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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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现代文学史叙述中，“战后”通常指日本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在1945年8月以失败告终之后的时期。广义言之，凡在战后时段内的文学皆属于“战后文学”，但从狭义立论的批评家和文学史著述则强调“战后”是一个有意义的时间概念，认为“战后文学”主要指“在思想上和创作方法上都呈现出与战前文学相异质之特色”的文学，并特别把以自觉的反思意识处理战争经验的作家称为“战后派”。无论从怎样的意义上来说，堀田善卫（1918—1998）的写作都在“战后文学”的范围内，尽管他作为小说家踏入文坛之时，狭义的“战后派”文学已经如火如荼，但他仍以独具特色的作品成为其中的代表作家之一。

在“战后派”的谱系上，堀田一般被列为第二期作家，即所谓“后续部队”或“迟到的战后派”。而他“迟到”的原因则众所周知：堀田曾在日本已经临近战败的1945年3月前往上海，又在日本战败后作为当时中国政府宣传机构的留用人员滞留到1946年12月，所以，尽管堀田早在1940年就读于庆应大学文学部期间就已经开始文学写作，且在上海滞留期间已经发表了具有“战后思考”之特点的文章，但他归国后写出引起文坛反响的小说确实比同代作家慢了半拍。当然，恰恰是这一段“上海体验”对他的前期小说写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自1950年《祖国丧失》《齿轮》等作品登上芥川文学奖的候选名单后，即有评委称其“题材新奇”，而直到1950年代中期，堀田小说所选取的题材都大都如批评家本多秋五所说，“描写了无论哪位日本作家都不曾表现过的现代中国、特别是内战激化时期的中国的形象”。但值得注意的是，自1952年堀田获得芥川文学奖之后，“敏锐的国际感觉”和出色把握“国际政治状况”的能力几乎成为批评家们评价他的标识性用语，但其小说文本里所讲述的“上海物语”究竟体现了作家对中国解放战争与革命怎样的认识，怎样呈现了他所理解的“国际政治状况”，却鲜少得到探究，甚或被消解在所谓堀田文学之“国际性特色”等空泛暧昧的表述之中。

堀田善卫像

而同样鲜有人考虑的是：堀田的“上海物语”和同时代的中国文学有无关系？即如本文所要讨论的《齿轮》，该小说发表不久即被指与外国小说颇有关联，如川端康成便说：“《齿轮》令人联想起最近的几部翻译小说，也被这样加以比较，而这恰恰成了这部作品错失文学奖的原因之一。”泷井孝作则更是明确举出他认为与《齿轮》相似的“翻译小说”的具体名字——罗马尼亚裔作家C.V.盖尔吉的《二十五小时》和美国作家基恩·瓦尔金的《暗夜逃亡》。但是，和《齿轮》关系最为直接的中国作家茅盾的小说《腐蚀》，却没有进入这些芥川文学奖评委们的联想范围。

其实茅盾的《腐蚀》作为堀田善卫《齿轮》的前文本并非不为人知。《齿轮》最初发表于1951年5月刊行的杂志《文学51》创刊号，同年11月便和作家的另外一篇小说《广场的孤独》汇为一集，以后者为题由中央公论社出版了单行本。在该单行本的《后记》里，堀田对《齿轮》的写作做了如下说明：

这里不仅直接出现了“茅盾”的名字，在日文原文里，堀田还特别用片假名标注了这两个字的读法“マントン”，发音接近汉语读音“maodun”，这显然是有意向读者透露，此处所说之人非他，正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自己的这篇小说和茅盾是有一些关系的。但这里所说的“茅盾论”，究竟是指茅盾本人的论述，还是关于茅盾的论述，仅从字面却难以确认，毋宁说是给读者留下了一个谜团。

就笔者所见，最早明确言及《齿轮》和茅盾《腐蚀》之关联的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竹内好，他在1952年1月发表的题为《堀田善卫著〈广场的孤独〉》的评论中说：

很明显，就个人兴趣而言，竹内好更愿意比较分析《齿轮》和茅盾的《腐蚀》，但他认为这难以引起当时日本读者的关心，便把评论的重心放到了“正面取材于今日之日本”的《广场的孤独》。不过，另一位中国文学研究家小野忍接续了竹内好提及的话题，在1952年2月祝贺堀田善卫获得第26届芥川文学奖的集会上，明言“茅盾的小说《腐蚀》”是“堀田写作《齿轮》时利用的材料之一”。

或许是这些发言使堀田感觉有必要做出回应，但更直接的契机则是美国占领军情报机构无端绑架了左翼文化人鹿地亘，这让堀田联想起自己滞留上海时获得的包括有关茅盾小说在内的见闻，他也许是想借谈论“小说”来对当时难于直接讨论的鹿地亘事件发言，遂于1953年初撰文，由此事件谈到了《腐蚀》：

堀田本人的讲述证实了《齿轮》确以《腐蚀》为底本，但他自称对《腐蚀》的了解完全从“一位中国学生”处听来，这一说法就颇似“小说家言”。从小野忍为《腐蚀》日文版所写的《解说》可知，《腐蚀》最早的日文译者“菊池租氏战败后在上海已经完成了这部作品的翻译”。菊池租战败前是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上海资料室主任，而堀田到上海的最初身份即是该资料室的职员，从他写于上海滞留期间的日记来看，两人当时颇有往来。如果确如小野忍所说，菊池翻译《腐蚀》是因为“在战败后的上海，在日本人所处的艰难环境中”，从茅盾作品中读出了“强烈的感召力”，那么，茅盾及《腐蚀》成为他和堀田之间的话题也很自然，而从堀田对《腐蚀》情节和主题的了解程度来看，他可能翻读过《腐蚀》的中文原作和菊池的译稿，所以才在仓惶归国的时候那样珍重地把《腐蚀》中文版放到行囊中，归国后经由武田泰淳转借给小野忍参阅。堀田接触和了解《腐蚀》可能有多条渠道，但比起追究这一细节，也许小野忍在《腐蚀》日译初版（1954）的《解说》里谈到的阅读感受更值得注意：

小野在《解说》里再度提到堀田，说堀田是“在日本战败后的上海读了这部小说”后将之“吸收到了他的《齿轮》之中”，用意显然是想以此为例，强调《腐蚀》带来的“震惊”并不限于译者小野本人，而是很多同时代人共有的感受。但值得注意的是，1961年《腐蚀》日译本改由岩波书店出版，小野忍重写《解说》，却全部删去了初版有关日本战败时期阅读《腐蚀》的“震惊”体验的描述，而谈到新旧译本的关系时，亦主要说明文字修改和所据原著版本的更换，既没有提及曾有的菊池译本，也没有再谈到堀田的《齿轮》。新版《解说》有关茅盾及其创作的评介文字更为凝练，但语调也更带着研究者的“冷静”“客观”，失去了初版《解说》那种带入个人感受的热情。

