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一书中论及西欧近代公共领域的产生时，将咖啡馆与报纸刊物以及沙龙、剧场、俱乐部、音乐会、展览会、图书馆等社团活动场所一同列为早期最具代表性的公共领域之一，尤其指出咖啡馆的兴起和发展反映了西欧近代公共领域形成的历史脉络和基本特征，并认为“咖啡馆的繁华时期是在1680—1780年”，“无论何处，它们都首先是文学批评中心，其次是政治批评中心，在批评过程中，一个介于贵族社会和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有教养的中间阶层开始形成了”，“咖啡馆不仅向权威性的圈子自由开放，进入其中的主要是广泛的中间阶层，乃至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也就是说，咖啡馆在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社会的转型期充当了现代性的载体，在公共领域形成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法国哲学家福柯则于1967年提出“异质空间”（又译“异托邦”、“另类空间”等）这一概念，将其界定为一种“真实的场所——确实存在并且在社会的建立中形成——这些真实的场所像反场所的东西，一种的确实现了的乌托邦”。咖啡馆自十六世纪在欧洲作为新生事物现身的那一刻，便“被视为某种革新的代表”；它在十七世纪英国大众的印象里披上了一层颇为独到的散漫政治色彩，并成为“一个追求社会平等的地方，让各种人降格（或升格）到基本的人的本质上来，作为人的基本原则上来”。后来由于容许反对君主的共和党人在此演讲而被打上了激进的烙印，公众视其为“英国革命的文化地标”，借用艾利斯在《咖啡馆的文化史》中的说法，“在十八世纪，有多条路可以通往启蒙和理性的世界，但英国的途径——温和的、市民的、中产阶级的途径——则是穿过配备有报纸的咖啡馆的大门”。

的确，咖啡馆的兴盛史不仅仅是西方社会转型期公共领域嬗变的历史进程之写照，也折射出新兴资产阶级平民化、商业性、开放平等的新型都市空间的建构过程；因此可以说，这个城市公共空间本身包含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异质特性。咖啡馆在特定历史时期充当了以提倡民主和主体自律的启蒙精神为核心的现代性价值载体和文化符码，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上的历史内涵彰显了“市民社会”的公共性特征，而其中与生俱来隐含着的异质特性包含了对现实社会形态极具批判性的边缘视角。

在政治层面上，咖啡馆的兴起正值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伴随着启蒙运动带来的民主思潮，咖啡馆充当了西方现代性意识形态的空间载体。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贸易的兴起使得由资本家、商人、银行家等群体组成的以私人自律为特征的“市民社会”发展起来，“城市”随之演变为与“宫廷”文化政治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生活中心，而咖啡馆作为城市文化中的公共领域，使得“充满人文色彩的贵族社交遗产……成为没落的宫廷公共领域向新兴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过渡的桥梁”。公众在咖啡馆等场所先是围绕文学和艺术作品展开批判，使其成为所谓“文学公共领域”；当有关文学艺术的批判扩展到政治经济领域时，“政治公共领域”便得以形成。这个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政治动乱的温床”的场所孕育了自由民主精神，从而为现代政治体制“奠定了民主的基石”。

在经济层面上，咖啡馆自创建伊始便是一种商业性消费场所，进而发展成为一个人际交往空间，最后逐渐变成“社会交往的理想缩影”。虽然同为“公众聚集，寻欢作乐”的城市消费空间，咖啡馆的特殊消费模式决定了它与喧嚣、吵闹、粗鄙的小酒馆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咖啡馆这类公共场所，人的行为受到想象中的方式制约，会按照其认为得体的方式行事，与所涉的场所大致吻合的方式行事。”

这种公共社会行为潜规则有效增强了人际交往的平等主义意识。在文化层面上，咖啡馆是一种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符号化公共空间，形成了所谓“咖啡馆文化意识形态”。十八世纪初，为了倡导一种“平等、互信和友好”的现代都市生活风尚，约瑟夫·爱迪生和理查德·斯蒂尔在其合办的《观察者报》中试图颠覆先前那种以炫耀权力和财富为主的宫廷和贵族行为模式，而以“中产阶级、商业和女性主义的行为模式”为标准重新界定“绅士”规范，并为此刻意强调乃至夸大咖啡馆的“移风易俗”功能。究其实质，这种城市生活的构想“仅仅是一个想象的存在，仅仅在维持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它应时而生，随需而变：十八世纪晚期，“作为一种都市理想，咖啡馆已经变成了一个丧失了生命力的比喻：被城市大众接受，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但同时也变得普普通通、平淡无奇”；时至十九世纪，咖啡馆“独具特色的有利于社会交往的特征”也逐步为城市阶层、性别、权力的隔离分化状态所替代。由此看来，咖啡馆最初作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欧洲社会转型期的革新性具象体现，在完成历史使命之后，它的后期理想化光环的失缺则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与之相应，咖啡馆在美国南方的发生和发展历程刚好印证了它的异质特性。在二十世纪初的新南方，随着传统饮食文化的现代性改变，公共餐饮场所开始呈现出激增的态势，咖啡馆也是其中一种新兴事物。正如文化史学家安吉拉·吉尔·库利所言，如果说过去的高档餐馆是基于阶层身份的奢华存在，那么此时大量涌现的咖啡馆则面向中低平民阶层开放，日益体现出一种新型的民主精神——先是开放给劳动阶级的穷白人雇工，后来逐渐实现了性别平等、种族融合，直至“为各个阶层、族裔、种族和性别身份的人们聚在一起工作、社交、吃喝及各类交际活动提供了多种契机”。因此，在当局看来，咖啡馆是“可能会恶行横生的空间，给公共秩序造成了隐患，因为市民在这里可能会规避那些旨在保护公众道德的条令例律——特别是关涉酒精和娼妓的条文”。围绕咖啡馆由此展开的社会争端派生了“更多微妙的文化冲突，因为店主、雇员和顾客各执一词，争相与民事当局理论，在有关什么是得体的公共话语和活动的问题上发表意见并为自己的立场进行辩护”。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咖啡馆在南方兴起之初便有着很大的文化阐释空间，也成了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的文学想象空间。

