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24年第1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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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在第一对开本目录页“历史剧”一栏的《亨利六世》三部曲，是从沃里克郡来到伦敦的莎士比亚最先震撼剧坛之作。同时代作家托马斯·纳什在其于 1592年8月出版的讽刺作品中赞叹该剧的上篇在舞台上复活了已沉睡两百年的战争英雄塔尔博特。之后不久，大学才子派剧作家罗伯特·格林在其于 1592年 9月出版的小册子中化用了该剧下篇约克公爵死前痛骂玛格丽特王后的台词，暗讽莎士比亚有一颗“裹藏在演员身份下的虎心”。唯独该剧的中篇没有一手演出记录，直到复辟时期才被约翰·克罗恩将第四幕的叛乱和前三幕的枢机主教阴谋分别改编为《内战悲歌》和《亨利六世》两部剧作，作为保皇和反天主教的政治宣传工具。

在传统解读中，学界认为在与上下两篇共同建构了英格兰的衰落这个主题的同时，《亨利六世》的中篇又不乏其独立的主题。在蒂利亚德看来，“在上篇作为背景的纷争在中篇作为重要主题得到了发展”，格罗斯特公爵汉弗莱在“纷争”和“政治阴谋”两个主题中遇害，约克公爵则顺势崛起，“将国家带到混乱的边缘”，因此，该剧以此“描述了这个国家因为诅咒走向衰落的第二个阶段”。布罗克班克在其影响深远的论文里部分接受了蒂利亚德的神意诅咒论，指出虽然政治崩坏是中下篇的共同主题，但中篇还因聚焦于“法律的严厉执行者”格罗斯特的殉道悲剧而单独具有“法律的消亡”这个主题。琼斯认为《亨利六世》三部曲的共同主题是“国家内部冲突的致命危险”，而中篇则是一部“关于国家的悲剧”——“国家的护国公被阴谋算计并被谋杀，由此令国家自身被撕成碎片”。

英雄塔尔博特的原型骑士约翰-塔尔博特-什鲁斯伯里伯爵（by Thomas Cecill, 1625）,该画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

新近研究没有沿用第一对开本的剧名《亨利六世第二部》，而是使用较之早29年的第一四开本剧名《约克与兰开斯特两大名门纷争的第一部》，故而脱离了三部剧的传统解释框架来考量其主题。赫尔格森将中篇视为莎士比亚的首部英国历史剧，认为它探讨了具有阶层等级制度的英格兰民族整一性，展示了两种基于阶级包容性和排他性的民族认同（一种把英格兰仅仅等同于君主和贵族，另一种则把“人民”或“平民利益”视为“民族认同及其统治秩序合法性的根本”），随着中篇的情节发展，莎士比亚的立场从“包容性”转为“排他性”，并在此后该剧的下篇和上篇乃至后续的所有英国历史剧创作中都“聚焦于建立和维护君主的国家力量”，帮助剧场实现从演员主导到作家主导的建制性转变，从而造成了历史剧的衰落。赫特尔继而认为，在揭示叛乱者凯德的“平民民族主义”和大贵族所支持的“绝对主义君主的民族主义”如何威胁了英格兰等级制度的稳定性的同时，中篇强调只有护国公格罗斯特“诉诸对整个民族的共同责任”的“精英民族主义”才是超越狭隘阶级立场的爱国主义，因此莎士比亚的最终目的是帮助剧场这样包容所有阶级的有机体参与到建构英格兰民族共同体的行动中去。

诚然，按照四开本标题的研究路径比按照对开本标题的研究路径或更接近《亨利六世》中篇原初的出版和演出语境，但研究者也无须将该剧视为一个孤立的个体。虽然权威学者认定该剧是莎士比亚最早创作的历史剧，但这并不意味着莎士比亚在戏剧创作中就一定没有自己的整体主题规划。因此，即便将中篇作为一个结构完整的整体来探究其独立主题，研究者也应注意到它与上篇及下篇这两部续作所共同建构的英格兰“衰落模式”或“失序框架”。从三部曲整体主题来考量中篇的另一重要理由是，虽然蒂利亚德及其后继者都默认都铎时代的观众普遍信奉“存在巨链”秩序观，但他们却并未考虑到一个可能性，即中篇所表现的独特衰落模式或呼应了 1590年代初英格兰政局不稳固这一历史语境。

莎士比亚像及其《亨利六世》封面

中篇区别于上下篇的主题据称是法律，但在该剧的一系列审判场景中出现频次最高的核心概念却是 commonwealth。尽管上述研究路径都提到了这个词，但它们都只满足于将之或理解为由君主、贵族和平民这三个组成部分联结起来的有机体国家，或解释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整体共同利益和福祉。这两种理解均来自中世纪思想传统中关于国家与“政治身体”（body politic/corpus politicum或 corpus mysticum）的类比，以及“共善”（common good/bonum commune或bonum publica，指正义地分配物质和道德的资源，并保护其不受侵害的人类社会之善）这个概念。不过，由于英格兰人文主义者往往以 commonwealth一词来对应翻译意大利人谈论混合政体、古典共和国或共和主义时使用的术语 res publica，它的语义也因此变得复杂。可见，除了权威莎士比亚辞典列出的 state/nation（国家）、community（社群）、body politic（有机体）等词义之外，commonwealth一词还蕴含着都铎和斯图亚特时期多位英格兰作者的国家政体设想，虽可以“国家”通译之，但要弄清楚剧中某个戏剧人物使用该词时所指的是哪种政体观念，研究者仍需在戏剧文本与同时代国家话语的互文比较中斟酌确定。

