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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布朗肖是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理论界不容忽视的名字之一。这位不断被德里达、巴特、列维纳斯等思想家援引的人、福柯曾梦想成为的人、其墓志铭上写着“把一生奉献给文学以及文学的沉默”的人，却极少在现实生活中抛头露面，甚至数度隐居。然而事实上布朗肖并非一位只关注文学空间的神秘和艺术自律、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的思想家，从三十年代二战前的政治评论到六十年代“五月风暴”期间为学生革命委员会写作宣传文本，他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活跃在现实政治之中。布朗肖的文学批评与创作实践不同于以萨特为代表的介入文学，往往被归类为现实主义的反面，如茨维坦·托多洛夫就曾将布朗肖的文学批评斥为浪漫主义的老生常谈，认为布朗肖虽堪称“作家式的批评家”，但却是“已属于过去的批评家”；本文则认为布朗肖的文学 -政治观念是借由“非介入文学”而介入现实的文学 -政治行动。

要厘清布朗肖的“非介入文学”的具体所指，必须回到他提出这一观点的具体历史语境。1957年，布朗肖结束了数年隐居生活返回巴黎时，正值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方兴未艾。从1954年11月1日持续至1962年3月19日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是真正的政治利益纠缠与政治介入的场所，它不仅促使许多法国知识分子重新定义自身的角色与政治立场，也再度激活了自德雷福斯事件以来法国进步知识界对抗权力、捍卫正义的左翼传统。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法国知识分子又看到了法共难以令人信服的两面派立场：1956年6月法共在阿尔及利亚的机密投票中弃权，既认可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存在，又反对武装干预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运动；既赞成“法国联盟”的构想，同意赋予阿尔及利亚以自由，却又不允许其独立。这一系列政治变化导致了法国知识界政治倾向的重组，萨特向第三世界和毛主义靠拢，而梅洛·庞蒂则告别了左翼立场。布朗肖回归巴黎知识界之后，立即在1958年的政治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58年10月25日，布朗肖在左翼活动家迪奥尼斯·马斯科洛与超现实主义作家让·舒斯特创办的杂志《七月十四日》的第二期上署名发表了《拒绝》一文，声称对权力的拒绝意味着“一场尽可能做到匿名的运动，因为拒绝的力量并非来自我们……而是首先属于那些不能说话的人”。这次回归，意味着布朗肖从文学研究和文学写作回到他曾积极参与的政治活动中，但文学、伦理与现实政治的种种关联依旧是布朗肖著述和实践中持之以恒的核心主题；在回顾这一时期的回忆录中，布朗肖这样写道：“对远离世界的隐居者（以文学言语守护沉默之人）来说，将自己暴露在公共生活的风险中是急迫且必要的，因为他发现了他对与他无关的他人也负有责任，而在加入到喧嚣和呐喊中之后……他必须放弃自己对于未知、陌生与距离的需求。”

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的游行

自1950年代中期以来，布朗肖立场鲜明地参与了一系列公共政治活动，与许多左翼知识分子、艺术家、作家建立了或短或长的友谊，其中与萨特的关系转变尤为微妙。1960年7月，布朗肖与马斯科洛、舒斯特共同参与起草了《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抗命权宣言》，呼吁参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法国军人拒绝服从命令，捍卫知识界所拥有的拒绝服从戴高乐主义的权利。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包括萨特在内的121人在这份宣言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份宣言也因此被称为《121宣言》，随即在1960年9月6日正式出版。布朗肖与其他两位宣言起草者因《121宣言》获罪，被指控为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左翼组织“让松网络”的共犯。在法庭接受审判时，布朗肖等人得到了萨特的支持与辩护。从1960年开始，布朗肖就在筹备左翼文学期刊《国际评论》。他不仅联系了德、意、美等多国的作家与知识分子，还在1960年12月给萨特的信中邀请萨特参与这一项目，希望延续与萨特在《121宣言》中的合作，真正实现《121宣言》的潜在意义，完成“对世界的诸种结构与既存形式”的“全面批判”。但是，萨特并未接受这一邀请。其原因可能是，在介绍《国际评论》的文章《该项目的重要性》中，布朗肖直言不讳地认为需要反思1945年以来“被粗暴地总结为萨特式介入”的那种“文学和公众生活的关系”。实际上，尽管二人政治立场相近且都致力于为弱者发声，但布朗肖一直反对萨特的“介入文学”观念，认为萨特让文学完全服膺于具体政治行动的模式不仅会消解文学最根本的力量，还会导致伦理维度上的重大缺陷：萨特式文学中的写作主体所具备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支配性力量正是萨特所反对的社会政治观念的构成逻辑，所以“介入文学”既无法真正革新它所试图介入的现实，也难以为不可见的他者和另一种社会政治提供可能的生成空间。因此，布朗肖这一时期的文学观念与政治实践的结合指向了一种以“非介入文学”介入现实的可能性，尝试通过强调虚弱、疲惫、他人、去自我化等概念的伦理意蕴以修正萨特的介入理论，并依此路径探讨由文学与伦理学去开辟新的社会可能性的方式。

莫里斯·布朗肖

汉斯·奥佩尔兹在评论布朗肖和萨特的文学时曾指出：“在他们的分歧之中，仍然存在着一种共识，一种联系。”这种共识和联系（以及分歧），都体现在二人几乎同时构思并且彼此密切对话的文章中。在其最重要的理论文章《文学与死亡的权利》（1948）中，布朗肖曾描述过文学的两个“斜坡 /切面”——“从某种角度来看，文学是两个方面的综合体”，即散文式文学的明晰和诗性文学的晦涩。这两个方面不可互换也不可拆分，就像文学的内部与外部一样总在一种互相纠缠的关系中指示着彼此。同样地，萨特在 1947年讨论介入文学的著名文本《什么是文学？》中也提及了相似的二分法，即散文作品与诗歌作品，其介入文学的观念也仅限于散文式的文学作品。但是，对布朗肖和萨特而言，二者文学观念最重要的差异也正在于对文学意义的不确定性的认识。他们都认为文学的主要挑战在于它充满了多义性与多重阐释的可能，但文学 /诗歌语言的不确定性是好是坏？是文学的原罪还是缪斯的恩赐？

