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作为第三波民主改革运动的代表国家，因其民主化改革的迅速完成而受到欧洲社会的普遍关注。在佛朗哥去世后的短短三年间，西班牙完成了中间派临时政府的组建、宪法修订和民主选举，建立了民主体制。西班牙平稳而迅速的民主化转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妥协与和解的基本立场，它最大程度地缓和了保守的佛朗哥主义者与民主派之间的矛盾冲突，但另一方面，在相互妥协的表面和睦之下，西班牙人在内战后36年的政治高压之下形成的巨大阴影，特别是作为“战败方”的共和派遭受的迫害也随着和解的主流而被社会选择性遗忘了。与此同时，二战后整个欧洲对于大屠杀和战争创伤记忆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欧洲各国出现了清算和反思战争历史的思潮。文化记忆理论伴随着各国战后政治与文化的重建而兴起，强调集体记忆对民族认同的作用，再加上发展中国家的南方集团在七十年代也纷纷推翻了独裁政权，因而在对历史问题的态度上与西班牙民主制度的建立模式形成对话。加剧的全球化进程以跨国记忆话语的形式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国家记忆中，成为欧洲一体化的文化基础之一，阿斯曼就认为“欧盟是通过以面向未来的对话方式来对待创伤经历的策略而建立起的一种理想的框架”。“历史记忆”问题正是随着西班牙进入后佛朗哥时代和记忆全球化的发展而逐渐成为西班牙社会关注的突出问题。如何打破西班牙人对于佛朗哥时期的沉默，挖掘和还原被独裁政权掩盖的真相，治愈西班牙人所遭受的创伤，成为西班牙民主改革最重要的文化基础。国际上盛行的“过渡正义”或“过渡司法”问题让西班牙国内文化批评家与作家可以借助这一问题对本国二十世纪历史进行全面反思；加之国内民间组织的推动等诸多因素的合力，西班牙国会于2007年通过了《历史记忆法》（Ley de la memoria histórica），这一法案的颁布标志着西班牙对待自1936年起以佛朗哥为主导的历史叙述的反省态度。从佛朗哥政权结束到《历史记忆法》通过，西班牙社会在历史记忆问题上经历了从沉默到唤起记忆、再到重新定义历史记忆的过程，同时这一复杂的过程也体现着西班牙社会特有的关于国家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之间的矛盾。可以说，历史记忆问题是西班牙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各种矛盾的缩影。

西班牙当代作家哈维尔·马里亚斯在2002—2007年间创作的带有自传性质的三部曲小说《明日你的脸庞》（Tu rostro mañana）是集中探讨内战回忆问题的系列作品。作为内战的间接受害者，马里亚斯在三部曲中还原了内战中的某些残酷细节，同时回应了西班牙人在遗忘和回忆之间如何选择的现实问题。《历史记忆法》通过后，马里亚斯于2014年出版的小说《坏事开头》（Así empieza lo malo）则关注单独个体被公共立场所绑架的悲剧性遭际，以此提出了一种批判性思考，即西班牙社会不能单纯通过法律解决人们的创伤；被迫沉默对于西班牙人的戕害至今仍以道德失范的形式，变相地影响着个体的生活，这一角度深化了对历史记忆问题的人性批判。

马里亚斯生于内战结束后的1951年，其父胡利安·马里亚斯因支持共和派而遭佛朗哥政权的驱逐，马里亚斯跟随父亲远离祖国，在美国度过童年。在佛朗哥之后继任的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曾表示：“我属于内战结束时或稍后出生的那一代。这一代占西班牙人口的80%。他们并不生活在他们不了解的过去时代，而是生活在他们希望的未来。”作为同代人的马里亚斯显然没有这样乐观，他自八十年代进入西班牙文坛后，始终关注西班牙社会历史，并保持一种批判反思的态度。尽管其作品曾被批评缺乏“西班牙性”、充满了“盎格鲁-撒克逊风味”，但正如伊莎贝尔·库尼亚多所言，马里亚斯的小说“已经尝试并将更多地关注西班牙现实”，特别是自2002年开始陆续出版的三部曲小说《明日你的脸庞》，以半自传的形式集中回忆了西班牙内战的残酷历史。小说虽以“明日”为题，却表达了“或许没有明天，没有以后也没有未来”的沉郁思绪，因为西班牙的“昨日”尚未理清，而过去的创伤记忆是讨论西班牙当下问题的起始点。马里亚斯在小说中引入了自己父母的大量内战经历来追述佛朗哥时代的形成，以倾听者的姿态表达了自己对于内战、佛朗哥主义和西班牙民主化进程的思考。这部小说出版后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其成功同样得益于自二十一世纪初开始的西班牙社会掀起的记忆思潮。

遗忘、妥协与和解是二十世纪后半叶西班牙社会改革的关键词。西班牙告别独裁走向民主的进程可以说是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一个独特范本。在佛朗哥去世两天后，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发表登基演讲，明确申述“一个自由的现代社会要求所有人都参与重大决定、信息传播、各种不同层次的教育以及国家财产的控制。使这种参与一天比一天更加确实、有效，应当是大家的共同事业和政府的一项任务”。为了完成民主改革的任务，避免内战的再次爆发，西班牙各方倡导“全民和解”：“从党派政治来讲，这意味着共和派和保守派的和解——对前者来说，建立一个现代化和开放社会就要与过去决裂，而对后者来说，则要撇清西班牙右翼势力的历史责任。对双方来说，则是要促进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妥协形成的新政府要利用旧世界的砖瓦建造新世界，而不是同旧体制决裂。从西班牙人的个人记忆层面来看，长期生活于政治高压之下、刚刚摆脱阴影的西班牙人对一个新西班牙的期待远远超过了追忆痛苦历史的冲动，“大赦符合埋葬西班牙一段悲惨历史的意愿”，故此在1977年参加投票的选民中，有90%的公民明确表达了变革的渴望。

