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思想家米格尔·德·乌纳穆诺大概是二十世纪最知名的巴斯克人。1864年9月，乌纳穆诺出生在巴斯克地区的毕尔巴鄂，其父菲利克斯·德·乌纳穆诺是一位兼具冒险精神和国际视野的中产阶级商人，青年时代曾远赴墨西哥经商。米格尔·德·乌纳穆诺同样没有长居故土，十六岁时即赴马德里求学；1891年在师长梅嫩德斯·佩拉约和胡安·瓦雷拉的支持下获得了萨拉曼卡大学教职，其后在1900至1924年以及1930至1936年期间两度出任萨拉曼卡大学校长，深度影响了二十世纪初的西班牙知识分子。他的老师梅嫩德斯·佩拉约是一位声名显赫的西班牙民族主义者，在其影响下，乌纳穆诺在思想史上也以维护西班牙民族统一性、反对激进的巴斯克民族分离主义而著称。这种立场给乌纳穆诺招来了不少巴斯克民族主义者的敌视，其中便包括他的同乡、巴斯克民族分离主义的创始人萨比诺·阿拉纳——两位巴斯克人之间的论战便是本文主要的运思对象之一。不过，分离主义者针对乌纳穆诺背弃家乡的责难大多不确：乌纳穆诺从未对巴斯克精神怀有任何鄙弃之意，相反，他总是骄傲于自己的巴斯克出身；他对巴斯克人身份的高度自觉与他对西班牙文化、语言的深耕之间产生了耐人寻味的张力。

    巴斯克地区的心脏——毕尔巴鄂——对乌纳穆诺而言，犹如母体子宫，那是他出生、成长的地方，意味着心理上的宁静，他一生曾多次表达对毕尔巴鄂的眷恋：“当我回想起少年时代，沉浸在记忆中，就能够获得勇气……尽管毕尔巴鄂的变化很大，但每一次我置身在这座城市中，它的环境总能让我嗅到少年时代灵魂的芬芳。这些日益遥远的过往，是我憧憬遥远未来时的核心与灵魂。”1901年，乌纳穆诺创作了一首题名《童年》的诗作：

    即便此后在卡斯蒂利亚生活多年，长居西班牙的文化中心，乌纳穆诺心中依然涌动着对故土的思念。1889年的某一天，乌纳穆诺前往阿尔卡拉拜访圣路易斯·龚萨卡教团团长、他的朋友佩德罗·雷坎达，行走在被视为最典型的卡斯蒂利亚风貌的阿尔卡拉原野上，这片风景竟让乌纳穆诺回忆起行走在巴斯克土地上的感受，他用与雷坎达对话的口吻写道：

时至1908年，已在卡斯蒂利亚地区生活了近三十年的乌纳穆诺，提笔追忆自己的少年时代与故土时，仍然再一次毫无保留地赞美故乡：“毕尔巴鄂，强大而焦虑的城市，高山之间大海的女儿，雄心勃勃的商人的摇篮，我的灵魂之家，亲爱的毕尔巴鄂！”乌纳穆诺的回忆并非仅仅是日常化的只言片语，他还曾撰写了专门献给故乡毕尔巴鄂的小说——《战争中的和平》，小说主线即为十九世纪发生在西班牙的第三次卡洛斯战争。

    发生在十九世纪的三次卡洛斯战争，既是王位继承战争，又是不同政治理念之战。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七世没有直系男性继承人。法兰克帝国的《撒利克法典》规定，女性后裔没有王位继承权，而当时统治西班牙的波旁王朝是法兰克帝国的后裔。根据《撒利克法典》，费尔南多七世的王位应该由他的弟弟卡洛斯继承，但费尔南多七世废除了法典，并任命他的女儿伊莎贝尔为阿斯图里亚斯女亲王（西班牙王位继承人的封号）。教会和保守派人士反对此项改革，他们选择支持卡洛斯亲王。无奈之下，费尔南多七世同自由派人士结盟，换取他们对女儿伊莎贝尔的支持。但1833年费尔南多七世身故后，同年即爆发了第一次卡洛斯战争。三次卡洛斯战争后，自由派最终战胜了保守派，获得了这场横贯十九世纪的战争的胜利。而在三次卡洛斯战争中，巴斯克地区都是交战双方争夺的焦点，此处曾发生“毕尔巴鄂之围”。

    1876年，当巴斯克地区长期支持的卡洛斯派在内战中彻底落败后，作为惩罚，中央政府彻底取消了巴斯克地区从基督教双王时代便开始享受的“财税特许权”。财税特许权的取消，激化了巴斯克地区同中央政府的矛盾，成为巴斯克民族主义抬头和迅速发展的直接诱因。乌纳穆诺的小说《毕尔巴鄂之围》便记录了那段历史中的巴斯克人民的尊严和抵抗，这一倾向不仅体现在对人物与事件的描摹上，还寄托于小说中诸多巴斯克地区特有词汇的运用中。例如chimbo和chimbero这两个单词便是引入西班牙语的巴斯克词汇：chimbo是巴斯克地区特有的鸟类，在该地区经常用来指代毕尔巴鄂人，而chimbero则是指猎鸟人，在小说中意指侵犯巴斯克地区的敌人。

