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哪里有危险/哪里也就有拯救者”，海德格尔经常引用荷尔德林的诗句试图唤醒人们对西方科学和技术背后的“本质”，亦即“存在”的记忆和思索，“当技术的本质即集-置成为最迫切的危险之时，在荷尔德林同时说出了真理之际，对实施每一种去蔽行为的所有光芒，对真理的所有显像的错置并没有穷尽集-置的内容”。所谓“集-置”（Ge-stell）是海德格尔对源自西方形而上学的技术之本质的概括，即它惯于将自我、他人和万物置于主体的对立面，成为名副其实的“对象”，并加以认识、计算和利用的诸多方式。在海德格尔看来，只有在技术之中，并通过对技术本质的思索，从而在技术之外赋予人与物之间其他可能的关系，借此将人和万物，即天、地、人、神重新置回其本来所在的位置，物才能不单纯地为人所役，人也才能不为物所役，只有如此，人才能获得拯救。

      海德格尔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果断地放弃了借助奠基于西方形而上学的概念去思索“存在”的做法，转而期望通过对彼得拉克、荷尔德林和里尔克等人的诗歌以及梵高和保罗·克莱的绘画艺术的阐释通达存在的本质和本质的存在。荷尔德林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抒情诗人，作为黑格尔的哲学导师，他早年还积极参与到了最初的德国观念论哲学运动当中，由于对康德和费希特执着于主体的观念和自我之绝对性的做法不满，荷尔德林开始在他的诗歌中呼唤自然、人与神的合一。如果说康德主体性哲学的顶点是讲求实践的伦理学，那么对荷尔德林来说，哲学的目的则在于达成人的幸福时刻，后者便是天与人与神的和谐共处，而希腊群岛和古代希腊人的生活方式恰恰体现了他的这一美学和生活理想。在这位诗人热情歌颂过的、不断浮现在诗人心目当中的古代希腊形象之上，海德格尔找到了能够引导这位思想家走向“存在”的道路。

      长年生活在黑森林中的海德格尔自然而然会觉得其涉入“存在”本源的冒险性仿佛走在“林中路”上，然而其1962年的希腊之旅却是以诗人荷尔德林为向导的，目的是为了寻找诗人无数次描摹过的古希腊的遗迹：神庙、剧场和祭神的节日……在旅途的间隙，海德格尔详细记录了自己的行迹和所思，这部游记于1989年以《居留》（Aufenthalte）的书名首次出版，此时作者已经离世13年了。追随荷尔德林的诗性言说，海德格尔是把希腊当作“西方的本源”、西方人的“命运或者赐予”（Geschick）和精神故乡加以探寻的，为此，他刻意选择了游船而非汽车这种现代的快速交通工具，以便亲眼目睹和亲手去触摸和把握诸如被游船劈开海浪而形成的“古老的凌波路”，但是他发现，如同意大利古城威尼斯一样，经过数个世纪的风雨，希腊已经蜕化成为“一个历史的对象，一个吸引手足无措的作家们的地方，以及无数国际会议和展览的游乐场和被陌生的工业抢掠的东西”。在希腊游记中，海德格尔透露出浓重的失望情绪，在伊萨卡这个奥德修斯的故乡，他并没有获得一丝“有关具有起源意义的希腊的体验”。

      十八、十九世纪是欧洲人在文艺复兴之后再度发现古希腊文明的时代，人们普遍希望汲取古希腊政治文化的养料，来塑造现代欧洲自由主义思想和理想的人格。与古典人文主义偏重于对罗马文化的效仿不同，以古典学家沃尔夫、艺术史家温克尔曼、思想家赫尔德以及文学家莱辛、歌德和席勒为首的德意志新人文主义者则倡导直接向古希腊人的政治和文化艺术学习，并且以体现在古希腊文化艺术作品当中的审美理想和道德理想为模仿对象。在受邀前往罗马参观古代艺术的前夕，温克尔曼写下了这样的话：“促使我们走向伟大的唯一道路，假如不可能被模仿的话，那就一定是模仿古代，每个人从荷马那里所听到的东西，即荷马令人崇敬地教导他的，和教导他理解的东西，同样也适用于古代的尤其是希腊的艺术作品。”

      新人文主义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崇拜和模仿古希腊文化的热潮，其原因是多重的。除了十七世纪以来不断来到希腊的欧洲人所撰写的丰富和详实的游记作品给欧洲人留下了有关希腊古今的深刻印象，以及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揭示了希腊乃欧洲文化之源以外，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法国大革命和欧洲启蒙运动彻底改变了人们对长期以来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的希腊的态度。1771年，法国商人、旅行家和作家皮埃尔·奥古斯特·盖伊（Pierre Augustin Guys，1721—1799）首先提出今日蒙受外族统治的希腊人是曾经创造出灿烂文明的古代希腊人的后裔，加上与俄罗斯人共同信奉东正教的原因，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政治、知识精英和一般民众对1769—1770年发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希腊人反抗土耳其人的统治的奥洛夫起义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和热情的支持，这场起义也是借着凯瑟琳娜二世试图征服土耳其、夺取希腊而发动的战争爆发的。