在某种意义上，新的民主制度将佛朗哥时期的历史悬置起来，拒绝建立一个讨论内战以来历史叙事的公共空间。研究者德尔加多指出，西班牙的现代化与同欧洲更广泛领域的一体化迫使西班牙民众向前进而不是回头看。因此“遗忘”便成了西班牙民主改革的代名词和政治现代化的基石。正式标志遗忘的“合法化”与西班牙人选择“集体失忆”的文献，是1977年出台的“遗忘协定”。这一年，西班牙通过《政治改革法》并举行了佛朗哥死后的第一次民主选举，民主化改革渐入正轨。为进一步缓和各政治派别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极端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政府随即颁布了《赦免法》，恢复了部分被佛朗哥主义迫害的“反对派”的合法权益。但为了平衡各派间的政治诉求，《赦免法》对佛朗哥主义的态度十分暧昧，不仅并未以明确的形式对佛朗哥及其右翼政党的错误进行反思与纠正，反而存在大量含糊不明的表述，因此这部大赦令被西班牙民间称为“遗忘协定”（Pacto del Olvido）。

 仅从政治现实的短期目标来看，以遗忘为基础的民主改革在西班牙可谓成功，大部分政治学著作也将其作为欧洲民主化改革的典范，认为它以不流血的方式迅速地完成了民主模式的建立，体现了一种妥协与和解的现实主义精神；加之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欧洲他国与南美洲的民主革命浪潮的兴起，西班牙的和平过渡显得势在必行。安德鲁·瑞格比在《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一书中肯定了西班牙的策略：“在一般人看来，多数人愿意忘记过去的伤痛，开始他们的新生活，这应该是显而易见和符合常理的事情……因此既往不咎是一种很自然的做法，如果纠缠不放，就可能引发进一步的流血、冲突和痛苦事件。”

但“遗忘协定”并不意味着历史问题的终结，正如佛朗哥的死也并不标志着佛朗哥主义的消亡。独裁统治给西班牙人的心灵带来了挥之不去的伤痛，一纸“遗忘协定”只是政治层面上的暂时而强制性的忘却。而且民众对“遗忘协定”的默许隐含着对政治决策的恐惧。正如强制性遗忘会导致人的精神失常，整个社会的强制性遗忘会使人民陷入麻木状态。这样的民主政治对政治家有利，但对民众精神而言却是致命的催眠。一旦恐惧转化为麻木，西班牙人为了民主改革所付出的代价似乎又需要重估。马里亚斯正是估量了麻木与精神催眠的代价，方才选择肩负起自己的文学使命，即唤醒记忆，将自我封闭的现实通过文学叙事加以激活：

马里亚斯以谐谑的口吻描述了西班牙人，特别是当代年轻人对本国历史的贫乏认识。在他看来，在长久遗忘和沉默之后，关于内战和佛朗哥时代的话题要么被回避或篡改，要么便以某种虚构形式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他的嘲讽并不夸张：在佛朗哥百周年诞辰时，《世界报》撰文称，西班牙人认为佛朗哥时期“似乎已是非常遥远的过去，佛朗哥已经在集体性记忆中消失，他与现在的任何人都没了关联”。蔓延在新一代西班牙人当中对内战的无知与冷漠使马里亚斯备感担忧，在三部曲第一部《狂热与长矛》发表的2002年，作者回顾了“遗忘协定”给西班牙社会带来的变化：为了达成和解与民主，西班牙人淡化了内战和独裁时期的记忆，甚至修正内战史，迫使学生课本规避内战的记载，内战历史的物质载体在这场“遗忘浪潮”中也逐渐消退，“内战时期的集中营、警察局、拘留所及监狱已被赋予新的意义或失去了原有的全部意义，但这并非因为某种惰性，而是由于一种有目的的遗忘行为，这种遗忘由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所导致，并在‘过渡精神’的口号下维持当下的和平”。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西班牙经济再次迎来了高速发展期，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举办更令西班牙尝到了遗忘的甜头，浑然不觉对历史的冷漠已悄然取代了最初的忘却。

马里亚斯在《明日你的脸庞》中对“遗忘协定”的批评直言不讳：对于战胜者佛朗哥主义者来说，“人们希望遗忘他们造成的痛苦，这种意愿强烈得不可思议：想要抹去血腥的过去，不仅是他人眼中的过去，也是他们自己眼中的过去”；但对受害者而言，“从未有过任何的精神治愈过程，也没有安抚心灵的尝试，政权显示出了一以贯之的缺乏风度，它的极权化事实在每一项政令和每一种生活环境乃至最无形的环境中都昭然若揭”。在马里亚斯看来，遗忘是对已遭受巨大痛苦的战败的共和派受害者的二次伤害，“遗忘协定”表面上是左右翼双方都做出让步的结果，但实际情形却是保守主义右派付出的代价相对较小：内战罪行一笔勾销，受害者得不到应有的补偿，甚至被剥夺了回忆的权利。