    乌纳穆诺是卡洛斯战争尾声的亲历者，对故乡利益的关切以及对历史和文学的强烈兴趣贯穿了他的一生。1876年巴斯克财税特许权被中央政府取缔后，年仅十二岁的乌纳穆诺匿名给国王阿方索十二发去了一封抗议信；励志求学后，他曾有志为巴斯克人民书写一部十六乃至二十卷的厚重史书。

    虽然这部设想中的巨著最终并未面世，但乌纳穆诺188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即题为《巴斯克种族史前史和起源问题批判》；而1897年完成的第一部小说《战争中的和平》也题献给了巴斯克人民和巴斯克语。

    乌纳穆诺还长期关注巴斯克地区西班牙语文学的发展，同巴斯克地区的作家互动频繁，在报刊为他们的作品撰写评论，以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安东尼奥·德·特鲁埃巴是十九世纪巴斯克诗人中的代表。乌纳穆诺在《诗歌集》中专门有一首创作于1928年的名为《特鲁埃巴》的诗，便是献给这位同乡的诗作。1929年，乌纳穆诺又创作了一首《真诚的巴斯克诗歌》向特鲁埃巴致敬，感谢他为巴斯克地区诗歌发展所做的贡献。他还在诗中提到了自己尊敬的师长梅嫩德斯·佩拉约对特鲁埃巴诗歌创作的高度评价。受到乌纳穆诺关注并且作品得到他评述的巴斯克作家还有安东尼奥·玛利亚·德·萨拉韦利亚、维森特·德·阿拉纳、提莫特奥·奥尔贝等。此外，还有一位值得特别关注的作家，那便是弗朗西斯科·德·伊图里巴利阿。伊图里巴利阿和乌纳穆诺曾经在小学阶段同窗共读，此后成了终身挚友。伊图里巴利阿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巴斯克地区，成年后当了神父。乌纳穆诺每年夏天回毕尔巴鄂消暑，都会拜访这位老友。伊图里巴利阿的主要作品是四卷本的《巴斯克种族和巴斯克语》，而乌纳穆诺则为每一卷撰写了开卷的概述。

    由此可见，乌纳穆诺终生对故乡怀有眷眷之情，但他对巴斯克精神的体认与民族分离主义者保持着鲜明差距。乌纳穆诺同巴斯克民族主义者之间的论争始于1886年，这一年乌纳穆诺发表了一篇名为《正字法》的文章，指出了巴斯克语的一些固有缺陷，该文旋即遭到巴斯克民族主义的创始人萨比诺·阿拉纳的攻击。

    萨比诺·阿拉纳是乌纳穆诺的同乡和同代人，生于1865年1月，仅比乌纳穆诺小四个月。阿拉纳来自一个有着虔诚天主教信仰的资产阶级家庭，其家族曾积极介入卡洛斯党的活动。阿拉纳的父亲曾深度参与了1872年卡洛斯党人组织的军事叛乱，1876年卡洛斯党溃败后，阿拉纳家族避居毕尔巴鄂家乡。萨比诺·阿拉纳曾就读于当地一所耶稣会主管的中学，1882年十七岁时他放弃了卡洛斯主义，转化为一名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几乎在乌纳穆诺前往马德里求学的同时，阿拉纳放弃了大学深造，开始自修巴斯克语言和历史。1892年，阿拉纳出版了代表作《比斯开重返独立》，书中详述了中世纪比斯开人抗击莱昂王国和卡斯蒂利亚王国入侵的四场战役。此书后来成为巴斯克民族叙事的开端。1893年，萨比诺·阿拉纳在公开政治演讲中阐明他主导的政治运动核心信念是“上帝与旧法”，即推崇天主教宗教信仰并谋求恢复“再征服战争”以来的财税特许权。不久，他创建了第一份报纸《比斯开土地》，并在创刊号上声明自己“反对自由派也反对西班牙”的政治立场。1893到1903年的十年间，萨比诺·阿拉纳进行了高强度的政治活动，并撰写了集中论述民族分离主义的宣传小册《卡洛斯党和巴斯克-纳瓦罗财税特许权》。1901年，他创办了政治文化期刊《巴斯克》，Euskadi这个指代巴斯克地区且包含分离意味的政治新词从此登上历史舞台。

    1886年，乌纳穆诺发表揭示巴斯克语言固有缺欠的《正字法》一文遭到阿拉纳批驳，后者将针对乌纳穆诺的批评集中在字母K的用法上。乌纳穆诺认为，巴斯克语的正字法一度非常混乱，直到语言学家曼特罗拉将其归序，仍留下不少遗憾，例如大量应使用C的地方滥用了K；而阿拉纳则针锋相对地列举出Gatika、Gernika等地名，论证字母K在巴斯克语正字法中如何得到了正当使用。由于这场争论，K在巴斯克语中的使用一时间成为焦点。但这仅是乌纳穆诺与分离主义者的第一轮交锋。

