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背景是苏格兰北部、原属挪威的设得兰群岛。这片位于大不列颠最北部的岛屿群，被称为“极北区”之地。岛上原住民是皮克特人，但在公元八世纪时被入侵的维京人驱逐。维京人以设得兰岛为中心，在大西洋领域建立起了一个新的“维京世界”，设得兰群岛因此具有了重要的战略意义，即“从挪威西部到富饶的凯尔特不列颠的中间补给站”，被当时的维京人用作攻击苏格兰与爱尔兰等地的重要中转基地，对不列颠的安全构成了很大威胁。设得兰群岛一直处在挪威的管辖之下，直到1469年挪威公主玛格丽特被嫁给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三世，该群岛作为陪嫁被划入苏格兰版图，其治理权被苏格兰政府授予当地的伯爵家族，并通过总督所任命的总管来行使权力。在挪威统治期间，该群岛的土地制度推行“土地自由保有权”，保护土地所有人的绝对财产权。苏格兰接管设得兰群岛后改弦易张，以封建土地制度取而代之，之前主要由挪威人和丹麦人构成的北欧自由农民只能向地主租种土地为生。亚当·格莱德耶认为，至十七、十八世纪，设得兰岛上已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反苏格兰”情绪，岛上的居民，至少是岛上的贵族精英阶级，已明确将苏格兰视为敌对的“他者”。这一点对帮助我们理解《海盗》至关重要。在小说中，以马格纳斯·特雷尔地主为代表的古老高贵的挪威家族对苏格兰统治者极为反感与痛恨，对苏格兰政府派来担任总管一职、热衷于“进步与改革”的农学家崔普托尔马斯·耶老莱嗤之以鼻。标题中的“海盗”指的是年轻的海盗船长克里夫兰，他象征着古代北欧神话中高贵英勇的挪威海盗王，小说情节围绕着他与英国青年莫当特共同追求特雷尔的两位女儿的曲折故事展开。小说最为突出的特色就是对设得兰岛上北欧文化风俗的详尽丰富的描述：岛上的居民讲挪威语，崇拜古代北欧传奇中的狂战士、海盗王，对北欧神话中的魔法、巫师、侏儒的传说非常着迷，娱乐生活保留着北欧古代的剑舞与埃达的吟唱传统。此外，司各特还在《海盗》正文后特地附上了冗长的附录，对设得兰岛上的神话典故、民间传说、宗教信仰、地理景观、风俗习惯不厌其烦地逐条做了百科全书般的解释。安德鲁·沃恩认为，《海盗》的问世“首次为英国读者提供了了解维京时代海盗王的机会，产生了持久而重要的影响”

司各特《海盗》多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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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海盗》的文学价值在出版之初受到的评价并不高。1821年出版的《绅士杂志》评论称：“《海盗》这部小说对作者的声誉既无增益，亦无贬损……它对设得兰岛进行了测绘学意义上的描述，也刻画了岛上居民的风俗习惯，但却不是一个能够激起读者同情心或好奇心的故事。”其后，该作品相关研究成果也相对冷清，多以文化研究与比较研究为主，如保罗·史密斯研究《海盗》中北欧剑舞的知识来源，并分析了司各特描写这一特定文化习俗的动机；希瑟·奥多诺霍讨论了古代北欧冰岛文学对司各特的《洛克比》与《海盗》这两部作品的具体影响；莫妮卡·科恩的研究则聚焦小说中北欧传统的财产权观念与英国十九世纪流行文化的物权观念之间的联系，等等。近年来，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兴起，也有学者尝试从这一角度重新审视司各特的作品，但却很少论及《海盗》这部小说。

本文提出，《海盗》是一部被低估的作品。司各特作为十九世纪第一个描写北欧文化的英国作家，其立场、态度都有着深刻的示范意义。小说中有关北欧文化的书写接续并丰富了浪漫主义时期英国人的北欧文化想象，但却一反常态地颠覆了司各特以往历史小说中塑造的英勇而淳朴的苏格兰人形象。苏格兰人借助所谓的“进步”理念，急迫地想要对“落后”的文化进行彻底改造的举动，反映了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知识分子渴望“改良”的愿景，亦是他们对十九世纪初高地清地运动的反思，体现了他们与英格兰联合时产生的身份焦虑。小说中有关设得兰、苏格兰以及大英帝国之间关系的描述，以及由此产生的多层次的殖民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浪漫主义时期英国国家身份建构这一主题。