独裁时期的政治高压和审查制度也使得西班牙社会形成了一种逃避式的社会心理，这种心理大多来源于对绝对权力与暴力的习惯性的回避和无视，“［幸存者］假装听不见行刑队的射击声，无视模范监狱外排起的长队，意识不到自我身份已被摧毁”。即便在民主化之后，人们仍不约而同地龟缩在足球、肥皂剧所制造的安慰中，这种虚假的安慰给西班牙社会埋下了冷漠的种子，而“遗忘协定”的登场则令这粒种子在民主政治环境下继续生根发芽。马里亚斯在小说中对此表达了忧虑和警觉：“不论是谁决定了我们应该活在当下，他都在我们身上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看啊，你能知道现在他们在劝告我们什么，那很奇怪，不是吗？尤其从现代的角度去看，在这个贪婪的、毫无节制的时代，不提问或者保持沉默是多么的不可能。”

 “遗忘协定”是西班牙政治改革的必然产物，无论是对政治精英间的谈判和妥协，还是对西班牙人的日常生活而言，忘却皆可避免暂时的暴力冲突与社会动荡；在欧洲民主化和一体化的背景下，这一策略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与嘉许。但保罗·普雷斯顿用形象的描述揭示说，妥协构建的政治同盟只不过是一辆公交车，每个政治派别都不过是乘客，“他们并非因意识形态或共识而结合，只是因为旅途的目的地凑巧相同而走到了一起”，妥协本身便制造了新的不确定因素。马里亚斯同样窥破了“遗忘协定”带来的隐忧：“一方面，我认为过渡时期的一个成功之处无疑是实行了一种大赦，没有人开始互相指责，最重要的是没有人受到审判……［但］不惩罚任何人是一回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又是另一回事。”西班牙人不可能永远失忆和沉默下去，面对历史的客观真实，遗忘终究无法解决矛盾，于是马里亚斯给自己的文学叙事设定的使命便是，暴露伤口并使之结痂，以便让创伤真正愈合。

内战主题是当代西班牙文学的“不竭的源泉”，据统计，在1936—1975年间的佛朗哥时代，由西班牙人创作的内战小说便超过500部，而这个统计数字在最近30年间又翻了一番。佛朗哥取得内战胜利后，为了给独裁政府提供正统性与合法性，召集一批历史学家重新编纂西班牙史，为了谋求将自己塑造为天主教西班牙帝国的正统继承者，他宣扬独裁政权是西班牙找回过去辉煌的过程中“最伟大与光辉的时刻”，以此贬抑战败者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合法性。在历史编纂和文学创作上，为独裁政权和天主教传统背书的神秘主题大行其道，佩雷兹·恩比德将佛朗哥的这一做法称为寻找“西班牙历史的永恒意义”。因此，重述历史和去神秘化成为西班牙战后文学的重要主题，例如胡安·戈伊蒂索罗的《辨认身份的标记》《堂胡里安伯爵的复辟》和《没有土地的胡安》，均讲述流放者回到西班牙，在与历史互动中寻找自己的身份并认清“西班牙所经历过的被揭示的黑暗面”。而路易斯·戈伊蒂索罗的《清算》、卡门·马丁·盖伊特的《后院的房间》以及与马里亚斯创作时期相近的安东尼奥·穆尼奥斯·莫利纳的小说《波兰骑士》等也都站在官方史学的对立面，否定了佛朗哥主义对历史进行的篡改，以小说的形式弥补对抗性叙事在西班牙社会中的缺席，均揭示出不关注历史而仅求幸存于当下的荒谬。

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西班牙文学对内战历史的书写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从历史纪实到追求叙事的审美性，从鲜明的党派立场到倡导一种“内心平静”的和解，不一而足。受到民主改革的影响，八十年代以来内战题材作品的关注点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大多不再直接描写战争的残酷，转而以象征和讽喻的手法或以旁观者的角度重新审视内战，呈现出一种重建内战记忆的总体趋势。批评家塞巴斯蒂安·费伯评述说：“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及本世纪初的内战小说中，与战争日益扩大的历史距离和对佛朗哥主义受害者的重新关注，引起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化感受。”这一时期的内战文学更关注作为社会元素的单个家庭或个人，以个人传记式的书写代替了史诗性的书写，展现了内战受害者的后代在后佛朗哥时代所体验到的战争的延伸感。这一转变一方面是“遗忘协定”引发的文学抵抗效应，另一方面是受到社会上对内战受害者尸坑的挖掘工作的影响，祖辈及父辈那些讳莫如深的残酷过往再次暴露于西班牙年轻一代眼前。因此，民主改革后的内战小说整体风格是回溯与反思，以当代人的视角重建历史记忆，马克斯·奥夫的名言或许代表了这一代作家的心声：“为了书写我的理想，我没有权利对我所见保持沉默。”

马里亚斯即为民主化改革时期年轻一代作家中的代表，在历史记忆的讨论中，他始终是一位深度参与者。《明日你的脸庞》的出版可视为马里亚斯写作生涯的里程碑，“小说的规模使人们对西班牙内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要点有了广泛的了解”。书名“明日你的脸庞”取自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下篇第二幕第二场中的一句台词：“记住你的名字，或知道明日你的脸庞，对我来说是多么可耻。”这句话在小说中的含义就是以历史的名义对今日的“脸庞”表示失望与斥责，暗含了对西班牙政府“把对过去的否定当作对未来的献礼”做法的讽刺，同时也揭示了小说的主题，即马里亚斯试图在历史与未来的关系中，建构一种新的文化记忆与文化立场。因此不难理解有学者认为，“有关西班牙历史回忆这一主题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因《明日你的脸庞》三部曲而达到了顶峰”。

