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浮士德》第二部中的海伦剧以特洛伊战争和十字军东征为背景。在这部“古典-浪漫的幻象剧”中，歌德以相互接近甚至融合的诗歌格律和音韵为媒介，设置了古希腊异教习俗和海洋文明与中世纪日耳曼-基督教文化和陆地文明相遇的场景，以两者间的鲜明反差表明古希腊的美唯有在基督教文明的庇护下才能免遭毁灭的命运，其价值也唯有在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框架中方能得到认可和尊重。因此，歌德借该幕剧表达了自己以古典知识和艺术形式为用、以日耳曼-基督教文明为体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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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狄传》的身体写作与现代公众的构建

《项狄传》是十八世纪英国小说中最复杂的一部，经常被视为“异数”，但其看似奇崛异常的文本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同时代文化的回应，与启蒙精英思想和通俗印刷文化都有纠葛。因此，深入理解十八世纪英国“高雅”与“通俗”文化的分野和交融是解读这部小说的前提。《项狄传》中充满了对人物身体部位、动作和姿态的描写，大量借鉴笑话集、色情写作、潘托哑剧等通俗文化样式；但小说的身体写作又远比这些原型复杂，与这个时期的医学、哲学——尤其是活力论生理学和同情理论——有很多对话。在这些互文关系的基础上，小说提出了依靠身体描写推进情感流动、形塑现代公众的社会方案，并构想了一种结合具身感受和抽身反思的想象力，以抵御商业社会和通俗文化对个人情感的控制和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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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地缘政治视野中的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和精神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作家眼中，西伯利亚从与欧洲文明隔绝的东方异域，逐渐成为对俄国人来说具有救赎功能的国家内部空间。在晚年的政论和笔记中，对俄罗斯民族前途怀抱忧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确指出西伯利亚将在未来全球地缘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并一再呼吁国人重视这块土地下埋藏的巨大财富，承担起开发国家边疆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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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翅雀”到“楔尾雕”：

《树叶裙》的澳大利亚白人身份建构之路

澳大利亚作家帕特里克·怀特的历史小说《树叶裙》脱胎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经典俘虏叙事“弗雷泽夫人故事”，探索了欧洲白人与澳洲土著初次接触时的复杂场景，女主人公艾伦的土著化过程体现了怀特对传统俘虏叙事的反叛。《树叶裙》提出了怀特对澳大利亚白人本土化身份建构的思考，呼应了作家本人在公共生活中的态度转变。本文从后殖民理论与文化哲学视角解析《树叶裙》被构思和接受的社会文化语境，并集中探讨小说中自由的三个维度，即人身自由、精神自由和文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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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时代“不平则鸣”批评话语的异质重构论

朝鲜士人以“居然在我”的主体自任意识，在理解韩愈“不平则鸣”说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阐释传统。他们基于万物鸣和的周遍之理，在“鸣”的概念厘分中选择鸣其平、鸣其盛；主张以乐天知命的态度精研义理，修养心性，促使“不平”的情感复归于正。朝鲜文坛对“不平则鸣”的重构植根于事大慕华的治国政略与程朱理学的思想形态，实现了经世致用的外展型价值取向与温柔敦厚的内敛型审美取向的融合。这些批评话语构成了朝鲜诗学体系的重要一环，也体现了朝鲜文人在东亚历史格局变迁中对于如何建构文化正统的自觉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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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命运、民族：《铁手葛兹·封·伯利欣根》的

悲剧美学与赫尔德的悲剧理念

歌德青年时期的剧作《铁手葛兹·封·伯利欣根》以德国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为历史背景，历史、命运和民族构成了该剧悲剧美学的三大关键词。这三大关键元素也正是青年歌德的精神导师赫尔德的核心悲剧理念，后者认为悲剧应与本民族的历史相关，悲剧中繁复的场景可构成主人公整一的命运之链，同时具有民族历史性的悲剧命运也会让整个民族深受感动，形成最大的悲剧幻觉效果。歌德该剧正是对赫尔德悲剧理念的成功实践，从而开辟了走向现代德国悲剧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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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与伍尔夫“俄罗斯远航”的重启

1930年代，面对新的战争威胁及英国社会的失序，伍尔夫在小说《岁月》中重启了与俄罗斯文学、文化的对话。通过引入尼古拉斯这一灵魂教导者，小说凸显了在意识形态之战中坚持自我审视的重要性。但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国热”时期不同，此时的伍尔夫不再只强调俄罗斯文学注重精神内省的一面，而是更加关注其社会政治维度，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调和价值冲突、实现团结。不过，伍尔夫并不真正相信“俄罗斯灵魂”指向的那种普遍和谐，小说《岁月》最终呈现了一种不完美却保持开放的交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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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麦种》与恩古吉的人民转向

恩古吉·瓦·提安哥的小说《一粒麦种》以肯尼亚独立前夕的盛况为背景，穿插叙述肯尼亚“紧急状态”时期的社会历史，字里行间透露出主人公穆苟的不安与惶恐，与独立前夕乌胡鲁庆典的狂欢形成巨大反差。本文拟从文本中的这种张力出发，探索作品的历史语境与现实关怀。一方面，穆苟的焦虑透露了作家对后独立时代民族主义危机的隐忧；另一方面，主人公跌落神坛、变为革命叛徒的情节设置则隐喻了肯尼亚领导人肯雅塔神话的破灭。小说艺术化地再现了恩古吉对待民族主义精英的矛盾态度，对后独立时代肯尼亚的社会危机进行了寓言式书写，也预示了恩古吉在创作美学上的人民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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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法语文学与世界文学体系的变化

从“黑人性”运动以来，非洲法语文学已走过了近一百年的历程。这一有别于民族文学的新法语文学充满了不确定性，甚至在不同的时期面临消解乃至消失的危险。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非洲法语文学突然又显示为一股特殊的文学力量。本文从回顾非洲法语文学的百年历史入手，试图揭示其与世界文学体系的流变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在后殖民的语境里非洲法语文学是流散的、杂糅的，那么这也是当今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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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神”到“神人类”：俄国文学中的

“父与子”主题嬗变

一般认为，在十九世纪的俄国，由屠格涅夫开创的父与子主题呈现出逐步走向激进的西方化道路的趋势，即所谓片面地神化人类使命的“人神”过程。然而本文认为，俄国文艺中父与子主题中所隐含的“神人类”传统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这一线索始于画家盖依对父与子主题中的西化叙事的审视，中间经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上述人神倾向的批判和对回归俄国根基之新一代的展望，最终完成于索洛维约夫与梅列日科夫斯基对“神人类”思想形象的塑造。“神人类”传统揭示了俄国面对西方的深刻焦虑及其救世主义的宗教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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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十七世纪法国的身体隐喻政治：

从帕斯卡尔到博絮埃

身体隐喻是西方传统书写范式，指用身体或有机体等词汇指代宗教、君主乃至国家。十七世纪法国的身体书写继承古典有机体和中世纪教会理论，呈现了百年间随着近代社会转型而不断加剧的政教矛盾。这期间颇具代表性的作者当属帕斯卡尔与博絮埃，他们分属冉森主义和高卢主义两大重要思想流派，其身体书写的差异呈现出对国家起源、等级秩序以及宗教政策这三个政治主题的不同思考。针对这些政治主题，两人表达出各自的政教立场，分别勾勒出宗教宽容与主权统一的共同体愿景，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法国绝对君主制不断强化的历史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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