再者，遵循四开本标题的研究路径涉及文体衰落原因问题。在 1562—1642年间，有超过160部历史剧记载在册，仅在 1590—1600年就达到近八十部，之后锐减为约三十部。权威学者将衰落现象归咎于后期剧作家偏离了以政治目的为历史书写目的的莎士比亚历史剧范式，不再以书写英格兰国家历史来证明都铎王朝的合法性。而学者赫尔格森则认为衰落是莎士比亚本人造成的，因为他在《亨利六世》中篇及其后的历史剧中均“抹去、淡化、甚至恶魔化了平民参政的所有标志”，由此表明自己选择了以大学才子派剧作家为代表、以国王为历史剧题材的贵族阵营，并意在打击赞扬平民政治参与的历史剧。然而，赫尔格森可能夸大了莎士比亚在创作初期的阶级立场转向对十年后文体衰落的影响，继而忽略了大众的历史兴趣和官方的审查程度这两个更为直接的原因。一方面，大众对历史剧的兴趣从原来的实用性转向了历史书写本身。随着英格兰编年史在十六世纪末走向衰落，作为其“派生文体”的历史剧却趁机强势兴起，继承了编年史的历史教育功能，即，满足广大的读者获取历史知识的需求，帮助那些渴望担任公共要职、实现阶级跃升的读者从历史中吸取从政经验，以及培养历史爱好者的独立判断能力，“做自己的历史学家”。但十七世纪斯图亚特时期的剧作家开始以历史剧的创作向剧场观众揭露“历史 -书写的秘密”，消除了历史剧的神秘感和效用性，导致老式的历史剧创作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从该时期的戏剧审查情况来看，在 1590年代继位危机的压力下，晚年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并不希望理查二世被废黜的故事在舞台上演出，也曾在宠臣埃塞克斯伯爵谋乱失败后说过“知否我是理查二世，这部悲剧已在大街和剧场上演 40次了”这句著名的话。“这部悲剧”或指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其中理查被废黜的场景在前三个四开本中阙如，直到女王去世后出版的四开本中才作为“新增加”的“议会戏”重新得见，尽管研究者认为在当时的舞台呈现中这个场景或许一直在上演。同时，约翰·海沃德爵士以理查二世来类比伊丽莎白一世的史著也因涉嫌煽动埃塞克斯叛乱而彻底被禁。由此看来，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剧作家的历史剧创作与发展受多种而非一种因素的影响，所以更值得研究者考虑的或许并不是这些历史剧的作者如何因分属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而相互攻击，而是这些剧作如何就共同关心的政治主题进行商榷对话。

“沃里克之死”，出自《亨利六世》第三部第3幕第3场

鉴于以上对两条研究路径的反思，本文以《亨利六世》三部曲共有的政治崩坏框架为基础，阐述该剧中篇如何通过呈现护国公机制的失效、议会制度的崩溃和社会秩序的瓦解这三个彼此相连的阶段来深化君主政制的衰落这个独立主题。本文认为，在重塑格罗斯特公爵、萨福克公爵和叛乱领袖杰克·凯德这三位历史人物的悲剧时，初涉伦敦舞台的莎士比亚采用了“年代错置”手法，通过挪用话题性事件、时人熟读的政治作品和剧院观众熟悉的历史剧，建构了自己的“国家”（commonwealth）话语文化和政体理想，参与到了对都铎时期最迫切的政治社会问题的讨论之中，并留下了兼具当下性和前瞻性的启示

在《亨利六世》的上篇中，当亨利五世英年早逝后，年仅九个月大的亨利六世登基，他的叔父格罗斯特公爵汉弗莱被委任为英格兰护国公，负责辅助年幼且尚无治国能力的亨利六世执政。然而，该公爵脾气火爆，全无大局观，与枢机主教温彻斯特先后在伦敦塔和议会大厦发生口角，他们的家丁随扈也为此大打出手。相较于在法国战场上为守护国土而捐躯的塔尔博特、贝德福德和埃克塞特等将领，汉弗莱在上篇中的形象显然不够光辉磊落。然而，在中篇中他却被塑造为“好格罗斯特公爵”，深受平民爱戴，毫无个人野心，为公共事务鞠躬尽瘁，却被玛格丽特王后、温彻斯特主教、萨福克公爵、萨摩塞特公爵和约克公爵联手构陷；下篇中则再无护国公，只有帮助约克家族靠征服获取王位的“造王者”沃里克。可见，中篇的重点在于突出护国公机制的失效在英格兰君主政制衰落中的先导作用，而失效原因除政治阴谋外，还与国王与护国公的观念张力有关。

国王与护国公的裂痕先从婚姻和约开始。在上篇中，塔尔博特死后，约克公爵率军击败了圣女贞德领导的法兰西军队，占得优势。在教皇的恳求下，亨利六世在一番扭捏推脱之后还是同意让格罗斯特操持自己与法兰西国王近亲阿马尼亚克伯爵之女缔结神圣婚姻一事，旨在巩固与法兰西的关系和收取丰厚嫁妆，但随后亨利六世却被炽热的爱欲激情掌控，听取萨福克建议，改娶西西里、耶路撒冷和那不勒斯国王的女儿玛格丽特。于是，在中篇开场时，萨福克从法兰西带来了玛格丽特，也带来了令格罗斯特痛心的和约：玛格丽特并没有带来嫁妆，且英格兰还要将辛苦征服所得的曼恩和安茹两块领地归还给法兰西。亨利六世对此却很高兴，马上赐封萨福克为公爵。

按照舞台指示，格罗斯特刚读到一半就痛苦得拿不住和约，待枢机主教从地上拾起和约并读完且国王离开后，他才在其他贵族面前痛陈这场婚约的危害：它不仅给整片国土带来了“共同的痛苦”，还抹杀了所有如“国家柱石”般沐血奋战的贵族的功绩和荣誉，让征服法兰西的纪念碑蒙羞。枢机主教提醒他别太生气，毕竟“这是出于我的主国王的喜好”（Henry VI，2：1.1.135）。通过与格罗斯特的对峙，枢机主教表明，国王有权为爱欲放弃国家利益（下篇中出身约克家族的爱德华四世也如此行事），臣民不可违抗。当然，这位护国公也只是为国家痛心疾首，同样没有怪罪或指责国王，正如他凭上帝发出的宣言：“我尽责地爱我的国王和国家！”（Henry VI，2：1.3.159）