    次年，阿拉纳的追随者诺维阿·德·萨尔塞多出版了《巴斯克语词源学字典》，该字典试图论证巴斯克语所有语词均完全来源于巴斯克本土。针对这种偏激立场，同年10月15日乌纳穆诺在《毕尔巴鄂之北日报》上发表文章《诺维阿·德·萨尔塞多的词源学字典》，抨击这本字典的泛政治化和伪科学性，并在文中揶揄道：“巴斯克民族主义者老是抱怨，没有人对他们的文化、语言和传统感兴趣，但倘若这一切均属虚构，别人又如何对巴斯克的文化、语言和传统感兴趣呢？”

    乌纳穆诺多次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尽管自己深爱故土，但不希望这种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的情绪影响自己语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也同样不希望因恪守巴斯克语而遏制了毕尔巴鄂这座西班牙工商业都市的发展。1901年8月26日，在毕尔巴鄂文人群贤毕至的花卉雅集上，乌纳穆诺发表了一场后来被称为“花卉雅集演讲”的公开发言，接续他对巴斯克语固有缺陷的批判，宣告巴斯克语的“限定性死亡”，并称这一死亡恰是巴斯克自身的发展需要。乌纳穆诺断言，“巴斯克语同一个现代化的毕尔巴鄂并不匹配”。此演讲刚一结束，萨比诺·阿拉纳便激烈抨击演讲人背弃和侮辱故乡，“想要把同乡埋葬在废墟中”；同时，阿拉纳还逐条反击乌纳穆诺对巴斯克历史和语言的研究结论，例如乌纳穆诺一贯强调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对巴斯克历史的叙述都是毫无根据的传闻，阿拉纳则认为那些传说众所周知，虽然没有被考古证实，但却是民间知识的一部分。[14]语言观和历史叙事自此成为乌纳穆诺与分离主义者论辩的两大话题。

    在语言观上，乌纳穆诺同巴斯克民族主义者的主要分歧在于，他相信巴斯克语同现代性之间不可兼容：作为一种缺乏文学传统的乡村语言，唯有嵌入到卡斯蒂利亚语中，巴斯克语才能扩张其影响力，同时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和文化。

    语言学是乌纳穆诺的学术专长，他在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涉猎广泛，受到诸多语言学家的影响，例如保罗·赫尔曼·穆勒、麦克斯·缪勒、威廉·冯·洪堡和埃尔瓦斯等。梅嫩德斯·皮达尔在《西班牙语历史语法手册》中曾四次引述乌纳穆诺的观点，更从侧面印证了乌纳穆诺在语言研究方面的造诣。乌纳穆诺认为，相较其他标准，语言更易于用以区别不同的民族。须注意，乌纳穆诺所强调的语言和民族的对应关系，不是一种历史性和地域性的问题，而是一种精神性的关系，即通过使用同一种语言来培育国民精神/意识。对于乌纳穆诺来说，不同的民族使用相同的语言，有助于培养这种统一的、精神性的国家意识。

    如此便能解释，乌纳穆诺虽因为巴斯克人的身份而感到骄傲，但同时对西班牙有着强烈的国家认同：乌纳穆诺将这种认同归结于自己从小对西班牙语的学习和使用。西班牙语的使用，培养了他对卡斯蒂利亚文化和西班牙这个国家的认同感。乌纳穆诺认为，伊比利亚半岛上语言繁多，但其中西班牙语传播最广、使用最广，主导地位毋庸置疑，伊比利亚半岛人民统一的国民意识因而必须、也只能建立在西班牙语文化的基础之上。但这并不是否认半岛上其他语言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非西班牙语母语的人群对西班牙语的使用，能丰富西班牙语的词汇和表达，进一步提升西班牙语的活力。乌纳穆诺认为不应禁止使用地方语言，但也不能强制学习和使用地方语言。他曾如是说道：“西班牙语是西班牙共和国的官方语言。所有的西班牙国民都有义务和权利了解和使用西班牙语。不过，任何地区都可将当地通用语言列为官方语言，但绝不能强制他人使用该地方通用语言。”

    同时，乌纳穆诺对西班牙语在美洲的传播和国际化极感兴趣。在他看来，伴随着西班牙语的传播，西班牙性这一民族身份也得到了传播。乌纳穆诺幻想着西班牙语能成为国际语言、世界第一大语言，并且不无骄傲地将其称为“超越拉丁语［的语言］”。在乌纳穆诺看来，西班牙语的活力以及西班牙语取得的成就已经远远超过了拉丁语。相对而言，巴斯克语则没有太多的文化优势，不仅未能在全球传播中展现优势，且在各个领域都已逐步被西班牙语替代，因而走向灭绝是历史的必然。巴斯克语语法复杂，和简化的欧洲语言相比是一种落后的表现。尽管没有必要刻意保存巴斯克语，却有必要对这门语言进行科学的研究。此外，他还认为，巴斯克语的灭绝是一种自然现象，非人力可以阻止。乌纳穆诺并不倡导主动放弃巴斯克语，而是主张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语言发展的自然规律，让巴斯克语自己消失。与此同时，西班牙语在巴斯克的传播可以帮助巴斯克人培养西班牙国民意识，舍弃原有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隔离主义。

