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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1月至1955年1月，日本作家堀田善卫先后在《世界》《文学界》和《改造》杂志上分六次连载了长篇小说《时间》。1955年4月，新潮社发行了单行本。小说以日记体形式记录了主人公陈英谛一家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中的遭遇。陈英谛在国民政府海军部任文职，在兄长随政府部门迁往汉口之际，他与妻儿为了看管家产而被迫留在南京。日军进城后，一家人辗转避难，陈英谛因被误认为军人而险遭处决，侥幸逃生后，却发现自家楼房已被日军中尉桐野征用，就此开始了与日本情报官同居一个屋檐下的生活。在临产的妻子莫愁惨遭杀害、五岁的幼子英武沦为乞儿并丧生后，陈英谛开始对侵略者展开抵抗，向重庆方面传递情报。

这部从中国人视角描写南京大屠杀的小说在出版后30年内重印了23次，2016年还曾被搬上日本话剧舞台，中译本自出版以来也备受关注。译者秦刚指出《时间》“借助来自于外部的他者化视角，反观日本侵略对中国的加害，自省日本的战争责任”；陈童君认为《时间》是战后日本文学史上少见的对大众读者具有持久号召力的严肃文学作品。

堀田善卫之所以能从中国人视角出发书写南京大屠杀，除了借助东京审判的公审记录和中方证词外，也得益于自身的中国经历。秦刚的研究发现，小说部分内容的灵感来源于堀田在华期间与友人武田泰淳的南京之行。战争末期在上海生活和工作的经验对堀田的写作有持续的影响，在《时间》之前，他就已创作了《祖国丧失》《齿轮》《汉奸》《断层》《历史》等一系列以自身上海经历为基础的小说，并于1952年凭借《广场的孤独》和《汉奸》获得第26届芥川文学奖。在此之后创作的《时间》也可以被置于这一“上海经验”或“中国经验”的书写谱系之中。

堀田善卫

不过，尽管小说选择了南京大屠杀这样具体的题材，但作者本人声称作品还有更为抽象的哲理思考。在《时间》的创作过程中，堀田曾在新日本文学会举办的题为“我的创作体验”的演讲中谈到，自己作为日本人，固然感到有必要以文学对大屠杀进行记录，但与此同时也关心着另一问题：即，在这样的极限条件下，人自身将会怎样。堀田把自己的写作类比于加缪的《鼠疫》，认为“虽然故事很现实，但它实际上是一部高度抽象的作品”。

堀田毕业于庆应大学法国文学专业，对法国存在主义文学非常熟悉。日本学者野村幸一郎指出，堀田在《时间》中拒绝了处于历史之外的绝对美学的态度，相信历史时间——而不是永恒的美——才是人生存的场所；不过，野村对何谓历史的讨论则回到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认为陈英谛之所以说出“对于一个不了解神的人来说，他只有在历史中寻找其生存场所”这样的话，是因为他遵循着存在主义的生存方式。从这种角度来看，南京大屠杀似乎只是服务于小说哲理性思考的素材，小说题材的具体性与其哲理思考的抽象性之间的 关系依然没有得到解释。

事实上，加缪的《鼠疫》等作品的抽象性曾经引起过后殖民文化批评的不满。萨义德批评加缪往往忽略或越过历史，而这对于一个阿尔及利亚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法国对它行使权力已经成为日常的现实状况；因而，解读加缪的“非现实主义”抽象小说的恰当方式，是将其与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关联起来，而不是作为关于人类状况的寓言来阅读。本文要处理的是二十世纪的中日关系及冷战问题，那么，对于书写了南京大屠杀的堀田善卫，我们该如何理解他对极端状况下的人的思考？这种哲思的抽象性与历史题材的具体性之间的结合，又通过何种文学技巧得以实现？

堀田是一位善用互文关系的作家，《时间》这部作品也由各种前文本编织而成，其中就有堀田在这一时期喜爱的中国作家茅盾的《腐蚀》。《腐蚀》的日记体被沿用到《时间》中。《腐蚀》主人公日记的跨度是从1940年9月15日到1941年2月5日，其中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而《时间》记录的是1937年11月30日至1938年10月3日间主人公的生活，其中1937年12月13日发生了南京大屠杀。但正像李永东指出的，堀田从时间上跳过了对南京大屠杀的正面描写，主人公逐日记载的日记在1937年12月11日戛然而止，经过半年的空白，直接跳到了1938年5月10日。

在小说内，这部分日记缺失的理由是陈英谛因被当成军人而遭俘虏，无法记录自己的生活。再次写作日记时，“我回到了自己的家。可是，现在我家的主人，已经不是我了。我是占领了我家的日军将校的仆人兼看门人、兼厨子”。此时这部小说刚刚连载到第二回，还有近六分之五的内容尚未展开。从小说结构上来看，作者更关心的是南京大屠杀发生后，回到被占领的家中的主人公如何生活，这部分内容才构成了小说的主体。这一结构凸显了作品在南京大屠杀 这一历史主题外的另一主题：被占领处境中的人该如何生存。