描绘穿着盔甲的亨利六世的画像

出于对君主和国家的双重忠诚，护国公不仅包容了亨利六世依照个人喜好对待国家的做法，还继续履行着保护君主不受欺骗或伤害的责任。第 2幕第 1场是主线情节外的喜剧插曲：国王与一众公爵在圣奥本郊外打猎，一个佯称因神迹降临而突然复明的骗子桑德·辛普考克斯在众人一片“奇迹！奇迹！”的惊叹声中被带到了亨利六世面前。亨利六世赞美上帝给穷苦人施予神迹恩惠，唯有格罗斯特不以为然，他从一开始就怀疑辛普考克斯夫人为其丈夫作了伪证，因为她说丈夫一出生就是瞎的，对此格罗斯特反驳道：“如果你是他的母亲，你的话会更可信。”随后，他通过反诘法当众揭穿这个骗子天生失明和知道颜色名称这个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并以鞭刑相威胁，让还自称瘸腿的辛普考克斯当众撒腿逃跑。最后，格罗斯特下令沿途集镇的人遇上辛普考克斯夫妇就抽他们鞭子，直到他们滚回老家贝里克为止。以上这些做法体现了这位护国公作为法治化身的形象。为了彰显崇尚理性和法治的格罗斯特与虔诚的亨利六世之间的对比，莎士比亚对霍林谢德等人合著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后文简称《编年史》）进行了一系列改动：在《编年史》里，因盲人复明而感到狂喜的是格罗斯特；同时，莎士比亚仿效了《圣经》中瞎眼和瘸腿的连用，给辛普考克斯这个假盲人增添了史料没有的瘸腿特征，突出了“奇迹”的人造特点，似乎意在讽刺亨利六世盲信奇迹的神意主义。

这场喜剧插曲似乎可以让观众更加明白亨利六世抛弃护国公的内在动机。短暂的喜剧胜利后，格罗斯特马上身陷信任危机，因为他同样出身高贵的夫人因施行巫术而获罪被审判。亨利六世趁此机会，在王后的支持下以神意为由正式要求护国公交出权杖：“亨利要自己来做护国公，上帝来做我的希望、我的支柱、我的向导和我脚下明灯。”面对再次盲信神意的亨利六世，格罗斯特仍然继续保持着对国家和君主的忠诚，心甘情愿地交出权杖并请辞，更拒绝插手干预夫人案件的审理和判决执行。在得知夫人被捕后，他甚至继续当众宣称“我是多么热爱我的国王和国家（commonweal）”，表示自己并不像夫人那样对王权充满野心，也没有参与夫人招魂问询政敌命运的阴谋，尽管他非常清楚夫人有做王后的野心。为了证明自己对君主和国家的爱，格罗斯特甚至愿意舍弃他在喜剧插曲中展现的理性能力和法律意识：他无视夫人的好心提醒，拒绝提防其他政敌利用法律手段伤害他，宁愿像亨利六世一样选择相信神圣正义：“我只有犯法才会被治罪，纵使我的敌人再多二十倍，每个敌人再强二十倍，只要我忠诚可靠、不犯法，这些人并不能伤到我。”

《亨利六世》英文版内页

囿于对君主和国家的责任，护国公无法像在喜剧场合中那样自由运用理性和法治干预国王基于神圣信仰所做的决定，这正是护国公职位的限度所在。虽然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并没有护国公，但当时的观众对这个职位却并不陌生。爱德华四世去世后，其弟格罗斯特公爵理查即之后的理查三世曾作为护国公辅佐年幼的爱德华五世，相关情节在1580年代中后期或1590年代初期由女王臣民剧团和彭布洛克伯爵供奉剧团上演的《理查三世的真实悲剧》中便有所体现。同时，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继位前，爱德华六世也是年幼登基，他身边的护国公则是萨摩塞特公爵。都铎时期关于这类执政官或治国者教育的代表性著作是人文主义者托马斯·埃利奥特爵士撰写的《治国者之书》。该书开篇便对国家给出了一个著名的定义：“一个国家（public weal）是一个有机体，由拥有不同的财产和等级的人组成，他们倾向于公正的秩序（order of equity）和服从理性的统治和审慎。”莎士比亚所塑造的格罗斯特正体现了埃利奥特所说的“公正的秩序”和“理性的统治和审慎”。这两点要求 governor（包括君主或护国公和宫廷与城市的各级管理者）由富裕且有学识的贵族而非平民担任，所以埃利奥特强调“不同的财产和等级”，并在全书中用 public weal来对应翻译拉丁语 res publica，指称受过良好人文教育的贵族统治的等级国家，以区别于common weal，因为该术语在字面上暗示由普通平民组成的一切福祉共有的平等国家。