《明日你的脸庞》回避了对历史的宏大叙事，着意于对内战细节的描摹和个人面对残酷现实时的情感体验。小说的叙述者德萨逃离失败的婚姻从马德里来到伦敦，供职于军情六处。他的老师惠勒教授是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二战时期英国间谍。德萨的父亲曾经被朋友诬陷入狱，母亲则因内战失去了亲人，他们作为内战的受害者通过德萨的转述参与到内战话题的讨论中。小说在虚构与真实之间的不断转换，为叙述内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德萨父母的经历来源于马里亚斯父母的真实经历，因此这部小说常被批评家们视为马里亚斯的“自传式”小说，被誉为二十一世纪西班牙的《追忆似水年华》。不过，马里亚斯曾明确表态，仅因小说中包含的现实因素而将其定义为自传的做法未免草率，并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表示“我通过一个过滤器过滤我的生活。这对我而言很重要。事实上，我希望读者不要注意到素材的不同来源，而是顺其自然地阅读任何内容——将它们作为小说的一部分来阅读”。这一观点与马里亚斯本人的文学观有密切关系，他认为讲故事的方式对于故事本身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尽管小说充满了现实元素，甚至出现了真实的历史照片与细节，但他仍然希望读者将其作为带有无限可能性的文本来阅读，因而将三部曲视为马里亚斯带有虚构性的“半自传”小说或许更为妥当。

小说中，德萨寄住惠勒教授家期间与后者讨论内战问题时曾谈及自己的父母，《明日你的脸庞》因此集合了参与者（惠勒）、受害者（德萨父母）和旁观者（德萨）三种视角，并从不同角度叙述、评价战争及其影响。德萨对惠勒的传奇经历以及自己父母在内战中的经历颇为着迷，但德萨的好奇并非出于猎奇，而是基于对暴力的谴责。可以说，在小说中承认暴力是重拾回忆的基础，而反思暴力则是政治现代化的起点。德萨母亲在内战中遭遇的暴力揭开了佛朗哥专制主义的第一层伪装：

普通家庭遭遇的人口失踪也是内战后的寻常现象。战事胜利后，佛朗哥立即颁布了《大赦法案》，使佛朗哥清算敌人具有了法律依据。随后这位最高元首便开始了对战败者的疯狂清洗，这一时期“失踪人口”大量增加。据统计，在内战期间及其后的佛朗哥时期，伤亡人数总计大约在50到60万之间。在1939年2月内战结束后，大约5万人未经逮捕入狱便死于佛朗哥主义的镇压，还有19万囚犯被处决或死在监狱里。保罗·普雷斯顿将西班牙内战的实质描述为一场“西班牙大屠杀”，无论是共和派还是佛朗哥的长枪党，都参与到了这场残忍的屠杀之中，“任何暴力行为都可能使我们所有人成为受害者，其中既包括那些承受暴力后果的人，也包括那些使别人承担后果的人”，德萨的舅舅便如此成了暴力的牺牲者之一。小说中有一段描写以超现实手法呈现了无辜冤魂之间的控诉：

马里亚斯通过虚拟鬼魂间的对话赋予死难者发声的权利，然而现实是大多受害者甚至来不及告知亲属就被秘密处决，悄无声息地死去。在以遗忘为基础的暂时和平环境中，受害者的遗体与加害者的罪行被一同抹去。出人意料的是，掀开这个官方谎言的是民间挖掘共和派被遗弃尸体的铁锨。

佛朗哥在内战后对他所领导的“国家主义者”和与之对立的“共和党人”的态度截然不同，这从他对待死难者的方式上可见一斑：佛朗哥的追随者被埋葬在距马德里约三十公里的“阵亡谷”，这一空间展示着佛朗哥“试图在光荣的，尽管是暴力的，被赞颂的民族历史中，跨越时间为后人、上帝和帝国建立纪念碑”的野心；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被长枪党秘密处决的共和党人和无辜平民却被任意抛弃在沟渠中，事后被随意埋葬在乡下的闲置田地甚至道路下面。共和党一方受害者的家人既无法知道他们的亲属发生了什么，也不能挖掘他们的尸体，甚至根本不知道家人埋葬的确切位置。佛朗哥死后，这些在独裁时期被边缘化的受害者家属自发地启动了对内战尸坑的挖掘。“遗忘协定”出台后，挖掘工作顺理成章地成为抵抗遗忘的形式而被赋予政治意义，因此挖掘失踪者遗骸在西班牙社会很快从个人行为发展为一场社会运动。

2000年，作为内战“失踪人口”后人的席尔瓦建立了非政府组织“历史记忆恢复协会”并开始对佛朗哥时期留下的大量无名尸坑进行科学的集中挖掘。据统计，从2000年10月第一次科学挖掘开始，到2008年4月的公开统计数据发表为止，至少发现了172处坟地，1791具尸骨，这些遗骸身上并未有明显的暴力痕迹，这就意味着这些死者大多并非死于战争和政治冲突，而是因某种单纯制造恐怖氛围的需求而被夺去生命并被草草埋葬。大量的挖掘和惊人的数字成功地打破了人民的沉默，也受到了西班牙媒体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舆论的推波助澜之下，西班牙在佛朗哥时期累积下来的沉默逐渐被打破，并在2002年转变为一场记忆爆炸运动。值得注意的是，马里亚斯三部曲小说的创作和出版几乎与记忆爆炸运动的发展完全同步。

