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山时期中日交流的中心由长安转移至临安，入宋日僧以图录、器物、制度为蓝本将临安视为“佛国之都”；宋亡后，日僧从宋遗民诗文中阅读到的临安是“非正统之都”。临安在宋日交流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临安”之名却在五山诗文中缺席，取而代之的是“长安”的再兴，形成了“错位”的都城书写。这种错位对应中世日本以佛教“三国”世界观取代儒家以中华为中心的天下观的趋势，体现出日本以本国为中心重构“天下”格局的政治意图。

      在喀罗尼亚战役失败后，德摩斯梯尼的反马其顿策略遭到了尖锐的指责，对此他不得不利用葬礼演说这一“美化”城邦的文体进行回应。通过赞美捐躯者的美德及他们对祖先传统的承继，德摩斯梯尼既教导雅典人应始终守护祖居之地，坚持反马其顿策略，又谨慎而有力地反击了亲马其顿派，为自身的做法辩护。他的自辩也映照出城邦生活中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城邦领袖的言辞与行动之间的冲突，以及葬礼演说试图实现的教育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在十九世纪泛斯拉夫主义者提出各种斯拉夫民族联合方案的背景下，俄罗斯文学研究者、斯拉夫学家佩平在其两卷本《斯拉夫文学史》中以斯拉夫各国文学的民族共性和特性作为基本考察点，找寻各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以表明自己对斯拉夫联盟的态度。

日本近代国文学研究始于芳贺矢一融合江户考证学与德国语文学后提出的日本文献学，此后以东京大学文学部为中心形成了国文学研究的新传统。到了昭和时期，版本校勘与文献考证逐渐成为主流，文献学失去了原有的阐释倾向与精神追求。此时麻生矶次继承了芳贺矢一等研究者开创的传统，在同一时期明清白话小说影响研究的推动下，他通过对江户读本的叙事方式、结构特征与人生观的深入探讨，实现了文献考证与文学批评的结合，重塑了国文学研究的范式。这一过程也体现出日本学者在考证与解释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

在《O小姐》《天赋》与《彼岸》三部作品中，纳博科夫均讨论了记忆的叙述性本质与其伦理内涵。不同于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广泛流行于旅欧俄侨作家群体中蕴含着历史悲观主义的记忆理念，纳博科夫认为记忆应该是一种借想象力重塑过去以达到内在和谐的行为。这两种记忆观的分歧反映了纳博科夫与旅欧俄侨作家身份认同观的差异，前者基于多元开放的文化身份观强调记忆对历史创伤的修复，而后者则基于民族主义的文化身份观，通过强化历史创伤维系共同体意识。

《儿子与情人》为劳伦斯赢得了广泛声誉，但也因长久以来的各种误读而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公允的评价。受劳伦斯将该作视为“英国千千万万青年男子的悲剧”启发，本文依托吉登斯对后传统秩序的阐释框架，解读小说中三段主要的亲密关系，以期从个人情感生活的维度透析现代人在面对去中心化的后传统秩序时所遭遇的身份焦虑与伦理困境，探讨他们如何在新的社会图景中进行反身性实践，并由此重建身份，重塑价值。

      自荷马首次提及忒耳西忒斯后，历代作家与思想家便不断对此人物进行改造与形塑，诸多文本之间由此形成了复杂的对话与冲突，也勾连起文学史、思想史与政治史上的威权与服从、控制与反抗、战争与和平等核心问题，进而建构了一场广义上的关于“美丑”“贵贱”“正邪”等纠葛的“古今之争”。尽管在主流传统中忒耳西忒斯不断遭受了来自政治、道德和审美等维度的贬抑与敌视，但与此同时他也在不断赢得同情与支持，逐渐获得了言说的权利。在二十世纪中期，忒耳西忒斯的重塑者继续在思想、政治角力场上征用该人物，赋予了他“反战”“反威权”等无畏直言的形象。

      本文以费诺罗萨的表意文字法为研究对象，尝试揭示表意文字法在艺术创作领域、认识论领域和语言本体论领域的意义。表意文字法始于费诺罗萨的汉字研究，最早作为诗歌创作原则出现，表意文字的图像性和动词性赋予了英语诗歌表达动态的可能性；应用于庞德的诗歌和诗学中，表意文字法成为探索经验知识的认识论诗学，对抗了形而上学认识论中的概念、范畴和逻辑；落实于语言批判中，表意文字法与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语言本体论批判一脉相承，挑战了系词和存在在西方形而上学中的中心地位。

      1929年俄语版《阿 Q正传》问世，身为汉学家的译者王希礼认为鲁迅是当时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领袖，但他批判鲁迅逃避革命，把他定性为“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同时代苏联学界对鲁迅的认识。1930年代，随着苏联国内政治局势的转变，翻译了苏联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的鲁迅在苏联学界的身份定位发生了改变，获得了“无产阶级翻译家、作家”的头衔。新中国成立后，鲁迅的无产阶级思想受到法捷耶夫等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的认可，成为“中国的高尔基”。

      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不仅是日本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东亚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环节。本文首先考察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与传统宗教的关系，继而追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展开与理论探索的关联，最后聚焦于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科学方法论、艺术价值与政治价值论、现实主义论等重要问题，从而呈现具有日本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