竹内好和小野忍提起的话题就这样限定在了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之间，甚至未能在日本文学研究领域引起注意。明显的例证是，一些题为“战后日本文学史”之类的书籍，如本多秋五的著作，在论及《齿轮》时即使引用到堀田本人那段包含“茅盾论”字样的文字，也都没有进一步探究其中隐含的故事和意义。

本文旧事重提，当然是有感于既有文学史叙述的疏漏，但无意将之夸示为新史料的发现，如前所述，这本来就不是秘闻，并且近年来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谈及《齿轮》和《腐蚀》的关系，尤其是陈童君的周密考析，更为推进此话题的讨论确立了坚实的基础。同样，本文也不是要借此强调堀田文学中的“茅盾影响”。这不仅是因为潜存于《齿轮》里的前文本并不限于《腐蚀》，更因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影响-接受”模式常常把所谓“接受”理解为一种静止的被动状态，而本文的考察则表明，堀田善卫在把多种前文本引入《齿轮》的同时也进行了改写和重构，有意识地使多种文本隐显相间，编织成了另具特色的叙事篇章，似乎更适合以“互文性”进行描述，尽管《齿轮》写作之时，这一批评概念尚未产生。

茅盾像

不必说，作为小说家的堀田与一般批评家不同，他的“互文”意识并不体现在对既有文本的分析和解读上，而是表现为通过对既有文本的挪用、改写，创造性地编织出新的文本。值得注意的是，《齿轮》的这种写法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堀田善卫把同时代中国作家的作品作为前文本导入自己写作的一个可见的开端，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持续实践了这一“方法”。有意识地和同时代中国文学进行互文性对话，这种方法既潜在于堀田的小说文本里，也表现在他的一些随笔和评论性文字中。七十年代初，借助回顾自己的茅盾阅读史之机，堀田提到了应该把中国现代文学视为“世界文学之一环”的问题。由于这篇文章的随笔风格，给人感觉似乎只是信口之谈，所以至今未曾引起讨论，但在笔者看来，这其实是堀田不断把同时代中国文学作为互文写作的参照文本所获得的一个重要认识，本文之所以把考察的范围向《齿轮》以后的写作略作延伸，即是想进一步追问：从《齿轮》写作时期起，堀田经过怎样的探索，经由怎样的途径，抵达了对“世界文学”的如此体认？

在进行这样的追问和考察时，本文还将特别关注堀田善卫在写作“上海物语”或“中国故事”时所处的世界性冷战状况。这不仅是因为堀田的“世界文学”认识和他的“国际政治”观互为表里，同时也是因为这恰恰是先行研究长期忽略的盲点。如同近年研究堀田文学的新锐学者水溜真由美所指出的那样，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亦即一般所说日本经过战后复兴进入经济高度增长的时期，即有论者点名批评堀田善卫等战后派作家的作品“抽象性、观念性”过重，并认为在社会回归“和平的日常”之后，这些“在乱世中所产生的观念性文学”已经失去了“现实性”；而到了一般所谓冷战终结之后，随着后殖民批评的兴起，又有学者重新检讨“战后派”，再次批评“战后派”作家的“抽象性、观念性”风格，认为“在意识形态已经瓦解的今天”，这些作品“落后于时代”的局限性愈发昭显。水溜真由美并不认同这些批评，在她看来，这些批评虽然不无可取之处，但都没有准确理解堀田的“乱世”观，而“如果把同时代的国际情势放在考量的视域之中，［日本］战败并不意味乱世的终结。战败后在上海，堀田已经感知到冷战的萌芽，后来又通过参与亚非作家会议运动把握国际状况，他是少有的能够真切地认识这一切的作家”。水溜真由美特别强调堀田“乱世”观里对“战后”之冷战结构的认识，可以说是提示了一个富有学术生产性的观察点，尤其是在当下“后冷战”甚或“新冷战”的情境里，重审“战后”日本的知识视域已成为紧迫的课题。本文拟接续水溜真由美提起的议题，重读堀田善卫的小说，并试图指出，尽管不是有意为之，但《齿轮》这一文本中其实已潜在包含了对那些后见之明的批评的回应；更为重要的是，这还会促使我们去思考：关注文学写作如何应对“冷战”，是否应该成为学界重构“战后日本文学”谱系时不可或缺的维度，也成为促使“战后日本文学”向当下打开的契机？

《齿轮》开篇一段以叙述密度很高的文字，设定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展开的舞台和一位身份颇为特殊的视点人物，同时也提示了相关的时代线索：

陈童君曾注意到此处登场的伊能作为“留用日本人”的特殊身份，在梳理《齿轮》发表之初日本文坛将之视为“政治小说的杰作”等评价的基础上，他指出“《齿轮》与其他政治小说的差异，本来应该从其以‘留用’日本人的视点所展开的描写中探求，但同时代的评论者都漏过了这一点，未能成功地整体把握《齿轮》的特质”，并认为后来的研究也未能弥补这一缺憾：“《齿轮》的主人公‘伊能’在作品里被设定为‘在上海被中国方面的某机关征用’的‘留用者’，此篇作品取材于堀田的‘留用’体验，都是很明显的，但在迄今为止的研究里，几乎没有从‘留用’日本人的视点考察《齿轮》的论作。”陈童君的论文不仅由此提出问题，亦对小说视点人物伊能与小说作者堀田善卫的实际“留用”经验之关系做了扎实的考察和出色的分析，但同时也留下了可以继续讨论的线索，即如小说开篇第一句，便值得再作玩味和探究。

《齿轮》既采取第三人称视角，又从伊能的视线展开情节，阅读者自不能不对叙述者与视点人物之关系留心体会。开篇第一句介绍伊能的身份，表面看应是叙述者的口吻，但结合后面有关伊能“主动地接受征用”之心理活动的转述，则可认定，这句介绍性的描述也带有视点人物的感情色彩。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对伊能身份的界定是“征用”而非“留用”，尽管查阅历史文献可以知道这两个称谓即使在当时中国的官方文件里也经常混用，但“征用”的被迫性是显见的，从中不难感到，无论叙述者还是伊能，都怀有作为战败国民的无奈感和屈从感。与此相关的是同句第一个词语“终战”，所指本为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但为何不说“战败”而称“终战”，二者是否有所不同？堀田善卫在《齿轮》发表翌年，曾写专文将之作为问题提出：

在这篇短文里堀田还指出，以“终战”“进驻军”等表述遮蔽日本战败及被占领之事实，其根源可追溯到1945年8月15日发布的天皇诏书，这一批判锋芒可谓严峻而激烈。由此观之，写于此前一年的《齿轮》开篇出现的“终战”，以及随后在同作中交错出现的“战败”，都不能简单看作小说作者堀田对日本战败乃至战后认识的直接反映，而更应视为小说叙述者以及视点人物伊能的思想状态的表露。