在《文学与死亡的权利》中，与萨特的观点——文学应有意识地参与世界的进程——不同，布朗肖认为文学“拒绝参与世界”，因为文学不必然是某种形式的行动或实践，而是对一切行动的怀疑，也就是他所说的“一切有待完成”的状态；布朗肖拒绝承认文学有助于实现人的自由，而是将文学看作一种可以“将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来的方式”。布朗肖认为应当为文学的非介入留出空间。这一认识部分是由其文学观念生成的谱系所造就。在布朗肖的历史性视角中，不断被他援引、参照的马拉美占据着为数不多的核心位置之一（还有黑格尔 /科耶夫、海德格尔、列维纳斯、卡夫卡等）。布朗肖对语言和文学之关系的思考，是在马拉美诗学的基础上融合了黑格尔 /科耶夫对语言否定性的理解，不过他关于文学和写作的相当一部分看法，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是对马拉美诗学的核心主题的改写和挪用：如文学创造的沉默、诗人 /写作者在作品中的消失、作品和现实事物之间含混不清的关系等。在早年的文集《失足》中，布朗肖对小说的评判和理解也出自马拉美的诗学观念：《马拉美和小说的艺术》一文将“朝向未来的作品”视为小说的艺术目的，认为乔伊斯的作品堪称马拉美艺术观的当代实践；《梅尔维尔之谜》一文将梅尔维尔的《白鲸》视为马拉美的图解：“它试图成为彻底之书，不仅仅表达了完整的人类经验，还将自身写成了宇宙的对应物。”因此，在比较布朗肖与萨特的差异时，不妨引入马拉美作为参照，这样能够更好地理解布朗肖文学观念的构建过程与意义。

正如萨特在《什么是文学？》和《自由之路》中所声明的，他想纠正文学中歧义不断生成和弥漫的倾向，意图使文学语言和它所讲述的事物能够通过一种透明的语言相重合。萨特希望文学对世界产生直接而真实的作用，通过作者承担起写作的责任，通过有选择性的再现披露现实社会中的某些事件，呼唤读者追求自身的自由。也就是说，在萨特眼中，不确定性依旧是文学（散文文学）的罪恶。在这一点上，马拉美亦不否认不确定性就其本质而言并非美德。马拉美同样看到了诗歌相对于现实生活的罪恶所在，但不像萨特，马拉美并不试图也不认为能够克服这一罪恶，而是尝试超越现实世界的逻辑去建立一个如同柏拉图之理念世界的诗歌王国。马拉美选择追随文学语言的反叛性，因为诗歌既不容被忽视，也不可以被直接争论，所以他承担起了将语言神圣化为最高本体的重任，并决定在语言自身的游戏中为其加冕。他一生殚精竭虑希求实现“纯诗”的理想，认为将词语置于“平庸或隐义的普通范畴”之中只会写出“千篇一律的报道”，这导致他的诗歌产出相对较少，也被许多人指责过于晦涩神秘。马拉美并没有采用波德莱尔式的“否定的浪漫主义”策略去阐释诗学理想与当时的现实都市生活之间的分裂，而是希望将技术化的物质世界中诗人所处的边缘状态吸收、内化入诗歌的领域中，将对诗歌是否可能维持神圣艺术的质疑当做诗歌发展中的创新机遇。在《诗的危机》中马拉美认为散文的评述和韵文的诗歌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歧视性区分，不存在价值上的等级高低——这一点恰好与萨特相反（而且《诗的危机》并不是讨论诗歌命运的批评性文本，它本身就是马拉美诗歌中的一个篇章）——诗歌所面临的巨大机遇，就是要抛弃西方正典式的韵文形式，正如马拉美在给 魏尔伦的那封具有自传性质的书信中所说，他所写的诗歌将会是“大写的书”本身，是每个写作者惨淡经营的“对大地的俄耳甫斯式阐释” 。诗歌的创新，不再是用艺术的表达方式去披露源自其他领域的事件中的美好或虚无，而是基于将形式构建为神圣之物的内在必要性而进行的创作。马拉美对语言的理解不是以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话语呈现的，但其核心观点非常明确：语言并非一种客观现实的存在物，无法被划分为一系列并列的范畴，语言是作为我们占有人世的方式而存在的。用语言言说某物，是使事物的实在性替换为缺席状态——使物消失在词语的不稳固性之中，换言之，是不再让事物控制词语的意义，而是让沉默这一终极存在物充盈在事物的缺席状态中。因而，诗不再指向自身之外的某物，诗唯一追求的事业就是生产和处理诗人创造的“沉默”。沉默并不是语义的零度，而是语义无限汇聚之场所。在对“纯诗”的追求中，语言无法表现世界的客观事物，只能诉说一种神秘主义的经验，诗歌允许语言脱离其指称事物的功能性，允许语言在无涉现实的状态下存在，语言自足结构的形式完美抵抗了事物与意义的专制地位，指向了审美自律的最终指归，正如布朗肖所总结的：“为了重新创造自身的意义和所指的价值，语言成为一种破坏世界的可能性。但在它的创造性形式中，它成为争论和形象变化中的纯粹力量。”马拉美试图在《诗的危机》中指明的前景，就是将诗从再现的框架中解放出来，将诗的重点从“与外界事物的相关性”，转移到诗歌“极具物理密度的语言自身”——声音、韵律等形式因素之中，并试图在诗歌自身的王国中实现语言建构世界的宏图伟业。

马拉美诗作《在那遇难的深处》

从表面上看，萨特与马拉美的文学道路南辕北辙，萨特在对“文学是什么”的探讨中已经宣布了以马拉美为代表的诗歌流派在处理现实问题上的无能。但如若在二人的分歧背后深入查考，便不难发现，在“操纵语言完成使命”这一层面上，二人的逻辑存在相似之处。他们都在不断强化自己的文学语言观：萨特在写作中越来越明显的政治激情说明了他的焦虑：如果写作者不作为，就无法控制语言内在的不稳定性——能指与所指之间产生断裂的可能；而马拉美在《骰子一掷永远消除不了偶然》一诗的序言中也表达了他愈发执迷于词语的沉默和语义空白的愿景：“空白十分重要；诗律需要其作为环绕的沉默。”萨特的“固定意义”和马拉美的“消除意义”的努力似乎都成问题——写作者越想传达语言的本意，就越无法把握语言；越想擦除语言的意义，词的指涉就越难以超越。通过萨特与马拉美的例子，可以看出布朗肖综合并扬弃了二者的观点，这也是《文学与死亡的权利》所试图得出的结论之一：文学语言的意义既不可以被固定，也不能被消除，而是永远以薛定谔式的状态悬挂在指涉和比喻的语义场之间。