正如堀田在前述演讲中所说，《时间》除了记录南京大屠杀，还试图描写出人在这样的极端条件下将如何思考、如何应对。对于某种特殊情境的哲理性探讨本就是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一大特质。根据陈童君的研究，在神奈川近代文学馆内的堀田善卫文库里留存着其写作《时间》时的一些法语笔记，其中明显可以看到堀田抄录了法国文学批评家加埃坦·皮康在《现代法国文学展望》一书中对安德烈·马尔罗作品的归纳：

显然，马尔罗关于人之条件的追问对堀田有重要的影响。马尔罗是堀田喜爱的作家，其小说《人的境遇》描写了 1927年上海工人小组在共产党领导人和俄国顾问指挥下组织武装起义，同反革命斗争并试图刺杀蒋介石的行动。马尔罗认为，人知道时间最终流向死亡，但人可以通过行动赋予自己的命运以死亡之外的其他意义。马尔罗对于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上海极端情境中的工人的书写，与堀田对南京陷落背景下人之为人的条件的追问是一致的。

就在创作《时间》的1955年，堀田还在《文艺》杂志上连载了题为《人的条件》的系列文章。在第一篇文章《战争》中，他谈到了《现代法国文学展望》中介绍的另一位法国作家韦科尔的小说《海的沉默》。韦科尔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曾参加地下抵抗运动，其间于1941年创作了中篇小说《海的沉默》，由巴黎地下出版社“子夜出版社”秘密出版。小说中，一位曾是作曲家的德国军官占领了一户法国人的住宅，住进二楼，却遭遇了法国男人与其侄女沉默的抵抗。两位法国人自始至终都没有与德国军官说过一句话，任由他讲述自己关于音乐、艺术以及德法两国文化融合的各种长篇大论。小说结尾，这位德国军官得知自己以占领法国来改造两国文化的理想无法实现，最终以自杀的姿态奔赴前线。

《海的沉默》的情节设置和《时间》颇为相似。堀田在小说中也安排了原本是大学教授的桐野中尉住进主人公家的二楼，让他“发现了一个能作为谈话对象的知识分子”。但是，两人的状态往往是“他［桐野］的声音极低，如同自己在嘀咕。我［陈英谛］依旧像个影子一般不发一语”。学者水溜真由美认为，这些呈现占领者沉默抵抗的情节受到了《海的沉默》的影响。“占领”这一主题也由此与“战争”主题一起进入了小说《时间》的文本。

堀田善卫作品《时间》日文版封面

堀田所参看的《现代法国文学展望》将韦科尔的作品置于“抵抗文学”的标题下论述，认为小说既客观反映了德国军队占领下的现实，又表达了对自由的热烈呼声。抵抗文学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法国被德国占领后出现的文学现象，不过这些作品真正在日本国内得到翻译和讨论是在战后，“在军国主义灭亡、出版和言论都恢复自由之后”。1951年，《海的沉默》由加藤周一与河野与一共同翻译成日文。加藤周一认为，法国作家创造出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而日本作家周围却不存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国民感情，这一强烈的对比让他感到苦恼。他撰文介绍法国抵抗诗人，并在最后写道：“这当然是大洋彼岸的事情，但又不仅仅是大洋彼岸的事情。我们所在的地方，没有像法国文学那样对于法西斯的积极抵抗，我们的抵抗只不过是消极抵抗，只不过是愚蠢地逃避战争现实的惨状，以各自的方式过着孤独的生活。”

虽然日本文学家们将法国抵抗文学看作积极抵抗的范例，但真实情况其实更为复杂。萨特在1947年发表的《什么是文学？》中批评了《海的沉默》，认为它所描绘的“消极抵抗”只在1941年有效，而从1942年年底起这种抵抗就失效了，因为“我们不想知道挖掉我们友人的眼睛、扒掉他们的指甲的那些德国人是纳粹主义的帮凶还是牺牲品；面对他们，保持一种高傲的沉默已经不够了”，到了战争的关键时刻，就要做出选择，“要么和他们站在一起，要么反对他们”。在 萨特看来，《海的沉默》面向的读者是1941年那些对于占领者彬彬有礼的举止感到惊讶，又被布尔什维克的幽灵吓破了胆，且被贝当政府的花言巧语弄昏了头脑的人；它只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因为缺少重要的抵抗组织，当时的法国居民能采取的惟一抵抗形式就是被迫的沉默。也就是说，沉默的抵抗本身反而成为一种软弱的表现，暴露了行动和组织的欠缺。

在如何理解沉默的抵抗这一点上，堀田的思维更接近萨特，因而与同样受到法国文学影响的加藤周一有着微妙差别。一方面，小说中的陈英谛相信“沉默也是一种语言”，包含着抵抗的意义；但另一方面，他也反问自己：“对于敌人的生理上的憎恶，以及源自于憎恶的被动的抵抗，究竟是否能够持久性地坚持下去？”在此，堀田直接将消极抵抗的限度这个问题提了出来。陈英谛在日记中写道：“仅凭只能还原给身体这种程度的爱憎以及只有本能的爱国心这一不正确的情感，是不足以和敌人持久抗战的”；相反，“抵抗的必然性，只有当自己成为它的缔造者时才能抓得住”。为此，孤独的人要走向众人之中。为了成为具有主体性的能动之人，陈英谛选择在地下室里进行谍报工作，以积极介入的方式来反抗侵略。

