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战时体制”即所谓“1940年体制”，指的是为赢得亚洲太平洋战争这一总体战而由日本领导层强力推行的统制型财政体制，其本质是“实行总体战，为战争而总动员”，从国家层面出发是对金融和经济的统制，对个人和民企则是提倡灭私奉公的精神。经济学者野口悠纪雄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发表了一系列论著探讨“1940年体制”，认为该体制的影响从工业蔓延至金融、财经等领域，不但支撑了战时总力战体制，而且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支柱，一直延续至今。反观战后日本文学，在诸如松本清张的《日本的黑雾》、城山三郎的《小说日本银行》、《官僚们的夏天》、石川达三的《金环蚀》、有吉佐和子的《复合污染》、圆地文子的《没有餐桌的家》等作品中，虽然作家们将笔触伸入战后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抨击种种时弊，不同程度地揭露了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各种社会问题，但都并未如山崎丰子于1973至1978年连载的“战争三部曲”的第一部《不毛地带》那样集中反映这一体制。在这部作品中，山崎丰子根据自己的战争体验和于国内外获取的大量事实材料进行文学再创造，以深刻反省战争，反思历史。

《不毛地带》牢牢抓住现代日本权力中枢，即政治家-商社-银行-大型企业-自卫队之间的链条，以战后西伯利亚劳役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商社为主要题材，描绘了二战时期曾任日本大本营参谋的主人公一岐正的三段人生经历：他作为军人被押往西伯利亚并服劳役11年的第一段人生，归国后入职商社展开商战的第二段人生、事业顶峰时又辞职准备再赴西伯利亚收集战友遗骨的第三段人生。可以说《不毛地带》是“战争三部曲”中触及当时日本社会和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对近代日本的政经体制原貌刻画最为痛切的力作。国内外关于这部作品的研究主要涉及对小说中关于西伯利亚劳役的场景描写和小说创作方法的批判或肯定对作品中主人公原型的讨论以及围绕作品的时代背景、写作前的实地调查、小说的文学性等所做的分析及评论。上述研究对该作文学方面的分析与论证已阐述得很全面，但如何从文本之外重新解读文本，即运用“周边接近法”来加以诠释，从而更全面、更深刻地剖析这部作品，仍是有待解决的课题。本文试以“1940年体制”为切入点，在上述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不毛地带》中所体现的山崎丰子这位社会派小说家的战争反思、写作原委及其社会影响。

“1940年体制”一词首次出现于1993年《日本经济新闻》专栏中。彼时，自民党的“1955年体制”虽已寿终正寝，但“1940年体制”仍然存续着。之后，该词便风靡各处。1940年前后的日本形成了“天皇体制下军部、财阀、官僚三者相互拥抱乃至融合的结构”，其特点是“生产优先主义，中央集权统制模式，协调与共生”，“军需基础资材生产被置于最优先地位，而棉织品、丝织品［产量］则有所下降”。战后日本经济依托“朝鲜特需”得以复苏和重振，1956年发布的《经济白皮书》甚至宣布日本经济时来运转，“已不再是战后”。1960年初期“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发布后，日本逐步迈入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尤其是1966年开始的“伊奘诺景气”让整个日本处于腾飞之中。钢铁产业迎来繁荣期，汽车产业也飞速发展，出口量逐年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到1968年超越德国，位列世界第二。而得以支撑这一复兴、实现高速成长的基本要因便是“1940年体制”，且“这一体制直到现在都未曾改变过”。

应该指出，虽然在1945年日本战败后被美国占领的七年间，美国对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民主化改革，但是战时金融体制却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官僚组织也未遭到削弱。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道尔指出，战后“日本模式”实质上具有与美国“水乳交融”的特质，即占领军在抵达日本之后便开始保护日本的官僚组织并提升其职务与权威。而占领政策因冷战和朝鲜战争的爆发开始出现“逆向运行”时，当局所推进的行政合理化制度致使官僚权力更加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些恐怕都要“归功于”美国占领军，尤其是在占领结束前三年设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机构“通商产业省”这一事实，便是美国强化日本官僚组织最鲜明的例子。

