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生，男，1991年生，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赋学与域外汉学。

据《国朝献征录》载，倪谦“性极颖敏，书一经目，即记不忘”，明正统四年进士及第第一甲三人，拜翰林院编修，累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奉使朝鲜，远人一睹风采，悚然叹服”。其自撰的《朝鲜纪事》详录了出使始末及与朝鲜朝陪臣的酬酢应答之事，兹胪述如下：

景泰元年，倪谦奉使朝鲜朝，期间频繁出席宴请、游赏、赋诗酬答等活动。癸丑日，倪谦仅记《雪霁登楼赋》事，无一语涉及陪臣对此赋的评价回馈或酬答反应。反观朝鲜朝文人的记载，则透露出强烈的文化落差感、挫败感与焦灼感。成伣《慵斋丛话》云：

倪谦与申叔舟的唱和诗，选自《奉使朝鲜倡和诗卷》

朝鲜朝陪臣对倪谦的态度，由向前的哂鄙至后来的狂热崇拜，其转折即在《雪霁登楼赋》。此赋令馆伴郑麟趾不能敌，使众儒士见之屈膝，世宗遂命申叔舟、成谨甫往与之游，遂有申叔舟《和雪霁登楼赋》的对答。这段时间相当的史料，生动地再现了朝鲜朝文士面对倪谦作赋的“影响焦虑”及其表现出的一系列现场情态。李承召为申叔舟作《墓碑铭》时特书此事，且借倪谦语而推重公之文名：“庚午春，翰林侍讲倪谦等赍诏到国。世宗命公从游……翰林一见如旧，相与唱酬，称公为东方巨擘。翰林作《雪霁登楼赋》，公步韵和之。既还，寄诗云：‘词赋曾承屈宋坛，为传声誉满朝端。’其见敬重如此。”

这一作为外交文化对抗中的具体个案，确已超出寻常的交游唱和，而带有鲜明的国家意志形态。一方面，倪谦此次出使实乃临危受命，身兼颂扬文统与重塑国威的外交重任。其时前一年，明廷经逢“土木之变”，明英宗成为继宋钦宗、宋徽宗被金兵虏劫后又一位且是明代唯一一位被少数民族政权俘获的帝王，不仅直接导致皇权的非正常更迭，同时更使“天朝上国”的尊严扫地，国际影响力急遽下降。加上以脱脱卜花王为首的蒙古其他各部趁机袭击辽东地区，作为与中、蒙同处犄角之势的朝鲜朝，通过各种途径频繁搜集事态的相关情报信息，并以“上以事关兵机，秘不发”为慎重考虑上奏请免征兵而拒绝援助明朝；在迎诏礼仪等问题上，更是展现出强硬的外交姿态——改变了朱元璋为规范“华夷秩序”而要求的藩国行“五拜三叩头”的礼节，执意“鞠躬”迎诏。

明英宗朱祁镇相，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另一方面，“土木之变”前后，朝鲜朝正值世宗统治时期，国力臻于鼎盛。在文化体制的创设上，设集贤殿，妙选文学之士，内有做业甚勤、酬唱不休的申叔舟、成谨甫诸人，其文化独立的自觉意识表现得尤为炽烈。徐居正《东文选序》便云：“我国家列圣相承，涵养百年……是则我东方之文，非汉唐之文，亦非宋元之文，而乃我国之文也！宜与历代之文，并行于天地间，胡可泯焉而无传也哉。”在这一体两面的宏大历史语境中，朝鲜朝文士欲与中国文士斗才逞胜之心展露无遗。

观照倪谦出使事件，又鲜明地体现出两个面向。一是朝鲜国王、世子并称疾，不迎诏，仅让其他王子代行 ，这为《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杂事类存目》所发挥：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杂事类存目》中对《朝鲜纪事》的记载

二是“迂腐教官”的刻板印象与群体性认知，反在绝大程度上成就了倪谦《雪霁登楼赋》的隆誉。首先，倪谦赋有效地挫败了朝鲜群臣的文化自信心、自尊心。这种打击自然让他们心生不甘与反思，故在倪谦《雪霁登楼赋》与申叔舟《和雪霁登楼赋》后二十五年、明使户部侍郎祁顺于成化十一年奉诏出使朝鲜朝时，为扭转倪谦等人在双方诗文酬唱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而朝鲜文臣多为被动迎合的不利局面，朝鲜一方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斗巧策略。成伣《慵斋丛话》便有如下记载：

不过，徐居正精心策划的“斗诗”争胜策略，反落得受讽结局。柳梦寅《於于野谈》云：“远接使徐居正对祁顺敢为先唱，若为挑战……栗谷讥之曰：‘四佳有似角觝者，先交脚，后扑地。下邦人待天使，宜奉接酬和而已，何敢先唱？’此真识者之言。” 洪万宗亦记其中原委，且讥哂徐居正窃用蔡洪哲诗句的拙劣手段： 