在《火部》一书收录的文章《马拉美的神话》中，布朗肖反对瓦莱里对马拉美的评论，认为不应将磨炼语言的高超技艺视作马拉美诗歌的贡献，因为语言是人类存在和经验本身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人类可以掌控、随意雕琢的表达工具。在1955年的《文学空间》中，通过讨论马拉美的诗剧《依吉蒂尔》，布朗肖再次表达了对“操纵语言的权力”的质疑。《依吉蒂尔》这部诗剧由几个散落的、未完成的片断组成，大致描述依吉蒂尔在午夜经历了进入“绝对”的精神体验，并在对“绝对”和“无限”的抽象思考之后走向了死亡。布朗肖认为，《依吉蒂尔》整体而言是失败的，它的全部意义在于通过三个隐蔽的动作表露它自己的失败。这三个合为一体的动作是：对不在场的净化、使不在场成为可能的尝试，以及从不在场中汲取可能性的尝试。《依吉蒂尔》的故事是以独白的形式展现的，这种第一人称叙述贯穿了整部作品，故事时间午夜的黑暗状态被依吉蒂尔的自我意识照亮，他的自言自语与沉思令子夜的奥秘祛魅，他希望精密筹划的决断可以安排自身纯粹的命运。依吉蒂尔的独白是述行的语言，这使得马拉美的作品出现了无法弥合的深刻裂缝和内在矛盾，他所追寻的纯粹性仅仅是另一种自我意识的形式——写作者主体对语言和作品强加的控制，只不过其目的不是为了拥有实现命名的权力，而是为了拥有删除命名的权力。布朗肖从中看到了依吉蒂尔精心规划的目的论，“他相信，只要他理解了从自身中得到的唯一事实，了解了他的命运的偶然性，他就能上升到必然性的高度”。依吉蒂尔的自我意识如此强烈，以至于他试图控制命运的偶然性，将自身的未来塑造为必然，梦想成为时间的主宰；依吉蒂尔没有意识到不可知状态中的他者性，所以其逻辑根本上是唯我主义的纳西索斯式自恋。构成完美形式的意愿促使马拉美去实践一种命令词语的行为，通过这种苦行般的努力，马拉美陷入了内在于他自身的深渊，他在《依吉蒂尔》中企盼的精神性与纯粹诗性是通过操纵语言、驱逐语言中的所指这一行为实现的。但布朗肖并非仅仅在诗性和非诗性的二分法上看待语言，而是强调日常语言所具备的消除事物存在的权力，同时也指出马拉美可能有试图控制语言、消除其现实参照意义的行为。在《未来之书》中，布朗肖强调马拉美诗歌中的词语应当被理解为在词中消失之物，而在马拉美的早期诗歌中，“当［语言中的］逻辑试图为外在之物立法时，我们才看到其欺骗性之所在”。

《文学空间》打印稿

某种意义上，萨特和马拉美的文学观都围绕着语言对现实的指涉展开，前者希望强化语言的确定性来建立文学与现实的必然联系，后者则希望强化语言的神秘晦涩来说明文学与现实对应的不可能性。但对布朗肖来说，真正的文学写作是接受语言的不可把握性。他由此批判了现代文学中写作者“征服”文学的尝试，亦即许多现代诗人主体膨胀的自我意识。与布朗肖持相同意见的加缪曾和萨特就此话题进行了极具启发性的辩论。加缪是与政治保持距离、选择伦理价值的道德主义者，而萨特是为政治目标不惜牺牲道德的坚定战斗者。根据萨特的看法，加缪所倡导的冷静、不确定性和自我怀疑的伦理原则无疑会导致现实政治与行动上的自我束缚；而对加缪来说，萨特所倡导的获取政治权力的行动则必将导致自我无限制的自负与自大。萨特对作为政治的行动的强调，很可能起源于抽象的进步论的历史概念，即只要促进了设想的历史进步，就可以宽恕有悖伦理的暴力行为。对萨特来说，加缪的捍卫道德原则的立场只是延续了不公正的道德，因为这一道德从未以有效的政治方式去面对社会和历史的错误。二者的相互指摘也适用于文学：萨特驳斥加缪将“叙事”塑造为道德困境（正如布朗肖将“叙事”塑造为对人际对话的比喻）并为消极的政治行为确立合法性的做法；加缪否认萨特的指责，认为这不过是对政治的狭隘理解，萨特对坚定的行动和具有强烈主体色彩的“介入文学”的辩护，只集中于充满男性力量的、自命不凡的、全身心投入行动的“自我”，这是违反伦理要求的。正如列维纳斯在1961年出版的《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中所言：“当我介入世界中时，世界便渗透进我：这样的世界根本不能与那悬隔了甚至内在地拒绝了这种介入的‘自由的思想’相对抗，后者可以隐秘地生活。”以加缪为代表的不抵抗者的文学抵抗，使语言摆脱了从属于一种预先存在的主体意志的次级地位，去除了写作者施加在语言之上的摆布词语的权力，也质疑了把语言中的否定性行为转化为肯定性力量去抵抗现实暴力行为的有效性。

语言的不确定性触发了无限的可能，这令它得以呈现不同的事物和思维，因而文学是新事物、新的可能性进入世界的向量。因此，写作从根本上来说是革命性的、批判性的，这不是因为它倡导或不倡导政治，而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观察和体验——而非控制和抹除——语言本身固有的变化潜力。布朗肖曾这样解释文学作品的批判性转向：“每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都更直接、更纯粹地体现着批判性转向的意义；这一批判性转向［呈现的］……是这样一部作品：在它去中心化的中心，是什么都不做。”这种什么都不做、不工作、惰性或无为的状态，正是“非介入文学”的激进性为文学写作者带来的考验。通过将萨特的介入文学和马拉美的诗歌自律引入讨论，布朗肖的“非介入文学”的第一层含义得以显现：文学的行动必须要摆脱控制作品的权力，尤其是要摆脱控制语言的权力；写作者绝非通过为作品署名、为秩序确立规则、为现实政治撰写金科玉律来宣称自己的写作具有意义，而是通过接受语言的不可把握性，接受一种“什么都不做”的书写行为本身展示写作“介入”的意义。只有在这一理解层面上，与萨特不同的、“非介入文学”的介入才得以可能。

阿尔及利亚战争开始前，法国国内风行的“介入文学”仍然遵循着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的界定，强调散文文学的责任是去再现现实并传播对真相的关注。在1950年代的左翼知识界，这种实用主义的文学方法意味着作家和评论家需要旗帜鲜明地表达对主流政治文化的意见。阿尔及利亚的爱国者在1954年3月开始建立游击武装，并于当年11月发动反对法国殖民的起义，打响了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第一枪。面对军事压力和国内的政治冲突，戴高乐在1958年接受了国民议会授予他的处置紧急事态的权力，并在1959年1月颁布了新宪法，成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五共和国时期法国的社会经济转型和迅速繁荣令人惊讶且经常被左翼知识界所忽略，由国家权力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也制造了第五共和国的国家叙事中非历史性的话语模式，这种模式既抹除了二战期间维希政权的耻辱，也忽略了当时希望从法国统治下独立的阿尔及利亚。