道尔指出，虽然这种“日本模式”作为战后日本特有的经济体制被大书特书，但该模式的施行始于战时，甚至积极作用于经营与产业的行政指导也起源于战争时期。在面对未曾预料的战后危机时，很多日本人都是在尽力维持原来的制度。道尔进一步解释道，被称作“日本模式”，通过儒教式价值修辞所覆盖并隐藏起来的不过是过去战争时代产生的制度遗产，而战后日本的设计者们既改造又维持着这些遗产，这并非因为他们是身穿西装的武士，而是他们坚信为推动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这样做是合理的。

“在战争结束的同时被解体的旧财阀系商社，最近正在意欲合并，作为曾经的财阀商社卷土重来。”小说开篇，近畿商事会社社长大门一三对当时日本的经济形势颇为担忧，因此，近畿商事会社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储备能够对抗旧财阀系商社的组织力量，亟须识大局、有能力为企业发展做规划的人才。业务本部在营业会议上提交的“三年经营计划”中，更是尖锐地指出了凭借纤维销售额位列综合商社第三的近畿商事会社运营的脆弱一面：作为一家综合商社，“公司的精力应该集中于钢铁原料生意，即与资源开发相关的事务”上，“将来应该朝重化学工业化道路迈进，这是自明之理”。

所谓“在战争结束的同时被解体的旧财阀系商社”，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处于同族支配下的庞大的垄断企业集团。1945至1947年实行的“财阀解体”政策是战后经济民主化的举措之一。事实上，中小企业更具有创造性地应对战后危机的优势，因为它们被指定赔偿和解体的危险性较小。然而，小说中大门一三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经济学者中村隆英指出，1945至1955年间，日本的银行与企业的关系变得紧密起来。各集团公司分散于不同产业，必要时一起重起炉灶。而“作为财阀中枢，主要都市的银行开始取代被解体的控股公司”，这种现象被称为间接金融方式。野口悠纪雄也描述道，处在间接金融下的资金运转，牢牢受控于金融市场。这种金融控制方式，使得向资本汇集式的战略产业倾斜的重点资金分配开始成为可能，并使支撑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重化学工业化成为可能。在这层意义上，金融体系中“战时体制”的维持，是能够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动因。

山崎丰子正是将如此坚固的制度背景下的高速经济增长作为解剖对象，通过文学手法来捕捉和刻画其深层构造，在小说中围绕引进美国战斗机、与美国汽车产业进行业务合作以及中东石油开发等情节展开故事的。

在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为背景的这部小说中，“不毛地带”究竟指的是什么？据山崎丰子解释，所谓“不毛地带”，是指一种“精神的饥饿状态”。1965年以后的日本，经济增长如异军突起，物质方面的确充裕起来，然而山崎捕捉到，一切人类的欲望都能够用金钱来解决的想法开始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日本人在精神上处于颓废状态。这种情况甚至波及教育领域，由大人蔓延至儿童。因此，山崎控诉道：“整个日本就是一片不毛地带。这样说并不为过。”在“白色不毛地带”与“红色不毛地带”这两片不毛地带中，通过主人公的生存方式，山崎描绘了战后30年间日本人心灵的变化历程。

小说前半部分讲述的是“白色不毛地带”，即主人公一岐正在西伯利亚被劳役的11年。回国后他入职商社，被迫卷入推销防卫厅新一批主力战斗机的商战中。西伯利亚是“物理环境，即现实中的不毛地带”。山崎丰子开始实地取材时，从哈巴罗夫斯克途经伊尔库茨克到达莫斯科，独自横穿了覆盖积雪的西伯利亚大地，并一一拜访经历过西伯利亚劳役的人。山崎认为，即便战争和残酷的西伯利亚体验欲以暧昧的形式消散在战后30年的岁月中，但西伯利亚收容所中日本战俘的劳役生活，在战后日本人的记忆中终究是无法泯灭的铁的事实，因为它涉及20万人的死亡或下落不明。山崎认为，这“跟投放到广岛的原子弹一样，我们日本人是站在揭发者的立场上，这一点是不能忘记的吧”。