祁顺与徐居正二人拟效倪、申故实，亦作“登楼赋”唱和酬答，双方二次同题创作的外交动机与争胜心态可谓达到顶点。  

其次，朝鲜朝文人热衷于词赋次韵的创作，不纯粹出于学习的心态与普通唱和的交际，还在于政治应对的现实需要——在外交接待中创制了“以赋体步韵”的惯例。金安老《龙泉谈寂记》云：

金安老在谈及这种自上而下推动式的次韵赋创作时，举陈鉴《喜晴赋》与金守温《喜晴赋次明使陈公韵》为例，后者在其次韵赋的序中亦详述了这一外交命制的原委：“赋者，敷陈其事，古诗之流也。诗之不足，则作赋以尽其意焉。翰林陈公之来使也，随其所遇，形于篇什，动盈卷轴，间赋《喜晴》，流丽动荡，浑涵演沱……仆窃不自揆，敢依高韵……故谋于宣命而为之《喜晴》。”

倪谦与申叔舟的唱和诗，选自《奉使朝鲜唱和诗卷》

然此已晚于倪谦事七载。且据现存朝鲜朝文集的载录，关于中国使臣与朝鲜朝文臣的外交词赋唱和，倪谦《雪霁登楼赋》与申叔舟《和雪霁登楼赋》当为肇始，尤具蚕丛开山的垂范意义。弥纶以上诸面，这一系列后续事件的文学发酵以及采取的外交应对策略，似乎皆可视为倪谦《雪霁登楼赋》带给朝鲜朝文士群体与文学文化发展的震撼影响的余波嗣音。

诗赋之学，亦出于行人之官。盖赋列六艺之一，乃古诗之流……夫交接邻国，揖让喻志，咸为行人之专司。行人之术，流为纵横家……周代之诗，非徒因行人而作，且多为行人所赓诵……盖采风侯邦，本行人之旧典，故诗赋之根源，惟行人研寻最审……由是言之，行人承命以修好，苟非登高能赋者，难期专对之能矣。

予与黄门给事司马先生奉使朝鲜，寓于太平馆，馆后有楼可眺，时景泰初元后正月七日，晨散步，积雪始霁，先生偕予而登焉。纵目之余……昔南国诸侯被文王之化，其仁民之余，恩有以及于庶类。诗人赋《驺虞》以美之，予于此必归恩于朝廷者，乃诗人之遗意也。览者尚以是求之。

次韵赋是依诗体次韵的形制，而施之于赋体创作，王芑孙《读赋卮言·和赋例》载：

因赋的体式大，用韵多，所以次韵、唱和创作也就变得更为困难。徐居正《次韵祁户部大平馆登楼赋》序云：“古者，诗有和无次韵，次韵起于后世。至如词赋，前辈未尝有次韵者，盖词赋押韵必多，多则韵强，韵强则才窘，才窘则不能骋其步骤，有牵强拘涩之病。此古作者所以避而不居也。”

从形式上看，“和韵也还是一种趁韵……就学理说，凡是真正能引起美感经验的东西都有若干艺术的价值，巧妙的文字游戏，以及技巧的娴熟的运用，可以引起一种美感”。次韵唱和，因难见巧，正是赋家们自觉追求高超技艺以期达于化境的需要。从内容上看，这种兼具国家间文化自任与文学竞争的心态，则会有效地增强创作欲望，坚定摆脱规制束缚的意念，从而使其观察事物的眼光更敏锐，精力更充沛，思维更活跃，思路更开阔。