Loo Pin-Fei（化名）所著《黑暗地下》内页

堀田的这些想法来自哪里呢？与当时一心向往法国文学并将欧美过于理想化的加藤周一不同，堀田是在上海迎来战败的。而他在战后接触到的抵抗文学直接来自中国。陈童君指出，1946年堀田在上海被国民政府留用期间曾计划翻译一本由中国人撰写的、在美国出版的小说《黑暗地下》，并为之写过书评。小说第一章就有这样的表述：

这是一个有关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学生组织抵抗运动的故事。它的作者卢品飞原名宋显勇，山东益都人，1920年生，曾就读于上海光华附中和天津汇文中学，1937至1941年间于燕京大学求学，期间曾作为学生领袖领导“抗日杀奸团”，并试图刺杀周作人；后因身份暴露于1941年夏赴美求学，1946年用英文撰写并出版了带有回忆录性质的小说《黑暗地下》。根据书中的记叙，他们的组织被日本人称为“火神”。而陈英谛在日记中写道：“近日，听说我平素敬重的北京文人周作人先生，认为中国没有军舰、没有飞机，所以没法抵抗，而暗下有通敌之意。绝望已经深深根植在文化根源之中。但是，也有要用红色火球锻造刀刃的青年！”这一情节暗指的便是被称为“火神”的学生团体刺杀周作人的事件。《时间》的后半部更是以“火神”为原型塑造了一个地下组织。这些显然都吸收了《黑暗地下》的内容。也就是说，除了法国文学的影响外，《时间》中还包含来自中国抵抗运动的互文性因素。正是这种对中国的关注，使得堀田对于抵抗的理解比同时代的法国文学研究者（如加藤周一）更为多元和激进。如果说堀田所喜爱的茅盾作品《腐蚀》用日记体描写了在残酷的特务斗争中“人”如何腐烂下去，那么《时间》则是一部用日记体探讨“身处奴隶的境遇之中，该怎样以一种最远离奴隶的精神状态生存下去”的作品。

不过，既然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彼时的中国经验和抵抗主题又为何要被引入五十年代的日本文学文本呢？这是因为对堀田来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具有连续性，不能单纯以日本的战败来切断战前与战后。陈童君指出，堀田善卫所摘译并评论的《黑暗地下》所书写的不仅是已成为过去时的抗战，更是抗战后中国青年们对于日趋激化的国共对抗以及祖国命运的忧患意识。也就是说，抵抗的主题不单存在于过去，还与现在和未来有关。

在1954年的日本，中国问题不仅意味着战争责任，还关联着迫在眉睫的现实议题。在连载《时间》的《世界》杂志上，同一时期有着大量关于中国的讨论。小说本身也有一些内容直接指涉战前和战后的中国研究。这部分内容常常被现有研究忽略，但它们提示着五十年代初，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日本的中国问题讨论的历史语境，也为解释《时间》中的抵抗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小说中，陈英谛趁日本中尉不在的时候“阅读、研究了中尉收集来的欧文·拉铁摩尔、G.克拉克、理查德· H.托尼、J. B.康德利夫等人的中国研究著作……甚至有种想和中尉展开讨论的冲动”。上述学者除了英国经济学家托尼外均为太平洋国际学会成员，并在该学会中开展有关中国的研究；而托尼也曾于1930年应该学会邀请赴中国考察，并于1931年向学会提交了题为《中国之农业与工业》的报告。另外，上文提到的《黑暗地下》有多篇英语书评，其中一篇的作者便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重要成员陈翰笙。陈翰笙是中国农村经济专家，1936年以后协助拉铁摩尔编辑《太平洋事务》，并任职于太平洋国际学会位于纽约的国际秘书处。从《时间》中所引的这些人名以及小说与《黑暗地下》的互文关系来看，堀田对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中国研究应该不会陌生；而在为《黑暗地下》撰写书评时，他很有可能参看过陈翰笙的文章。

《黑暗地下》作者Loo Pin-Fei（左）与陈翰笙（右）

太平洋国际学会是成立于1921年的民间国际组织，曾在两次大战之间组织过大量有关亚洲的研究，并对美国的战时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力。拉铁摩尔曾任该学会的官方期刊《太平洋事务》的主编，著有《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与当时专注于讨论西方如何影响亚洲的许多学者不同，拉铁摩尔和陈翰笙都从中国内部来理解中国的现实和历史：拉铁摩尔从长城内外、从亚洲内部的关系中重新发现中国，而陈翰笙则研究了西方的工业与金融资本如何导致中国农村严重的土地问题和工业的停滞不前。

不过，冷战开始后，太平洋国际学会受到了麦卡锡的指责，被认为要为美国“失去中国”而负责，其中拉铁摩尔与加拿大的日本研究专家赫伯特·诺曼均被指控为苏联间谍；1951年太平洋国际学会美国分会出版的学会指南中，在出版物推荐部分已经找不到诺曼、拉铁摩尔或陈翰笙的专著了。然而在《时间》中，堀田却安排主人公阅读了日本中尉所收藏的上述研究著作，仿佛有意提醒读者， 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中国和亚洲研究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占据重要位置，交战的协约国和同盟国双方都曾参考学会出版的相关著作。

