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全球化”进程中的地方性 / 去地方性

——以莫里斯·班德曼喜剧团 1910 年初的

上海演出季为案例

孙  柏    第5—23页

现代戏剧全球传播的过程不仅带有文化帝国主义的面相，而且提示了新老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文化霸权争夺，其中的民族-国家与族裔认同纠葛呈现出醒目的“地方性”色彩。班德曼喜剧团1910 年初的上海演出季为探究这种“地方性/去地方性”的悖论提供了绝佳案例，其演出剧目《一个英国人的家》和《威尼斯商人》引发的舆论风波显影了发生在上海公共租界“混合的观众”中的文化争端与协商，英国与德国的沙文主义竞争、大都市社群中的犹太人的族裔敏感以及不列颠帝国事业和“小英格兰主义”之间的龃龉，都在其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现。

“河对岸”的情感结构：近现代日本作家对上海都市空间的体验、认知和书写

董  鑫    第24—41页

二十世纪前期，上海的日本侨民以聚居地边缘的苏州河为地理文化边界，逐渐形成了以“河对岸”为界标的空间认知。在几批来沪作家笔下，这种空间认知逐步内化于日本文学的上海书写之中。战前作家的冒险体验书写是对日侨秩序想象的文学转述，在与上海现实相悖的秩序想象中建构起归属感；战时作家的宏大叙事是对日侨地方性经验的话语收编，服务于官方主导的文化征服叙事；战后作家的创伤书写是对日侨空间记忆的融合表达，揭示了战时日本的权力机制。这些文学表象共同反映了近代以来日本人上海体验背后的复杂情感结构。

“去中国化”：文天祥《正气歌》在日本

汉文学中的拟作与变异

李  点    第42—66页

自十五世纪以来，文天祥《正气歌》通过全集、选集、刻帖等形式在日本流传，幕末日本因而出现“正气歌热”，集中体现为对《正气歌》的拟作。十九世纪的日本文人在狱中借拟作寄托救亡强国的政治主张；二十世纪的拟作者们则偷换了“正气”的概念，逐步与军国主义合流。近百年间，这些拟作在文体特征与思想内涵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异，原因可追溯至江户时代以来“日本中心论”与“国体”优越性观念的逐步高涨，其背后隐伏着一条“去中国化”的主线。

《亨利六世》的海盗展演与“王国之舟”想象考释

和  平    第67—89页

在呈现英法百年战争末期英格兰支离破碎的政治生态图景的同时，《亨利六世》试图通过海盗展演及大航海想象，将王国权力攫取上升为帝国雏形期的国家掠夺行为。该剧不仅描摹出英格兰“王国之舟”内乱频出的困境，还触及英西海战后英格兰面对的西班牙入侵焦虑、新大陆殖民阻碍、自我身份重塑等时代议题，从而呈现了国内海盗有罪、国际掠夺有理的双重价值标准以及盗亦有道的悖论性海匪形象。

《男人的三重危险》中的苏格兰边区超自然书写与启蒙时代科学文化

周楚汉    第90—114页

在《男人的三重危险》中，詹姆斯·霍格分别融汇了苏格兰哥特与魔术幻灯、巫术审判与便携式化学箱、口述传统与地质旅行等元素，展开了苏格兰边区超自然传统与启蒙时代科学文化的交叠写作实验，以隐喻超自然与科学和谐交互的理想图景。这部长篇小说丰富了苏格兰启蒙时代的边区书写与科学想象。

“可怜的鲁滨·克鲁索”：《鲁滨孙漂流记》中的语言伦理与情感哀悼

宋  爽    第115—134页

在《鲁滨孙漂流记》中，鹦鹉波儿是鲁滨孙离开荒岛时唯一带走的动物，但笛福并没有详细说明它的品种。对于鹦鹉品种的推断有助于理解十八世纪英国海外殖民对社会风尚、社会发展与性别伦理的重要影响。尽管波儿只能模仿人类语言，但其“喙”作为动物的象征，传达出超越人类主体所能把握的伦理召唤，打破了人类语言与动物声音之间的既定界限。这种语言界限的消解恰恰为后续的情感交流创造了可能性，在鲁滨孙、星期五与波儿三者的复杂权力结构中展现为一种“哀悼”，它不仅揭示了人类主权的脆弱性，也为人与动物之间的情感沟通提供了重要的伦理基础。