《海盗》中蕴含着一种迫切的进步观念，在小说中体现为苏格兰政府派往设得兰群岛担任总管一职的崔普托尔马斯对农业改革的孜孜追求。他对改革的执念看似极端到滑稽可笑，但其中蕴含深意。

一方面，它反映了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知识分子渴望“改良”的愿景：农业改革计划体现了苏格兰思想家们对当时自然灾害的反思、焦虑与对解决方法的思考。苏格兰总管向岛上挪威原住民推出的农业改革计划，带有强烈的实验性质。这符合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提出的要在“实证”基础上思考与设计社会改革的主张。另一方面，就经济发展与文明程度而言，设得兰岛之于苏格兰，好比苏格兰之于英格兰。与英格兰相形见绌的苏格兰对设得兰岛上的挪威人来说却是了不起的先进文明：“尽管苏格兰人的农艺很是肤浅，但是它们毕竟远比极北区人所知道和实践的更为高深。”这句话承认了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的差距，但又流露出苏格兰与更落后文明比较时产生的虚荣感，体现了苏格兰人在统治与管理岛上的挪威人时，因与英格兰的利益一致而表现出的大英帝国立场。

古希腊神话中受丰饶女神青睐、负责教授人类

农业的半神特里普托勒摩斯

《海盗》中对农业改良念念不忘的典型人物是苏格兰农学家崔普托尔马斯。崔普托尔马斯这个名字来源于希腊神话中的神祇Τριπτóλεμοζ，他生于古希腊的阿提卡城，受主管农耕、丰饶之女神得墨忒耳的垂青，跟随她去各地向人类传授种植粮食的方法。与此呼应，小说中的崔普托尔马斯在大学期间对历史、诗歌、神学丝毫不感兴趣，唯独喜爱那些与农业改良相关的作品，包括维吉尔的《牧歌》与《农事诗》，还能够成篇背诵威廉·兰伦德 的《庄稼汉皮尔斯的梦想》。作为被苏格兰政府派往设得兰群岛的总管，他眼中的设得兰岛上的挪威原住民是一群迫切需要启蒙与教育的“野蛮人”，亟需向先进的苏格兰学习。岛上的一切都需要改革，不仅仅是需要更先进的农具与更精美的房屋，古代挪威重量单位“毕思马”和“里斯庞”也需要统统废除，甚至岛上原来的马匹也是“该死的劣种”，要从兰开夏郡运来雄马、埃尔郡运来良种母马取而代之。司各特特意对崔普托尔马斯的外表与举动进行了夸张化的渲染——他不仅“身材矮小、举动笨拙、岔开着两条短腿，生就了一只大鼻子”，而且吝啬爱财——当他听说海上漂来一条鲸鱼，鲸油可以代替黄油的消息后，立刻兴奋地一跃而起，挥动着一把清除厩粪的大叉，去与鲸鱼交锋，就像是海神涅普顿高举着他的三叉戟。更有甚者，每当他看到岛上的单柄犁、掘泥用的“特威斯卡”、运货的滑橇等这类古老、粗笨且简陋的农具时，“就像一位勇敢的武士看见他即将与之厮杀的敌人的兵器和旗帜” ，这些比喻无疑会让读者联想起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的滑稽场面。

用如此揶揄甚至辛辣的笔法塑造的苏格兰人形象，在司各特的小说中极为罕见，与其以往作品中表现的质朴、热情、好客等苏格兰人特质大相径庭。从1814年《威弗莱》问世，到1819年《艾凡赫》出版，司各特写作的背景都是十七、十八世纪的苏格兰。其中，《威弗莱》中尚武、忠诚的苏格兰高地氏族人民，《中洛辛郡的心脏》中淳朴、正直、坚毅的苏格兰农民，《修墓老人》中勇敢、顽强、不畏牺牲的苏格兰长老会清教徒，《红酋罗伯》中富有反抗精神、劫官济贫的苏格兰侠盗，都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与美好的印象。《海盗》中的苏格兰人形象发生了如此剧变，值得读者深思，需结合当时的具体历史背景才能对这个人物做出全面公正的评价。