那么，这位伊能是怎样一个人物？《齿轮》并未介绍伊能缘何来到中国并在战后滞留上海，也没有交代他的具体身份，但从他被征用到“文化机关”就职，可以推测他是一个文化人。至于他为什么那么热衷探究“政治”和“人的纯粹热情”亦即信念、精神之关系，以至于主动应征，小说未做说明。小说开篇即写伊能因发现了征用机构近似“秘密警察”机构的真相而从热望跌入失望，但同时也写到，这失望并没有让他产生归国之思，因为他想到“战败后的祖国”已经被占领它的“大国情报检察机关及其属下的网眼给严密罩住”，感觉“日本已经没有任何地方是他的存身之所”，所以“他的心思都集中到如何从上海向外、再向外”的期盼之中。彷徨无路，漂浮无根，谋求向外逃离，是《齿轮》开篇所描绘的伊能的思想状态。

在被征用的机构里，伊能原本处于局外人的位置，但因为与顶头上司陈秋瑾的交往，逐渐被拉进了局内的纠葛。在此也许应该说明一下，借用历史实有人物的名字为小说人物命名，似乎是堀田的一种偏好，如同样出现在这个“秘密警察”机构的女特工“张爱玲”，可能即借自他在上海有所听闻的同名女作家。陈秋瑾这一人物虽然不是以历史上的鉴湖女侠为原型，但明显可以感到作家对她寄寓了好意。据小说描述，这位陈女士在学生时代曾是一个左翼青年，和一位黄姓青年一起参与中共领导的救国学生运动，两人到工厂组织工会，在运动中恋爱同居，因运动被镇压而一起被捕，后以“转向”的方式出狱。黄认为在狱中的所谓“转向”不过是同敌人虚与委蛇，但秋瑾的思想却真的发生了变化，认为“既然国民政府是合法政府，既然已经宣称抗日高于一切，和共产党断绝关系是正确的，不可能有两条抗日的道路”。在和黄激烈争辩之后，两人分手，不久陈秋瑾结识了另一位男性Z，在他的引导下成为国民党军统的特工，深入其间后她发现这是一个“没有出口”的世界，为了摆脱自己向地狱坠去的状态，也为了逃离。

这个让人毛骨悚然的男人，陈秋瑾设法获得了去上海工作的任务，离开了大后方。但在上海，在“中共、国民政府、南京伪政府、日本人这四方扭结在一起无论谁都理不清的网结”之中，陈秋瑾不仅要面对各种外部敌人，更身陷军统内部的倾轧，她既跟踪别人也被跟踪，当顶头上司何大金命令她去追捕一位潜入上海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时，她陷入了非常险恶的境地，因为这位地下工作者正是她昔日的恋人。而更为险恶的是，黄其实已经被何大金秘密逮捕关押，何大金命令陈秋瑾去追捕黄，实际上不过是给她布下陷阱。陈秋瑾窥知内幕后，为了延缓黄的生命，匿名写信给“军统局局长戴慄”，告发中共地下党首要人物另有其人，并揭发何大金等人贪腐通敌，但何大金却利用陈秋瑾急切找寻黄的关押场所之机占有了她的身体，并秘密杀害了黄，而陈秋瑾的揭发信所引起的军统内部整肃，则因为抗战胜利的突然到来而被搁置，因为军统特工们的主要任务和兴奋点都转向了战后的权力接收。何大金作为“XX文化运动委员会”的主任，在战后仍然安稳地居于陈秋瑾的顶头上司的位置。伊能和陈秋瑾相遇，正当这一时期。

了解茅盾小说《腐蚀》的读者，不难从《齿轮》里认出《腐蚀》的影子。众所周知，《腐蚀》是一部日记体小说，小说所设定的主人公亦即日记作者赵慧明和《齿轮》里的陈秋瑾一样，是一位由左翼学生转而进入军统做特工的女青年。小说开篇第一则日记便是赵慧明内心痛苦的抒写，她既愤懑于自己置身的环境，又厌恶自己已有的作为，渴望出现“天翻地覆一个大变动，把过去的我深深埋葬，一个新生的我在光天化日之下有说有笑，并且也有适宜于我的工作”；同时她也深知这渴望之奢：“我万分不解，为什么我还敢有这样非分之想，还敢有这样不怕羞的想望。难道我还能打破重重魔障，挽救自己么？”随后的事态发展证实了她的预感：她在当年参与左翼学生运动时同居的恋人小昭被军统特务机构逮捕，军统上司命她设法劝诱小昭“悔过自首”，而当她把自己企图借机救人的想法传达给小昭并获得理解之时，军统机构却转移了关押地点并秘密杀害了小昭。赵慧明由此受到巨大刺激，同时也因为隐蔽于地下的小昭的同志们的鼓励，开始产生转走新路的愿望，但究竟应该怎样创造新的生活，对她来说仍是一片茫然。在小说后半部分，赵慧明被军统上司派到文化区监视年轻学生，她帮助一位单纯的青年女性N脱离了特务组织的诱惑和胁迫，同时也打算拯救自己，但她本人是否能够真正脱身，她其实并无把握。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结尾处写道，当赵慧明决意采取行动离开魑魅魍魉的特务机构时，突然间“又有一个念头转上心来，我又有点留恋现在的事了”。行文至此，作家仍然没有把主人公的行为做简单化处理，仍然去刻画她内心的缠绵彷徨，达到了有深度的心理分析。

主人公跌宕起伏、前后矛盾甚至自我分裂的内心独白，构成了《腐蚀》的整体叙述语调，而把叙述聚焦于一个女性的内在视点，在茅盾的早期小说里即有尝试，至《腐蚀》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展。小野忍比较早地指出了这一点：“如果说他学了乔伊斯和伍尔夫，使用了和‘意识流’类似的手法，也许言之过甚，但他使用了类似内心独白的手法，则是事实。”但他同时认为：“《腐蚀》并不同于欧洲式的心理小说，茅盾没有把分析人的心理现实作为目的……暴露社会现实，才是其最大目的。”而在小野之后，是永骏则特别强调不应把《腐蚀》的心理分析和暴露社会对立起来解读，他说：“如果推究《腐蚀》心理描写的质地，脱离了以总体把握中国社会现实为主干的茅盾的小说方法，是无法理解的。从他的方法而言，人的心理（内在的现实）只是总体现实的一个构成要素，是不断经受来自社会现实之风雨吹打的存在。”而在对《腐蚀》的叙述方式和文体结构进行了绵密的分析后，是永认为：“把《腐蚀》视为包含着探索心理小说更深可能性的作品，似乎更为合适。”