主人公一岐正的西伯利亚劳役经历贯穿整部小说，而且在他的第一段人生的军人生涯中，11年劳役对一岐正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在小说终章，有这样一组画面：成为商务人士，在股东总会上被嘲笑为“从西伯利亚归来的红皮萝卜”的一岐正从近畿商事会社辞职，为的是在舞鹤建立慰灵碑，收集长眠于西伯利亚荒野中的遗骨。“接任了朔风会会长”一职后，他想在第三段人生尽力去做这些事情。山崎丰子通过主人公在西伯利亚的劳役生活，将残酷的历史事实与战后日本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呈现在人们面前，不断再现战争的荒谬及其带给人们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

 一岐正从西伯利亚归国后开启了第二段人生，他所经历的战后日本，乍一看实现了经济繁荣，实际却是一片精神不毛地带。小说中有这么一段场景：一岐正刚刚入职近幾商事会社，便被迫参与防卫厅采购战斗机的项目，进而被牵连到首相的贪污丑闻中。而恰好在小说连载的过程中，“洛克希德事件”爆发。小说情节居然先于现实中的事件展开，这绝非巧合，山崎丰子在取材过程中翻阅当时众议院决算委员会议事录时，已察觉到在答疑记录中似乎透露着腐败的气息，她认为这早晚会发酵成大问题。关于设计这段情节的意图，山崎解释道：“最终，以担心再度触动国民对战争的敏感神经为借口，无人问津国防问题，由此导致日本的悲剧。这样一想，小说里面围绕向防卫厅推销新一批主力战机的商战就不只是类似洛克希德事件那样的事情，有关防卫厅与政府的防卫问题这一系列姿态，可以尝试创作一部剧。”

1946年开始，日本从战败的废墟中逐步迈向复兴之路。这一年颁布的“倾斜式生产方式”是一项高效分配资源、快速促进产业扶植的政策。政府通过向基础能源生产与基础重化学工业转移资源，达到“刺激经济整体复苏”的目的。这便给贪污营造了舒适的温床，实业家、官僚、政治家们借机滥用政策，此间贿赂需要钱，资金的一部分便变为礼金，进入了腐败的链条之中。约翰·道尔指出，虽然这种不合法的金钱流向四面八方，但贪污不过是倾斜式生产方式预期之外的副产品而已。而这一战后最初的宏观经济政策留下了诸多后遗症，产业政策被制度化，多样的经济意识形态相互融合，政府与大企业更亲密地勾连在一起。

战后日本以经济立国，很大程度上需要倚靠商社的力量，而经济增长的弊病所引发的精神颓废也来自商社。这点也为山崎巧妙识破，她质疑道，虽然商社的实体过于复杂，外人只了解到冰山一角，但是对于曾对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发挥过重大作用的综合商社，“单凭这样暧昧的理解就能了事吗”？在小说中，无论是在二次防FX计划时一岐正向空军幕僚芦田国雄二佐（防卫部计划班长）转让代替现金的股券的场景，还是他因为石油开发业务造访田渊首相官邸，将1000万日元当作其院中孔雀的饲养费用的情节，山崎都将“政府与大企业之间加深密切联系”的情形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小说后半部分描写的“红色不毛地带”中，作者着力刻画了近畿商事会社致力于与美国三巨头之一的福克汽车制造商（FOLK）的资本合作以及中东石油的开发。石油战争在整部作品中占有很大比重。以下为一岐正与同事关于石油开采的对话：

“一滴石油一滴血”，这句话生动地描述了石油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日本石油在整个二十世纪都仰赖进口。在1930年代，美国“挫败日本野心的意向”越来越强烈，每次日本展开强大攻势时便会对它施以“经济报复”。在1941年7月15日以后，美国对日实行石油禁运。美国禁运石油，日本便不得不向东南亚寻求石油供给源，于是将东南亚纳入大日本帝国版图的军事行动就成为必然。因而，旨在重新划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殖民地的太平洋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是“殖民主义战争”，也是“争夺这一地域霸权的战争”。

1970年代发生的石油危机让世界经济陷入巨大的混乱之中，此时对于一路挺进高速成长时期的日本来说形势也颇为严峻。中村隆英指出，日本对中东原油的依赖度很高，当时所用能源的四分之三是石油，其中大部分来自中东，而因石油不足而无法购买物资的传闻愈演愈烈，包括石油在内，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在飞速上涨，这是战后初期的通货膨胀以来未曾有过的现象，福田赳夫将此称为“疯狂物价”。再加上供给方通货膨胀，让日本经济出现了火上浇油的局面。对此，小说如此描述：“30年前，日本在东南亚的石油资源遭到封锁，毅然发动了大东亚战争。而如今的石油消费国日本，倘若没有石油，这一因高速成长而GDP位列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也会连同泡沫一起消散，日本列岛会陷入巨大的混乱之中。”