托马斯·埃利奥特爵士撰写《治国者之书》封面

埃利奥特提出其国家观时正值亨利八世宗教改革时代，虽然他的书在出版后曾被指责为宣扬无神论，但他始终忠于改信新教的君主，而不是像同时代的天主教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爵士那样拒绝认信并最终殉教。埃利奥特将这部《治国者之书》题献给了亨利八世，坚信“当统治者具有智慧和德性时，完美国家就会出现”，这也许是为了表明他和莫尔一样是“彻底的理想主义者”，其撰述目的是修改柏拉图的《理想国》以使之适应英格兰的传统，为构建一个能媲美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国家奉上有价值的指南。在埃利奥特的王政理想中，绝对主义制度和国王的理性公正是和谐统一的。但是，在《亨利六世》中篇中，此二者却难以结合成为一体，这或是因为亨利六世拒绝放弃神意主义以听从理性，也或是因为格罗斯特将忠于君主的职责置于理性指导君主这个职责之上。倘若格罗斯特更强硬地以理智来劝导国王，是否就能避免这位护国公自己的悲剧和英格兰的衰落？在《亨利六世》中篇完成之后不久上演的一部以理查二世为题材的佚名历史剧《伍德斯托克》似对此有所探讨。该剧作者不顾历史真实，把理查二世的叔父格罗斯特公爵伍德斯托克称为“护国公”，似乎呼应了《亨利六世》中篇。该剧中的理查二世也因为个人爱欲而损害了国家利益，他不仅向平民征收重税，将海外财富赏赐给宠臣，还拒绝救济穷人，并驱逐了议会的贵族。但与《亨利六世》中篇中虽有理性却不敢劝导君主的格罗斯特不同，伍德斯托克以“率直”与“说出真相”为名，在理查二世的婚礼现场，他愤然指出该君主败坏了皇家血脉。然而，这种姿态并不意味着伍德斯托克对君主不忠诚，因为他拒绝了兰开斯特公爵关于加入“愤怒的平民”的叛乱以直取宠臣首级的提议。遗憾的是，理查二世非但不接受理性劝告，还暗中授意杀死这位叔父兼护国公，虽然后来理查因害怕神意惩罚而试图撤回成命，但为时已晚。A这又一次造就护国公机制失效和护国公本人的个人悲剧，也昭示埃利奥特的理想王政难以实现：毕竟这两部剧的写作时间是在伊丽莎白一世的“第二统治期”，晚年的女王此时似将自己当作了“国王”而非“女王”，试图以“教会之至尊执政官”的身份像其父“教会之至尊之首”亨利八世那样做有机体国家的“头部”。

托马斯·埃利奥特爵士画像

随着护国公机制的淡出，国王亨利六世必须独自在议会里与众多贵族共同商议决定国家事务。除舞台提示外，莎士比亚还在正文中安排传令官通知格罗斯特前往圣埃德蒙兹的贝里的“议会”接受审判。该地点安排暗示此次审判对格罗斯特非常不利，因为圣埃德蒙兹位于萨福克郡，是萨福克公爵的权力中心。亨利六世以“血腥屠宰场”这个恐怖的意象来形容这次针对格罗斯特的议会审判，并表示自己无能为力，只能抽身离去。相比在上篇中他极力以眼泪和哀求平息了议会上的械斗，中篇可以说是议会与君主关系的转折点：比亨利六世在中篇中缺席议会更离谱的是，下篇中的该君主在议会上迫于约克家族的压力竟宣誓让出爱德华王子的王位继承权。由此看来，中篇中亨利六世缺席对格罗斯特的议会审判这个情节体现的是君主政制中“王在议会”制度的崩溃，而不仅仅是象征意义上或程序上的法律消亡。

在这场针对格罗斯特的议会审判中，枢密院贵族运用了一种结合国家话语与僭政话语的修辞策略。这些大贵族深知，虽然格罗斯特已卸下护国公重要一职，但他仍然在枢密院中身居高位，且更重要的是，他在血缘上最接近亨利六世，在亨利六世诞下自己的男性子嗣以前，他在法律上最有权在亨利六世身故之后继承英格兰王位。尽管这些贵族并没有实证可证明格罗斯特有罪，但要找到他夫人图谋篡位的证据却并不难，所以他们先合力将公爵夫人埃莉诺抓捕审理，再接着控告格罗斯特，以妻子的罪证来推断丈夫有罪。他们控告两人时的修辞即体现了这种控诉逻辑：约克公爵先以“国王与国家”之名逮捕作法招魂的埃莉诺，随后在议会上谴责格罗斯特的酷刑使得“英格兰已被僭政中伤”；萨福克公爵也首先在伦敦王宫里谴责格罗斯特使“国家日渐朽坏”，之后又在议会上借埃莉诺被捕之事指控格罗斯特教唆其夫人“借助邪恶的方式制造我们国王的死亡，如静水流深，表面平静却暗藏祸心”。在埃莉诺被捕后，枢机主教在打猎的时候批评道：“这位致命的护国公和危险的同伙正谄媚着国王和国家。”格罗斯特也很清楚，这些将国家话语与僭政话语结合的修辞透露出了控告者自己的真实意图：“我知道他们合谋取我性命，如果我的死会让这个岛国幸福，并终结他们的僭政，那么我很乐意送出生命。但我的死只是他们大戏的序幕。”

反映国王与枢密院关系的漫画（by Thomas Rowlandson ）

这些真正谋求僭政的议会贵族常被称为马基雅维利式政治家，他们是造成议会失序的重要责任人。然而，作为议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国王亨利六世事实上也对议会的失序负有莫大的责任。他并没有像在上篇中那样以“内部失和是会吞噬国家内脏的毒蛇”为由亲自出面平息纷争，而只是两次提到自己出于“良心”相信格罗斯特是无辜的，希望格罗斯特自己将一切嫌疑洗刷干净，此外便不再多做任何袒护与帮助。不仅如此，当格罗斯特被押下待审后，亨利六世还以悲伤为由逃离议会，将格罗斯特交给枢密院全权审理：“我的大臣们，凭你们智慧认为最好的事，做或不做，就如同朕本人在此。”此言为莎士比亚所杜撰，它宣告了君主与议会的分离，打破了“王在议会”制度。正是在国王缺席议会且给出口头授权的情况下，枢密院贵族取代国王，操控了整个议会：萨福克提议越过议会的法律审判程序直接处决格罗斯特，甚至宣称：“已证明汉弗莱是国王的敌人，至于怎么处死他，就不必考究措辞上的细枝末节，无论是用陷阱、罗网还是诡计，睡着或醒着，都无关紧要，只要他死就足够了。”此提议得到了其他贵族的同意；之后，萨福克又提议派约克公爵领兵平息爱尔兰动乱，并宣称“我们的权威是他［国王］所同意的，我们批准的他一定会批准”，这个提议也同样得到了其他贵族的同意。由此，该议会不仅杀害了格罗斯特，还为野心篡位的约克日后从爱尔兰回国发动玫瑰战争提供了兵力条件。