在这里梳理日本的《腐蚀》研究史也许有些脱离论题，并且没有资料能够证明堀田曾对这些学术性话题表示过关心，但这些讨论无疑有助于体会堀田对《腐蚀》的认识，理解他对茅盾小说方法的挪用和改造。《齿轮》明显挪用了《腐蚀》的人物和情节设置，同时又放弃了《腐蚀》最具特色的叙述方式，这表明比起人物的内心世界，堀田更注重的是《腐蚀》所呈现的人物和社会事件的复杂关系，在自己的小说里，他甚至不惜为此舍弃人物意识流动这层滤镜。即如前面撮述的陈秋瑾的传奇经历，虽然出自她本人的自述，却没有采用赵慧明式的独白，而是她面对被征用的日本人伊能的倾诉。本多秋五注意到，在小说里陈秋瑾三次讲述自己的故事，“其中一次在单行本里占了20页，另外一次占16页，几乎气都不喘，一个人喋喋不休。一个国民党的女特务，为什么能够对日本人伊能如此推心置腹地讲述自己心底里的秘密？如果改换为日本人同僚之间，恐怕是非常难于理解的”。堀田本人应该也意识到了这样的情节安排有欠自然，所以设置了一些条件，比如把对话限定在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两个不同国籍的人物之间，且使用与各自母语不同的第三种语言：英语，勉强保证了陈秋瑾敞怀放言的合理性。

陈童君曾指出，在《齿轮》里，当陈秋瑾向伊能倾诉的段落开始之时，伊能便从“看者”转为了“听者”，小说的视点人物则由伊能变为陈秋瑾，而随着与陈秋瑾的接近，伊能逐渐卷进了一直想要逃离的“政治世界”，并且意识到了所谓“逃到世界之外”其实“是不可能的”，但本来翻滚在政治旋涡中的陈秋瑾却产生了逃往国外的念头。陈童君精彩地分析了伊能和陈秋瑾这两个视点人物不断交换的位置和功能，以及小说文本由此形成的二重时间和二重结构，而本文在此拟提请注意并延续讨论的，则是小说所设定的故事之发生与发展的时间。一般而言叙述学会区分小说文本里的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甚至会将后者称为“伪时间”或“疑似时间”，但在分析其关系时，却往往只把前者放在参照的位置；而在笔者看来，两者相互缠绕且互相界定，关系至为复杂，尤其是那些作家以自己同时代的生活为书写内容并有意识地把重大社会事件作为显著标识的文本，其故事时间更与叙述特色紧密相关，需要认真对待。

《齿轮》从“终战翌年”开篇，“终战”一词明显来自留用日本人伊能的时间感觉，且与其被“留用”的空间之社会状况形成了某种乖离和错位。如所周知，伊能所置身的中国虽然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进入了和平建国阶段，但国共之间的“双十协定”签署不久，即因国民党军队向共产党区域发动进攻而实际失效。1946年1月国共双方签署停战协议，却没有把东北地区包括在内，而实际冲突也在该地区激烈进行。小说开篇描写伊能所在的“文化机构”里秘密警察般的紧张气氛，即是这一大背景下泛起的涟漪，而随着情节发展，小说写到伊能的同事贾姓青年决意辞职回乡时，更借助伊能的视点明确说到贾的故乡“满洲”内战正酣，并在后半部分把军统局局长“戴慄”的飞机失事设置为小说情节和人物命运转折的契机，可以说都以实际发生的重大事件，标示了文本内故事发展的时间轮廓。当然，《齿轮》不仅有从伊能视点展开的现在进行时的情节，还有陈秋瑾倾诉的属于过去完成时的故事。在被追溯的过去故事里，小说虽然对陈秋瑾参与左翼学生活动的时间未做具体交待，但对她转向之后加入军统的时间则有确切说明：“是日本占领了新加坡进攻菲律宾岛的时候。”很明显，这是在日本的侵华战争扩大到所谓“大东亚战争”之后。

引入同时代实有的社会历史事件搭建小说故事的时间框架，本来就是茅盾小说写作的惯用方法，即如以主人公内心独白为叙述主调的《腐蚀》，不仅没有像鲁迅的《狂人日记》那样“不著月日”，反而充分利用日记体的特点，通过著明月日的手法，把虚构的个人故事与现实发生的重大事件鲜明地连接起来。就此意义而言，堀田善卫从《腐蚀》那里借用和汲取的显然不限于人物和情节，应该也包括故事时间的设置方式。而比较《腐蚀》和《齿轮》里的故事时间，更值得注意的是后者把历史的时间标识向后延展。从《腐蚀》所标注的月日，可知其故事时间主要框定在1940年9月至1941年2月之间，“皖南事变”恰居于故事发展的高潮，而《齿轮》里陈秋瑾作为“特工”的故事开端，按照小说所写，最早应该发生于1941年末，故事整体的收束则在1946年的春夏之交。由是观之，相对于《腐蚀》，《齿轮》不仅是挪用，同时也是改写和续写，其故事主体的展开时段主要不是抗日战争期间及其结束之际，而是所谓“终战”后的国共战事燃起之时，这表明堀田最为关注的其实是中国的“战后之战”。

《齿轮》故事主体时段的设定，肯定是作家的有意为之。在该作品首次收入单行本时增写的题记里，堀田引用了法国作曲家柏辽兹为歌剧《浮士德的责罚》所写的一段序言：“有人说，作者为何要让那个人物去匈牙利？作者直率地告白：假如能够发现哪怕是很微小但必须让登场人物去另外什么地方的音乐性理由，作者也会引导他去那里。”这虽然是借助柏辽兹来说明小说文本里空间设置的意图，但无疑也适用于小说故事时间的设置，那么，《齿轮》的故事主体时段为什么要锚定在战后中国的战与和的变幻时期？促使作家不得不这么做的原因何在？

为了探究这一问题，考察《齿轮》的故事时间和小说写作时间的距离是必要的。按照热奈特的看法，“在文学叙事，特别是虚构叙事的领域中，文本分析是我们掌握的唯一研究工具”，所以，在分析《追忆逝水年华》叙述者的叙述行为时，尽管他“不认为《追忆》的叙述内容与作者的生平毫无关系”，但仍然特别强调“要避免把它和普鲁斯特写作《追忆逝水年华》的行为混为一谈”。而热奈特避免“混为一谈”的方法其实就是对后者搁置不谈。这对于普鲁斯特的文本或许还算合适，但对于堀田的《齿轮》，我们却恰恰需要进行方法的翻转，不仅不能搁置后者，反而更应该追问：1949年春，亦即小说所设定的故事结束将近三年之后，也是作家回到日本两年之后，究竟是出于怎样的柏辽兹意义上的“音乐性理由”，促使他一定要写出这段中国故事？这样追问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传记式还原作家的写作动机，而是借助这样的距离观察，可以进一步探究堀田善卫写作《齿轮》究竟是为了讲述一段上海往事，还是同时也以文学叙事回应包括这段故事发生之时及其后的国际政治变动，以及战后日本的相关思想问题？在此思考线上，考察的视野无疑还应延伸到小说的发表时间，因为即使确如作家本人所说，《齿轮》写于1949年春，这部小说文本生命的诞生也要等到1951年5月它发表的时刻，那才是它作为文本生成意义的最初语境。