金安老与徐居正对词赋的双重体认正是朝鲜朝创制“以赋体步韵”之外交应对策略的学理所在，观申叔舟《和雪霁登楼赋》序可见：

申叔舟墓，他与妻子尹氏合葬

赋序这一体裁具有鲜明的文学性倾向，可以视为相对独立的美学对象进行观照。申叔舟此序综合涵盖了赋序的多重表现功能，不仅交代作赋缘由与题旨，更对倪谦《雪霁登楼赋》进行了美学赏鉴式的文学批评：“出入乎三闾”的溯源，不仅指出倪谦赋的楚骚体貌，更是对倪谦自觉认同与屈原“左徒”同属的行人身份的判定；而“凌轹乎两都”的定位，则又视其为同两汉京都大赋一样的存在，而非囿于登楼骋目抒怀之意。其“不揆孤陋，敢踵二苏和《归来之辞》”在传达尚友古人之情趣的同时，亦流露出对倪谦浓浓的知己情谊，从而彰显出传统文人士大夫试图通过与古、今贤哲对话而追求类同性的文化心理常态。且赋序又融史家技巧性叙事笔法而兼具小品文婉转流便之风，堪称与其赋文并作的杰构。赋题虽以“和雪霁登楼赋”为名，然其赋旨却如赋序所呈，通篇皆是自谦与敬仰之语：“翰林先生，学究天人，胸吞四荒。冰霜雅操，圭璋令望……至下国而驻节兮，拜后尘于趋走之行”；“坐深井而观天兮，敢求门而窥堂。日陪视乎游衍兮，瞻盛仪之趋翼”；“固陋质之难化兮，效捧心于东施。顾微末之不自量兮，庶榛芜之芟夷”；不遑备举。此赋是收录在徐居正奉敕主编的《东文选》中的唯一一篇次韵唱和赋，足见其在海东文坛的典范地位，亦可旁鉴倪谦《雪霁登楼赋》的影响效力。

自申叔舟、徐居正分别与倪谦、祁顺唱和后，尚有赵缵韩《次雪霁登楼韵赋》与蔡彭胤《太平楼次登楼赋》两篇追拟之作。其他同题者因特定外交语境的缺失，没有了国家间文学竞争的现实动机，遂将才力转向对王粲《登楼赋》的次韵拟效上，从而使得文学的目的更加纯粹化。综勘这些同题赋，又有两种差异化的选择面向。

金宗直相

一是以金宗直为代表，顺承王粲“登览伤怀”的情感旨趣，属情感共通之作，其《拟登楼赋》序便云“乙酉二月，余自密阳还京，道出沃川，渡赤登滩，登岸上楼，览物伤怀，遂拟仲宣登楼之作”。赋文以“后千载以登楼兮，心实获乎古人”开端，融织着思归故乡的眷念深情——“俯湍濑而窥鱼兮，想故川之鲂鲤。览荣木于聚落兮，怀故园之桃李。撷芳新于野田兮，缅故山之蕨薇。胶余心而莫舍兮，羌中道而怀归”与怀才不遇的政治寂寥——“果与世而龃龉兮，宜颠踬乎险途。既三釜之不吾谋兮，排国门而南徂”。洪宇远《拟登楼》亦从“后仲宣于千祀，登玉马之北楼”写起，申晸《次登楼赋》序同语：“余以傧接岛价衔命，莱山宴享酬应之暇，登览釜城台榭，俯仰今古，不能无羁旅伤感之怀，用次王仲宣登楼韵，以泻幽郁，匪敢曰效颦，览者恕之。”

文人士大夫大致相同的情感经历与政治命运凝结为一种较为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入仕用世的政治抱负与怀才不遇的抑郁情结，这种共同的文化心理背景反过来又将这类政治经历与体验加以强化，并通过同题追拟的积极实践表现出来。在类型化的创作中，在感受先人的同时，也表达与之相似的情感体验，故其篇章结构往往相类。

值得注意的是，李安讷将国家兴亡之感与报国之志寓于赋中而带有鲜明的干预现实的时代精神，其《次王粲登楼韵》序云“万历壬辰，忧倭贼之乱，奔窜岭北，流转关西，癸巳春，登成川降仙楼作”。

任相元《荪谷集》书影

二是以任相元为代表，无关“愉戚殊遇，古今异感”的情志抒写，而是追求一种形而下的“托事摛辞”的创作技巧，这类作品更多地带有模习色彩，抒发个人的趣味。其《拟王粲登楼赋仍用其韵》序云：“诗而步韵，俗矣，赋则尤不必步也……余登寒碧而吟赏之余，遂拟粲赋，仍次其韵。虽愉戚殊遇，古今异感，其托事摛辞，一也。若其蹈袭之诮，亦所不恤焉。”

既然赋作步韵不免于俗，且有蹈袭之诮，却仍有所不恤，足见其创作的自觉。申光汉《登楼赋用仲宣韵，壬辰夏寓雪城登主人家楼作》用仲宣韵，却与《登楼赋》赋旨孰不相类，竟以追念宗祖“吾宗初谍高阳兮，何末裔之多忧”为中情，通篇悼伤屈子之自湛：“屈子之自湛兮，中既激而难禁。岂离骚之贰故兮，死犹遗其楚音。异仲宣之作赋兮，怀旧土以讴吟。惟世臣与宗人兮，固殊体而同心。”

再如，朴泰辅《次南子闻登楼赋韵》，其序亦已自陈兴味：“南子闻之咸兴攀其城楼，以观沧海，次王仲宣登楼赋韵，以寄余。余壮其游，美其文而未有报焉。壬子暮春，病于北麓之小室，怀郁郁不能开，益羡南子之游，而窃恨不能自致也，遂用其韵以复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