1958年5月28日在巴黎举行的反法西斯示威

这种文化社会语境促进了去历史化和形式驱动的艺术，而对于信奉介入文学的作家来说，最重要的原则是萨特所提出的——文学写作需要“运用语言寻求真理”。由于散文文学有义务再现现实并以清晰顺畅的方式进行观念的交流与沟通，因此文学必须是功利主义的，因为志在介入现实的作家笔下的词语指向一个“特定的行动时刻，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意义”。萨特在阿尔及利亚战争高峰时期写的两篇重要文章，《探索方法》和为弗朗茨·法农的《全世界受苦的人》所写的前言，前所未有地强调了行动的紧迫性，认为历史的最终目标是人类的解放，人们必须承担这一使命并相应地采取行动，在必要时刻可以采取暴力。然而，面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不断扩大的军事部署，在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而奔忙的弗朗西斯·让松的影响下，萨特最终认识到文学无法实现真正的介入，由此对作家的救赎使命失去了所有的信心：“我已经放弃了我的使命……很长一段时间，我把笔当作剑，现在我才意识到我们是多么的无助。”因此，萨特呼吁从文学转向政治，以便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行动进行更有效的批判，正如西蒙·波伏娃所揭示的那样，萨特曾明确地流露出彻底放弃文学的想法。

布朗肖并不认同萨特的转变；加缪则直接指责萨特的盲目与鲁莽。加缪认为，萨特试图介入现实的方法受到了抽象的历史概念的推动，忽略了伦理的考量，他在1958年《阿尔及利亚报告》的前言中指出，对行动的过分强调导致了一种怨恨的辩证法，被压迫者得以合法地加害那些曾经压迫他们的人。加缪还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表示，文学作家的角色是与时代接触，同时又与我们的历史保持一定的距离。布朗肖似乎正是加缪描述的示例，他们二人也在智识的层面上提出了相似的具有自反性的文学实践的概念。在加缪发表获奖感言数月后，布朗肖就回应了前者的说法，批评了那些似乎“对任何事都有所了解、急于做出即时判断”的作家，认为作家实际上应该在与公众事务的接触中唤醒一种文学与政治的“新的、难以察觉的关系”。这种关系正是布朗肖在1960年写给萨特的信中所提到的：在信中，布朗肖赞同萨特努力让《现代》杂志不断回应政治环境，但布朗肖更加强调文学的角色，强调“新的政治和文学的责任关系……的重要性”。五十年代后期以后，布朗肖在文学实践中持续地回应着萨特的介入文学观念，质疑后者对行动、能动性和语言的工具性使用的强调；认为文学的作用恰恰是悬置行动和英雄式的自我中心主义，创造一种缓慢的和弱的文学作品，从而拆解推动自我主体意识过分发展的动力。

布朗肖的观念是对戴高乐掌权所展现的法国政治现实危机的回应。在《根本的倒错》中，布朗肖详细说明了当时法国政治语境下蠢蠢欲动的法西斯主义倾向与狂热的民族主义排外情绪。1958年 5月 13日法国殖民军高层发起政变，宣称要以伞兵部队反攻巴黎，并强迫时任总统的勒内·科蒂任命戴高乐重返权力核心主持政局。这一政变的目的，就是让右翼集团加大对殖民军的支持，从而完成对阿尔及利亚独立力量的镇压。布朗肖认为戴高乐是一个极其独特的符号，他本身并没有表达出类似独裁者对权力的追求，但是种种政治和话语力量——殖民军队的威权制度、民族主义者对法国纯洁性和宗主国地位的维护、种族主义者对阿拉伯民族的歧视、右翼保守派对权力、发展和稳定的病态迷恋——共同选择了戴高乐作为各自的象征，并将其塑造为一个“天选之人”，戴高乐所拥有的政治权力成为一种宗教式的、被神秘的超验之物所赋予的权力，一种能够重振法兰西荣光的“救赎的力量”。于是，尽管戴高乐自身不是一个独裁者，但却成为独裁制度的道成肉身：

将戴高乐神化为法兰西民族国家的政治领袖的宗教化叙事，使戴高乐成了一个由“殖民地统治、高涨的民族主义、技术官僚制的命令、军队向政治权力的渗透”等种种现象相互交织所产生的实用的符号；而为了实现5月13日政变的目的，最高权威必须被不加改变地传达给权力部门，使得政治“越来越现实，在行动上越来越专制，在目标上越来越独裁”，最终“与新资本主义的经济统治合流”，建立起“为计划服务、为技术官僚效率服务的集中权力”。

正如莱斯利·希尔指出的那样，布朗肖呼吁的书写所具备的政治意义，在于对某种“专制的、自信的、强制的、重复的、压迫性的”语言的拒绝，因为使用这种语言会在个人层面上滋生自我中心主义，在集体层面上滋生民族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这种语言的文学例子，就是让·拉特盖1960年出版的小说《百夫长》。这部畅销小说讲述一支老兵组成的伞兵部队在阿尔及利亚的战场上证明了他们对国家价值观的忠诚，并且将镇压阿尔及利亚视为对西方文明观的捍卫。虽然前往阿尔及利亚的伞兵部队是从越南战败归来的，但是他们在法国人心中象征着冒险的精神、强壮的体魄及高尚的道德，尽管很多左翼知识分子指出这种伞兵形象只是一种准法西斯主义的幻想。因此，布朗肖所构建的非介入文学要求文学写作排除作者的独断论。在这一层面上，非介入文学并非否定作者改变现实的努力，并不是要退出历史，也不是对历史虚无主义和去政治化的形式主义进行辩护，而是拒绝将文学视作现实政治的再现或替代品，在面对现实政治的境况时，拒绝一种建立在否定逻辑之上的、具有确定意指的语言的文学。这种确定性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关系的体现，正如将戴高乐描述为“天选之人”、将伞兵视作国家精神的化身所揭示的那样，为事物命名的行为暗含着权力的运作：“字词把其所象征交付于我，然而它［字词］首先得删除它［所象征的东西］……我必然以某种或者其他方式，抽出其骨肉现实，再把缺席和消逝交还之。”也就是说，当我们言说某个存在的时候，我们先是将这一存在的实在性转化为了对其的指称，而词语的指称行为剥夺了这一存在的生命并将之转化为非存在：“去命名这只猫，可以说是把它打造为一只非猫，一只已经停止生存、停止作为活生生的猫的猫……［这就是］一般性语言和文学语言的第一个差异。”这也正是布朗肖所说的，虽然戴高乐是反动权力共同编织出的化身，但他已经成为一个“非个人的存在”，因为在种种政治力量提名戴高乐的过程中，他的个体性已经被那些力量本身的意图所置换了。