如所周知，《齿轮》的故事结束之后，特别是作者堀田善卫回到日本之后，战后世界的最大变动是美苏主导的阵营对峙公开化，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47年3月12日发布的国情咨文明确标举反共方针，意味着冷战拉开了序幕。“杜鲁门主义”对日本的直接影响表现为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变。据有关研究，最迟在1947年晚夏，美国国务院已经着手讨论该问题，主导其事者则是以“长电报”最早提出遏制苏联的乔治·凯南。至1948年，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明确地由推进民主化转向了推进经济复兴，遏制共产主义也成为题中之义。随着中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政权的力量由优转劣乃至失败，美国政府不得不承认“失去了中国”，同时也从地缘政治的角度重估日本，认为“绝不可再从西方阵营失去日本”。进入1949年后，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更为明显地纳入到了冷战格局之中：对内扶持保守政治势力，打击左翼，在政府机构和企业实施整肃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的行动，对外则推动西方阵营的对日单方面和谈，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部和日本保守势力主导的政府相互呼应，强调新制《日本国宪法》中有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的条款“不意味着放弃自卫权”；麦克阿瑟在1950年6月14日的一份文件中明确表示“只要世界上存在威胁日本和平、安全和正义的‘不负责任的军国主义’，联合国就将在日本各地继续驻军”，以典型的冷战式修辞，把波茨坦宣言里“军国主义”的所指做了置换，且“从原来的日本非武装化，转向了把日本本土作为基地大规模予以利用的方向”。

麦克阿瑟1950年6月14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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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与本文主旨的切近程度而言，此一时期日本媒体有关中国的共时性报道和评论无疑也值得关注。马场公彦考察从1945至1950年间15种综合杂志上有关中国的报道，认为“综合杂志几乎都被左翼日共系的论调淹没”，但这一现象自1951年起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美苏冷战真正开启以及亚洲成为“热战的热点地区”，导致综合杂志上的中国论开始出现两极化：“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持否定和支持两种态度”，而“否定的一方选择片面讲和，坚持《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从反共产主义立场警惕社会主义中国，这种态度占论坛的主导地位”。

田畑光永着重考察1945至1952年的《每日新闻》《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报纸，在媒体的类型上恰与马场公彦的考察对象形成了互补。从田畑的综述和引录来看，和杂志论坛相比，这些受众更多的报纸媒体在追踪报道中国战争局势的同时所发表的“社论”或“解说”，虽然在不同阶段各有差异，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不无客观的分析，但总体论调基本限定在美国占领军主导的反共冷战论述框架之内，乃至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些媒体还称之为“中共”而非中国政府。1950年元旦三大报纸在头版刊出麦克阿瑟的“新年声明”，其中公言“因为中国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的统治之下，世界性的意识形态斗争开始成为日本的切身问题”，这显然也意味着反共意识形态斗争已成为约束媒体的律令。田畑光永概括说：“1950年在日本战后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东西冷战，特别是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对美国的日本占领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比起抑制军国主义的复活，日本作为共产主义防波堤的作用愈发被重视……‘共产党’这一词语无条件地作为‘敌人’被植入人们的意识之中”；在朝鲜战争爆发和进行期间，日本政府的立场更为鲜明地倒向美国阵营，主要报纸媒体也异口同声，使新中国的形象作为“‘敌对的反派角色’固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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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撮要列举的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齿轮》的故事结束之后，如果按照通常的解读惯例，可能连一般所谓笼统的时代背景都算不上，但实际上它们构成了《齿轮》写作和发表的社会历史语境。对此，堀田本人应该是有自觉的。1951年9月，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国际情势》的评论，以当时公布的几份美苏之间有关朝鲜战争的交涉文件为例，尝试透过修辞表述读出其中潜藏的真实用意，同时也提出这样的自我质疑：“我们这些知识人是不是太缺少细心绵密地解读这些官方文件、慎重检讨这些文件与其他事物或事件的关系及比重的习惯了呢？是不是我们心里一直觉得，把这些放任给报社的评论员和外务省的官员就好了？”在文章的结尾，堀田更是明确地写道：

此文无疑有助于理解堀田作为“国际作家”的特点，表明他的国际洞察力不仅来自经验和感觉，也来自有意锻炼出来的见识与知性。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评论其实和《齿轮》发表在同一份杂志上，由此线索我们可以推测，如此关注国际情势的作家当然不会没有意识到，他的小说的写作和发表恰恰处于东西冷战与中国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交织的状况之下，甚至可以说，他的这篇“上海物语”或许就是对“双战”——世界范围内的冷战与东亚区域内的热战——情势的有意回应，是“努力把与正在行进的现实意义相关的事件收敛到自己的创作体系里”的自觉尝试。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齿轮》中一直被研究者忽略的人物——中共地下党员魏克典的形象值得特别提出来讨论。

如前所述，在茅盾的小说《腐蚀》里，女主人公赵慧明的旧日恋人小昭作为中共地下党员在故事正面登场时已被秘密逮捕，小昭的同志萍和K试图借助赵慧明的线索进行营救，又对她有所猜忌，小昭遇难之后，怀疑消除，但为了隐蔽，这两位同志只能给她留下一封鼓励的信，便潜入地下不再出现，小说结尾部分“我”亦即赵慧明的行动完全是一个人的独断独行。而堀田善卫《齿轮》的情节设计却对此做了改变，陈秋瑾和昔日恋人黄的直接接触被限定在了陈秋瑾追溯往事的过去时间里，而在现在进行的情节时间里出场的则是黄的同志魏克典，并且他不是隐约闪烁在幕后，而是直接走到前台，爽快地接受了陈秋瑾的委托，安排陈秋瑾同机构里的贾姓青年前往共产党占领的东北地区，而在陈秋瑾为给黄复仇而枪杀何大金之后，克典更是全力帮助她伪造护照偷渡出国，且把留用日本人伊能也一并包括在内。如果说接近陈秋瑾的世界使伊能由一个旁观者转为一个共同行动者，那么，和克典相遇时，伊能再次回到了观察者的位置。他初次见到克典，便全然没有感受到所谓“地下之眼的那种可憎的险峻”，他看到的克典举止优雅，直率坦荡，尤其是面对他的疑问“你是出于怎样的想法，来帮助本来相当于你的敌人的陈女士，还加上了我”，克典的回答既表现出严肃的政治原则和组织纪律，又谈笑风生，充满了人情味：