马里亚斯的小说可谓一场文学形式的“挖掘遗体”行动。不断深化的挖掘历史运动始终提醒西班牙人，内战造成的伤痛依然存在并仍未得到政府正面的弥补。在政治层面上受到广泛认可的妥协方案在西班牙文化批评领域开始备受质疑，那种以某种共同的政治利益取代个人创伤治愈的做法也被看作西班牙社会的巨大隐患。学者莫兰称：“埋葬过去以西班牙人所谓的和解为手段。在内战期间产生、内战后残暴时段加深的鸿沟必须要克服，可要战败方忘记过去说明鸿沟仍在，只是被隐藏起来。遗忘成了参加胜利者几十年来建立的新政治、社会和文化游戏的条件。这个游戏扩大了参与者的范围，却保留了那些胜者的霸权。”而这一层掩盖社会矛盾的浮土，先是被挖掘受害者遗体的铁锨铲去，露出了西班牙人的集体伤疤，而后这伤疤又被文学家用笔再度戳破，成为西班牙民主化进程中最重要的文化符号。

在《明日你的脸庞》中，德萨注意到他的上司图普拉讥刺佛朗哥的愚蠢，但其本人同样“享受”暴力，甚至邀请并强迫德萨和他一边饮酒一边观看虐杀与行刑的录像带；德萨感到忍无可忍，并将这类对暴力持冷漠与纵容态度的人贬斥为令人作呕的生物。这一细节恰恰说明了在民主改革完成20年后，历史问题仍未解决。马里亚斯曾在自己的专栏中写道：“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什么人记得，而记得的人中，又有很多人的记忆被扭曲了，如果不是上了年纪的人，根本不知道。”而德萨的特殊之处在于“敢于知道过去，敢于知道我们是什么人……［这些行为］是对愚蠢的顺从的挑战，也是对谎言、半真半假或知识分子懦弱的回绝”。《明日你的脸庞》不同于此前的内战小说的关键特征在于，马里亚斯不满足于将历史往事展现在读者面前，而是通过德萨与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对比指出了记忆缺失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学表现。费伯认为：“《明日你的脸庞》提出的中心问题，大体上与今天西班牙人在重写自己的近代史时面临的问题相同：面对极端暴力的无神论者的记忆，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我们是否有权利或义务了解和记住过去所犯的暴力行为？我们是否有权利或义务谴责或宽恕这些行为？”

德萨与父亲的对话展示了西班牙两代人在“宽恕”问题上的分歧：文中德萨不止一次提到“复仇”，特别是父亲被证无罪后，他认为这是“有助于复仇的好时机”，然而父亲却从未想要联系诬告者，更不会想到复仇，因为“那意味着他将得到他不配得到的重视……把他从我的存在中彻底抹去，我坚信这是我能够做的最好的决定”。马里亚斯也曾在采访中表示，他自己的父亲也从不主动提起那个诬陷他的好友，“从未透露向佛朗哥警方告发他的那个人的姓名”，而他本人也直言对父亲的做法并不赞同。两代人之间的分歧表明在新的政治环境下，西班牙社会对待记忆与宽恕问题的出发点已经发生了变化，面对父母的继续沉默，年轻人们认为“记忆是一种有力的政治工具，为现在与过去提供了一种契约，因此应该负起讨论佛朗哥主义的镇压、重建代际传承的责任”。而小说也表达出对年轻人担负这种责任的信心：

小说中，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记忆力也在衰退，惠勒教授则身患重疾；小说结尾，两位老人在半年内相继离世。父辈的死亡象征着内战记忆的直接讲述者渐渐退场，不过他们已然将记忆传递给了主人公德萨，而德萨又通过讲述传递给下一代。父辈的回忆通过讲述被保存下来，进而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如此循环往复就完成了民族集体记忆的形成和传递，正如安格拉·开普勒所说：“讲故事是支持记忆、保存过去、激活以往经验乃至构建集体认同的一个根本要素。”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是达成社会和解的天然基础，正是恢复记忆和允许讲述记忆，而非保持沉默，才能为一种更加合理和稳固的民主政治提供基础。小说透露出这些“内战的孙辈”比起那些政治精英似乎更能成为推动西班牙民主健康发展的积极力量。西班牙的社会动向确乎证实了这一点：自“历史恢复运动”开始，年轻人就成了西班牙记忆革命的中坚力量，“这些年轻人没有经历内战的痛苦与绝望，也没有被曾影响和塑造他们的祖父母的沉默所影响，因而这一代西班牙年轻人更加勇敢，不再害怕回到独裁政权的威胁之中，而是引领了一种挑战现有支配秩序的新政治秩序”。可以说，《明日你的脸庞》三部曲伴随着这场“孙辈的反叛”，最终与其他诸多因素一道推动西班牙进入了争夺记忆合法化的年代。