    就此，乌纳穆诺以自己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为例现身说法：“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和我的父母一样，都是巴斯克人，但是他们之间无法使用巴斯克语沟通，这是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区域。”根据这一经验，乌纳穆诺认为巴斯克语并不是一种单独而统一的语言，而是一系列方言的集合。巴斯克主义者所声称的巴斯克语，实际上是民族分离主义者人工规范和创制的一门人造语言，也是一门连巴斯克人自己都无法理解的语言。乌纳穆诺还指出，阿拉纳本人的母语并不是巴斯克语，他是在成为民族主义者后才学习的巴斯克语，但他却以巴斯克语保护主义者自居，并以此诋毁和抵抗自己的母语、官方语言西班牙语，这种激进的巴斯克保护主义是荒谬的。

    讨论语言与西班牙地方民族主义问题，加泰罗尼亚及其语言是不容略过的问题。就此，乌纳穆诺指出加泰罗尼亚在十五世纪以前便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毫不逊色于西班牙语文化，而且在十八世纪以后，这一文化传统又在巴塞罗那和瓦伦西亚复兴。与之相比，巴斯克语从未能建立起这样的文化传统，因而没有显现出巨大的活力，也不能凝聚巴斯克的人心，不能让他们以此建立起身份认同。对于加泰罗尼亚语，乌纳穆诺认为应鼓励加泰罗尼亚人使用母语进行沟通、交流和书写，这比使用西班牙语更为便捷，也更能够保存加泰罗尼亚文化的独特性。乌纳穆诺表示，加泰罗尼亚语的使用人群无论在数量还是在社会等级上，都高于西班牙其他地区，因而应当谨慎处理加泰罗尼亚语问题。强行向加泰罗尼亚人普及西班牙语并无助于西班牙语的传播，也无助于帮助加泰罗尼亚人培养起西班牙国家意识，只会导致两败俱伤。

    尽管在乌纳穆诺的认知中，加泰罗尼亚语应当享有一定的地位，但这不应当阻碍卡斯蒂利亚语的推广。乌纳穆诺认为，卡斯蒂利亚语的推广，与其说是一种统一行为，不如说是为了防止语言分化这一倒退现象的出现。他认为，西班牙的各种语言应当朝向统一而不是分化的方向发展。为此，乌纳穆诺始终坚决反对利用语言问题从事政治分离活动，甚至在瓦伦西亚参加自己儿子的婚礼期间，乌纳穆诺都未曾错过机会，发表了反对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的演说，公开反对学校强制性的加泰罗尼亚语教学。正如学者亚里克斯·隆赫斯特所说，乌纳穆诺对语言的思考和态度，“从来都不是独立完成的，而是其社会政治理念的衍生物”。

    关于巴斯克民族历史的叙事，乌纳穆诺指斥分离主义叙事中有关史前巴斯克族的说法，因为当时还没有任何考古或古生物学的发现能为之提供证据上的支撑，分离主义的叙事毋宁说是一些猜测或传说。

    前文已提及，巴斯克民族主义政治思想的起源和卡洛斯战争前后关于财税特许权的拥护主义运动有密切联系，与中央政府的经济纷争实则大于文化或种族之争。巴斯克分离运动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卡斯蒂利亚王国为恢复基督徒半岛统治权的“再征服战争”。为扩大支持基础，居于半岛北方的基督教势力开始对依附于它的地区授予“财税特许权”，这是卡斯蒂利亚王室扩充权力和势力范围的政治手段，即通过授予自治城市、领地、教会、骑士团甚至贵族权利，以换取忠诚。财税特许权甚至包括独立的铸币权。财税特许权之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对税收的豁免，这保证了当地居民更好的生活质量和工商业的顺利发展。基督教双王在各区域松散自治、统一管理的基础上缔造了西班牙帝国。1700年，他们的直系后裔——哈布斯堡王朝的卡洛斯二世无嗣而逝，他的两个堂表兄弟——法国波旁家族的费利佩和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卡洛斯——各自宣布了自己对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西班牙就此陷入了王位继承战争，直到1714年《乌德勒支和约》的签订方才告终。巴斯克地区和加泰罗尼亚地区正因为在战争中坚定地支持了哈布斯堡家族，战争结束后被波旁家族取消了部分财税特许权。这两个地区同西班牙中央政府之间的离心之势就此开启，并延续至十九世纪的三次卡洛斯战争。