一岐正在战时体验过石油紧缺，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更是深切体会到石油的重要性。为养家而进入商社后，他想到不仅要追求企业利润，更应该确保国家的石油储备，并用这份责任和义务来要求自己。原近幾商事会社副社长里井达也在经营会议上围绕石油开发的问题质问一岐正：“偷袭珍珠港使日本陷入战争，那场鲁莽之举没受到惩治，难道你要在我们公司上演吗？”面对质问，一岐正冷静地回答：“不。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石油，也败于石油。正因如此，为了日本的未来，曾经欲通过武力获取的石油，我想用和平方式去争取。”总之，曾上过战场的一岐正对这场战争的性质进行了深入思考，他不想再重蹈战争的覆辙，而是要用“和平方式”开采石油。山崎丰子讲述道：“至今还会记起几位当时在伊朗取材时遇到的［日本］石油商人的面庞”，那是在中东的严酷气候与特殊社会风俗中为确保石油这条日本生命线而日夜奋斗的脸庞。在当下日本见不到的脸庞与在日本渐渐迷失的内心，当二者在遥远的沙漠之国相遇时，心灵震撼之处象征的就是现代日本的精神不毛。山崎控诉道：“石油问题也就罢了，日本人对于重要的事情立刻就会忘记。”可以说“红色不毛地带”的构思是针对人们精神饥饿状态的一声警钟，一岐正所主张的“和平开采”石油，日本人前往中东开发石油，都象征着对抗“红色不毛地带”的一种信念。

 山崎丰子将战后深藏在日本社会的种种问题通过对“白色不毛地带”和“红色不毛地带”的描绘生动地展现出来。正如野口悠纪雄所述，日本经济在战后得以复兴并实现高速增长，甚至闯过石油危机的难关，“1940年体制”功不可没。而所谓“文学便是人学”，记者出身的山崎丰子或许无法像经济学者那样从专业角度分析经济问题，但在取材过程中却也敏锐地捕捉到了各种社会问题和经济体制问题，她用作家特有的视角，通过文学的形式还原出了那段历史。山崎丰子塑造的主人公一岐正，其名字本身就具有特殊的涵义。在日语中，“一岐”的谐音有“生”、“活”的意思，即无论身处何种极限状况，都要秉持信念勇敢活下去。如字面意思所示，“正”指“正当、合理、正确”，即不管作为国家还是个人，都想实践一种可以被接纳的存在方式。而在“现代”这一不毛地带中，一岐正想方设法要秉持信念活下去，但他的命运却被凸显得越发奇怪而残酷。从14岁起便立志要成为军人的一岐正，自进入陆军幼年学校开始便受到一系列专业军事训练，不到30岁就担任大本营作战参谋，经历了开战、战败，后作为俘虏在西伯利亚劳役11年，回到日本后又成为商人，在激烈的商战中度过了自己的第二段人生。在第三段人生中，一岐正想要为建立慰灵碑和搜集西伯利亚劳役者遗骨尽一份绵薄之力。事实上，一岐正在现实中是有原型的，塑造一个基于现实的人物形象，更加突出了主人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是一个特异的存在，也反映出日本伴随着经济飞速增长而产生的精神世界的荒芜与人性扭曲的现象：到底是一岐正的生存方式是个矛盾的集合体，还是普通大众的内心出现了问题？在经济如异军突起般飞速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精神层面却在无形中慢慢异化，这又是为何？而山崎所谓的“精神的饥饿状态”是否与“1940年体制”有必然的关联性？小说引发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西伯利亚的场景设置是让我们铭记战争，反思历史？有关石油开发的描绘，是对在大国博弈中日本所处的国际地位的再确认：1970年代，日本的GDP一直稳居世界前三位。这个问题也牵涉日本如何在更广阔的世界史视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用和平且正当的手段趋利避害才是更长远的目标。