在冷战的背景下，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研究淡出公众的视野，美国的亚洲研究也悄然发生着巨大的范式转换。曾在战后引导日本研究潮流的马克思主义范式很快就失去了活力，代之而起的便是日本研究专家赖肖尔等人所推广的、后来在六十年代彻底奠定历史和社会学研究范式的现代化理论。这一时期除了赖肖尔的《美国和日本》与修订版《日本：过去与现在》之外，还有乔治·桑塞姆《西方世界与日本》、查尔斯·鲍克瑟《日本的基督教世纪》等论述日美关系的著作。威廉·G.比斯利的《日本外交政策文件选 1853— 1868》则翻译了77份德川晚期的文件，引起了有关日本开国前夜的讨论。这些出版物大多集中讨论日本的开国与西方的关系，体现了五十年代初期美国的日本及亚洲研究的主流问题，即亚洲国家如何在西方影响下实现现代化。在小说中，陈英谛说道：“自开国以来，像所有近代中国人一样，对我来说，‘希望’是和渴望了解大海彼岸出口港舶运来的各种事物的热情，互为一体的。”主人公一度抱有的这种想法，也反映了当时日本研究的现代化范式。

1921年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合影局部

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曾经提出，日本有过三次“开国”的机会：第一次是室町时代晚期到战国时代，第二次是明治维新时期，第三次便是二战以后；而所谓“开国”的中心课题便是加入西方的“开放社会”或“国际社会”。虽然美国现代化理论引入日本的标志性事件“箱根会议”发生于1960年，但事实上，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从朝鲜战争结束后便已悄然展开。1952年12月，日本被联合国接纳为观察员并在联合国总部设立日本代表处，这是日本自1933年退出国联以来首次回归“国际社会”；1953年12月，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建立了比较政治学委员会，致力于在全球的、比较的视野中解释政治现代化的过程，虽然这种理论革新当时还局限于社会学内部，尚未大规模进入日本研究领域，但赖肖尔已经自觉使用现代化话语来讨论日本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日本：过去与现在》中赖肖尔认为，正是美国的领导使得“日本社会经历了一段快速演变的时期，向着日本的民主制度的发展迈出了强有力的第一步”；这样的日本对于整个亚洲都有示范作用，它是亚洲所有国家中最西化的国家，也是亚洲唯一一块让民主与极权这两种内在于现代西方文明的冲突力量以成熟形式展开的土地。赖肖尔的这些观点是对其《美国与日本》一书的继承和发展。他在《美国与日本》中写道：“民族觉醒、现代化、教育的普及、平民可以而且应该参与政治的革命性理念，相比亚洲其他国家，这些都更早地影响到了日本”，因而“当代日本的内在冲突，尽管有其亚洲色彩，但在根本上和现代欧洲的内部矛盾并无二致。她的问题，与邻居中国和韩国相比，更像是英国、意大利甚至是德国的问题”。

在《日本：过去与现在》中，赖肖尔进一步指出，对于美国的指导，尤其是战后的占领，日本人并没有做出任何抵抗，相反，他们全心全意地与之合作以从中受益，这才有了日本社会的民主化。在他看来，日本对战败和被占领的态度是内在特征和外部环境相结合的产物，既基于日本人接受权威的古老习惯，又因过去15年的独裁控制而得到强化，因此当天皇及其政府投降时，占领军成为新的、无可争议的权力中心；而美国教师、传教士和商人在日本的长期影响力，以及许多日本人对美国的钦佩，使得美国的监护不像其他国家那样令日本人反感。总而言之，赖肖尔认为日本人对于包括占领军在内的权威的服从、无抵抗反而带来了现代化的契机。上述言论发表于美国占领结束后，亦即朝鲜战争后冷战激化之际，与《时间》的写作与出版几乎同时发生。

赖肖尔及其日本夫人松芳春

事实上，与赖肖尔过于乐观的观察相反，日本的知识界并非没有抵抗，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反对美国对日干涉的声音。学者大内兵卫在《世界》杂志1954年4月号上对同年3月号刊出的赖肖尔论文《美日关系的将来——有关政治争论点》展开了批评，认为在政治上，日本和美国对中苏的共同防御将把日本重新拖入军国主义国家的泥沼；在经济上，日本会与美国在国际市场上形成竞争关系，而与亚洲地区反而有更多合作的可能。大内兵卫所质疑的赖肖尔的文章，原为后者1953年1月提交给太平洋国际学会美国分会在夏威夷召开的有关美日关系的研讨会的论文。而质疑赖肖尔的声音并不仅仅局限于《世界》上的左翼学者，即便是参加了1953年这次研讨会的日本知识分子也表达了不同的意见：《读卖新闻》的一位编辑发表了论文《日本所面临的经济困难》，指出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的状况并不利于日本的经济独立，美国由于朝鲜战争而给予日本的订单并非正常市场活动下的订单，并且将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而新中国发展工业的需求与日本对原料和市场的需求具有互补性，中日贸易关系的恢复将成为美日经济关系的重要补充，“如果不能和共产主义中国恢复贸易关系，日本将很难实现经济独立，也很难克服其内在的矛盾”。