2006年，西班牙政府为了纪念第二共和国（1931—1939）成立75周年，宣布该年为“历史记忆年”，同年，以左派政党西班牙社会党为主导的政府起草了《历史记忆法》并于6月递交国会。直到2007年底，国会经过艰难的讨论终于通过了《历史记忆法》，以立法的方式承认了30年来“历史记忆运动”的合法性。该法案主要规定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对集体记忆的官方立场；二是在新的社会政治秩序下判断记忆包含或不包含哪些内容的标准；三是巩固法案合法性与持续性的政治一致原则。依据以上内容，有学者认为《历史记忆法》是一部“恢复法”,其目的是“恢复被遗忘的和不为人知的内战及佛朗哥主义受害者的权利”。制定法律这一行为本身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它代表了西班牙的民主制度在一个更高层面上再次达成了妥协一致。而这一时期全球范围内“过渡司法”问题的兴起、战后对大屠杀与创伤记忆的研究、整个欧洲战后普遍出现的记忆研究热潮以及其他有独裁历史的国家“真相调查委员会”的建立，甚至西班牙本土文坛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出现的内战创伤小说的爆炸，都影响着西班牙政府推进对记忆问题的立法工作。特别是随着在“过渡司法”问题上越来越丰富的讨论，民主转型过程中独特的“西班牙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出来，《历史记忆法》的出台体现了政府希望强化协商一致模式的主张。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正是这种再度巩固一致性原则的努力，使得西班牙近一个世纪以来在历史记忆问题上的矛盾非但没有缓和，反而越发尖锐。乔·拉班尼认为《历史记忆法》“是一次过去与现在的断裂。记忆所揭露的东西正是当下对于过去的态度，这种态度在社会不同阶级成员共同生存的环境下需要被充分地理解。这正是一个国家达成和解的意义所在，而不是单纯追求一种不可能的一致”。大量的西班牙民众也认为这个法律是无用的，认为《历史记忆法》并未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历史记忆法》对于西班牙社会的实际影响远小于预期，可以说，《历史记忆法》的出台并不意味着回忆的胜利，而是标志着西班牙对历史记忆问题的讨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坏事开头》的故事发生在八十年代，此时正值西班牙民主化改革初期，西班牙人迅速告别了佛朗哥主义，开始建立新的生活。小说中的叙述者胡安作为知名电影导演穆里埃尔的秘书，与导演一家生活在一起，并在此期间结识了导演的朋友，其中包括范·维克滕医生。女主人公贝雅特丽思是穆里埃尔的妻子，一个沉默、敏感和脆弱的女人。小说描写了贝雅特丽思的悲剧，她因为共和党人父亲的同性恋丑闻而受到维克滕医生威胁，被迫以肉体交易来换取医生为其父保守秘密；加之丈夫对她冷漠粗暴的态度，以及失去长子的伤痛，在身体与精神双重摧残下，贝雅特丽思最终自杀。贝雅特丽思的身上体现了西班牙人在民主化初期对于创伤记忆与坦露秘密的挣扎，她的悲剧实际上成为整个西班牙创伤经历的象征，在她身上映现出至今仍严重折磨着西班牙人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暴力。内战遗留下来的党派之争在一个卑微的女人身上呈现出其残酷的实质，因此，历史非但无法遗忘，而且历史的悲剧仍在当代人身上重演。

在马里亚斯笔下，贝雅特丽思是备受伤害的西班牙的隐喻。作者以此说明，个人的创伤记忆与集体记忆是息息相关的，从而否定了《历史记忆法》中割断二者之间联系的立场。苏珊·桑塔格曾指出：“现代的隐喻暗示了个人与社会之间存在巨大的不平衡，而社会被视为个人的对立面。疾病隐喻不是被用来判断社会失衡而是用来评价社会的压制。”《历史记忆法》阻断了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间的联系，对个人痛苦的讲述被当作阻碍整个社会政治发展的消极力量，个体的权利不得不成为民主化过渡的牺牲品。所以，马里亚斯在小说中写道：在这种语境下，“失败者宁愿不去记住那些恶行，无论是他们自己所经历的还是别人所经历的……他们只希望子女能不再经历同样的生活，能够有幸过上平平淡淡而免于惊恐的日子，哪怕这种生活里同样没有尊严和自由。没有自由仍可以活下去，因此自由是可以舍弃的。”小说以此质疑了目前意义框架内“民主”的合理性，可以看到，个体利益获得承认和实现是新的民主实现的基础，“将个人回忆隔绝在公共领域之外，并‘冰封’集体记忆被普遍看作是制造西班牙成功转型的公式：妥协一致而不在乎真相，转型而不具有过渡正义”。但后佛朗哥时期的西班牙民主制度在这一问题上是矛盾的，它实际上要求一部分人放弃记忆自由以换取有条件的民主，这一做法体现了民主改革过程中对个体的忽视，最终受害者的回忆被牺牲，而政治精英的诉求得以实现。这也是为什么瑞格比在肯定了政治妥协的基本态度的同时，也强调了西班牙政治改革的实质:“变革只是政治领袖间的交易和妥协，并不需要考虑公众的意愿。”不可否认，现有的民主政治的构成机制得到了西班牙人民的广泛拥护，长期以来西班牙官方对待政治的妥协一致原则也成了国内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政治话语，然而在“过渡司法”背景下，在西班牙“新的民主记忆还没有明确的对手……因此为民主创造一个新的对立面是十分必要的”，而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对立关系，则可以作为促进民主制度完善的反推动力。

小说为了说明贝雅特丽思的悲剧并非孤立的个性悲剧，而将这一事件置于以维克滕医生为代表的“历史”遗存之中。看上去造成贝雅特丽思悲剧的主因是医生维克滕的性勒索，但实际上，维克滕也是一个隐喻的符号，他代表着内战悲剧残酷性的延续。维克滕是著名的儿科医生，在公众眼里，他“宽容、正直、富有同情心”，而骨子里他却猥琐卑鄙，表面上支持左派，暗里却是极端保守的天主教右派。他曾为佛朗哥政权情报机构工作，掌握了许多人的秘密，并利用这些秘密胁迫女性：“没有什么比她们不愿意却又无法拒绝更能让人满足了。然后她们就会愿意，我向你保证，大部分人都会愿意的，一旦她们发现自己不得不说愿意。她们在试过之后就愿意了，但她们永远都会记得、会知道、会怨恨，因为她们第一次别无选择。你很可能不知道，但这是最好的：掺杂着陈年旧怨的新鲜欲望。”维克滕的形象身上投射了马里亚斯对于和解问题和记忆问题的深层思考，作为左派支持者的马里亚斯，其笔下的维克滕代表了作者眼中被民主制度所掩盖的核心症结，即由内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对立群体间“掺杂着陈年旧怨的新鲜欲望”，这种欲望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相反，它仍然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传播。