戴高乐像

这种对一般性语言所具备的权力关系的理解，是布朗肖自194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实践中最核心的主题。在巴黎野火图书馆近期向布朗肖档案馆购买的手稿中，可以看出布朗肖数部小说（布朗肖自己称之为叙事）的手稿与出版版本的差异，《黑暗托马》《亚米拿达》等文本在出版时都有不小篇幅的修改，删去了几乎所有可识别的社会历史的细节。布朗肖于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所写的《最后之人》一书，是对五十年代以来的伦理与政治困境的集中反思。《最后之人》所写的是三个无名角色之间的故事，他们健康状况堪忧，同住在类似于疗养院的无名住所中。整部作品没有任何关于社会历史细节的描述，仅仅提供了简要的情节以及进展缓慢、无事发生的故事。整部作品通过人物之间“包罗万象的喃呢，不可参悟的星球之歌”来质疑“自我”的确定性，并怀疑一切感受与情感的真实性。人物对话中最频繁出现的是与虚弱相关的种种表述，如“无措的虚弱”“极端的虚弱”“巨大的虚弱”“虚弱的陌异性”“虚弱的亲密性”等等。在这篇叙事中，谈话的准备、言语本身以及对交流行为的思考，始终无法被梳理为连贯的、有逻辑的话语流，它们像所有布朗肖的虚构一样，被“绵延不尽的时间性”所笼罩。在某种意义上，《最后之人》整个文本就是呈现这一“虚弱”的媒介，它要求读者去承担阅读的负荷而非享受阅读的快感，要求读者感受这一叙事本身带来的疲惫与虚弱。在作品的结尾，文本中的叙述者意识到一种建立在新的亲密性之上的人际关系，它被叙述者描述为“我们同在这场战斗中，我们亲近于那遥远者，异于我们所共有的一切”，而其中要诀就在于以极度虚弱的存在状态去面对他人，向他人求助，要求他人对“我”的这一虚弱、疲惫、垂死状态承担起责任。这实际上就是布朗肖放弃“我”甚至解构“我”这一主体的策略，《最后之人》拒绝采用“急于做出即时判断”的写作方式，通过一种虚弱的、没有权力的主体形象，修正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时期强调政治实用主义和追逐权力的普遍主体想象。

在此，布朗肖的“最后之人”的虚弱的主体形象预先宣告了列维纳斯在其伦理学中描述的经典形象——以彻底的被动性存在的、作为他者之存在的激进形式的“人质”。在布朗肖写作《最后之人》时，列维纳斯正潜心于他最为重要的著作《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其中列维纳斯探讨了与布朗肖相同的问题：“自我的同一性如何能够进入与他者的关系之中又不立即剥夺他者的他异性？”如果始终以自我的目光出发去面对他者，那么他者就是作为客体被呈交给我，自我在面对他人之际依旧保持于同一之中。而最后之人的虚弱、恒久的沉默以一种消极的方式拒绝了叙述者从自我中心出发的统握，令叙述者“我”无法将对最后之人（他人）的理解化约为可被自我意识把握和塑造的映像，因此，沉默的重量本身就承认了他人在伦理上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抵抗者的抵抗，是一种绝对有别于自我之同一性的伦理之抵抗，他者的面容正是在这种卓越的非暴力形式中显现的，面容包含着无限的理念，象征了所有在根本上反抗范畴化或者认知的东西。列维纳斯通过将面容描述为一种无限的外在，表明了他人的不可侵犯和神圣性，并呼唤“我”创建一种自由，创建一种没有边界的同一与他者的多元性。可以说，布朗肖在《最后之人》中提出了一种伦理的文学介入形式——与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谈论的中性和零度概念相似，布朗肖式的文学伦理学削弱了自我的同一性和自负的个人介入。《最后之人》将疲倦和虚弱的被动状态看做人际纽带的基础，这一状态远非自我中心的、控制性的、侵犯性的，正如布朗肖后来在《无尽的谈话》中所陈述的，“疲倦是一种并非控制性的状态”，而列维纳斯在《从存在到存在者》中也指出，努力必定“落回到疲倦之中”，因为“努力的瞬间标志着一种屈从，立竿见影地损害了我们的自由”。

虽然布朗肖的政治行动和文学行动看上去南辕北辙——一边立场鲜明地介入对现实政治的批评，一边在文学写作中将剑收回鞘中，但虚弱、赤裸、脆弱这些经常出现在布朗肖写作中的关键词表达的并非政治逃避主义和向历史反动力量投降，而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等诸多灾异的反思，它们也直接表达了他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所代表的法国中心主义和再殖民化进程的不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法国发生的叙述模式和理论的转变是对历史性事件最直接的反应。《最后之人》提出了一种虚弱无力的赤裸主体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有潜力引入一种崭新的人际关系。萨特的介入文学中存在着一种急于建立“意义的确定性”的冲动，暗示出作家潜在的掌控式的位置，这种建立于自我意识之上的介入文学不可能包含他者的陌异性，外部的一切都是自我的某种投射，导致自我与他者的分离和自我封闭这一伦理上的重大缺陷。在布朗肖设想和实践的非介入文学中，词语不仅不能变成利剑，而且要被禁止变成利剑；《最后之人》所表现的伦理，就是要通过削弱自我的掌控意识来解除言语的武装。疲惫、缓慢的语言规避了强烈的个体性和具体行动的负面影响，使自我离开了万物之主宰的位置，解除武装的自我最终得以成为代表人类团结和向他者敞开的象征性手段。

与布朗肖类似，巴特、加缪等人的文学语言、风格和形式的共同特征也都是对叙事中的“疲惫”、意义表达的“零度”/“中性”以及叙事结构的形式的强调。正如布朗肖所说：“用尽所有能量使自己不再［介入式］书写，是为了能够在书写的时候，借由衰弱而书写，在衰弱的强度中书写。”“非介入文学”的第二层含义，就是文学行动的意义并不在于建立新的制度确定性，而在于打断既定的现实建制，向一种真正面对绝对他者的伦理可能性开放；这就要求作者放弃使用表达确定性的工具性语言、规避具备主体能动性的鲜明人物，转而倡导语言的不确定性、叙事的去情节化以及极度虚弱和被动的人物形象。这种“非介入文学”的愿景要求作家采取严肃的风格，以衰弱的形象抑制叙事的野心，在形式上对抗主流与时尚，从而将“弱”视为一种强度和让他者发生的条件，创造一种尊重他者、尊重陌异之物的美学风格。

