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早期现代工业文明制造出的典型城市贫民区景象。它街道狭窄，路面肮脏，光线幽暗，迷宫一般的房屋布局似乎就是为了隐藏各种丑恶事物。对年幼的奥利弗来说，这一片神秘区域让他感到既害怕又好奇。正是这种复杂的感觉驱使他不断把目光投向贫民区深处，他不止看见破败的房屋、拥挤的街道，还注意到里面行踪诡秘的居民以及他们“脸上的苦相”。类似的贫民区景观描写在小说中还出现过多次，每次都不仅展示贫民区客观环境的污浊破败，更暗示了其居民在道德和法律上的可疑。比如，当奥利弗第一次被达金斯带到费金的老巢时，他也“好几次不由自主地往经过的街道两侧偷眼望去”，不仅看到了狭窄泥泞的街道、无人照看的孩子、酗酒滋事的男女，更注意到“有好几户的门口，一些凶相毕露的家伙正小心翼翼地往外走，一看就知道不是去干什么好事或者无伤大雅的事”。

十九世纪伦敦贫民窟街道

如果说这些景象都可被视为作者借奥利弗的视角所进行的描写，体现的是一个儿童对陌生地域的恐惧、想象甚至偏见，那么第26章以全知视角对费金贼窝的描写无疑体现了狄更斯本人的“某种叙述立场或道德判断”：

在这段描写中，“叙述声音是通过中产阶级的眼睛观看这些景象的”。作者对贫民区作为罪恶隐藏地的想象明显大于他对真实景象的描绘，无论是狭窄闭塞的巷子、沉默寡言的商贩，还是黑黝黝的后厢房，其主要作用都是在强化贫民区的神秘莫测之感。席拉·史密斯曾对狄更斯的这种“以描写处于安全距离之外的……社会上的可怕事物为乐事”的贫民区书写提出过批评，认为狄更斯虽然同情穷人，却还是把他们假想成了“一群野蛮人，［他们］与整个社会的文明表象不断形成鲜明的反差”。

狄更斯的人物塑造常因其扁平化特征而遭人诟病[20]，在《雾都孤儿》中，这一不足更多地表现在他对人物外形的描写上。该小说中的人物外貌特征几乎就是内在道德品质的直接体现，好人和坏人基本可以通过相貌美丑区分开来，差不多所有坏人都有让人生厌的相貌，比如克雷波尔“身材粗笨，面容呆板，大头鼠眼”，机灵鬼达金斯“长着一个狮头鼻，额头扁平，其貌不扬的邋遢少年……个子偏矮，一副罗圈腿，敏锐的小眼睛怪怪的”，基特宁则“长着一双闪烁的小眼睛，脸上痘疤密布”；老费金更不必说，“这个狰狞可怕的老头看上去像一只令人恶心的蜥蜴”，“他那牙齿脱落的龈肉中露出几颗照说只有狗或者老鼠嘴里才有的尖牙”。狄更斯对这几个人的外貌描写都重点突出了其鼠相特征，如“小眼睛”或者“尖牙”。

英国插画家弗里德里克·佩尔索普（Frederick Pailthorpe）为《雾都孤儿》所绘插图

如果说上述几个人物都是小说中的“坏人”，狄更斯丑化他们的形象尚可以理解，那么他对几位边缘穷人角色的描写则需要我们另做一番解读。这些人物对情节的进展来说作用微小，然而每当他们在故事边缘闪现时，狄更斯似乎总要将他们的丑陋面貌诉诸笔端。例如当奥利弗跟随苏尔伯雷到一户穷人家里处理丧事时，他所见到的死者家属“看上去和他在屋外见到的老鼠实在太相像了”，尤其是那位老太婆，“满脸皱纹，仅有的两颗牙齿突出，挡住了下唇，目光炯炯有神”；在老沙丽去世时，狄更斯也刻意指出最终陪伴她的是两位丑老太婆，其中一位是“一个干瘪的、相貌奇丑的女贫民”，“上了年纪而且弯腰驼背，瘫软的手脚直打哆嗦，脸歪嘴瘪，还老是咕咕哝哝地翻白眼……不如说像是一个信笔涂抹出来的老怪物”。非但如此，就在她俩出场的这个小片段里，狄更斯似乎总是忘不了反复提及她们丑陋的长相，有时候是近距离的特写，“火苗把一团惨白的亮光投射到她们枯槁的脸上，将她俩那副丑八怪的样子照得更加狰狞可怕”，有时候则干脆称呼她们为“两个丑八怪”、“两个干瘪老太婆”。这些例子恰好印证了奥威尔对狄更斯的指责：“虽然在反对富人这一立场上，狄更斯的确和穷人站在一起。但要想让他不把工人阶级的外貌视为一种污点，几乎不可能。”