    为缓和中央和地方的紧张状态，1878年时任首相的卡诺瓦斯授予巴斯克地区议会“经济协调权”。地区经济协调权赋予巴斯克地区相当大的财政自治权，一方面使得巴斯克地区的经济政策保持相对灵活自由，另一方面留给地方政府的税收也为巴斯克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从而促成1876至1901年的巴斯克比斯开地区的工业革命。经济的高速发展，摧毁了传统的农业经济生态，带来社会动荡；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也冲击了巴斯克地区原住居民的平静生活，这一经济情景是分离运动的社会基础。

    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卡洛斯主义者与财税特许权拥护者纷纷将自己在意识形态与经济上的诉求掩盖起来，转而寄托于民族神话，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巴斯克民族历史叙事便大多试图构建出一套较为完备的巴斯克民族神话历史线索，以弥补史学研究的空缺，充当复原真实民族历史图景的替代品。

    1845年，法属北巴斯克作家约瑟夫-奥古斯丁·沙厄取材雅利安神话与巴斯克民间传说，以法语创作了关于巴斯克文明起源和巴斯克人祖先艾拓的浪漫主义神话故事。起初，沙厄的创作并未表现出过于显著的政治意味，但随着故事被译入卡斯蒂利亚语并逐渐传播开来，一部分财税特许权拥护者深受其影响，开始致力于借助文学的虚构世界为巴斯克的民族传统探源。1851年，吉普斯夸省财税特许权的拥护者戈依崔塔所著的《巴斯克神话》便标志着巴斯克浪漫主义文学的一种新分支的开端，即所谓的“财税特许权拥护者文学”。

    在催生出巴斯克民族主义神话故事之前，财税特许权拥护者文学先后经历了伊莎贝尔二世时期和复辟时期两个阶段，此期间出现的一些重要作家和作品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十九世纪末期以萨比诺·阿拉纳的《比斯开重返独立》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神话叙事。接续浪漫主义文学之流，1892年阿拉纳出版了《比斯开重返独立》一书，这部将历史与传说混杂一处的著作试图塑造一种具有彻底排他性的民族叙事，切断巴斯克与西班牙之间一切民族、历史、文化关联性的纽带，树立起巴斯克与西班牙之间的二元对立，通过叙述二者间激烈的历史冲突，塑造一种独立的、传统的、纯正的、排外的巴斯克民族内核。

    《比斯开重返独立》一书讲述了四场中世纪巴斯克人抗击莱昂王国和卡斯蒂利亚王国入侵的战役。实际上，这四场战役皆为传说，分别以巴斯克地区的四座城市为名，阿拉纳将它们作为该书章节名称——《阿里戈里亚加》《奥特桑迪亚诺》《戈迪索拉》和《芒吉亚》。四则故事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第一篇《阿里戈里亚加》。萨比诺·阿拉纳笔下的《阿里戈里亚加》源自巴斯克古老传说——哈乌恩·苏里亚与阿里戈里亚加战役。该故事的最初版本出现在1325至1344年间，被葡萄牙国王迪奥尼斯一世的私生子佩德罗·阿方索收录在他的《贵族传承录》中。故事讲述了英格兰国王的兄弟弗洛姆在被王国驱逐出境后，抵达了正处于阿斯图里亚斯伯爵统治之下的巴斯克地区。弗洛姆与巴斯克人民达成协议，率领他们推翻统治者，在帕杜拉的原野上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最终敌人被歼灭，原野的石块上溅满了鲜血，“阿里戈里亚加”（Arrigorriaga, 意为“红色的乱石旷野”）因此而得名。而成功解放巴斯克人民的英雄弗洛姆则被拥戴为新的领袖。关于哈乌恩·苏里亚的传说则出现在1454至1474年间：被驱逐的苏格兰公主之子哈乌恩·苏里亚（卡斯蒂利亚语中意为Señor Blanco，即“白色领主”）在巴斯克人民的请求下，率领他们成功抵抗了莱昂王国的入侵，最终成为巴斯克的领袖。

    哈乌恩·苏里亚与阿里戈里亚加战役的传说随着巴斯克地区的历史变迁不断被改编和重写。在财税特许权拥护者文学盛行之时，这些传奇故事被再次嵌入到新的历史语境中，产生了更多新的版本。例如，特鲁埃巴和维森特·德·阿拉纳均在这些传说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维森特·德·阿拉纳是萨比诺·阿拉纳的堂兄，他于1887年出版了小说《哈乌恩·苏里亚，又名白色领主》，该作品所传达的既效忠巴斯克也效忠伊比利亚的双重爱国主义是萨比诺·阿拉纳坚决排斥和抨击的对象。对于萨比诺·阿拉纳而言，西班牙并不是一个所有伊比利亚人民和谐共存的泛民族存在，而是巴斯克人民的世俗敌人，因为他们向巴斯克扩张的野心从未停止过。在阿拉纳版本的阿里戈里亚加战役中，哈乌恩·苏里亚的英雄形象被淡化，战役被刻画为巴斯克人民的集体壮举，莱昂王国的入侵者面对巴斯克人的顽强抵抗和英勇追击，不得不仓皇逃离巴斯克土地。那位名为“苏里亚”的领袖，则是一名来自布斯图里亚的巴斯克青年。在全书末尾，萨比诺·阿拉纳写道：