前面已经言及，《齿轮》发表之后，无论是同时代评论还是同时代文学史论，都注意到了这部作品的“政治小说”特点，但同样值得注意却鲜少被指出的是，《齿轮》不仅正面描写政治事件和人物的政治行为，同时也把“政治”本身直接作为议论的话题，具有“元政治”小说的色彩。

这一特点在作品的开篇即已显现，如小说叙述伊能接受征用的动机，曾特别说明他想通过接触当年投身抗战的人们，了解“政治”会在怎样程度上成为“人的纯粹热情”，尽管作家没有展开描写这一过程，而是快速跳到了其结果亦即伊能的失望上，但由此提起的“政治”与“人”的关系，却成为贯穿全篇的持续追问，在接下来的故事里，陈秋瑾向伊能讲述自己的身世，也首先从有关“政治”的抽象议论切入，这无疑是开篇提起的伊能问题的延续：

就一般所谓主题和情节结构而言，陈秋瑾的这段议论可谓点题之笔，标题“齿轮”的寓意也由此揭出。当然，由于小说文本中有关“政治”的议论，是分别由不同人物在不同情境中说出的，其内涵自然也多有伸缩变化。概略观之，它大都指涉着国家、民族、阶级、党派组织以及相关的信念和意识形态，且都统摄到了“齿轮”这样一个非人性装置的意象之下，与“普通的人”“人的本性”形成了鲜明对立。直到小说的后半部分，陈秋瑾似乎仍然执着于这种二元对立式观点，不仅从国民党特工机构的现状引申出这样的断言：“政治组织这种东西，只相信人的血”，而且即使面对努力帮助自己脱出困境的中共党员克典，她也发出尖刻的诘问：“你们的机构，或者你本人，过不了多久，就要驱逐保卫局的C他们了吧？依次轮番地描画着无尽的圆环……如果缺少了敌人，就会在自己人里分派或者发现敌人，依次轮番地画着圆，相互追逼相互残杀。”

如果仅从这条线索看，确实可以说《齿轮》的主旨在于以善良的“人性”批判残酷的泯灭“人性”的“政治”和“组织”，但小说中同时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执拗的反调。这首先还是来自陈秋瑾本人，尽管她屡屡表示厌倦了血雨腥风的特工生活，甚至认定“政治”是自动排斥“和平”的装置，但同时她又说，“如果脱离了这装置，人居然就变成了非人，就像变成了梦游症病人”。也就是说，在陈秋瑾看来，离开“政治装置”也同样会把“人”变成“非人”。相近的悖论式认知也体现在伊能身上，即使在由旁观者转为政治活动的参与者之后，他对“政治”的失望也有增无减，特别是在得知他努力援救的青年贾最终却仍遇害之时，他马上给出的解释便是“周围的所谓政治，都不是意在生产而是专注于消灭”，但同时他的心里也发出这样的反驳：“政治绝不是这样的，不应该是这样的。”由此可以看出，在伊能的意识里，“政治”其实也并非自明之物，而是可变的存在。这也许正是小说这一文类不同于理论文章的特性，《齿轮》里人物的议论性话语（包括内心活动），并不能直接按照一条逻辑线索去理解，而应该放在故事和人物的多重关系中解读，就此而言，可以说陈秋瑾和伊能围绕“政治”所产生的自我矛盾和内心纠结，同时也动摇了小说情节明线上“政治”与“人性”的二元对立式设定。

那么，为何堀田要在惊险紧张的情节中插入“元政治”式的议论？这首先应该是作家的个性气质及艺术追求使然。如果对照《齿轮》的前文本之一《腐蚀》，可以明显看出，堀田善卫远比茅盾更热衷于形而上的思索和追问。他和茅盾一样，并不回避而是有意采用近似惊险小说式的通俗写法，但又总是在关键时刻制动刹闸，跳脱甚至翻转通俗小说的叙述成规。如果说茅盾的《腐蚀》借助悬疑情节直击人物的社会性心理之幽深处，堀田善卫的《齿轮》则通过人物执着的形而上式诘问和辩难，把悬疑小说提升为“思想小说”。但堀田之所以把思辨的议题聚焦于“政治”，则应该与同时期日本文学界及思想界的状况，特别是战后日本的“政治与文学”论争颇有关系，甚或可以说，是作家对此状况的有意回应。

关于这场论争，虽然文学史上似乎早有通说，但重新检证的讨论也时有出现，如近年便有学者指出，在这场论争中“政治与文学”并不处于并列位置，因为很少有政治学者对此表示关心，论争其实是“以政治的优势地位或自明性为前提”的。这可谓敏锐的观察，但查阅当时文献，强调“文学”之“优势地位”的主张也并不少见，如论争话题的提起者平野谦便明言，通过论争，自己“重新确认了从‘文学’立场凝视‘政治与文学’问题的必要，确认了从‘文学’立场的凝视是连接‘人的’立场之唯一通道”；他还以诘问的语气强调：“立足于现代个人主义，针对难以把个人作为个人来理解的政治，提出反命题，这不正是现在的文学者被赋予的唯一的‘自由’么？”因此，回顾这场论争，更应注意的是，论争提起者们所设定的议题本来就不是一般泛论的“政治与文学”，他们所使用的“政治”与“文学”概念实际上专有所指，特别是平野谦，他把“文学”明确限定在“现代个人主义”的范畴之内，而他所说的“政治”，在作为他所界定的“文学”之对立物而使用的场合下，则特指共产党及相关左翼组织的理念和方针。平野特别举出遭国家暴力虐杀的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作为批判对象，宣称从小林的小说《党生活者》里读出了“对人的尊严的蔑视”，具体实例则是小说中潜入地下活动的日共党员“我”利用“笠原”这位女性作掩护而又没有对她给予尊重，认为这反映了小林本人对女性乃至对“人”的态度，并将之推衍为“当时马克思主义文艺运动的整体责任”，指责说“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这是政治的本来特征，并不限于以往的政治，在无产阶级的政策里，也曾有采用假夫妻（housekeeper）制度的时期”。很显然，平野谦以这样的言说方式，把“政治与文学”论争的议题设置成了从“个人”或所谓普世的“人”的立场展开的对共产党及左翼组织、左翼作家“非人性”理念或意识的批判。

小林多喜二与《党生活者》封面

这场“政治与文学”的论争本来是从文学家的“战争责任”问题延续而来，后者是日本战败以后由曾经备受镇压的左翼作家率先提起的话题，如由资深左翼作家主导创立的新日本文学会便明确宣布该会发起人的必备条件是“没有配合帝国主义战争且对之进行抵抗的文学家”。荒正人、小田切秀雄等青年左翼评论家则在自己创办的《文学时标》杂志上列出一批配合侵略战争的作家名单，提出要对他们进行弹劾追究。但在“帝国日本”以举国体制推行的“总体战”中，即使是思想上持反对立场的左翼作家也难免被迫卷入其中，因此，究竟谁才是有资格追究战争责任的主体，追究战争责任的左翼作家自身是否确实纯洁无瑕，也成了议论的话题。平野谦正是在这样的脉络上，提起了以反省左翼的错误为重心的“政治与文学”论争，并以他所谓“成熟的文学肉眼”，锚定左翼展开了“政治”批判。