《时间》的写作与发表，正处于中日关系的发展严重受制于日美关系的这一时期。与赖肖尔所描述的无抵抗状态相反，日本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对1952年以来美国对日本实行的贸易管制进行了直接的批判和抗争。朝鲜战争以后，中日两国开始尝试创造在经济和文化领域接触的新契机，并于1953年10月和1955年 5月先后在北京与东京签订了第二次、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万隆会议期间，日本经济企划厅长高碕达之助与中国代表廖承志进行了两次秘密会谈。与此同时，日本言论界也积极回应中国发出的信号，这些言论就发表在连载堀田小说的《世界》杂志上。《世界》自1949年以来就积极刊登有关新中国的消息，从1952年开始相关专辑和文章更是明显增多，1953至1954年间《世界》主编吉野源三郎还曾与内山完造等人率团访问中国。就在《时间》连载期间，美国著名记者、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传记文学作品《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也在《世界》杂志上连载。刊载《时间》“存在与行为”一章的《世界》1954年10月号以附录形式推出特辑《亚洲问题手册》，谈论中国革命、印度尼西亚独立以及亚洲的贸易构造等问题；刊载《时间》“归还”一章的 1955年 1月号则有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和学术文化访华团参加新中国五周年国庆的报道；关于《时间》连载后不久召开的万隆会议，《世界》也做了专题报道。可以说，与美国的日本专家以日美关系为核心的现代化论述不同，当时《世界》杂志周围的进步知识分子展现出了对于现代亚洲和中国的关心。《时间》同这些关于中日经济、政治现状与历史的讨论构成了广义的互文关系。

《世界》杂志1960年刊封面

在这样的氛围中，堀田展开了自己对于中国和现代化的再思考。小说主人公说：“如今……‘希望’却背对着海洋的方向，向中国内陆转移，一步步、一刻刻地返回到了根基之地。”这样的表述体现了陈英谛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提示了抗战从沿海城市转入后方的过程和中国农村根据地的发展。不过，此时中国对于堀田并不仅仅意味着已经过去的战时经验，更代表了现实和未来中的抵抗的可能性。在此视野中，侵华战争与南京大屠杀也不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日本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堀田曾反思道，“推动日本近代史的动力，即日本的逐渐现代化”也意味着“逐渐变成帝国主义”，这使得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像是宿命般地走到了今天这步田地”；即使是那些从事文学艺术的日本人，他们之所以能获得自我发展的机会，也“都是和侵略中国的历史结合在一起的”。换言之，堀田对南京大屠杀的书写，从根本上指向对日本现代化的反思。这是他作为一名日本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深刻反省，也是对当时日本历史叙述的现代化范式的自觉抵抗。

针对战后日本的具体历史语境，小说《时间》凸显了抵抗的主题。不过，堀田善卫并非直接对现实发言，或从事学术性的历史与政治经济研究。作为一名作家，他是怎样在自己的文学实践中实现这一目标的呢？

堀田对日记体小说的实验不局限于《时间》。在同一时期创作的、讲述日本出兵西伯利亚的历史的小说《夜晚的森林》中，他也采用了一个普通日本军人的日记的形式。可见，日记体是这一时期堀田所致力探索的文体。据堀田自述，《时间》中日记的日期其实是自己实际写作小说的日期，只是把“1954年”换成了“1937年”，这是一部书写他个人的悲剧与喜剧的私小说；“即便舍弃其他的条件，也要符合作家自己的日期，从这一点来说，这部小说是非常私小说化的”。

私小说是日本现代文学中的重要传统。二十世纪初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运动蓬勃开展后，从中诞生的私小说曾对封建道德构成挑战，但此类作品往往缺乏对宏大问题的深入思考与分析，只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我”以及周围人们的私生活状态，因而也常常遭到诟病。堀田将中日战争和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题材引入私小说，可以说拓宽了这一文学传统。有研究者批评堀田并未打算为南京大屠杀“立此存照”，小说从时间上直接跳过了这一事件，不过造成这种现象的恰恰是堀田对私小说技法的追求。小说的日记体将叙事严格局限于第一人称视角内，南京大屠杀发生当日与其后半年内的日记由于主人公的被捕而空缺，而在1938年5月10日的日记中，主人公对事件进行了补记：“那应该是去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城内城外的集体战斗已经停止了。那之后，杀，掠，奸——持续了三个星期。”关于日军入城时的情景，他这样写道：

小说对南京大屠杀的描写极为克制，仅通过主人公的印象与传闻来间接传达，使用了“后来得知”“好像”“想必”“据说”“大约”等一系列表示推测的词。关于当时国际法庭所争论的被杀人数等关键细节，堀田也以非常节制的口吻来叙述：“南京市内的人口，有人说有五十万，有人说有一百万。人们都不会惊异于两者之间的巨大差距。常住人口约有七十万人，而此时从市内逃出的和抱着某种希望进城的双方都达到了一个巨大的数字，确切状况谁也说不清楚。”关于屠杀的现场，堀田也只是这样写道：