语言与文学总是发生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以及它们与历史环境的关系中，无论文学假想或拒斥某个特定社会环境，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政治影响。在如何理解文学语言的政治性质这一问题上，比艺术自律的观念更重要的是，作为非政治性的文学语言和政治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作为政治社会形成基础的语言，也就是概念语言，建基于语义的固定性和稳定性，但是它同样会在确定性和非确定性的语义场之间徘徊。因为语言的政治维度无法永久稳固地收缩在确定的意指过程之中，无法从语言不可避免的不稳定性中分离出来，所以在作为不稳定之物的意义上，语言是政治性的。文学是这种不稳定性最能彰显自身的地方。作为质疑语言的稳定性的场域，文学是政治的，因为它蓄意地、系统化地塑造了语言在两种语义场（散文文本的确切与诗性文本的晦涩）之间的张力。文学的政治性部分在于文学高度依赖于虚构性和形象语言，文学语言的运作及其修辞过程充满了不确定的歧义。保罗·德曼在讨论“语言的欺骗”与政府权力的关系时，就认为文学“是话语的真正的政治模式”。罗兰·巴特的观点与之相似——文学“不是对真实的类比性复制”，“最为真实的文学是意识到自己最为非真实的文学”，他提议，文学是对语言的非现实性的清醒意识，是“由词语所担负和所限制的一种意识的张力，借助于词语而具有一种既绝对又不确定的权力”。艺术的社会政治批判功能，不是通过煽动某种政治观点实现，而是通过作为艺术本身的存在实现。阿多诺也明确表达过同样的意见，认为自律艺术本质上具有社会批判的功能，它必然要从既定的社会角色中解放出来，作为一种特殊之物、不可交换之物而存在，从而站到了以交换为基础的社会的对面，成为对社会的否定。阿多诺同样反对类似于“政治艺术”的概念，认为以社会批评角色自居的当代文学艺术违背了艺术应站在社会对面的立场。在《介入》一文中，阿多诺认为萨特之所以将散文置于诗歌之上，是因为萨特给文学预设了实现某种社会意义的目标，这种意义的实现来自作者对读者的呼吁——然而“文学作品内部的意义与文学作品之外的意义是不同的”，文学作品中的词语并不能脱离文本构建的语境而指向文学之外的现实世界。另外，阿多诺认为萨特的立场与保守主义的立场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二者都认为艺术应该给予人某些事物，也就是说，艺术必须偿还作者的投入。

造成文学中伦理和政治困境的，正是这样一种介入观念：只有捕捉历史细节，描述人物行动的紧迫性，囊括了人际互动、时代背景与具体事件的复杂叙事，才是介入文学。巴塔耶也许是萨特式介入最激烈的反对者，他宣称政治和社会的问题必然要用功利主义的思维模式来处理，而文学的目的，以及其他所有非功利性的人类活动的目的（如色情、仪式、献祭等）都是抵制实用性的，拒绝将自身转换为实用的行动。在紧急事件面前，文学有可能中断自身来促成现实行动，但这种中断不能被等同于文学本身固有的职责或目的。除了布朗肖与巴塔耶的思考路径相似，巴特也试图越过“内容”，从“风格”或“形式”入手探讨文学。从1950年开始，巴特便时近时远地和布朗肖一起思考一种文学伦理学的可能性：“这种伦理学既不是恐怖主义也不是虚无主义，而是有关形式的一种职责……需要建立的首先是一种个人的伦理学，而不是为其同代人制定一种道德公约。这种伦理学……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风格公约。”通过风格的“抵抗”与通过内容的“介入”不可互换，因为萨特式的介入最终落入了争取控制权和统治权的斗争。而且，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件，说明社会对文学写作的异质性有同化的力量——或者用福柯的话说，规训是无处不在的；文学的诉求在于永久地提出质疑和反抗，这只能通过风格上的伦理合法性去实现，而仅仅追求某一政治性的特定目标和作者意愿的介入文学往往会被招安至规范之下。布朗肖、加缪以及巴特都将语言、风格和形式作为通往伦理和政治诉求的手段，通过文学作品的美学意义去倡导自身的伦理和政治观念，寻找“中间道路”以克服两难选择——一侧是主题鲜明的再现性文学如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另一侧则是一种非政治化和去语境化的文学。冗词是文学的力量，而不是它的弱点或原罪，作家应该以此为写作基点，而非徒劳地寻找旨在确保统一意义的透明的语言。伦理且政治的文学叙述方式，不能被归约为从绝对主义和霸权压迫中解放出来的“直接行动”，它是一种基于文学语言间接性之上的潜在的解放途径。正如卡罗尔·雅各布所言，文学的间接性“挑战了可能成为不可置疑的强制性伦理的潜在暴政”；在政治方面，文学同样通过内在于语言的反叛性的扰动力量，不断地质疑已有的建制。通过破坏自我概念的优先权、破坏排斥差异的确定性，文学能够向不可化约为我们自身的崭新的事物敞开。

      布朗肖以及加缪、巴特等人与萨特在文学观念上的龃龉，与法国社会的政治现状密切相关。萨特认为面对当时的专制政治和殖民心态，文学的当务之急是强化直接的再现话语和促进具体的政治价值——因为现代形式的文学建制是与讲述一切的授权联系在一起的。如德里达在《文学行动》中所讨论的，文学与现代民主思想联系紧密，它“与唤起民主、最大限度的民主的东西不可分割”。讲述一切的自由是一种十分有力的政治武器，但这种文学武器又因虚构的本质而顷刻失效。布朗肖认为，创造能够体现伦理意蕴和政治责任的文学语言、风格和形式才是首要之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朗肖提出了文学行动的另一种间接模式：一种弱行动，或一种非介入的介入。值得注意的是，布朗肖并未转向去历史化的形式主义，他向文学语言、形式和风格转移重心的行为，反映了对文学和政治的另一种理解方式。在布朗肖等人所倡导的文学类型中，那种呼吁和指导人们发起社会运动的语言并不重要，作者也不必巨细无遗地描述特定社会和政治的复杂情况，或解释这些复杂情况背后的意识形态建构。重要的是，在拒斥再现原则的前提下，如何书写一种能够与人际关系、主体间的伦理维度以及更普遍化的社会、政治和历史息息相关的文学语言。