这场论争也常被叙述为新日本文学会与《近代文学》杂志之间的论争，这自然也并非空穴来风，因为首先起而与平野谦等人激烈争辩的代表人物中野重治即是新日本文学会的核心人物。但平野谦的论争文章大多刊发于《近代文学》之外，《近代文学》的创刊同人小田切秀雄也就小林多喜二评价问题公开反驳平野，甚至因此退出《近代文学》，而其他的论争参与者观点也多有分歧，因此，仅仅把这场论争看做两个文学团体之对立的叙述，不仅有违事实，更因为给新日本文学会一方贴上左翼党派标签而简化了其理论批评的丰富内涵。并且，随着冷战反共意识形态的氛围渐趋浓厚，平野的“左翼批判”愈发容易获得“政治正确”的社会性默认，在大众媒体乃至文学批评、文学史生产领域里占据主导地位，结果导致对“帝国日本”国家权力及其文学领域主要追随者的责任追究被中途搁置，也阻碍了论争所提起的“政治与人性”“组织与人”等问题的讨论有深度地展开。

堀田善卫和这场“政治与文学”论争具有怎样的关联？论争发生之时他身居上海，自然未能与闻，回到日本之后他以小说崭露头角，与新日本文学会和《近代文学》都有来往，却不是任何一方的成员，他作为新锐作家受邀参加的第一个座谈会即由《近代文学》杂志主办，主题便是“政治与文学”，该座谈会记录刊发于《近代文学》1951年3月号，恰在《齿轮》写完之后，发表之前。翌年，在堀田获得芥川文学奖的庆祝会上，则有不止一人联系“政治与文学”的议题谈论堀田文学，中桥一夫甚至认为“‘政治与文学’的真正意义是在堀田君的小说里开始显现出来的”。由这些片段材料可以窥见，在同时代的读者或评论者的认知之中，堀田善卫实际上是以小说写作的方式接续了“政治与文学”论争的议题。

倘若沿着这一线索解读《齿轮》，则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何小说进入思辨性层面时，无论隐喻意象还是直言议论，都那样紧密地围绕“政治与人”展开。如前面已经分析的那样，小说文本里陈秋瑾和伊能围绕“政治”问题的诘难与内心纠结，动摇了“政治”与“人性”的二元对立，这表明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堀田的思考已经超越“政治与文学”论争提起者们的议题设定，且充分发挥小说的文类优势，实际上深化了对“政治与人”之问题的探究。前面已经言及，尽管《齿轮》的主要人物不断表示对“政治”的怀疑和厌恶，但在小说的具体描述中，表现的却恰恰是“政治性”作为“人性”之内涵的不可或缺，特别是“人性”如何在政治参与中经受考验、锤炼并绽放光芒。如文本呈现陈秋瑾从“非人”状态向“人”的本性恢复，强调的关键因素并非她对政治的逃避和疏离，而正是她在政治行动中的选择和决断。在接近结尾的部分，同样是另外一位主要人物伊能的选择和决断使小说情节的高潮生发出感人的光彩：

这是为了乘船偷渡的陈秋瑾和伊能穿过国民党军队戒备森严的上海市区来到江边的情景。而此时的伊能不仅不再认为逃往异国是理想的选择，甚至感觉这次逃亡是中了魔魇，所以，当克典安排的汽车开来时，他曾想到拒绝“被齿轮运载”，想要朝着另外的方向“自己走”，他内心的“no，no，no”，即是在这样的脉络上产生的。曾有论者特别举出这段描叙，赞赏堀田“没有把被编组到政治齿轮里的人”“作为向绝望事态软弱屈服的命题予以呈示”，认为“《齿轮》的主人公突然从心底唤醒的‘走，走’这样的自我激励之声”，同时可以视为激励战后全体日本人而发出的“人之声”。但这样的解读显然缺少文本依据，而同样称赞这段叙述的大江健三郎则认为在小说“优美的结尾”里，显现了“面对所有人的声音，都毫不畏怯地回答Yes的人格”，其着眼点明确放在了伊能对陈秋瑾声音的正面回答上，应该更接近作家的本意。因为即使从结尾部分也可以看出，堀田固然对伊能企望作为独立的“个人”只身前行的心态充满同情，但他的肯定性笔触，无疑更多投注给了政治处境下的“人”对他人——或者如大江健三郎所说对所有“人”的求助声音的关切回应。

油画《长江入海口》

在这样的意义上解读《齿轮》的结尾和情节高潮，克典的存在便至为关键，尽管迄今为止的先行研究几乎对此闭口不谈。不必说，陈秋瑾和伊能的出逃得以实现，是克典一手筹划的结果。伊能之所以感觉自己是被一种“装置”所安排，其来有自，但克典的行动究竟是个人行动还是组织性行为？小说写得颇为暧昧。所以，尽管克典向伊能解释营救陈秋瑾的理由时，完全不失严正的政治原则，伊能还是感受到了另外的动因：“克典是爱秋瑾的。”而当陈秋瑾下了汽车之后，小说所写的两个细节非常明确地呼应了伊能的揣测：她“把手伸给默默站在桥上的克典”，而克典趁着妻子小黛和装行李的年轻人商量什么的空儿，“从后面抱住陈秋瑾的肩，嘴唇贴在她的头发上”。

《齿轮》的结尾其实是一个悲壮的结局，就在克典等以为大功告成之际，他们却突然遭到了猛烈的狙击，陈秋瑾和伊能勉强登上的舢板被子弹打穿，在江中翻滚；克典和他的妻子小黛在江边桥下开枪掩护，生死不明。很明显，即使克典的行动得到了组织的许可，但作为中共在上海地下组织的重要负责人，他出自友情，或为了隐秘的恋情，不计个人安危，亲自挺身护送，无疑也远远超出了通常所说计算得失、权衡后果的“政治”考量。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小说开篇提起的“政治”与“人的纯粹热情”的问题其实并未被搁置，而是一直深潜在情节发展的过程之中，并在结尾的高潮处，以克典的行为做出了壮烈的回应。

堀田善卫构想和塑造克典这样一位中国共产党人形象，是否具有现实经验依凭？这一点不得而知。但如果联系“政治与文学”论争中平野谦针对共产党人及左翼作家提起的“为了目的而不计手段”之说，则可以看到，无论在文学理念还是团体组织上都不属于左翼系统的堀田善卫，却通过克典这一人物的设置和表现，令人意外地表示了为左翼正名的立场，表明了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同情和赞赏，或者说，以克典这一形象，定义了他理想中的“政治”和“人性”。