小说之所以使用这些模糊的数字和不确定的语气来描写南京大屠杀，首先是当时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状况所致。正如陈童君所说，“除了东京审判的证词外，可供参考的史料也极其有限，日本史学界对于大屠杀的研究更是空白”。不过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为了遵守第一人称叙事的规则，小说必须在“我”的视点和感知的限制内来叙述，主人公只能记录自己听到的枪声和鸟鸣，非“我”所知的部分则来自传闻或猜测。陈英谛在事发当时对于大屠杀的事实并不能清楚地知晓，只能根据既有的报道来推测。这些推测性的用词恰恰表明了“私小说”在书写重大历史事件时的无力。

《时间》的写作恰逢战后日本私小说的复苏。在《世界》1954年4月号所刊登的座谈会纪要《战后文学如何发展》中，中岛健藏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战后“私小说”走向何方的问题，这是因为五十年代初私小说大有复兴之势。中岛谈到了川崎长太郎的《抹香町》《伊豆的街道》等作品，这些描写中年男子在红灯区和娼妓交游的故事正流行于文坛；同时期一些年轻作家们也开始自觉运用西方意识流文学技巧，推动了私小说形式的新发展，其中代表作家之一便是吉行淳之介，他凭借作品《骤雨》继堀田之后获得了1954年上半年的芥川文学奖。堀田也参加了这次座谈会，虽然当时他并未直接谈论私小说要如何发展，不过日后他在别处正面讨论过这一问题。堀田认为，私小说诞生之初，第一人称“我”为了抵抗家族制度而与社会发生摩擦，但如今这一功能已经丧失，“我”完全没入了时代之中，因而必须构建一种与从前的“我”截然不同的“我”，或者第三人称的“他”，才能完成旧文学的解体；所谓的小说必须是某种空间和时间中的构筑，因而小说的“我”必须是“作为理论的‘我’”。这种作为理论的“我”应该如何理解呢？

私小说代表作家吉行淳之介

堀田对私小说的改造，并没有采取当时左翼文艺界提倡的用报告文学记录身边生活的方法。五十年代是日本“生活记录运动”兴起的时代，从1951年的《山彦学校》到1953年的《母亲的历史》，再到1954年8月《文学》杂志上的报告文学专辑和1955年创刊的《生活和文学》期刊，各种报告文学写作流行一时。除了战后审查制度的缓和外，报告文学的盛行也与生活的民主化有关。报告文学的作者多为农民、工人、家庭妇女等普通民众，他们用自己的语言，采用日记、信件、自传、传记、工厂史和村庄史等各种方式记录身边的生活。这些写作也得到历史学家石母田正等人提倡的国民历史学运动的助力。日本报告文学还受到了中国文学的集体创作潮流的启发，如歌剧《白毛女》、话剧《在新事物面前》等都在日本产生了影响；一些并非集体创作的作品，如老舍《龙须沟》、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许广平《遭难前后》以及许广平和鲁迅的《两地书》等也因对现实的记录与反思而成为日本报告文学的他山之石。一些左翼文艺界人士认为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已经僵化的当下，报告文学运动可以探索新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堀田也充分认识到报告文学的意义。他在 1954年为《岩波讲座文学》第八卷所写的《文学和报告文学》一文中说：

堀田赞同左翼文学家青野季吉在战前对日本资产阶级文学的批评，即文学不应回避生产与斗争的场面。他赞成文学要表现社会，也看到了民众创作报告文学的意义：只有通过底层人群的写作，通过他们心灵的变化，才能看出社会变革的幅度到底有多大，才能真正把社会问题当作普遍的人类问题来理解。

但即便如此，堀田对于报告文学仍然有所批评。他认为“作家或评论家跑到有问题的地方，短时间内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写出报告，这种随便的东西到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时间》的主人公在日记中也表达了对于“事实”的怀疑。陈英谛在1937年1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

在两天后的日记中，他又写道：

换言之，在事实之外，还需要一种可以改变事实的意志。正如主人公所说，“承认事实，并不等于要去助纣为虐地强化既成事实，而是要用意志去改变事实。我有权利去改变它。权利并不根植于某些特定的事实中”，而存在于特殊事实或既成事实之外的“普遍事实”中。陈英谛的这些话语展现了堀田在写作中对于“事实”本身的限度的思考。

在与批评家佐佐木基一的对谈中，堀田谈到写作《时间》期间有人曾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大量照片给他看；另外他也参考了东京审判的记录，包括中国方面的证词，这些都构成了写作的基础。但是堀田表示他并不完全依赖这些史实， 他更为看重的是事实背后的作者的主体性态度，以及报告文学改造读者主体的可能性。真正的报告文学首先是一种文学。

堀田看到的正是报告文学作为文学的内在矛盾：好的文学作品要求作者从主体的认识出发，将社会事实的报告融入作品中，但为了能充分表现其认识就不得不进行虚构。虚构是文学作品独立性和自律性的表现，然而报告文学要求不能有虚构。对于这一难题，堀田找到了一种解决方式。他说，报告文学虽然原则上不允许虚构，但这并不意味着简单罗列事实；相反，作家要按照一定的方向和目的性来选取事实，从而赋予作品以思想意义。