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除了强烈的虚构性和薄弱的史料支撑，萨比诺·阿拉纳的巴斯克民族叙事内核与一个重要理念密不可分，那便是独立。在他笔下，巴斯克民族享有“自古以来”的独立和自由。这是一种来之不易的自由，是一种通过不断的抗争才最终得以捍卫的自由。而试图夺走这自由的敌人，是也将永远是西班牙，即作为一种整体的西班牙。对阿拉纳而言，历史只是一种隐喻，叙事只是一种手段，独立才是他真正执着于追求的“外在自由”。对于这一概念，萨比诺·阿拉纳曾在创立于1897年5月的《农民报》上进行了更为具体的阐释。他认为“自由”在对外政治和国际领域上意味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绝对独立”；巴斯克的历史学家不断谈论着那些名叫“财税特许权”的“自由”，却在面对最根本的“自由”——民族独立——的时候缄默不言。

    《比斯开重返独立》被萨比诺·阿拉纳的民族主义追随者们誉为“唤醒民族意识之书”，也为他致力于同西班牙“抗争”的政治生涯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这一角度讲，萨比诺·阿拉纳对历史和传说的演绎，在本质上仍是为进一步扩大和延续自己的政治主张奠定基础。对巴斯克民族叙事的塑造使他完成了对巴斯克民族的“想象”，更催生了一种更为明确和具体的民族使命——目标是独立，敌人是西班牙。

     针对财税特许权拥护者和巴斯克民族主义者的神话叙事，乌纳穆诺的研究诉诸社会与经济观察。自青年时期起，乌纳穆诺便已开始以实证性研究反驳和批判此类文学作品：在1884年完成答辩的博士论文中，他深刻剖析并探讨了财税特许权拥护者文学如何以神话传说代替巴斯克文化根源的做法，认为这是一种缺乏实证性与方法论的行径。他所抨击的作家当中，包括巴斯克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创者沙厄。

    尽管在阿拉纳的《比斯开重返独立》出版时，乌纳穆诺并未在第一时间公开表达看法或评价，但在该书出版后的第三年，即1895年巴斯克民族主义党成立时，乌纳穆诺表露了他对巴斯克地区日益增长的反西班牙情绪和排外情绪的看法。乌纳穆诺从社会经济观察的视角指出，巴斯克外来移民的聚集是该地区矿业快速发展的直接结果。这些从西班牙各地汇聚而来的人口，被当地人贬称为“马克托”，是十九世纪巴斯克工业化浪潮中的主要劳动力。然而随着经济增长与资本积累，剩余劳动力也逐渐扩大，此时，那些昔日依靠“马克托”发财致富的巴斯克人，摇身一变成为排斥外来人口的主力军。这一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解读方式反映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乌纳穆诺眼中，巴斯克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现于它的“反马克托主义”，而这种意识形态的理论根基正是建立在财税特许权拥护者们所创造的巴斯克浪漫主义文学之上。在他看来，萨比诺·阿拉纳所塑造的巴斯克民族叙事，不仅将矛头直接指向西班牙，也将这种仇外情绪推向了新的极端。由此，一场起源于旧制度拥护者的政治-文化运动，演变成为一种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斗争。

    乌纳穆诺在与萨拉韦利阿的通信中以激烈的言辞总结了他所参与的论战：“［巴斯克主义］建立在一系列偏见、传说、无稽之谈和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谬误之上。其所做出的努力不是对论点的展开，而是对论点的重复。尤其是这种努力几乎没有丝毫批判精神，其传播者没有，接受其教条的人也没有。”这封信写于1908年，彼时萨比诺·阿拉纳已去世近五年，但他留下的民族主义遗产继续深刻影响着他的追随者，后者仍旧践行着民族分离主义道路。同年，乌纳穆诺连续发表论述，从加泰罗尼亚主义切入，对西班牙的地区主义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他认为，巴斯克主义与加泰罗尼亚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具有深刻且具体的社会、文化、经济问题根源，具有社会性、自发性和自下而上性。而巴斯克主义是萨比诺·阿拉纳一人的“杰作”，本质上不是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地区主义，而是个体激情和个人信条的产物，是萨比诺主义。对此，乌纳穆诺在书信中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对这位民族主义政党创始人的批判：

从乌纳穆诺对财税特许权拥护者文学的驳斥，到对巴斯克主义的抨击，再到对萨比诺·阿拉纳本人的批判，贯穿其思想始终的并不是他对卡斯蒂利亚的文化优越性的一味颂扬，而是对实证知识和理性分析的强调。对乌纳穆诺而言，巴斯克民族主义的理论根基完全建立在个人的狂热和基于空想的叙事之上，严重缺乏科学和事实依据，这种兼具政治极端性和宗教狂热性的盲目追求令他感到痛心。事实上，1914年在阿根廷《民族报》上发文谈及爱国主义问题时，他再一次表明了坚信真理至上的态度：“国家不能要求我胡言乱语，不能也不应该使我看不清真理。真理高于爱国主义。”