受害者的伤痛在当今的民主体制日趋成熟的情况下为何迟迟无法治愈，而加害者的欲望又为何依旧不受限制,这一疑问在《历史记忆法》将记忆合法化后更加尖锐。就此小说还对历史追责与法律审判的缺席做出了思考。和解与一致在奠定民主基础的同时也留下了隐患，个人回忆如果被压制成为秘密，那么历史的罪行就得不到应有的审判，“这不仅因为它是唯一能够让一种体制向另一种体制大致和平过渡的唯一途径，还因为受伤最深的人别无选择，没有提出要求的资格”。贝雅特丽思的沉默与维克滕医生的有恃无恐形成了对比，受害者的沉默加剧了伤害的程度，而整个社会对于历史责任的赦免则会导致伤害的无限延伸。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胡安的矛盾心理，他被要求调查维克滕医生勒索和强奸的证据，他一方面对充满罪恶的现实深恶痛疾，在他眼中，“西班牙充满了混蛋，或大或小，那些受压迫和受掠夺的个体，飞黄腾达和利用别人的人，或者往好处说，仅仅是适应环境的人，都是混蛋”；但另一方面，当他完成调查后又感叹：“试图阻止、避免、监视、惩罚，甚至了解，是多么没有意义啊！那个故事里有太多我们无能为力的小恶和大恶，因为它们像雪崩般铺天盖地，我们去调查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也许最好还是耸耸肩，点点头，无视他们，接受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司法审判的缺失与人的被迫沉默共同导致记忆的疮疤始终无法愈合，如库尼亚多所言，《坏事开头》“描写了一个无法公开承担无名罪行产生的责任的社会，目前的社会仍因缺乏司法而伤痕累累”。直到《历史记忆法》颁布后，这一状况仍然未得到改善，失踪人口的档案核对工作甚至遭遇了刻意刁难，佛朗哥主义者犯下的罪行在档案中被隐晦用语代替，并且“到目前为止，西班牙政府拒绝承认大部分被更新的行政文件的有效性，尽管这场记忆运动的成员已经成功地对关于历史的公共话语进行了实质性的改变”。从这个角度来讲，面对西班牙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关于佛朗哥的］记忆是可塑的，记忆法应负起稳定它的责任，并防止不容置疑的事实被擦除。这意味着国家不可以无视自身使人们了解历史的义务，也意味着不可以不去试图满足争论双方讲出所有事实的需求”。

除了揭示政府追责的缺失，《坏事开头》也着重描写了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心理变态现象，后者被迫隐忍，而前者则在压制个人记忆的社会语境下受到暗中的怂恿。在这种情形下，小说提出的问题是：个人是否应对历史创伤的延续负责。小说中围绕着贝雅特丽思的三个男性——穆里埃尔、维克滕和胡安，他们都对贝雅特丽思的悲剧负有责任。在作者笔下，作为社会主体的男性，在内战与长期社会对立的环境中变得诡诈、狭隘、暴力、畏缩，在历史的链条中，他们同样是受害者。但无论如何，这不能成为洗脱他们在贝雅特丽思事件中作为加害者的罪责。穆里埃尔由于感到自己被欺骗，开始用冷漠与咒骂对她进行长期的报复；维克滕医生则将贝雅特丽思的身体物化为交换筹码，胁迫并强暴了她；而胡安尽管对贝雅特丽思充满了同情、赞美与爱慕，但最终也利用了她的沉默与脆弱，放任自己的欲望与她发生了关系。贝雅特丽思最终的死亡，是她自身被迫沉默而导致的悲剧，但同时悲剧也是由这些普通个体的协同暴力造成的。穆里埃尔曾向胡安解释自己粗暴对待妻子的原因，当被胡安质问“那正义呢？那些曾经发生、曾经存在过的事怎么办”时，他说道：“所谓正义是不存在的。或者只作为例外存在，为了维持表象而进行一些惩戒，仅仅针对个别罪行……大规模犯罪永远都会让正义望而却步，太多的罪行会淹没它，抑制它。这一切都会让它瘫痪恐惧，而在独裁或者战争之后，甚至是偏远的地区经历了单纯的私刑之后，呼吁正义都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参与的人总是太多了……没有人会厌恶自己的同类，没有人会指责与自己相似的人。”或许有人是在刻意施暴，如维克滕医生，而更多的人是被缺乏个人正义与集体正义的历史所裹挟、塑造。但这并不能成为他们免责的辩词，因为倘若如此，历史将没有罪责，加害与受害的循环将永远不能终止，在历史的罪行面前，每个人均要承认其责任。