司各特小说《红酋罗伯》封面及

电影改编版海报

不同于司各特在多数历史小说中直接在标题或开篇便点出故事历史背景的惯常做法，《海盗》对故事历史背景没有做出明确交代，但细心的读者可以从设得兰岛上一个小餐馆里人们只言片语的讨论中寻得蛛丝马迹。人们向常年跑码头、消息灵通的行商布赖斯询问最近有什么大新闻，布赖斯故弄玄虚，说他听到的新闻是“近三十年里，自从克伦威尔以来，人们没听说过的”。哈尔克罗接着问道：“该不是那儿又发生了另一次革命吧？……詹姆斯国王没像查理国王那样欢天喜地地回来吧？”从史实推断，克伦威尔于1658年离世，“近三十年”显然指向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而谈话中所提到的“查理国王”也应该是1660年4月成功复辟回归的斯图亚特王室的查理二世。哈尔罗克是从保王党人的角度出发，希望1688年被迫流亡海外的英王詹姆斯二世也能够像查理二世一样成功复辟。根据历史记载，詹姆斯二世于1689年3月12日登陆爱尔兰，掀起了“爱尔兰的威廉战争”，企图通过当地的天主教势力夺回王位。哈尔罗克的发问，说明这场意在复辟的战争还未发生。综上，《海盗》的故事背景时间可以被锁定在1688—1689年之间，这对我们进一步探讨这部小说的内涵有着重要意义。

十七世纪上半叶，苏格兰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抵制詹姆斯一世与查理一世强加给它的英格兰教会制度的斗争上，无暇顾及农业与工业发展，这一状况在光荣革命后有所改善。不幸的是，刚刚摆脱了宗教与政治危机的苏格兰，在十七世纪末又迎来了其历史上最严重的“七年饥荒”。“自1694年起，苏格兰各个地区谷物价格飞涨，食品供给出现短缺，到了1695年底发展成了全国性的危机……其中，农业不发达的苏格兰高地受影响最为严重，饥荒在1697、1698、1699这几年达到了顶峰……飙升的食品价格以及短缺的食品供应导致被饿死的人口数上升，随之而来的还有大规模传染病的蔓延。

被剥夺王位后流亡法国的詹姆斯二世

发动了“爱尔兰的威廉战争”

至十七世纪后半叶，英格兰的农业改革已然启动，农学家们在实验和引进新成果方面兴致勃勃，信心满满：“新的水果品种被培育出来，新农具得到使用，新的肥料施入了土壤……伊夫林对身边的农夫们给予了种植技术上的指导。坦普尔……进行了多项园艺学的实验，证明了许多原先生长在更宜人的气候下的娇弱的水果经过工业改良后，亦可以移植在英国的土地上。”

在爱丁堡大学接受教育的司各特受苏格兰启蒙运动影响颇深。伊恩·邓肯认为，休谟的认识论为苏格兰启蒙时期的小说提供了哲学基础，这一点在司各特的小说中得到了明证。除休谟之外，弗朗西斯·哈奇森、亚当·斯密等苏格兰启蒙运动主要代表人物也都对当时更加先进、更加发达的英格兰抱有相当矛盾的态度。1707年《联合法案》签署后，苏格兰文化精英一方面想要保留与凸显苏格兰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如休谟的《英国史》就被认为反映了“苏格兰人凌驾于英格兰人的优越性”，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积极思考两者合并之后，苏格兰应如何向英格兰学习，汲取其在经济理论与科学技术方面的先进经验，且“七年饥荒”这场浩劫使得该问题显得更加重要而紧迫。因此，苏格兰启蒙运动期间，学者们先后成立了“农业知识改良者之荣誉协会” 与“爱丁堡精英社团”等组织，呼吁“引进英格兰的方法——包括引进苜蓿等新农业作物，学习循环施肥的新方法，开发新农具，改革土地所有权等”。与此同时，苏格兰的大学也愈发重视化学、植物学等有关农业改良方面的课程，知识分子也纷纷据此主题著书立说。华莱士对此评价道：“苏格兰对于……农业改良的兴趣正在与日俱增。”亚当·斯密也在《国富论》中大力倡导农业改革与改良，认为这是国民财富的基础。因此，在进步社会的资本投放顺序中，农业应排在首位。

综上，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进步观念”深入人心，这种迫切的需求与苏格兰在十七世纪末遭遇的农业危机与经济窘境相关，苏格兰因此也开始走上了殖民扩张的道路。然其国力孱弱，为了能与英格兰及其殖民地开展自由贸易以及在拓殖的过程中受到英格兰的保护，苏格兰议会最终做出了与英格兰议会合并的决定。可见，海外殖民利益是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为统一国家的最大动力。然而，面对着经济与文化实力均更为强劲的英格兰，苏格兰的知识分子充分意识到与它的差距，并由此产生了深刻的忧患意识。因此，他们迫切要求“进步”，殚精竭虑地思考如何实现苏格兰的现代化问题。《海盗》中苏格兰总管在设得兰岛上迫切推动改革的举动，真切地反映了苏格兰知识分子在启蒙运动中的焦虑，设得兰岛的状况亦是苏格兰的境遇与抉择的真实缩影。小说对崔普托尔马斯形象的丑化，根本原因在于苏格兰人对于设得兰岛上的居民而言是管理者、统治者，甚至是殖民者，这改变了司各特以往小说中苏格兰人与英格兰文化对峙时的弱者形象与受害者形象，有助于读者刷新对“苏格兰性”的认识，并藉此反思苏格兰在大不列颠海外殖民扩张行动中的重要作用。