    除去从语言观和历史叙事角度批驳巴斯克分离主义，乌纳穆诺对巴斯克精神亦有自己的阐发。在他看来，分离主义窄化了巴斯克精神，在早期现代西班牙民族的经验中，巴斯克人的主要特性是全球性，而不是民族主义者所追求的地方性。这种全球性即体现为在征服美洲过程中，巴斯克人所充分展现出来的冒险精神和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而堪称这一全球性的巴斯克精神之化身者，恰恰是民族分离主义者引以为傲的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

    罗耀拉，1491年生于巴斯克地区的阿斯佩迪阿,是天主教耶稣会的创始人。30岁前，他是四处征战、攻城略地的军人，1521年他在潘普洛纳之战中负伤，从此退出军旅，后赴巴黎学习哲学，在那里遇到了一生挚友沙勿略和法伯尔，与这两人共同创立了耶稣会。甚至到二十一世纪初，耶稣会仍有两万多名会士，在超过112个国家活动，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修会。其创立者罗耀拉很自然地成了诸多巴斯克人的骄傲和偶像，这其中便包括乌纳穆诺和萨比诺·阿拉纳。

    乌纳穆诺虽反对浪漫主义色彩的巴斯克神话，但他本人对宗教和黄金世纪传统的痴迷在其思想发展轨迹上留下了重要的印记。经历了西班牙在古巴和菲律宾的军事惨败后，在之后的国家政治危机和自身的存在主义危机中，乌纳穆诺质疑占据时代主流的实利主义意识形态，渴望回归到基督教的怀抱中，尝试让西班牙人民获得新的信仰——理想的信仰和民族的信仰——而罗耀拉即是他复兴信仰的重要资源。然而，乌纳穆诺并未局限于耶稣会教派立场，而是将罗耀拉代表的巴斯克精神投射到他所归纳的天主教色彩鲜明的堂吉诃德精神或“吉诃德主义”上——正如研究者莫拉所说：“西班牙精神、人文主义精神和吉诃德精神是乌纳穆诺的新三位一体。”

    乌纳穆诺曾打算书写罗耀拉的一生，以此折射巴斯克民族的灵魂，然而此项工作并未完成，他反而将罗耀拉写进了阐释西班牙精神的《堂吉诃德和桑丘的生活》一书中。身为巴斯克同乡，乌纳穆诺对这位耶稣会的创始人始终抱有一种情感上的亲近。对乌纳穆诺来说，罗耀拉便是教会中的堂吉诃德：在教廷颓靡、信仰废弛的时代，选择献身于追求上帝的至高荣耀，“在堂吉诃德的一生和罗耀拉的一生中，至少是在我的堂吉诃德和我的罗耀拉的一生中，我看到了相似之处”。值得一提的是，根据里巴德内拉神父为罗耀拉撰写的传记记录，这位耶稣会创始人“充满好奇心，也非常热爱阅读世俗的骑士小说”，这大约是罗耀拉与堂吉诃德的又一相似之处。

    在《堂吉诃德和桑丘的生活》中，乌纳穆诺总是称罗耀拉为Iñigo de Loyola, 而不是Ignacio de Loyola，因为Iñigo是罗耀拉的巴斯克文原名，而普遍使用的依纳爵则是罗耀拉名字的卡斯蒂利亚语版本，这一细节表明乌纳穆诺试图凸显罗耀拉的巴斯克特性。《堂吉诃德和桑丘的生活》勾勒出“从Iñigo de Loyola诞生了罗马的Ignacio，从巴斯克英雄到耶稣会的圣徒” 这条脉络，以此呈现巴斯克精神对民族信仰所做出的贡献。与此同时，《堂吉诃德和桑丘的生活》又多次将罗耀拉同堂吉诃德/塞万提斯相比较，以彰显巴斯克特性与西班牙精神的契合。在写给博尔赫斯的信中，乌纳穆诺将塞万提斯与罗耀拉联结在了一起：“我想起了塞万提斯的忧伤笑容，战争中致残的勒班陀独臂人以及罗耀拉，那位潘普洛纳的跛足人。”同为“98年一代”代表人物的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深知乌纳穆诺将罗耀拉视为巴斯克精神的楷模，赞颂乌纳穆诺也是这一巴斯克精神的继承者，“这位绅士时刻为高贵的战斗准备着。我仰慕他精神上的勇敢果决，如他的同乡罗耀拉一般”——乌纳穆诺本人肯定会将这句赞语视为极高的褒扬。