《时间》并非报告文学作品，但它详尽运用了当时所能找到的资料和数据，将小说的触角伸到了大多数日本人即便在战争与革命中都无法触及的领域，向日本民众传递了他们所不知道的事实；而与此同时，堀田也充分考虑了小说应当具有的文学特性。与主张客观记录身边故事的左翼报告文学不同，堀田用中日战争和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国际题材来改造私小说。在《时间》这部作品中，堀田既要传递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现实，同时又要书写五十年代战后日本的悲喜剧，这使得主人公已无法作为严格意义的私小说主人公而存在。中国人陈英谛一方面是日记体小说第一人称“我”的承担者，另一方面又是日本作家堀田善卫的战后生活进入小说的中介。虽然《时间》由“我”的日记构成，但此时的“我”已变成一个超越单纯个体的存在，汇聚着中日两方的历史，同时又凝聚着三十年代与五十年代这两重时间。勾连起中国与日本，同时又贯通战前与战后的，便是小说中具有哲思性的“占领”这一主题。

当主人公感到自己是一个“身为奴仆的主权者”，“属于一个被占领国的国民的典型处境”时，这些文字指涉的既是日本占领下的中国，也是美国占领下的日本；而陈英谛说的“正是这个中尉，将我的头脑和身体重置于奴仆的位置。而且，让我重回到奴仆的位置后，恢复了我的主权”，也正是战后日本的现实：美国结束了对日占领，恢复了日本的主权，但事实上日本仍未独立。第一人称“我”所经历的，是历史中不断重演的事件——占领。占领在此成为一个抽象的、具有反思功能的文学主题，既可用于描述三十年代中国的历史，也可用来反思五十年代的日本。

《旧金山和约》签订现场

《时间》出版的1955年是日本战后第十个年头。1951年9月8日，美、英、法等国与日本签订了把中苏排除在外的《旧金山和约》，美国结束对日占领，而同日美、日又缔结安全保障条约，规定美军继续留驻日本。1952年4月26日，日本海上警备队成立，同年8月日本成立保安厅，1954年自卫队正式建立，日本基本完成再军备化。与此相对，日本共产党在朝鲜战争期间失去了战后一度获得的合法地位和国会席位，不少共产党人被开除公职甚至遭到逮捕。小说这样描写日据下的南京：“政府系统、敌人宪兵、傀儡政府的秘密警察、特工，各种势力犬牙交错，肆意实施逮捕和处刑。而且公布出来的理由都简单至极，仅为犯人 X或 Y危害国家利益。而所谓国家利害……似乎都是以是否和共产党有关来判定的。”这些内容也是对小说写作时期的日本现状的描述。陈英谛担忧国民政府受制于他国援助，化作一个被战争本身所绑架且依赖于它的政权，而这似乎正是指涉日本在日美合作的框架内再军备化的动向。虽然五十年代日本的现实并非三十年代的军国主义的简单重复，但当时包括堀田在内的许多日本知识分子都对历史重演的可能性保持高度警惕，由此来审视和批判现实。

堀田曾说自己在创作《时间》时想起了诸多西方作品，“特别是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是最先进入脑海的”。在1721年出版的书信体小说《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鸠借波斯人的视点揭露了法国的专制制度，批判了路易十四的统治。堀田所喜爱的法国作家马尔罗也与此相通，虽然其作品基本取材于国外，登场人物也多是外国人，但其小说的现实性仍然植根于法国人马尔罗自身的思想中。同样，堀田虽然在《时间》中采用了中国人的视角，但用意并不仅仅在于 描写中国，而更希望通过中国人的视角写出日本的历史与现状。

崛田善卫与长女崛田百合子及其《时间》中文版封面

在《旧金山和约》签订后，东西冷战愈演愈烈之际，美国的社会学家和亚洲问题专家一直在强调日本在西式现代化进程中达成的民主以及与之形成对照的东方极权主义。但是堀田并不同意这样的东西文明两分法。他在《战争》一文中援引德国作家恩斯特·荣格的著作《戈尔迪乌姆之结》来说明西方现代文明中存在的东方问题。例如，二战中德国的西部战线上到处都是红十字救护车，而与苏联对抗的东部战线宛若兽群之间的对决。根据荣格的研究，这种面对不同敌人的双重标准在欧洲历史上由来已久，比如中世纪基督教国家对商船使用炮弹的情况仅仅针对土耳其；十九世纪末发明的达姆弹在欧洲战场被禁用，却可以在殖民地战争中随意使用。简言之，所谓西方“文明”自身正是通过侵略“野蛮”的东方而得以成立的。正像古希腊神话里无法解开的戈尔迪乌姆之结一样，西方的文明与东方难解难分。同理，对模仿西方的日本而言，倘若离开中国和亚洲，其现代化也无从谈起。

从这种角度来看，日本历史就不能简单理解成一种纯然属于日本内部的连续而统一的历史，相反，其中充满杂糅而多样的元素。1956年参加在印度举办的亚洲作家会议时，堀田对此有了更深切的感受。他在《在印度想到的事情》一书中写道：