《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抗命权宣言》

巴里巴尔曾经指出，法国知识界长久以来低估了布朗肖介入政治的决心与努力，许多知识分子似乎都忽略了一个事实：萨特没有参与《121宣言》中任何一个词语的写作，整篇宣言是由布朗肖最终定稿的。历史学家皮埃尔·维达尔-纳凯曾在访谈中说明，是布朗肖让这份宣言真正“激进化”。《宣言》的激进性与布朗肖本人思想和写作的具体激进性是一致的，布朗肖从不反对政治行动，他的写作与实践一直保持着对现实的关注，但文学-政治的考虑不是在行动和文学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追求现实效用和抵抗效用之间进行探索。也就是说，非介入文学来自这一信念：介入的目的是对现状的真正改变，政治行动只是达成这一目的的手段之一，而在既定权力框架之内进行政治活动既难以改变现实政治，也无法更新和产生对政治这一范畴的另一种思考。《最后之人》这类非介入文学不仅引入了理解现实的新认识论方法，也改变了可供思考、感觉和想象之物的形象——这才是其真正的激进性所在。文学，不是有关表现政治行动和政治主体构成的问题，文学和政治有各自生效的领域和界限，前者的角色是新的感知形式的催化剂。通过增加伦理和政治的要素，文学开启了新的方式来思考自我与人际互动。这些新的方式不可能通过透明的、有确定意义的再现式文学来描述和规定，因为在这种文学中，支撑其语言的依然是陈旧的常规意义和感知模式。文学的政治意义不在于描述具体行动，而在于悬置已建立的意义规则和指称规则，布朗肖所实践的文学观念正是这种悬置的特殊形式。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通过悬置表意的规则，破坏意义的传递，从而排斥任何新的等级制度，也排斥了作家中心论和为政治行动提供合法性的现实主义原则。布朗肖将非介入文学所具备的这种激进性比喻为“虚构的癌症”——“癌症象征并实现了对回答的拒绝：一个细胞不听指令，以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方式在法则之外自我发展，它摧毁了‘规划’这个概念，让交流和信息变得可疑……癌症是一种政治现象，一种罕见的拆散系统的方式，通过增殖和骚乱来拆解规划的威力和普世的语言能指。”在此，布朗肖将文学的政治性力量视作一种对秩序和系统的扰乱，通过创造自我增殖的“失序”，文学得以架空和拆解基于规划和稳定性之上的现实政治。

      文学中“虚构的癌症”对“回答的拒绝”与布朗肖在政治上的拒绝并行不悖。在《拒绝》这篇短文中，布朗肖鲜明地表达了自身的政治态度：

此处，布朗肖的拒绝不仅是对政治现状的拒绝，也是对既有认识论的拒绝，因而也拒绝了既有的文学模式。这篇短文首先是对戴高乐在军事政变中获得权力的政治上的拒绝，也是一种旨在动摇法国当时的政治制度和技术政治秩序的“彻底的批评”。布朗肖拒绝了戴高乐带领第五共和国复兴的“合理的表象”，也拒绝了一种整体的思维方式，即基于当时存在的政治框架——国家和主体民族利益——的思维。这种拒绝创造了一个未来的共同体——从“那些不会说话的人”开始的由匿名和友谊构成的团结。布朗肖所暗示的认识论的拒绝，就是非介入文学原则的体现。不会说话的人，并非生理上无法发出声音的人，而是那些不遵循现有语法、词汇与规则说话的人，是那些反对既有再现原则的写作者。对既有文学模式的拒绝暗示了一个不同于我们所习惯的时空和社会，其中曾支配日常交流和理性现实世界的系统和认识论不再适用。但这并不必然是一个更好的世界，事实上，只有通过不假设任何这种隐含的拒绝才能真正反思现有世界的问题。

非介入文学并不是直接表达政治性意见的文本，但其强调的疲惫与虚弱的主体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以抗拒战斗的姿态出现的形象，意在向时代的自我中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宣战。作为曾向德国投降的二战胜利国，战后的法国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拒绝了阿尔及利亚独立力量脱离殖民管辖的诉求；布朗肖发现，虽然西方民族中心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已经被普遍的人文主义话语所批判，但关于如何阐释人类状况、文学如何找寻伦理和政治的交流形式的讨论，甚至法国流行的知识话语，都仍然只是再生产着通过英勇的人道主义去克服（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自我悖论，任何想要抹除短视的人道主义残余的坚决姿态，都有可能弄巧成拙，因为它并没有反思问题的核心——认为自我具有掌控和改变现实的力量，而这种自我膨胀的主体性意识才是一切冲突（如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及冷战）的深层原因。萨特推行激进的政治行动，甚至包括暴力，就是因为他坚信必然的历史进步和英雄的个体在其中扮演的决定性角色。

布朗肖的非介入文学所回应的并非仅仅是阿尔及利亚事件。在战争之前，他已经在思考那个时代更加普遍的问题——西方现代性的根本趋势，即在日益繁荣的社会和文化中，将（西方的）个人形象塑造为强大的自我存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正是这一问题的集中体现。在社会和文化中强调自我、个性的概念鼓励了封闭在自身之内的英雄史观，这种史观对个体存在经验之外的他者的领域视而不见。布朗肖重新思考文学介入的目的，就是要破坏占据权力位置的自我（即主体的去位置化），通过文学制定不同的自我形象来提供对主体力量和行动立场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就是对完全的他者的承认”。这种非事件化的文学形式，类似于语义的空白，排斥典故和隐藏的戏剧性效果，不关注人物的行动或叙事的突转，而关注缓慢和疲惫的语言：通过不断的语义延宕而停止探索文学语言的确切意义和现实所指，去除对文学形象的传记式阐释，不再识别其内容的现实所指；在疲惫的叙事、薄弱的语义和美学极简主义的特殊形式基础上，重塑文学介入的最终目的是政治的，即拒绝那种固守自我、强调主体拥有征服自然/现实/他者的力量的主导观念。