恰如上一节提到的狄更斯对穷人贪吃相的描写一样，这种对穷人的脸谱化速写也不能被简单地归因于作者的单调笔法。它们暴露出作者的某种深层潜意识，包括对底层穷人真实状况的想象力的匮乏、对他们作为潜在犯罪群体的恐惧和厌恶以及对他们的道德状况的不信任等等。除了用想当然的文字反复描述他们丑陋的群像并暗示其堕落，以符合中产阶级读者对危险阶级的既有想象之外，狄更斯似乎难以用更深刻的笔触抵达他们的真实状况。正是想象和真实之间存在的这种差距导致狄更斯在处理某些文本细节时出现了前后矛盾，比如他在前面刚说克雷波尔的长相是“身材粗笨”，后文却又说他“四肢细长……体瘦多骨……两条腿又长得出奇”。对于狄更斯这样的严肃作家来说，这种细节上的破绽并非微不足道。它说明狄更斯在描写克雷波尔的外貌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借用了符合中产阶级观念的穷人群像，使其成为阶级偏见和主观投射的产物，并导致行文前后不统一。

意大利学者戴拉·波尔塔研究面相学的

专著《论人类的面相》

实际上，从十八世纪后期开始，资产阶级犯罪学者便热衷于从生理学方面寻找犯罪行为发生的缘由，来自生物遗传学、颅相学、面相学等领域的知识都被混杂运用于犯罪研究，形成了一套颇有影响的伪科学话语。J·布鲁斯·汤姆森在其《论犯罪的遗传性》一书中以十分肯定的语气抛出四个论点：“第一、存在一个与其他文明人迥异的犯罪阶级；第二、犯罪阶级有非常特别的生理和精神特征；第三、罪犯家族史证明犯罪具有遗传性；第四、犯罪阶级不可救药的本性也说明犯罪具有遗传性。”一些迷信颅相学的研究者甚至会经常造访监狱，试图从犯人的头形和相貌上概括出坏人常有的一般特征。几乎在《雾都孤儿》发表的同一时期，一位调查者进入伦敦新门监狱考察后发现，犯人们在外形上都“有明显的动物特征”，其中一些男孩尤其明显，“他们的脸庞跟猴子有些近似”。汤姆森经过常年在监狱里开展“科学”研究后也发现，监狱中关押的罪犯都有一副瘦削、丑陋的面孔和猥琐的表情，单从外貌上就可以轻易把他们与正常人分开。显而易见，这些原本都是没有事实依据的阶级偏见，但所谓的研究者却打着科学的幌子，以确信的语气描绘穷人相貌，刻意放大他们身上因物质生活条件造成的某些生理缺陷，比如因营养不良导致的牙齿和身材畸形等，目的不过是最终论证所有的穷人和罪犯在丑陋的相貌和堕落的品行上具有家族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又通过混乱的婚姻和糟糕的成长环境被一代又一代传递下去，成为“遗传性堕落”。汤姆森称其为犯罪遗传学，并摆出一副很“科学”的姿态说道：“这些在过度拥挤的背街陋巷和死胡同里闻着肮脏的空气出生并长大的穷人和犯罪阶级有一种生理上的退化，他们是完全不同于生活在伦敦西区空气流通的街道和广场的富裕群体的一群男女。”

应当说，狄更斯在显意识层面对这种偏见持批评态度。狄更斯的不幸童年早已为人熟知：孤独无助的少年、冷酷的济贫院、无法摆脱的饥饿和永远干不完的苦力活，这些都是他的童年记忆，也是他对一切贫穷和受压迫者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同情的原因。就在奥利弗刚出生的那一刻，狄更斯用全知叙述视角表明了他的态度：“他打从一出世唯一掩身蔽体的东西就是裹在他身上的那条毯子，你说他是贵家公子也行，是乞丐的贫儿亦可。就是最自负的外人也很难确定他的社会地位。”显然，狄更斯在有意批评那种以貌取人、以出身论贵贱的阶级偏见。刚出生的婴儿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被穿上代表贫富贵贱的不同服装后，便被赋予了不同的阶级身份。以邦布尔为代表的中上层阶级对穷人总是很傲慢，这种傲慢有很大一部分无非来自身上所穿的代表金钱和权势的华丽衣服。狄更斯讽刺道：“扒下主教的法衣或者干事的三角帽——他们成了什么了？人，普普通通的人。”