虽然掌控议会的萨福克实现了僭政，但他随后也受到了贵族和平民的联合制衡。在第 3幕第 2场枢机主教的住所中，当亨利六世终于想起来要亲自主持审理格罗斯特谋逆案时，却听说这位前护国公已被处决。同时，约克公爵的忠实支持者内维尔父子也相继带着平民来觐见，儿子沃里克转告了平民的愤怒和复仇情绪，要求查清格罗斯特公爵的死因，父亲索尔兹伯里随后也“从幕后的平民中走出”，一边安抚挤在门外的愤怒平民，一边向亨利六世转告民众的意愿——他们要求处决萨福克，否则他们将亲自用“暴力手段”将后者拖出宫殿并折磨致死。在这份转告词里，索尔兹伯里四次使用了“他们说”这个句式：

戏剧《亨利六世》(1977)剧照

索尔兹伯里的修辞充斥着反复强调爱君主、保护君主人身安全的话语，似乎预示了哈姆雷特的同窗罗森格兰兹所诉诸的逻辑：“国王的安好（weal）是无数苍生之所依所系，王者之死绝非个人之事。”所以，就像罗森格兰兹帮助国王克劳迪斯谋害哈姆雷特一样，索尔兹伯里也要求国王处死试图篡位的萨福克。最终，亨利六世接受了索尔兹伯里所传达的平民诉求，决定放逐萨福克，这也显示出贵族和平民的联合对议会贵族的僭政起到了重要的制衡作用。

莎士比亚对屠宰场般的议会戏及其后续的描述很可能会勾起 1590年代初的英格兰观众对 1580年代“国家”（commonwealth）话语文化的联想和反思。在一本名为《莱斯特之国》的畅销小册子中，作者控诉了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对国家的危害，使用的言辞与萨福克等人控告格罗斯特的话语颇为相似。与伯利男爵威廉·塞西尔和弗朗西斯·沃辛汉爵士一样，莱斯特伯爵是陪伴辅助女王已有大半个世纪的枢密院重要成员。该小册子以对话形式表达了律师、学者、绅士和牧师对这位“僭主”及其“僭政”的批评B，在对话最后，绅士坦言：“我深感忧虑，除非我们能迅速遏制这位莱斯特的暴烈僭政，不然给君主和人民造成的苦难将比预期或推测的时间更早地来临，尽管上帝出于仁慈而保护我们远离这种苦难，且我们这个可怜的国家也从未经历过比它更严重的苦难。”

与中篇同期的历史剧中也有不少关于宠臣如何践踏国家的描述，表达着对国家这个有机体被贵族僭政所害的恐惧和焦虑。例如，《伍德斯托克》里的护国公就批评以大法官特希里安爵士为首的理查二世宠臣集团，称他们是国家的“害虫”，因为这位爵士以严酷手段征税，并强迫乡民签订可供贵族任意提取金钱的“白条”，连他的仆人都讥讽道：“赞叹这位大人，我们将要有个富足的国家呢。”罗伯特·格林也在《詹姆士四世》中塑造了教唆苏格兰国王践踏法律的宠臣阿特肯，针对阿特肯的佞臣行为，剧中的皇家用品供应大臣感慨道：“当谄媚者在宫廷当权，国家更为不幸。”在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中，布林波洛克将宠臣形容为“国家的害虫”，而在该剧里著名的“花园戏”中，园丁也将国家这个花园的凋零归咎于宠臣这些害虫。以上引文中的“国家”的原文都是 commonwealth，表示作为有机体的国家整体。 

《亨利六世》（1830）内页插图

1581—1590年初正是英格兰所谓的“亚里士多德时刻”，伊丽莎白一世宫廷中最重要的廷臣都在鼓励贵族精英研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旨在推动以议会取代君主成为国家的绝对权力代表。该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相关论述是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史密斯爵士在 1565年写成、却在 1583年才出版的《论英格兰共和国》。该书第二部分开宗明义地指出，“英格兰的最高和绝对权力由议会构成”，议会之所以拥有“最高和绝对权力”，是因为它“代表且拥有整个国家的头部和身体的力量”，“议会的同意就等同于所有人的同意”。换言之，议会因为代表着整个有机体国家而具有绝对权力。不过，这种议会绝对权力论与都铎时代的绝对君主制存在着张力：虽然史密斯认为君主在很多方面还是具有绝对权力，但他所主张的这种议会论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君主的绝对性，毕竟议会代表了整个国家有机体，而“王在议会”制度中的君主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此后，理查德·胡克、伯利男爵和弗朗西斯·培根等重要政治家都使用了类似的语言，到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晚期，“议会作为政治体代表的观念已成为老生常谈”。在其著名的《英格兰概览》一书中，牧师威廉·哈里森在该书关于议会权力的第八章中声称自己摘抄了史密斯的书——他对史密斯关于英格兰议会功能的冗长描述进行了删减与缩写，并将其调整到该章开篇位置，之后他还将该章全部添加到 1587年版霍林谢德的《编年史》中，当作对英格兰政治现实的描述。