1956年亚洲作家会议部分参会者合影

据堀田自述，这样的历史观其实在他到达印度前就已经形成了。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观念，堀田才有意将复数的具有互文性的前文本组织在《时间》中，它们的国别和历史语境不尽相同，却共同编织出了新的小说文本。对于单一线性历史的怀疑也体现在小说对日记体形式的处理上。《时间》其实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写作。例如，主人公 1938年 6月、7月间的日记是这样记叙的：

上述文字构成了对于日记体的挑战。首先，将“六月三十日”记为“×月 ×日”，不是日记写作的常规表述；更重要的是，当陈英谛写下七月二日的日记时，他似乎已知道之后将要发生的事情，并且又站在七月二日的“现在”，“基于将在后面记述之事”对昨日的日记进行评述。这部分的日记显然是一种形式上对连续、线性的时间观念的自我否定，意在提醒读者，基于单一时间观的想象与记叙有时是非常局限的。

堀田之所以要用这样的日期表述，首先当然与战争带来的荒谬感有关。堀田在题为《物质化》的文章中谈到，自己每次读到原民喜描写核爆体验的小说《夏之花》都会被深深震撼，尤其是《毁灭的序曲》一章中所写的“到原子弹降落在 这个城市还有 40个小时”，因为紧接着的下一页便是《灰烬》的诗歌题名。在这 40小时之后，原先的一切人间景象都将变成灰烬。对于幸存下来的人来说，那“一瞬的闪光”的以前和以后之间发生了根本的、不可逆转的断裂。堀田把这还没有成为灰烬的 40小时称为“纯粹时间”：在“这种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人间的诸象，处于即便想要有历史意义也无法获得的状态”。这是一种缺少历史持续性的断裂，即“今天做什么和明天做什么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两者之间是断裂的。这里所说的今天和明天可以换成一个人物的主观事实和客观事实。一个人物内部的主观判断和客观判断处于正相反的状态”。战争让生还成为偶然，作为生还结果的战后生活也成为偶然。但堀田并未停留在这一层面，而是进一步提出，文学的生命在于内在持续性，“文学自身不得不再建内在持续性。战后文学的最大目标便是发现这样的常数”。

抵抗便是这样的常数之一。《时间》的主人公在日记中写道：

在这里，历史不再被理解为一种单纯的因果关系或客观事实。与既定的事实相比，给历史以意义的主体的态度和意志力更为重要。这也是堀田超越早年的虚无状态的时刻。正因如此，抵抗成为这一时期堀田所思考的主题，而战时中国与欧洲的抵抗运动中的文学材料也被他挪用来谱写日本五十年代的历史。

日本战败初期，美国对日本的接管仿佛带来了民主和希望。陈英谛所说的来自大海彼岸的“希望”，既指涉着日本被迫结束锁国政策、向西方开放的历史，也提示着美国占领时期的民主化的历史，这些历史过程在当时的现代化逻辑下被不假思索地肯定。而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堀田开始重新审视这些历史，经由中国题材与抵抗主题深刻思考了日本现代化的问题和中日关系的未来。在题为“人的条件”的系列文章中的《革命》一文里，堀田提到了中国研究者竹内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心境变化。竹内曾期待战败时日本军队的勉强抵抗将带来国内的分崩离析，进而引发革命。堀田说，当时自己和友人武田泰淳都有相似的期待；但是他也承认，身处海外的他们对于日本的革命或内乱很难有真切的想象， “‘革命’也好，‘四分五裂’也好，只能期待谁带给我们这些”。而在上海迎来战败并回到日本后，经历了美国占领期，面对日本再军备化的现状，当历史再度重复自身时，堀田才终于清楚认识到“自己现在身在何处，为此花了整整十年时间”。此时他坚决地提出：“革命并非可以从自己以外的任何人那里得到的东西，也不是谁能为自己做到的事情。”解决日本问题的途径最终在于面对日本的历史。

在会议上发言的崛田善卫

堀田的抵抗方式是根据自己的认识重建历史，也就是说，不再简单地将战前与战后的关系理解为隔绝与断裂，而是将五十年代日本的现状再历史化。当他反思日本的军国主义与侵华战争的历史时，他同时也是在思考《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日本再军备化的现状。堀田从他人的抵抗中走了出来，真正走到了战后日本的此时此刻的抵抗。此时，中日之间的问题不再是外在的国际问题，也不是仅属于日本的问题，而是变成了每个人“内心和内在的问题”。至此，堀田笔下的具体历史问题和抽象的“人”的问题才变成了同一个问题。

在完成《时间》后，堀田有关中国的书写暂时告一段落，但他转而用积极的行动开拓着日本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各国的关系：1956年前往印度参加亚洲作家会议，1957年访问中国，1958年为筹备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去苏联、非洲诸国，1961年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东京大会并再度访华，1962年赴开罗出席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等等。可以说，《时间》连接了堀田早期的中国写作与他后来身为作家、批评家兼社会活动家的更为积极的行动。《时间》中的中国不仅代表历史，还关系着日本的当下和未来。化为行动的抵抗从 1955年小说出版时正式起步，正如小说结尾所写：“从做出选择开始，开启人生与命运的大幕走向成熟。”

新媒体编辑：李秋南

新媒体审读：乐   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