山崎丰子执笔《不毛地带》这类战争题材的作品并非偶然，这与她在学生时期的战时体验以及与战争亲历者富士正晴的密切交流有很大关系。

1944年，山崎丰子的学业止步于原京都女子专门学校（现京都女子大学）。在学生动员令的鼓动下，很多男学生作为特攻队员有去无回。女学生则被分派到军需工厂打磨子弹、缝制军服。朋友们或因营养不良，或因劳累过度，在美军空袭中纷纷死去，而山崎幸存了下来。作为小说家，山崎心中充满了对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朋友们的思念。感触于此，山崎常常思考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应该做些什么，于是她开始写作战争题材作品。

2015年由日本新潮社出版的《山崎丰子特别手册》一书首次披露了在大阪府堺市旧宅发现的山崎在20岁时写下的日记，这是她在成为专业作家之前所写的文字首次问世。日记中，山崎对大阪空袭有如下记录:

大阪大空袭后，山崎丰子以“无法忘怀的日子”生动记录了自家房子被烧毁的情景。附近抛下了燃烧弹，山崎虽然心里绝望地想着“早晚要烧到这里”，却还是鼓励母亲逃离已成为火海的御堂筋。但是，家已经被烧毁，看着这片满目疮痍之地，山崎心中充满了“这种凄惨、惨状，战争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心中永远抹不掉的烙印”的真实感受，其中还有找寻不知安全与否的弟弟们的记录：“还没见到武、稔，不会已经死了吧。即便没死，也应该是连续两天饿着肚子在哪里流浪吧……当意外地见到弟弟们时，我不禁放声恸哭起来。”这种表达是战争所带来的切身感受，也让人们深深体会到战争残酷的真实画面。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体验，所以对于山崎丰子来说，战争让她刻骨铭心。

1944年，山崎丰子就职于每日新闻大阪总部，期间受到当时的上司井上靖影响的事广为人知。山崎本人也在随笔中写道，“若没有遇到井上，就不可能有作家山崎丰子”。但是，井上靖1951年5月便辞职离开了关西。因此可以推断，山崎更多的是向大阪当地的前辈作家、被称为“竹林隐士”的富士正晴寻求指教。山崎去世后，她与富士正晴在1950至1968年间的来往书信和明信片等被媒体公布，信中“求批评”、“请教导”、“求意见”等词语随处可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富士正晴的战争经历和战争文学。

1944年5月5日，富士正晴作为一名士兵转调到“中国战线”，1946年5月复员，经由上海、鹿儿岛回到大阪。战后，富士正晴用近20年将他的战争经历创作成回忆录式的作品，共有19部，其中虚构成分很少。对于创作战争小说的动机，富士正晴叙述道：“我只是睁大双眼，关注着作为事实的事实，想要将所见直截了当地用笔写出来，就变成了战争小说。”不难看出，虽然两人经历的战争体验不同，但他们的共通点是客观地看待战争的视角和切实的行动能力。在战争时期，富士正晴严格执行自己设定的“铁的纪律”：一定要活着回来，不做强奸之事。作为补充，要多吃饭，即使挨巴掌也不做勉强自己的工作。作为一名士兵，他站在批判战争、抨击军队的立场，抒写出一个人对战争微弱的抵抗。富士正晴在小说中尤其注重刻画民众这一无抵抗群体的愤怒与悲哀，而山崎丰子却是通过对时代见证人的采访和对海量资料进行切实调查后创作出艺术作品。虽然还未考证出二人之间关于战争议题的通信，但不难推测出：战争经历给二人的记忆和思想所带来的巨大冲击，让他们终生难以释怀；富士正晴看待战争的视角及其创作方法应对山崎产生了深远影响。

 日本历史学家吉田裕指出，暂时解决战争责任、战后处理的日本社会，虽然由经济复兴急速迈向高速增长时期，但是这样的社会状况产生了一种将战争时代视为遥远而不值得回顾的过去的潮流。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过战争体验的一代人迅速减少，对战争体验的继承出现了严重断层，尤其是日本人对战争或和平的认识以冷战终结为背景，踏上了一条很深的歧途。战后，人们对战争缺乏直观的认识，使得有偏误的“战争记忆”成为当时社会中的主流话语。正因如此，拥有战争体验的山崎丰子才会说，“忘掉战争是可怕的，跟自杀一样”。正是意识到了这个严重的断层，再加上受到有战争经历的富士正晴的指导与建言，山崎才想要通过小说的形式将对历史与社会问题的思考传递给更多的人。