法语版《海盗》内页

苏格兰分区地图

苏格兰高地清地运动时期的照片

司各特所著小说《威弗莱》内页插图

司各特所著小说《海盗》内页插图

亚当·斯密像

以斯密为代表的多数苏格兰启蒙人士都认为，商业社会的发展会使人们变得更加自由与文明，从而实现人类的进步。石梅芳认为，司各特深受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的影响，早在大学时就形成了从封建到现代商业文明的进步思想观。然而，从《海盗》中农业改革最终失败的结果来看，司各特也继承了休谟的怀疑主义精神。正是这种复杂、纠结、不确定的态度使得司各特更似一位真正的苏格兰启蒙家——与欧洲启蒙运动相比，苏格兰启蒙思想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承认理智与启蒙在改变外部世界这件事情上有其局限性。一方面，司各特并不反对商业社会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这个逻辑；但另一方面，他又对苏格兰高地传统文化被商业文化入侵感到忧心忡忡，这一思想在其早期创作的《威弗莱》与《红酋罗伯》等小说中早有反映。在《海盗》中，他借行商布赖斯给岛民提供“从外国进口的种种美味：茶、咖啡、巧克力……爱尔兰威士忌、地道的白兰地、荷兰杜松子酒”的例子，来说明过度沉迷于商业文化物质消费的设得兰岛人早已抛弃了挪威海盗的尚武精神——“如今呀，海盗王、武士和狂战士的子孙变得像一群妇女，连他们的剑都不会使用了”。这实际上表达了司各特对苏格兰高地文化衰落的痛惜以及由此引发的苏格兰民族身份焦虑。

爱丁堡的司各特纪念塔

倘若只从小说中改革失败的结果来看，有着强烈“嗜古”品味、痴迷于高地骑士精神传统的司各特似乎站在了反帝国殖民主义的一方。然而，正如卢卡奇在《历史小说的古典形式》中所指出的那样，司各特小说中总是存在着一条在对立矛盾中谋求平衡的“中间道路”，这意味着他在帝国殖民问题上的立场亦摇摆不定，这与他作为准男爵与英国王室的密切联系有关，也与苏格兰在“英格兰-苏格兰-野蛮的外圈”这一文化版图中所处的中间位置有关。当设得兰岛上信奉“民族建国论”的挪威贵族生起叛乱之心，想要借着“高地人对抗低地人，威廉党人对抗雅各布党人……英格兰王国对抗苏格兰王国……利用这些强盗的内讧，恢复我们被剥夺的自由”时，司各特必然会选择为大英帝国背书，强调英、苏的共同利益，号召两者的和解与合作，通过对作为他者的“异族”的共同对抗与征服，来强化和巩固英国国家身份之建构。

在小说结尾，挪威贵族特雷尔无奈地将女儿布伦妲嫁给莫当特，觉得“他女儿嫁一个英格兰海盗的儿子也好，或者嫁一个苏格兰小偷的儿子也好，反正两者是一码事”。小说主人公克里夫兰这个在海上漂泊一生的海盗在明悉了自己的真正身份后不久便加入了英国海军，并最终为英国的海上殖民事业付出了生命。诚然，这一情节安排并不是司各特一厢情愿的浪漫想象——故事发生的背景是西方历史上著名的“海盗黄金时代”，在当时，私掠船的海盗首领被国家收编符合史实；但是，作为小说中北欧海盗的领袖，克里夫兰向英国的归降与战死有着耐人寻味的隐喻意义，正如安德鲁·沃恩所言，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中涌现了大量的、包含不同版本的“维京主义”的文学作品，它们是大不列颠帝国国家身份建构中的重要“催化剂”。司各特是这一主题书写的先驱，在《海盗》中读者不难窥见司各特为建构英国国家身份付出的努力以及他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的洞见与狭隘。

新媒体编辑：李秋南

新媒体审读：乐    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