火山灰烬、考古发掘与文学想象：

《庞贝末日》的历史虚构法

陈礼珍    第135—160页

在司各特的“威弗莱系列”小说之后，布尔沃-利顿的《庞贝末日》是英国历史小说的又一个高光时刻，响应了当时的英国殖民扩张态势和欧洲怀古思潮。小说借助文学手法对历史事实亦步亦趋，以文学形式对罗马帝国历史进行了想象和文本重构，并结合地质学、颅相学、史学和考古发掘现场展开构思设计，在文学虚构想象和历史实物遗存之间形成致密的文本，标识出了历史小说在十九世纪转型发展的运行轨迹。

“在我们的新世界开辟一条新路”：

麦尔维尔《白外套》中的英国想象

冯立红    第161—185页

麦尔维尔对英国的“痴迷”贯穿了其整个创作生涯。本文以《白外套》为主要文本，通过考察麦尔维尔及其作品与英国的互动，探析他在英美纠葛冲突问题上的立场。麦尔维尔不仅在小说中预言美国将在英美政治势力争夺中赶超英国，而且以英国为参照点和对立物来想象、构建和修正美国文化身份，敦促美国重视本土作家，发展与其政治地位相匹配的民族文学。由是观之，《白外套》中的英国想象体现了麦尔维尔跨国视野中的美国民族主义观念。

地理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奥尔森

《马克西姆斯诗篇》中的“海洋和城邦”

王  卓    第186—203页

《马克西姆斯诗篇》堪称奥尔森的诗学独立宣言，不仅关涉“他的 - 故事”，还包含诗人构筑的共同体：宏大的美国故事、宇宙“故事”和个人生活的巧妙融合，是其自我和宏大宇宙之间的相互投射。这种投射主要在海洋和城邦这两个既对立又交融的地理意象中呈现出来，奥尔森通过这两个空间意象表达了投射诗“对现实态度的宣言”，并由此阐释了人们栖身于世界的方式。

哀悼未完成：论詹姆斯·乔伊斯作品中

帕内尔书写的意涵

杜  玲    第204—217页

“被哀悼的帕内尔”是十九世纪末以来爱尔兰历史文化书写中的典型形象，其悲剧性死亡作为广为接受的哀悼表述，承载着爱尔兰人的情感寄托和价值构想。但乔伊斯拒绝将帕内尔视作稳定、抽象的意符，他一方面通过戏仿众声喧哗的“哀悼热”，揭示出男子气概神话束缚下公众哀悼的本质主义以及个人哀悼的自我中心主义特征，提醒其中顽固危险的排他暴力，另一方面将自己投入到重复失败的哀悼游戏之中，以持续性的文本语境书写帕内尔，肯定其无法接近、超出判断的幽灵性。不可能完成的帕内尔哀悼承认自我的有限和他者的可能，体现出乔伊斯动态开放的、多元他异的伦理关怀。

十九世纪初俄国文坛的新旧文体之争

刘文飞    第218—238页

十九世纪初的俄国文坛爆发了一场新旧文体之争，以希什科夫为首的传统派坚持文学和语言的民族立场，以斯拉夫传统抗衡所谓的“法国崇拜”，以卡拉姆津为首的革新派则主张让文学和语言接近日常生活和欧洲现代文学潮流。这场争论既是文学语言和文学风格之争，也是文化和意识形态之争，吸引了当时俄国几乎所有的著名作家加入。这场争论标志着俄国作家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由此成熟并开始腾飞，而关于这场争论的学术史讨论自身也构成了一种能折射俄国思想史和社会史变迁的学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