青年及老年时的狄更斯

然而，狄更斯在其显意识层面对出身决定论的批判与他在潜意识中对传统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坚持之间并不一致。在显意识里，他不认为穷人从一出生就是相貌丑陋、道德堕落的坏人；但在潜意识中，他却似乎认同好人都有与生俱来的美好容颜和不受腐蚀的善良天性。尽管小奥利弗在济贫院受尽虐待，“然而不知是由于造化还是遗传，奥利弗胸中已种下了刚毅倔强的精神”。在棺材铺遭受不公正对待后，他也不屈服，“因为他感到自己内心有一种正在增长的尊严”。布朗罗初次看到奥利弗便感受到“那孩子长相上有一种什么东西……某种触动我、吸引我的东西”；当奥利弗受赛克斯胁迫初次作案被抓后，众人从他的面相上就断言“这可怜的孩子绝不可能是一帮强盗的徒弟”。俊俏的脸庞和温顺的眼神就是奥利弗的护身符，似乎它们可以轻易地打动别人，证明奥利弗的善良天性。

最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是格林维格对两类孩子——而非成年人——的划分：“一类是粉脸，一类是肉脸。”格林维格强调孩子相貌的差异其实就是在强调他们天性的不同。他所谓的“粉脸”就是标致的面孔和让人愉悦的表情，象征着高尚的人性和良好的教养；“肉脸”则意味着凶狠和丑陋，让人想起本性上的贪婪和堕落。粉脸和肉脸的区别实际上就是好人和坏人之间的区别，也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别。尽管奥利弗有着一张粉脸，是“一个脸白得像粉笔的小毛孩子”，仪表举止也不错，但由于他是穷人的孩子，而且还因为乱扔橘子皮显得缺少教养，格林维格便拒绝承认他是一个真正的好孩子，甚至怀疑他是个小偷，提醒管家“有没有晚间清点餐具的规矩”。这恰恰说明，粉脸和肉脸的区分暴露了以格林维格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对穷人的偏见，也暴露了狄更斯在潜意识中相对简单却固执的资产阶级人性观。他虽然未必真的把穷人都想象成长着肉脸的坏人，却倾向于把好人都想象成长着粉脸的富人。小说中有一个值得留意的规律是，几乎所有的好人角色都仪表优雅，如布朗罗“面容非常可敬，头上抹着发粉，戴一副金边眼镜，深绿色外套配黑色的天鹅绒衬领，白裤子，胳膊下夹着一根精致的竹手杖”；梅莱夫人“腰板挺直……穿着极为考究严谨”；露丝的长相则几乎汇聚了狄更斯对女性美好特征的所有想象：“这位小姐光彩照人，正当妙龄……可以说天生丽质，模样娴静文雅，纯洁妩媚……聪慧在她那双深邃的蓝眼睛里闪耀，展现在她高贵的额头上，这种聪慧就她在这个年龄或者说在这个世界上似乎颇为罕见。”

狄更斯在描写好人/富人和坏人/穷人相貌上的这种明显差别完全符合当时中产阶级读者的主观想象，表明狄更斯未能摆脱由资产阶级主导的意识形态偏见，这可能也正是奥威尔嘲讽他“喜欢资产阶级的长相和口音” 的原因。奥利弗有着并不低贱的出身，他的父母也都有值得尊敬的社会地位和高贵的道德品质，这似乎正是他从小具备那种不被腐蚀的天性的原因。无论费金和赛克斯用什么手段，“将毒汁缓慢注入奥利弗的灵魂，企图将那颗心变黑，永远改变它的颜色”，他们都无法诱使他堕落，费金最后甚至不得不承认，“他不像别的处境相同的孩子”，“我抓不到把柄，叫他变坏”。由此可见，在狄更斯的内心深处，他同样相信在一个人是否会做坏事的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不是环境而是人的本性，或者说道德良知。这与当时的资产阶级犯罪学研究者们所宣称的“贫穷与犯罪无关”、“穷人犯罪完全是因为天生的道德堕落”等论调并无本质差别。