《不毛地带》在1976年推出电影版，1979年推出电视剧版，时隔30年之后，在2009年富士电视台开播50周年之际，又作为纪念电视剧再度被改编。该作深受日本民众的欢迎，其原因可概括为：第一，以小说的形式将现实事件与人物进行再改编。山崎是一位擅长以现实事件和人物为原型，创作出规模宏大、撼动时代的长篇小说家。《不毛地带》对社会现实的剖析达到“刚好要出血似的锋利程度”。以历史中真实存在并活跃在当时社会的人物为题材，又以执笔-取材-执笔-取材这样的循环创作模式与其他以虚构为主体的作品划开一道明显的界线。山崎的取材工作自1973至1978年历时五年，其活动范围涉及西伯利亚、伊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印度尼西亚、印度、美国、新加坡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有“取材之鬼”之称的山崎对待调查中获取的事实材料眼光犀利，执着而心无旁骛，对自己的工作一丝不苟。松本清张对山崎的作品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她的作品“注重现实并进行彻底调查。［她］不是仅仅通过人物故事和书本上的想象进行创作的作家”。如前所述，小说连载于《Sunday每日》时正值“洛克希德事件”公开化，“道格拉斯·格鲁门事件”被披露，小说情节可以说是领先于时代。其实这并不是山崎有预见能力，而是她缜密的取材能力和准确掌控信息的结果。

作为一岐正原型的濑岛龙三，确实在大本营做过参谋，也在西伯利亚长期劳役约十一年。濑岛龙三回国后进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在《不毛地带》出版之时已晋升为副社长，后来成为社长的濑岛与田中角荣和儿玉誉士夫并列成为昭和时期的名人。如此创作完成的这部小说，可谓事实因小说更神奇，小说因事实更逼真。

第二，情节设定上具有时代性和启示性，尤其是融入了战争体验和战后处理部分。《不毛地带》“牢牢抓住现代日本权力中枢，即政治家-商社-银行-大型企业-自卫队等之间的利害关系，达到了很好的教育教化效果”。小说中山崎丰子设定了以下场景：

通过在西伯利亚的劳役生活，一岐正否定之前所谓“军人的道德能够战胜战争”的说法，他认为“放弃战争才是正道”。而在现实世界中的日本，围绕宪法第九条的论争一直持续到现在。

 而“朔风会”这一西伯利亚长期劳役经历者的联谊会贯穿小说始终。组建“朔风会”的目的是“将长眠于西伯利亚的劳役者遗骨带回日本视为真正的回归。促进遗骨的收集与归还、遗属的援助以及成员间的相互扶助”。而且，“朔风会”还建立了慰灵碑，在吊唁战友灵魂的同时，“永远记录着在如此悲惨的牺牲的基础上构筑起来的历史教训”，这就是“活着返回祖国的人该做的事情”。总之，“朔风会”并不是政府性质的战后处理行政机关，而是民间团体。如前所述，在小说终章，一岐正从近畿商事会社辞职，接任朔风会会长一职，开启了建立慰灵碑和收集劳役者遗骨的第三段人生。遗憾的是，西伯利亚阵亡者遗骨收集问题直到现在也未圆满解决。山崎捕捉到横亘在战后日本社会深层次的多种问题，不仅要将如一岐正这样的历史亲历者所见证的历史事实继续诉说下去，还要将对战争的反省与思考流传于后世。