哈里森此举似乎也有其现实依据，毕竟当时并不缺乏实践“议会作为政治体代表”这一理念的具体例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自1570年代起伊丽莎白一世君臣在如何处置涉嫌参与天主教会暗杀女王阴谋的苏格兰女王玛丽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伊丽莎白一世希望秘密处决玛丽，但议会却希望公开进行，因为议会在1584年通过的《保王协定》允许任何成年男子杀死威胁到女王陛下神圣王权的人。1586年，伊丽莎白一世最终签署了议会拟定的处决文件，但却迟迟没有下令执行，还故意打破“王在议会”的常规不在议会中露面，默认让议会执行处决，正如《亨利六世》中篇中亨利六世在议会对格罗斯特的审判和处决中缺席一样。因此，以伯利男爵和沃辛汉爵士为首的议会“第一次”作为“无头有机体”代表女王行使了议会的绝对权力。同时，此次议会还趁机起草并提交了一份议案，向伊丽莎白一世提议在她驾崩之后的空位期由议会代管国家，直至新的继承人被选出为止，但此议案并未被通过。因此，莎士比亚之所以借《亨利六世》中篇引起话题性联想，可能是因为他担心绝对君主政体变成混合政体后或将陷入僭政。

随着护国公机制失效和议会体制开始崩溃，英格兰已经走到了混乱边缘，《亨利六世》中篇第四幕中的凯德叛乱便是玫瑰战争爆发前英格兰社会等级秩序瓦解的一次集中体现。在约克公爵的暗中指使下，肯特郡的平民凯德带领其他乡民进军伦敦，攻占伦敦桥，杀害了所有抵抗他们的市民和贵族，砍杀了老迈病弱的塞伊勋爵及其女婿克罗默爵士，并洗劫全城，迫使亨利六世逃离伦敦的同时发誓要保全属于自己的王位和进行彻底的国家政制改革。关于平民阶层，《亨利六世》上篇描写了英军士兵如何在与法军决战时因领队福斯塔夫爵士怯阵而溃逃，下篇则有一对士兵父子因为各自党派对立而相互残杀以及两位猎场看守员拒绝承认自己曾经宣誓效忠的亨利六世为国王的情节。但就平民可能颠覆社会秩序的担忧而言，这些情节的内涵都远不及中篇的叛乱事件那般意义深刻。中篇中的这场叛乱并不只是一次宣泄性节日狂欢、一出供观众一笑的逗剧，其重要性在于它蕴含了对理想王政和贵族议会制这两种国家理想的激进回应，表达了一种属于平民的政体观念。

从整个叛乱情节结构看，叛军首领凯德的成败取决于叛民的态度。虽然凯德最后被庄园主艾登所杀，但莎士比亚强调凯德在决斗中落败的真实原因是饥饿——“从不恐惧的我［凯德］是被饥馑而非勇气击败的”，而饥饿的前因则是他被自己的追随者抛弃了。凯德自己也不明白为何这些人在听到“亨利五世的名字”后就背弃了他。对此的分析可以从思考叛民为何追随凯德入手。莎士比亚从一开始就用当时观众熟悉的演员的名字来命名剧中两位对话的平民，瞬间拉近了剧作与观众的距离，似在引导细心的观众揣摩叛民跟随凯德的动机：

dress在这段引文中是一个双关语，兼具“给..穿衣”和“革新”之意：贝维斯和霍兰德利用了凯德的制衣匠身份，将“国家”比喻为衣服，而革新的必要性则在于这件衣服已经“残破不堪”，因为它被得势的贵族糟蹋了。随后，这两个配角解释道，已经一去不回的“英格兰的欢乐世界”曾是做工者的天下，在那个世界里匠人的德性不会被漠视，而且治国者本身也是个做工干活的普通人。与第三幕中在枢机主教住所外要求亨利六世严惩萨福克以表达不满的无名平民相似，这两位平民也在表明自己是这个有机体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贵族统治下的不公，自己能够且有必要发声。

在整个叛乱过程中，凯德争取叛民支持的修辞策略是谴责贵族对共同福祉的伤害，以反衬他自己“爱平民”的立场。贵族对共同福祉的伤害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他们对平民经济利益的侵害。凯德指责塞伊勋爵强迫平民缴纳过高的财产税，并指出“生活在贵族的奴役之中”的平民在忍受繁重劳动的同时其房屋和妻女还被霸占。这种指控呼应了第 1幕第3场中三位在路边等候护国公的请愿者所要反映的案情：他们状告枢机主教的执行官“霸占［他们的］房屋、土地和妻子及一切”，并同时控诉萨福克圈占公地的行径。然而，王后玛格丽特不仅撕毁了他们的请愿书，还以法国人的身份斥责这种依赖护国公伸张正义的“英格兰宫廷风俗”和“不列颠岛的政体”。其次是贵族在文化上对平民的法律规训。凯德控诉塞伊勋爵兴建文法学校来传授以古典拉丁语为基础的中古学术，从而“败坏了本国的年轻人”，因为他们的祖先只需记账而不用读书；同时，凯德还控诉塞伊勋爵一直委派治安法官去抽查穷人的识字程度，并将读不出字来的穷人关押起来甚至判处绞刑——鄙视学习和赞扬无知的凯德恰恰认为“只有不会认字的人才最配活在这个世界上”。这种对贵族文教制度的抵制似乎回应了第2幕中格罗斯特用鞭刑惩罚伪造神迹的平民的判决。塞伊勋爵并没有否认这些指控，但却引用恺撒在《高卢战记》中关于肯特是英格兰“整个岛最文明的地区”的评价，劝导他们“不要缺少同情”，暗示自己使用严酷法律对待不识字的平民的目的是为了引导他们从野蛮走向文明和教化。