布朗肖的笔记本

巴里巴尔高度评价了布朗肖在《121宣言》中将不服从（抗命）视作一种权利的立场，认为布朗肖的“拒绝”重新激活了反抗的政治潜能。布朗肖提倡的非介入文学所处理的，正是文学所包含的、在《121宣言》中所凸显的自由的维度（或拒绝的维度）：文学总是包含着表达超越政治或政治常态的可能性，因为现实政治本身并非纯粹的、理念的政治。布朗肖写道，文学“同情晦涩、漫无目的的激情、没有权利的暴力，同情世上一切似乎使人拒绝来到这个世界的事物”，它“破坏语言的现有形式，而创造另一种形式”。在破坏现有语言的过程中，文学不仅使“事物的现实……［以］未知的、自由的和沉默的存在”的形态而存在，它还“粉碎了世界”，建立了一种“世界终结的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布朗肖的文学总是政治的，因其提供了一种抵抗的蓝图，这种抵抗构成了挫败免疫机制以保卫社会的力量（“癌症”的力量）。

布朗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构建的非介入文学另辟蹊径地探索了文学所具备的创造集体形象的可能。除了其中反抗的政治潜能，巴里巴尔还高度赞扬了《121宣言》中表达的人类团结性和不可分割性对于政治哲学的重要启发：“一方面，反抗不仅针对外部的压迫，也针对内部的权力滥用；另一方面，反抗不仅是为了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人民的利益，也是为了捍卫他人权利的人民的利益，从而发现他们各自权利的团结性和不可分割性。”从1957年回到法国文化政治界的中心开始，布朗肖的每次行动都试图邀请作家与知识分子广泛参与，以便测绘出理解文学和理解政治的崭新路径。也就是说，布朗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的“拒绝”姿态为法国知识界展示了一种人类团结与共建共同体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在文学领域中的表现就是一种基于“不”的友谊的集体写作的畅想，以及布朗肖日后与南希一同发展的“文学共产主义”的概念。当布朗肖将集体的不服从设定为反战思想的基础后，一种新的人际关系与相互承认的友谊就成为未来政治的基本结构——共通体，或者用布朗肖的修辞术来说，无共通性的共通体。同时，非介入文学所期待的匿名的、去中心化的主体也使得文学共通体得以可能。质疑权力与政治建制的不服从的权利（抗命权）是这种共通体得以成立的基础，它定期重塑着共通体的联系并捍卫着共通体的基本原则：“尊重生者与死者、好客、他人不可侵犯、真理不可剥夺。”

1960年底，布朗肖在给萨特的信中写道：“《宣言》只有成为某个事件的开端，才能实现其真正的含义。”当时萨特正在考虑调整《现代》杂志的未来方向，与布朗肖一同号召抗命权的莫里斯·纳多也想要改造《新文学》，但布朗肖并不满足于“一个更具文学性的《现代》或者一个更具政治性的《新文学》”：“要真正开启［一个事件］，需要一个新的平台。”这个平台便是《国际评论》，布朗肖在1960至1965年间一直全权负责这个项目，试图建立一种集体写作的文学-政治社区。这种被布朗肖在日后称为“文学共产主义”的集体写作并不意味着寻求平等分享的解决方案；相反，通过将属于每种语言、每个国家、每种政治局势、每种文化及其对文学努力的不同看法的问题汇集在一起，其目的是寻找“超越文学”的文学，也就是超越了介入文学的非介入文学，基于伦理律令的非介入文学，这将有助于通过国际主义克服民族主义，通过诗歌克服现实政治，通过碎片化文本克服总体化倾向，通过共通体克服封闭的孤独。集体写作必须允许一个人“在内心超越自身思想的局限并产生新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写作者的自我都将被他人的思想所抹去；尽管每个人都不会在作品上署名，但都要共同承担作者的责任——每个人都以对方的名义写作，每个人都是他人的伙伴——“这就是《国际评论》作为一种集体可能性的意义……它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中介状态。”

布朗肖给萨特的信件打印稿

在布朗肖参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具体经历中，其文学、写作与政治实践的相互关联与纠缠揭示了其“非介入文学”观念的核心意义：要打断戴高乐式的基于个体权力与特定主体的政治信念，就必须抹除单部作品中作为个体的“作者”，也必须摆脱与现实政治秩序相伴生的语言逻辑与认知方式。正如《121宣言》中所强调的“抗命权”——人们不再为自己的权利抗命，而是为他人的权利抗命——文学和语言只有从个性色彩鲜明的特定主体那里挣脱出来，成为去主体化的、可供交流的文学体验，成为一种不受制于个体认知局限的文学共通体，才能够实现文学行动的介入，才能够通过不具名的声音去突破那宰制着意义与权威的总体性和权力的建制。

在布朗肖看来，真正的文学不仅是革命的预演——“革命行动在每一方面都与体现在文学中的行动类似”，而且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尝试——“我将再次继续实际上未曾中断过的思考……共产主义的紧迫性。”在《未来之书》中的《找寻零度》一文的尾注中，布朗肖提及了马克思对社会变化和人的异化的论述：“文学异化，是因为与文学相关的社会依托于人的异化。”文学的异化一方面是因为语言自身的否定性取消了本真之事物的在场，再现的镜子无法映照出缺席的事物；另一方面是因为，当写作者掌控了普遍语言，拥有了支配事物之真实的权力时，这种蛮横的态度极易导致对外在于写作者之世界的巧取豪夺，换言之，写作者极易“召唤极权来统治艺术领域”。而在《无尽的谈话》中初露端倪、在《不可言明的共通体》以及与南希的对话中提出的“文学共产主义”的概念，实际上正是布朗肖在《最后之人》以及反思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于文学、伦理与政治关系之思考的总结和深化。布朗肖认为二十世纪后期的人类社会不存在真正的共通体，建立在全球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之上的共同体必然将每个个体都物化为可以自由替换的要素，以便实现全球体系的运转；而当代政治所宣扬的区域共同体也将不同的个体和异见者规训为其利益的服从者。通过强调文学在政治与伦理关联中的独特位置，布朗肖将文学的解放潜力擢升到了人类共通体的高度，试图构建一种与友谊、爱、自由、拒绝密切相关的伦理的且艺术的生存实践，而这种文学的共通体必然建立在对中心主义的彻底拒斥与对陌异于我们的他者的尊重之上。文学的共产主义塑造的是一种平等交流的、不寻求宰制语言之权力的、向所有可能性与他者敞开的无名主体所组成的共通体，而不是不同的自我由于部分相似或共同利益而构成的小集团，因而它可以为共产主义反抗极权的永久革命奠定基础。如此一来，承担起伦理和政治目标的非介入文学，在抹除作者自我意识、将其融入匿名集体形式的过程中，得以将自身塑造为一种永恒的异议的力——“对当权者的异议，对实在（和存在的事实）的异议，对语言和文学语言形式的异议，最终对作为一种力的自身的异议。”

新媒体编辑：何欣怡

新媒体审读：乐   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