第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山崎丰子，通过对主人公一岐正行为方式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当时乃至当今日本人的思想。这恐怕也是《不毛地带》成为畅销书的重要原因之一。约翰·道尔指出，战后日本的领导者们自始至终都具有“军人精神和源自其思想的国家观”，继续宣扬“战败日本的正义”。战争中，日本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日本人失去了所谓的“大义”。一岐正却在完全接受战败和丧失之外，追求“但是”大义。一岐正发现可以去追求一种可信赖的、超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大义，这使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我输了。但是……”这样的转折是在“正面接受这一败北的基础上向大义的反转”，而其中蕴含的便是所谓的“男子汉气概”。日本小说家浅田次郎在纪念山崎的追思会中说道：“我被即便是男性作家恐怕也写不出的这么有男子汉气概的小说所吸引。”社会学家大泽真幸也认为，“山崎成功描绘出了追求大义与善的‘男子汉’形象”。通常只有“胜利”了才会体现出男子汉的本色，而山崎所描绘的“男子汉”身上却被深深地打上了“战败”这一烙印。也就是说，追求“但是”大义的一岐正这个男子汉形象作为挑战现代日本精神不毛的救世主，填补了日本民众因战败而产生的心灵空缺，让丧失的大义有了回归的可能和途径，点燃了人们心中希望的火苗。但是，透过一岐正的行为方式我们也应注意到，山崎丰子对于亚洲/太平洋战争认识存在着局限性。例如，一岐正对于“日本人以外的民族并未意识到犯罪性”，而且山崎仅仅强调一岐正优秀的军人精神，而对于“一岐正们”在“满洲”（中国东北地区）、朝鲜以及其他殖民地所施行的惨无人道的暴行所应负的战争责任却并未详加阐述。

本文试图以“1940年体制”为切入点，结合山崎丰子自身的战争体验和海量事实材料、战后日本社会的客观现实等小说文本之外的“周边现象与文脉”，来剖析这部作品。既然该作是在事实取材基础上的文学再创造，那么如何通过文学的形式重新述说历史，如何将作家的思想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进行更全面的分析与探究，的确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和题中应有之义。借助对《不毛地带》这部作品的分析，我们在理解战争的悲惨与荒谬的同时，也会重新思考山崎丰子的发问:“在战后这个时代，日本人的命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此外，日本社会评论家大宅壮一用“一亿总白痴化”来批判1950年代后半期的日本世态。“日本人都得了健忘症吧？还是得了人道主义缺失症呢？”山崎对战后日本表露出强烈的愤慨之情。战后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多大牺牲的基础上才享受到恩惠的呢？日本人应该重新认识这一点。这部小说或许会增强那些不了解战争、对历史真相不感兴趣的人们对战争的关注。与此同时，日本的“战后”还没有结束。从“战后”到现在，乃至将来，山崎想让更多的人接触到《不毛地带》，希望能够永远地将历史的一个侧面流传下去。

在小说终章部分，一岐正劝说大门一三社长让贤时，大门问道：“［你我都不在，］公司今后怎么办？”“靠组织。今后公司是通过组织运转的时代。所幸这个组织已经构筑起来。”一岐的回答既是点睛之笔，也呼应小说开篇，当时大门招聘一岐的目的就是希望他把作为大本营参谋的非凡作战组织能力发挥出来。这也近乎完美地揭示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秘密，折射出所谓“1940年体制”之所以延续至今并非偶然，且这一体制及其理念是日本垄断资本和财、政、官三位一体的政权所需要的。在这一点上，不难看出山崎丰子对该作的诠释与前述日本经济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也更加证明了“1940年体制”对日本经济的长期影响。对于这种长期影响，野口悠纪雄更是警示道，原本与“不劳无获”这一原则相吻合的“1940年体制”，如今却变质为“依存组织”并在日本人心中扎下根来，而这种思维定式才是问题之所在。不将其打破，日本便无未来可言。

如前所述，野口悠纪雄关于“1940年体制”的著述发表已是1990年之后，此时，山崎丰子已写完“战争三部曲”。与曾有大藏省官僚经历的野口悠纪雄对该体制感悟型的诠释不同，山崎丰子是以自己的战争体验以及大量事实取材为基础进行文学再创造的，她对“1940年体制”做出了一种体验型的阐释。山崎捕捉到战后日本高速增长背后的精神“不毛地带”，凭借记者时期的经验，敏锐地洞察到隐藏于日本社会深层次的问题，将“1940年体制”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把对战争的危机感与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人性的扭曲表现得淋漓尽致，通过这部作品来深刻地反思战争、反思历史，以期不再重蹈覆辙。虽然国内也有学者预测只要日本政权性质和国内外形势没有根本性变化，日本未来体制中就不会没有“1940年体制”及其理念的影子，但《不毛地带》这类小说的风靡和重演重播，也能够使我们对此现象有更深刻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