      奥洛夫起义构成了荷尔德林在1797—1799年之间撰写的书信体抒情小说《许佩里昂》的主要社会背景。在老师阿拉马的教诲下，成长于希腊南部自然环境中的青年人许佩里昂（希腊文原义为“上升者”），迷恋于普鲁塔克所描绘的英雄和希腊诸神的世界。受希腊光荣的过去的激励，许佩里昂积极投身到了反抗土耳其人的斗争当中。然而，起义却在奥斯曼帝国军队的镇压下失败了，在朋友和情人分别逃亡和牺牲之后，承受不了残酷战争的许佩里昂先是来到德国，后来又因不满生活现状，返回故乡希腊做了一名隐士，当地秀美的风景让他最终摆脱了内心的孤独。

      荷尔德林也是新人文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对他而言，许佩里昂的归隐地——古代的希腊也是诸神出入的地方，一个神圣的空间。一般认为，荷尔德林的颂歌（《拔摩斯》，1802/1803）中的“鹰”和“阿尔卑斯之子”的飞翔和跨越深渊之举，以及“纯洁的泉水”在山间流淌，皆象征着荷尔德林在哲学上所主张的自然、人和神合一的原则。然而，历史学家尤尔根·奥斯特海默却敏锐地捕捉到了诗人荷尔德林对空间的感觉，在德国荷尔德林学会所作的一篇题为《层次分明的想象：荷尔德林时代的空间、地图和视点》的讲演中，他分析了十八、十九世纪东西方地理空间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以及当时的地图学和地缘政治学知识之于欧洲知识精英的意义。

    奥斯特海默指出，尽管十八、十九世纪德国的诗人、作家和思想家与同时期拥有大量海外殖民地的英国和法国相比，其旅行的范围非常有限，但这并非意味着德国人对欧洲以外的世界如亚洲东方和非洲的了解就比他们少。事实上，很多德国人受殖民政府的委托或者作为同行者参与了当时去往殖民地的旅行，其中不乏拥有博物学知识的专业人员，例如格奥尔格·福斯特就曾经受英国海军之邀，参与了库克船长历时三年之久的第二次探险（1772—1775）活动，游历了新西兰、汤加、新喀里多尼亚、大溪地等太平洋岛屿，并为后世留下了一部影响甚巨的文学游记作品。其次，通晓多种语言的德国学者也能够及时地将其他欧洲国家的旅行家们撰写的游记材料翻译成德文供公众阅读。荷尔德林在创作《许佩里昂》的过程中，翻阅了英国旅行家理查德·桑德勒游历小亚细亚地区的游记，以及由奥托卡尔·瑞卡德翻译成德文的法国外交官施瓦瑟尔-古菲艾伯爵撰写的希腊游记。

   《许佩里昂》的内页

      荷尔德林的时代，很少有欧洲人敢于涉足希腊这块土地，其原因有二，其一是当时长途旅游花费非常之高，一般人付不起；其二，十八、十九世纪正值西方基督教世界与东方奥斯曼帝国伊斯兰世界激烈对峙的时期，俄土战争加剧了欧洲去往希腊旅途上的风险。与荷尔德林比肩的另一位新人文主义者温克尔曼，试图以古希腊艺术作为理想来对抗脱胎于古罗马的法国文化，但他也因畏惧路途艰险，主动放弃了前往希腊的机会。因此，占据当时欧洲人头脑的仍旧是地形学以及风景和民族志意义上的古希腊，尼采晚年对此付之以嘲笑，他说，“温克尔曼和歌德的希腊……若衡之以历史，便全都是错误的，［不是古代，］而是现代的，真的！”

      然而荷尔德林却对1800年代欧洲方兴未艾的地理学、制图学乃至地缘政治学非常熟悉。从小说《许佩里昂》的情节看，诗人洞悉拿破仑在战场上运用精确的地形图对敌军展开攻伐的情况，深刻地了解了制图学对现代战争发挥的卓越功效。奥斯特海默援引大卫·贡斯但丁的研究发现，荷尔德林在成长为抒情诗人的过程中对地点和道路的描述愈来愈准确，在诗人成熟期的作品中在这个方面几乎找不到任何错误和混淆之处，他并不限于指出某个地点而已，而且还对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不仅是他的施瓦本，以及他在美茵河和莱茵河畔的家乡，就连他心目中的希腊也并非在一个地图上某个模糊的地方，一个乌有之乡，而是坐落在爱琴海之滨。”

      在如何面对奥斯曼帝国这个“东方问题”上，欧洲国家陷入了矛盾之中：欧洲要遏制俄国的扩张，就被迫要支撑起土耳其，尽管他们对后者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并不认同。于是，欧洲人在心理和交往上要亲近土耳其人，同时又通过各种宣传手段使其“陌生化”，这最终导致欧洲人在1830年代开始对土耳其进行西化的改造。“这似乎证明，如今‘文化’产生了倒流：如果说它源自遥远的东方（甚至是印度），那么它将以文明化的方式走向相反的方向；英国人已经在印度实施了这个方法。”这是历史学家奥斯特海默在东西方文明交流方面提出的洞见，荷尔德林可谓体验到将东方纳入西方政治关联当中的第一代欧洲人，他的朋友黑格尔在1820年代开始提出了从印度和希腊出发走向欧洲的人类精神和历史发展路线。

俄土战争（18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