了司汤达尔式的“爱情之激情”在西方历史中的真实存在。相反，他认为所谓爱情是自十二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中的骑士及其他精英阶层为了摆脱中世纪严苛的宗教和道德戒律而发明出来的一种激情，究其本质，爱情作为人类激情的种类是西方人基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而做出的象征性建构。换言之，爱情作为西方人的发明源于西方中世纪的诗学意识和爱情意识，是西方人应对当时的信仰危机和社会危机而采取的情感措施。鲁日蒙以古老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神话的世俗化历史为主线，一步步拆解了西方人的爱情神话，从而将西方的爱情话语追溯到奥克西塔尼游吟诗人创作的宫廷诗歌与来自异教的迦太基人的宗教抒情诗的相遇，后者是阿尔比诺斯替哲学的继承者。鲁日蒙认为西方的“爱情之激情”观念受到了阿拉伯神秘主义和诗歌的恶劣影响，其结果使得西方源自基督教的“圣爱”从此呈现出一种不断世俗化、泛滥化乃至走向毁灭和死亡的倾向。在此意义上，鲁日蒙给出了一个有关“爱情之激情”的定义：此乃爱情之爱情，“一种来自黑夜的积极的激情，它消费自己，并从它所设置的种种障碍中汲取养分，它的名字叫作死亡”。

《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浪漫》    

莫里斯·拉劳，1909年      

在司汤达尔那里，爱情意味着超越于一切感性之物质性之上的一种精神愉悦、完全遗忘的状态和完美的意识，一种涤除了平庸的现实生活的精神迷狂，这种柔情蜜意的感觉类似于艺术品给我们带来的高度的愉悦，在这个意义上，爱情就是幸福本身。然而，以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故事为例，鲁日蒙却认为上述“爱情之激情”并不能通向人类的幸福，相反，西方中世纪以来发明的爱情只能为激情本身的宣泄制造障碍，并且为了摧毁这些障碍而抛弃现实生活，最终走向毁灭和死亡。在1941年初撰写的题为《激情与希特勒主义的根源》一文中，身在美国从事反法西斯宣传的鲁日蒙断言，这种“爱情之激情”如若从个人走向群体就必然会带来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后果。

在《爱情与西方》一书的开篇，鲁日蒙声称自己是以一位非历史学家的身份来讲述西方爱情的历史，实际上，在这部为作者带来广泛声誉的著作发表不久，与其同处于一个学术圈子的一位历史学家就马上指出，鲁日蒙有关西方不存在所谓“爱情之激情”的说法并不符合西方的历史事实，其关于来自奥克西塔尼行吟诗人的影响推动了西方基督教“圣爱”观念不断世俗化，从而使后者具有了毁灭和死亡倾向的说法并不科学，其笔下为西方人所独有的爱情观念实际上也广泛存在于诸如印度这样的东方国家等等。公平而言，司汤达尔在《论爱情》中也说过“我们只有通过了解其他地方（爱情的）贫乏才能明了我们心中的所想（即爱情）”，鲁日蒙只不过重复了这一西方人在爱情观念上对东方人固有的文化偏见而已，即所谓“唯有西方人能爱，东方人不能”的说法。抛开这些文化偏见不论，应该认识到，爱情并非是一种亘古不变的情感，我们需要不断地开拓爱情的地理学和考古学，以便深入理解爱情本身的历史性和复杂性。

《爱情与西方》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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