呈现亨利六世与玛格丽特皇后成婚场景的绘画

同时，凯德也通过阐发他治下的平民自由政体理想表达自己“爱平民”的立场。他强调“亚当就是个花匠”，呼应了前引对话中两个平民配角所怀念的由匠人组成的“英格兰的欢乐世界”。他还宣布“整个国家都要共有（in common）”，因而不需要钱，所有人都可以以凯德的名义挂账自由吃喝，穿同样的衣服，彼此兄弟相待并奉凯德为他们的主。这种共有思想是基于一种古老的自由权利：“拿出你们的男子气，这是为了自由”；“我本以为你们在恢复你们的古老自由之前不会放弃手上的武器。”在凯德看来，平民的自由共有社会与他的专制统治并不矛盾。他宣布自己会像萨福克一样独自代表议会掌控法律：“去！烧掉国家所有档案，我的一张口将成为英格兰的议会”；还叫嚣着要杀死“所有的律师”、“所有学者、律师、廷臣和绅士”，并宣称所有官职的任命和女性的初夜权都归他裁决。不仅如此，正如约克公爵以家族谱系说服内维尔父子相信自己才真正具有合法的王位继位权一样，凯德也自封为约翰·摩提默骑士，并在汉弗莱·斯塔福德爵士兄弟面前介绍自己的家族谱系，下令将任何不把他称为摩提默大人的人都以叛徒论罪并处死，还当场杀死了一名因疏忽而违命的平民。对萨福克和约克的模仿使得凯德更像一个煽动家或贵族僭政的执行者，甚或是僭主，而非单纯的平民诉求和理想的代言人。

除了表达自己对平民的爱，凯德还反映了平民对国家的爱。他指明要取塞伊勋爵的首级，因后者出卖了曼恩、安茹和诺曼底等英格兰在法兰西的领地，所以“把国家给阉割了”（gelded the commonwealth），将其“变成了阉人”，加之该勋爵还会说法语，这使得他的叛国贼身份更加确定。此外，凯德还指出，塞伊不仅用印刷术传播反王权思想，还兴建造纸坊以便违抗王权尊严。这些指控呼应了肯特郡的平民海盗对萨福克的指控，这些海盗认为萨福克勾引了王后玛格丽特并教唆国王迎娶她，从而导致英格兰丧失了自己在法兰西的领地，并声称这是他们私刑处决萨福克的正当理由之一。

Charles Leslie所绘画作《谋杀拉特兰》表现《亨利六世》第三部分中约克公爵的儿子拉特兰在玫瑰战争期间死于克利福德勋爵之手。

总体而言，凯德的修辞诉诸自己对平民的爱和平民对国家的爱，批评了崇尚理性法治的国家理想，揭露了议会贵族的僭政对平民共同福祉的伤害，由此建构了一种平民自由互助和凯德专制统治的混合政制。这种修辞颇有成效：当叛民与亨利六世的军队第一次对峙时，他们在汉弗莱·斯塔福德爵士兄弟面前坚定地支持凯德；第二次对峙时，叛民在塞伊勋爵的动情劝告下有所动摇，但他们还是选择继续支持凯德，虽然凯德自己都感到了“自责”。但是，在第三次对峙中，平民最终为亨利六世的使者老克利福德勋爵的劝说所动，抛弃了凯德，投向了勋爵。

老克利福德勋爵的演说为何最终胜过了凯德的说辞？这是因为该勋爵强调了凯德这个假冒的君主与一个真正的君主之间的差别：凯德不像亨利五世那样具有战功赫赫的君主权威（“他无家，无处可逃，除了抢劫不知如何生活”），不足以带领英格兰子民重新攻打法兰西夺回失去的土地和荣耀（“难道他能带领你们穿越法兰西腹地？”），也不像亨利六世那样有充足的金钱来资助出征（“放过英格兰吧，这是你们的祖国海岸，亨利有钱，你们强壮有力”）。勋爵的这番言辞精确地把握住了叛民的心理，既勾起了他们对自己国家过往辉煌的记忆和对逝去的英雄国王的爱戴，还兼顾了他们被大贵族损害的共同利益，承诺当下的国王有充足的金钱资助他们去征战敌国，唤起了他们通过战争抢掠金钱财物的欲望，由此缓解了他们因生活贫困而感到的焦虑不安，号召他们自愿跟随国王，从而促成了国王与国家有机体的组成部分的重新结合，实现了亨利六世所期盼的臣民“爱国王和国家”。

《凯德的叛乱》

在伦敦的大众商业剧场上演如此一场叛乱事件，除了引人发笑，或许还能在同时代观众中引发共鸣，让他们从中看到自我的镜照。这些观众熟知自己时代的“世界图景”，深信社会秩序对应的是宇宙秩序，臣民服从君王就如同宇宙万物服从上帝的统治一样。但同时，当他们看到凯德及其领导的叛民时，或许也会想到自己同时代的伦敦手工业者，这些手工业者通过叛乱反抗拥有专利权的贵族，同样表现出了可怕的兽性和可敬的好斗精神。同样，当时的平民阶层也一样激烈地抵制着贵族所强硬推行的“文雅”的国家治理模式。如此一来，莎士比亚不仅引起了平民观众的同情，也为观众中受过教育的律师学院学生或其他大学生提供了思考叛乱解决方案的启示。