《雾都孤儿》(2005年电影版）费金剧照

英国画家约瑟夫·克雷顿·克拉克（Joseph Clayton Clarke）为《雾都孤儿》中的费金所绘插图

当今很少有历史学家真的相信十九世纪的英国曾经存在这么一个有组织的人数庞大的危险犯罪阶级。它不过是源自资产阶级对穷人的想象，是一个话语建构物。然而，这种“虚构”带给底层穷人的后果却是实实在在的。穷人被等同于犯罪阶级，他们身上汇聚着中产阶级厌恶的各种不良习性，并被解释为他们糟糕生存状况的根本原因，由此资产阶级在道德上的优越感便得到了确立，进而摆脱了对穷人进行救助的社会责任。而像马尔萨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学者把穷人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冗余人口也就不足为怪了。在马尔萨斯看来，消灭贫困的关键在于限制穷人的欲望，改造他们的道德，减少救助，并尽可能降低他们的生育愿望，因为在贫穷和罪恶中长大的孩子只会给社会带来更多麻烦。社会应当让穷人认识到他们自身的状况，并为自身负责：“贫穷是由穷人自身的失败招来的……它经由邪恶、污秽和道德上的无知所传播扩散；对穷人的公共救济会破坏他们的工作愿望。懒惰是人的天性。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道德教育，教人学会自立。”

萨义德及其著作《东方学》封面

这正是狄更斯创作《雾都孤儿》时所处的社会语境。应当承认，狄更斯并不赞同此类论调，他和奥利弗有着相近的童年遭遇，对后者有着深刻理解和同情，对富人的阶级偏见也非常厌恶，所以能够有意识地提出批评和讽刺。然而，小资产阶级出身让他在意识形态上还是更愿意向中产阶级靠拢。当他创作《雾都孤儿》时，他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对穷人的偏见和不信任也与日俱增，只不过这种偏见和不信任十分隐蔽，甚至连他自己可能都意识不到。同时，他对资产阶级的道德良知又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虽然这在他后来的作品中有所改变，恰如阿尔林·扬所说：“随着他逐渐进入中产阶级社会，他也同样感觉不舒服，并且随着年龄增长，对资产阶级社会也日益感到失望。”这也正是他晚期作品越来越具有社会批判性的原因。不过，至少在《雾都孤儿》所描述的世界里，我们还是可以清楚看到狄更斯批判视野的局限性。以梅莱夫人和布朗罗先生为代表的富人们永远生活在物质充裕之中，我们不知道也似乎不必关心他们通过什么具体渠道获得了他们的财富。那些穷人却永远生活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死亡边缘，要么靠犯罪侵占别人财富，要么像奥利弗一样因为坚守品德而最终获得巨额遗产作为褒奖。在狄更斯看来，罪恶的根源并非不公正的阶级剥削制度，而是日渐迷失的道德品质，因而他所关心的也就不是根本性的社会改革，而只能重提那些资产阶级学者经常给出的温柔却无用的建议：“如果没有强烈的爱，没有仁爱之心，如果对以慈悲为信条、以博爱一切生灵为最高标准的上帝不知感恩，是绝对得不到幸福的。”

狄更斯诞辰两百周年之际纪念报纸

狄更斯虽然从人道主义角度对穷人的悲惨际遇怀有同情，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剥削结构缺少认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用道德良药改善资产阶级与穷人之间的关系：“一方是纯洁无瑕而又和蔼可亲的慷慨给予，另一方是发自肺腑的最最真挚热切的感激之情。”这就是他所想象的最美好的阶级关系。2012年，狄更斯诞辰两百年之际，英国《BBC新闻杂志》刊发的一篇文章对狄更斯的社会贡献进行了回顾，该文作者虽未像奥威尔那样彻底否认狄更斯的社会批判性，却也指出狄更斯“实际上并未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带来多少实际有益的社会变革”。作者在一家有着广泛影响的英国主流媒体上如此评价他们的文化偶像，非常耐人寻味。

  新媒体排版：李秋南

新媒体审校：乐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