本多秋五在考察堀田包括《齿轮》在内的前期作品时，注意到堀田与被视为战前普罗文学直系继承者的新日本文学会之间的独特联系，认为堀田的出现体现了一个奇妙的历史反讽，即“新日本文学会暗自期待的作家，却从普罗文学-新日本文学会的轨道之外不期而来”，可谓洞见。不过，本多秋五虽然强调堀田的写作接续并拓展了战前普罗文学的国际性视野，在解读《齿轮》时却完全没有言及克典，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因为恰恰是克典这一人物设置最为意味深长地显示了堀田面对冷战反共意识形态所做出的回应。

当然，被视而不见的不只是克典的形象，堀田前期小说的“国际化特色”在日本仅仅被解释为异域题材或异域场景，他所讲述的中国/上海故事里的中国革命和战争，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形象，几乎被避而不谈，这与其说是战后日本文学批评的疏漏，毋宁说本身就是冷战的思想氛围在日本文学批评和研究领域的投射和反映。

堀田善卫接触茅盾的文学其实并不始于《腐蚀》，但不知出自怎样的“影响焦虑”，1952年获得芥川文学奖之后，堀田曾在多种场合讲述自己的“上海体验”和文学写作，频繁提到鲁迅，却鲜少言及茅盾。不过，在实际的小说写作中，堀田却不断和茅盾的文本进行互文对话，如继《齿轮》之后更加为人关注的《广场的孤独》即被指认“有和《腐蚀》相似之处”；而在构思以战后中国为题材的系列小说的集大成之作《历史》（1953）期间，堀田曾在创作笔记里写道“参考茅盾的《子夜》等作品，或《大过渡期》”，但在言及这部小说写作过程的公开讲演里却对此闭口未谈，让人感觉堀田似乎更愿意以小说的方式书写他的“茅盾论”。直到1970年，河出书房新社出版《现代中国文学》丛书，第2卷为茅盾的《子夜》，特邀堀田撰写解说，堀田虽然把这项工作让给了译者竹内好，自己只写了一篇“个人感想”式的随笔，却以此为契机，第一次直接而系统地讲述了他和茅盾文学的渊源。而就与本文论旨的关联而言，堀田此文所谈如下内容值得特别注意：

以上之所以不避冗长地引用，是因为其中所涉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作家的个人阅读经验谈，实际上侧面触及了日本现代文学与同时代中国文学之关系，提出了对现代日本“世界文学”观念的反思性批评。即如堀田谈到与茅盾文学的最初相遇，强调这是他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初接触”，便特别发人深思。在堀田谈到的时间点“1941或1942年”，他已经是庆应大学文学部法国文学科二年级或三年级的学生，且和同学结成文学社团、创办文学刊物并开始发表作品，这样一位热衷文学且具有相当的“世界文学”知识和视野的青年，竟然对同时代的中国文学一无所知。《大过渡期》由第一书房出版，该出版社在翻译出版同时代外国文学作品方面相当用力，且装帧豪华绚烂，一时被誉为开创了“第一书房”文化。查阅《大过渡期》初版本及同年出版的安德烈·马尔罗《王家大道》版权页后所附已出和待刊书目，可知确如堀田回想的那样，欧美作品占了压倒性多数，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仅有茅盾小说一部，由此可以窥知，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整体推进的“脱亚入欧”，已经化为无所不在的社会文化氛围。堀田善卫能够突破这样的视野限制，读出茅盾小说的特异魅力，在当时应该属于异类。

不过，自称“西洋迷”的堀田缘何会转而关注同时代中国文学？他首先接触的茅盾《大过渡期》和随后读到的《鲁迅选集》（1935）、《大鲁迅全集》（全7卷，1937年出齐）都出版于数年之前，在“1941或1942年”的时点上，是什么力量推动他去搜求购读？笔者曾另有文章分析堀田最初购读鲁迅的动因，注意到那时他正处于将被征召从军的境况之中，认为正是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战争，曲折地促使堀田的文学关心发生了“由欧入亚”的转变。这样的分析应该也适用于堀田对茅盾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

虽然堀田善卫后来因为身体原因被免除了兵役，但他和中国现代文学由此结下深缘，自战后开始小说写作起，引入同时代的中国文学作品作为互文文本，便成为他有意使用的方法，表明他原有的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文学”观已经发生变化，而这样的文学实践，连同他在上海的经验，也为他后来和欧美之外的第三世界文学发生深刻联系提供了条件。1956年晚秋，堀田作为唯一一位日本作家代表前往印度参加亚洲作家会议的筹备工作，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慌乱心情：

众所周知，堀田所参加的亚洲作家会议后来发展为亚非作家会议，是受万隆会议精神感召，应和着二战以后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兴起的民族独立浪潮，由第三世界作家发起的以反帝反殖为中心议题的国际文学运动，堀田善卫缘何成为此会议的发起代表，具体过程尚待考察，但他由系列“中国故事”而获得的“国际作家”声誉，应该是被日本相关文学团体推举的重要原因，而他对自己曾经的“西洋迷”经历的反省，则肯定是他克服内心“慌乱”决意挺身赴会的内在动因。如水溜真由美所言，“堀田参与亚非作家会议的原点，在于他通过中国体验而获得的对西欧中心主义的自我反省”。

在实际参与到运动之中后，堀田发现，对亚洲的无知并不限于他本人，甚至也不限于日本作家，而是亚洲作家的普遍现象，他基于亚洲作家会议经验写下的第一部随笔《在印度思考》，其中一节的标题便是“亚洲对亚洲一无所知”。当然，堀田深知亚洲国家、民族间文化隔阂的原因并不仅仅源自自身，而是更多来自欧美帝国主义列强主导造成的现代世界格局，因此，自1956年起至八十年代，他深度参与亚非作家会议运动，自觉担负起推动亚非作家连带运动的责任，既作为组织者之一从中协调联络，又坚持将之融入自己的写作。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受国际政治变动的影响，堀田善卫为此所遭遇的挫折，经历的困难，付出的心力，需要另作专论考察，那应该是第三世界文学运动史不可或缺的内容，而本文结尾仅想指出，在为亚非作家会议运动跨国奔走期间，堀田善卫所写下的系列作品始终贯穿一个主题，即持续不断地发掘和宣扬其行迹所至的亚非地区文化和文学的活力和魅力，质疑现代以来形成且在冷战氛围中不断被强化的“先进”与“落后”的世界构图。虽然堀田在这些文字里很少使用“世界文学”的概念，但实际上却鲜明表现出了构建超越欧美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的努力，前文所引的堀田从“世界文学之一环”的视域对茅盾及中国现代文学的谈论，看似漫然道来，实为其基于长期参与亚非作家会议运动实践经验的深思之言，其重量和深度，大不同于密闭于学院里的“世界文学”论，值得特别珍视。

新媒体编辑：郭一岫

新媒体审读：乐   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