面对《历史记忆法》带来的新的西班牙社会问题，马里亚斯认为，后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社会面临的并不是单纯的“失忆”问题，而是如何面对被不断唤起的创伤记忆，如何对待历史罪行，如何走出内战阴影，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一个具有完整精神人格的新西班牙。从内战创伤到创伤的强化，从“过渡司法”的缺失到个人正义的消失，以《历史记忆法》为节点的这些变化过程都印证了小说《坏事开头》的书名。这个书名来自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第三幕第四场中的一句台词：“于是坏事开始了，而更糟的还在后面。”标题中暗含着对于当代西班牙现状的反思与预言，在记忆政治化的西班牙，历史记忆法案仅仅以法律的形式重新规定了民主制稳定后的西班牙社会政治的新平衡，然而对于经历了黑暗时期的西班牙人民来说，创伤不仅没有抹去，而这种创伤还在制造新的创伤，小说中代表着西班牙受害者的贝雅特丽思默默忍受着心灵与肉体的双重折磨，最终不堪重负走向死亡的结局就预示着西班牙的社会问题因历史记忆问题未能妥善解决而将不停地向着更坏的方向发展,书中将这一状态描述为“［我们］下一次时才发现每一波新的潮水都更加黏稠，更加持久，毒害、压垮我们的精神，让我们愈发怀疑和痛恨自己”。从政治叙事的角度看，记忆应当向政治一致妥协，但马里亚斯的文学叙事着眼的是每一个个体的生存。人不应对自己保持沉默，政治行为终究无法解决人的心灵问题，西班牙人需要的不是法律上对于记忆概念的认可，而是一个可以让每个人自由讲述记忆的公共空间。

记忆问题是西班牙自内战以来社会历史的核心问题，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西班牙社会文化。以1977年的“遗忘协定”与2007年的《历史记忆法》为分界，西班牙社会在历史记忆问题上经历了遗忘、回忆和修正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体现着西班牙本土在民主转型、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巩固的不同时期呈现的不同社会矛盾与文化需求，是整个西班牙政治改革过程中多种矛盾的缩影。随着战后欧洲对创伤记忆的热议、文化记忆理论的兴起以及记忆全球化的发展，正视和深入挖掘历史真相，肯定集体记忆对社会文化与民族认同的积极作用成为民主发展的全新要求，正如托尼·朱特在其著作中所说的那样，历史记忆已经成了一种世俗的宗教，是集体身份的基础。在这一共识与国内记忆运动的共同推动下，西班牙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通过制定《历史记忆法》来完成记忆的合法化，而法律的出台也将困扰西班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记忆问题引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马里亚斯作为战后一代的作家自九十年代开始紧密关注着西班牙社会记忆问题与政治改革之间的互动关系。批评家库尼亚多指出：“马里亚斯的全部小说都盘旋着一个幽灵，这个幽灵就是西班牙创伤的历史。”在马里亚斯笔下，历史记忆是西班牙人彻底摆脱内战伤痛，走出佛朗哥主义阴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历史证明西班牙政府曾经用政治一致来干预记忆召回的做法虽然获得了暂时性的成就，但为西班牙人留下了巨大的心灵创伤，而《历史记忆法》对集体记忆的否认，则为民主巩固时期的西班牙社会带来了更大的社会问题，这种用政治手段和立法形式处理历史问题的方法，忽略了作为历史受害者的每个西班牙人个体的精神创伤。

从马里亚斯的创作中也可以明显注意到，作家对于西班牙的历史记忆问题的认识逐渐发生着变化。2017年，马里亚斯在《国家报》他本人的专栏中发表了一篇名为《不识独裁政权的傻瓜们》的文章，认为那些指责他们这一代人放过佛朗哥的人们是无知的，他们觉得过渡时期是一种懦弱的背叛，然而正是这种平和的过渡才使得西班牙得以成功和迅速地脱离独裁，民主并非是那些人所认为的“人民”建立起来的。显然，马里亚斯对于记忆与遗忘关系的思考从呼唤记忆、面对历史逐渐转向了对遗忘的构建性讨论：“他……请我们思考记忆与遗忘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前者可能是窒息和限制——一种延续不满或分裂的形式，而后者可能是一种解放的形式。”尽管马里亚斯本人仍然认为自己是一名左派分子，但是他也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也在变得保守。但这种保守并不意味着他批判性的消失，面对无论是左派政党还是右派政党的西班牙政府，马里亚斯都表现出不合作的立场。在尚不成熟的民主制度与依旧残留佛朗哥主义的矛盾之中，马里亚斯关注的一直是西班牙社会的未来，是西班牙人个体的生活境况以及个体如何在复杂和沉重的历史问题中获得自由。

如果说三部曲《明日你的脸庞》在西班牙内战的框架下处理了暴力、记忆与伦理之间的复杂关系，那么《坏事开头》则再次挖掘了未解决的佛朗哥主义的创伤。在看似简单的历史回忆问题之下，隐藏着被独裁体制长期压抑的复杂心理机制以及在这种心理机制作用下产生的道德变异。马里亚斯2017年出版的新作《贝尔塔·伊思拉》依旧延续了作家探讨历史与个人关系的主题，这一次作家讲述了从六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冷战结束后的三十多年间，一对订下了私人“遗忘协定”的恋人的婚姻故事。从整个社会的“遗忘协定”到私人的“遗忘协定”，马里亚斯在这部小说中展现了历史如何渗透并且污染了人们最为亲密的关系，将对西班牙历史的反思更推进一步。这些被掩盖已久并无法用政治手段解决的心灵问题，才是西班牙战后历史的核心问题，在整个西班牙都被迅速实现民主化的狂喜充斥或被历史记忆获得合法化地位的进步所遮蔽时，马里亚斯以文学叙述揭露了隐藏在西班牙文化结构深层中的危机。而《历史记忆法》的颁布，是西班牙政治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个“零碎、不完整、且受到激烈争论的”法案仅仅是西班牙摆脱佛朗哥主义阴影的开端，而从当下的视角来看，这部法律的颁布收效甚微，在后佛朗哥时期的西班牙，想要直面历史、解冻记忆，从而关注个体的人性回归，建立一个在马里亚斯看来理想而健全的民主化政治空间，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