这些观众可能会察觉到中篇同刚上演不久的历史剧《杰克·斯特劳》之间的对话。在该剧中，一位名叫约翰·鲍尔的牧师也像凯德那样表达了推翻等级秩序、回归人类堕落前在伊甸园的互助状态这一平民国家理想：“英格兰已经发展到了如此境地，富人成功看到穷人在他们的门外乞求，但我能够以《圣经》证明上帝不会允许和喜爱这种景象，当亚当耕种、夏娃编织的时候，谁又是个绅士。弟兄们，同胞们，比这种等级差异更好的是这种有机体（community）。”他呼吁参与叛乱的人们“你帮助我，我帮助你”，因为“上帝会给你们力量和势力”。然而，随着叛军首领斯特劳在与国王谈判时被伦敦市长直接杀害，整个戏剧又回到了等级分明、以国王为中心的国家论：坎特伯雷大主教批评叛民像“一只多头的野兽，毫无理性、思想混乱..只着眼个人利益而不顾国家的帮助和利益”；之后，国务大臣也做了精辟总结：“所有人都是为了一个国家而生，换句话说，这个国家是国王的”；再后，理查二世赞赏了市长，称后者“解救你的国，让你的国王免受伤害”，并代表自己和“我们的国家”向后者表示感谢。在这些引文中，“国家”的原文或为“commonweale”，或为“common weale”这个亦可指“平民或王国的物质利益”的表述，但不管这些表述的含义如何模糊，大主教、国务大臣和国王都没有强调君主对国家之共善的义务，而是在确认君主对国家的所有权。

1381年瓦特·泰勒和杰克·斯特劳领导的农民起义期间，国王理查二世在史密斯菲尔德会见起义军首领。（by  James William Edmund Doyle, 1864）

然而，在《亨利六世》中篇中，老克利福德劝说叛乱者的言辞里并没有这种话语对峙，他没有把叛民视为低贱者，而是表示国王愿意出钱资助他们，让他们像当年追随亨利五世出征法兰西的兵士一样收复失地和收获荣誉，还会帮助他们求得国王的宽恕，从而更接近同时代关于叛乱辩论的中间派立场。例如，一些为 1549年克特叛乱辩护的“国之臣”（commonwealth men）便同情平民及其反叛的理由，认为叛乱应该可以避免，最好由政府代表平民介入解决引发叛乱的因素，前文提及的托马斯·史密斯就主张政府采取刺激而非惩罚的手段来鼓励地主放弃圈地，并建议通过其他方式帮助平民提高收入。这种立场强调的不是靠神义惩罚来震慑叛乱、维持社会稳定，而是呼吁国王或政府要为促进国家共善承担更多的责任。

作为《亨利六世》三部曲中最早写成的一部，虽然中篇突出了君主政制的衰落这个独立的主题，但由于该主题内嵌于此三部曲所共有的政治崩坏框架中，故该篇与下篇和上篇这两部续作之间存在着主题的连贯性。这一衰落主题并未体现为象征层面或程序意义上的法律消亡或国家分裂，而是被刻画为君主政体在三个层面的连环式崩坏：护国公机制的失效是因为信奉神意主义绝对君主制的亨利六世与秉持理性法治的格罗斯特不合，议会体制的崩溃是因为贵族萨福克公爵带头利用亨利六世在议会中的缺席实现了僭政，而社会秩序的瓦解则是由于有个人野心的凯德利用了平民对贵族的严酷法治规训和贵族僭政的不满。这些衰落阶段依次再现了十六世纪都铎时期英格兰以埃利奥特为代表的贤能贵族国家观、以史密斯为代表的议会贵族国家观和以激进叛乱者为代表的自由平民国家观。

该剧表明，莎士比亚并未以阶级意义上的民族认同观为标准同《伍德斯托克》《詹姆士四世》和《杰克·斯特劳》这些周边历史剧的作者划分阵营，而是与他们一道就国家政体理想进行了商榷与对话。莎士比亚与《伍德斯托克》的作者均倾向于认为埃利奥特所设想的绝对主义与理性法治相结合的理想王政难以实现，莎士比亚认为护国公对君主和国家的双重忠诚使其不敢理性地劝导君主，而《伍德斯托克》的作者则试图表明更大胆的护国公也会落得同样的悲剧结局。与莎士比亚一样，《伍德斯托克》和《詹姆士四世》的作者都担心取代绝对君主制的史密斯式议会贵族制会存在僭政隐患，不同的是，莎士比亚指出贵族与平民的联合或能对贵族的僭政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关于叛乱，莎士比亚认为《杰克·斯特劳》中君主与平民的两种排他性国家观的强硬碰撞或许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更好的解决方案应该是由政府代表出面将君主的事业与平民的爱国心和利益融合在一起，同时增强统治阶层促进国家共善的责任，正如老克利福德的劝降言辞所示。莎士比亚深知爱“国王和国家”是都铎王朝新教绝对君主制的普遍要求，但在伊丽莎白一世晚期统治所面临的种种危机这个背景下，他仍然试图借助《亨利六世》中篇促使观众思考应如何处理君主与理性法治之国家目的之间的关系，考量君主在代表国家的议会中的位置，以及应如何在君主与作为有机体重要组成部分的平民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

生活在斯图亚特时期的霍布斯在《利维坦》中也借助commonwealth一词来建构自己的国家（state）理论。在他的“人造人”或世俗化国家中，教会被置于主权者之下（如其著作初版封面卷首图里在主权者体内的民众背对教堂朝向主权者这个意象所示），民众不必考虑长老派所宣称的教会的权威。同时，霍布斯也借用了议会派的文献术语，将有机体国家描述为代表制，即民众将权力赋予一个人或一个集会，但又同时提出将议会和其他类型“合作体”置于主权者之下，而不是将君主置于代表整个有机体的议会之中以削弱其权力，并强调疏导和控制贵族的妒忌和野心。除此之外，霍布斯也重视人民的原初的自由平等权利，阐述人民虽以契约方式让渡自然权利给主权者，但又同时将自身视为主体，充分利用自己的力量和手段投身到国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御中。如果说这些理论立场受到了都铎时期的国家政治书写的启发，那么本文对《亨利六世》中篇的分析似乎也表明莎士比亚的上述戏剧参与或许也得到了霍布斯的回应。

新媒体编辑：李秋南

新媒体审读：乐   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