     西班牙早期的民族意识出现在与北非穆斯林争夺伊比利亚半岛的过程中，但正如乌纳穆诺观察到的，完成“再征服运动”的基督教双王“缔造了帝国，却没有将其焊接为一个整体。从那时起，中央集权还是地区分治，统一还是联邦，是一个长期困扰西班牙的繁杂问题……从费利佩五世时代的加泰罗尼亚起义开始，到绵延整个十九世纪的卡洛斯战争，所有的内战都源于此症结”。

    1808至1814年反抗拿破仑入侵的独立战争被诸多史书视为现代意义上西班牙民族形成的时间点。按照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研究，根据其对历代《西班牙皇家学院词典》的考证，“民族”这个词汇的现代意义，要到1884年后才告出现；在1884年之前，“nación”（民族）是指聚居在一省、一国或一帝国境内的人群；到了1884年，民族则意指“辖设中央政府且享有最高政权的国家或政体”，或者“该国所辖的领土及子民，两相结合成一整体”。十九世纪中民族的模糊状态，让区域自治和地区分离主义运动长期困扰着西班牙历史，而巴斯克地区的命运也因此同西班牙的国运交织在一起。

    1898年西班牙在美西战争中全面溃败。同年12月，西班牙中央政府同美国签署了《巴黎协定》，该协议宣告西班牙和美国军事战争正式结束。根据协议，古巴获得了独立，而菲律宾和波多黎各也正式成为美国的海外属地。实际上，阿拉纳和乌纳穆诺都是为应对1898年的民族危机而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在巴斯克民族主义诞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阿拉纳始终将西班牙中央政府塑造成为压迫和损害巴斯克地区的他者，因而他本人是西班牙帝国扩张的坚定反对者和古巴与菲律宾独立斗争的积极支持者。这位“巴斯克独立之父”将1898年海外殖民地的动乱与失控视为能有效削弱西班牙中央政府的契机，因为他正是在这一年创建了巴斯克民族党并开始了积极参与地方选举的政治生涯新阶段；同样在1898年，巴斯克民族主义获得了第一次选举胜利：萨比诺·阿拉纳凭借4500张选票当选为比斯开省议员。当选议员后，阿拉纳发电报给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恭喜他让古巴获得了独立。

    与阿拉纳不同，乌纳穆诺从未脱离西班牙的整体历史去理解巴斯克的现代经验。在他看来，巴斯克地区的历史并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在西班牙全球经验的语境中，通过与其他地区和人民的互动而生成的。脱离西班牙的全球史去深研巴斯克一隅的历史与传说，一方面是缺乏客观立场和科学精神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目光短浅、自我设限的征兆。对乌纳穆诺而言，他的毕尔巴鄂是一座西班牙城市，这座城市在历次抗争中形成了带有鲜明的自由主义底色的历史意识。在1908年9月5日发表的《毕尔巴鄂之围》中，乌纳穆诺认为“自由主义”是毕尔巴鄂最根本的特质；乌纳穆诺表示无法想象，为了应对危机，某些说着巴斯克语的同乡竟愿走上自我封闭、自傲而排外的种族主义之路。可以说，西班牙在美西战争中的全面溃败，既是分离主义的助燃剂，也给唤醒民族意识提供了机遇；借重这个历史契机，乌纳穆诺及其同仁开始更加坚定地维护卡斯蒂利亚语的正统地位，反对地区分离主义。

    面对美西战争中帝国的溃败，乌纳穆诺思考的是“西班牙的问题”，这也是“98年一代”知识分子所分享的核心问题。简而言之，相关论辩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乌纳穆诺和奥尔特加-加塞特的辩论，即究竟应该将“欧洲西班牙化”还是将“西班牙欧洲化”。自1900年起，乌纳穆诺开始逐渐失去对现代化以及欧化的热情，而关注起西班牙自身独有的特质。1905年面世的《堂吉诃德和桑丘的生活》将堂吉诃德树为西班牙民族主义的圣像。堂吉诃德是西班牙的基督，桑丘是西班牙人民，而吉诃德主义则是这个民族的宗教。乌纳穆诺在其中表示要将“欧洲西班牙化”；科学与理性救不了西班牙，这个国度需要的是信仰。正如他所言：“马尼拉湾战役溃败，古巴的圣地亚哥之战溃败，《巴黎协定》签署，让我们关于历史的梦想彻底破碎。在惊愕与麻木中，更准确地说，在普遍的愚昧中，我们这些被称为‘98年一代’的人，轮到我们，去感受灵魂，发现自我，同时开始仰慕自我。譬如，我刚刚在《堂吉诃德》中发现了那个纯正的西班牙式的我。”为此，这位始终深爱着巴斯克的毕尔巴鄂人才如是自白：“我是西班牙人。从出生到受到的教育、身体和灵魂、语言乃至职业都是西班牙式的。我首先是西班牙人，特别是西班牙人，西班牙主义是我的宗教。我想信仰的是天堂般完美永恒的西班牙。我只崇拜一个上帝：堂吉诃德。他用西班牙语思考，用西班牙语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