正是作为这样一个颇具异质特性的公共领域，咖啡馆在现代美国南方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1917—1967）的多部作品里反复出现，并在情节设置上占据主导地位，它既是故事发生的核心场所，又是一个极具主题表现力的空间意象。《伤心咖啡馆之歌》里“同一个空间的几经变易(商店——咖啡馆——钉上了木板的古怪房子)”在整个叙述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推动叙事进程，揭示人物内心世界，也有效地表现了爱与孤独的主题。

不过，在麦卡勒斯塑造的南方小镇背景的衬托下，咖啡馆空间本身显示出固有的文化异质性，这一点尚未引起评论界足够关注。笔者认为，在美国南方社会的转型时期，麦卡勒斯笔下的咖啡馆既承载着西方社会的现代性体验，又浓缩了南方小镇对北方都市生活的全部文化想象；与旅馆、酒店等都市空间意象类似，它可被看作美国南方社会转型期的新兴文化空间的具体例证。这个“文化飞地”使得麦卡勒斯笔下的南方小镇带上了都市文化入侵的特别印记，集中体现出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南方的城市与乡村、工业化与农业经济模式、保守文化与消费主义之间的价值冲突。

本文追溯咖啡馆作为城市空间的历史文化内涵，从咖啡馆的文化异质性界定入手，借助福柯的异质空间概念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在美国南方社会转型期的语境中解读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伤心咖啡馆之歌》等作品中的咖啡馆这一另类空间的解构特质，揭示其对麦卡勒斯“边界视角”构建的特殊贡献。

咖啡馆在美洲这片新大陆上首次出现于十七世纪中后期，也同样以公共性和异质性为特征。在独立革命时期，纽约的咖啡馆“一直都是民众反抗活动的核心场所”，并“与美国革命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纽约的反抗者“自由之子们”正是在咖啡馆里召开的会议上最终决定反英政策，咖啡馆为不同阶层的人们相聚一堂提供了一个适当的空间。因此有研究者称，咖啡馆“以其在历史上曾经的经历，成为北美地区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一种象征，更是崇尚自由人权的美国社会的精粹”。

带着这样一个鲜明的异质文化印记，咖啡馆这个城市空间意象出现在麦卡勒斯多部小说里的南方小镇上：《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纽约咖啡馆”是小镇生活的核心场所，善于观察、勤于思考的咖啡馆店主扮演着小镇灵魂人物的角色；《伤心咖啡馆之歌》中那场惊世骇俗的三角畸恋始于咖啡馆的开张，终于咖啡馆的倒闭；《婚礼的成员》中战时充当士兵聚会场所的“蓝月亮”兼具咖啡馆、酒吧和旅馆的特质，给平静而乏味的小镇隐约带来了一种躁动不安，其中掺杂着些许威胁恐慌的气氛，与女主人公的青春期心态甚为吻合；《树·石·云》等短篇小说则将咖啡馆描绘成城市生活方式和都市精神状态的化身。

评论家奥利弗·埃文斯最早指出，麦卡勒斯笔下的咖啡馆是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符码。此后评论界认为，在《伤心咖啡馆之歌》里，咖啡馆是上演“一场关于爱恨的寓言式人性大戏的舞台”，充当了“镇民们的避难所和安慰剂”，与《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纽约咖啡馆”店主比夫一样，为镇民们提供了“抵御冷漠和敌意的精神壁垒”；同时，它与海明威短篇小说里所描绘的“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类似，同样是“一座阻挡外部黑暗所象征的孤独和无序的堡垒”。这种说法强调了外部世界的凶险，且将之归因于现代性带来的精神危机，即现代社会的“孤独和无序”以及现代人的“冷漠和敌意”，从而忽略了转型期南方小镇的具体社会文化语境。

麦卡勒斯生活其时正值美国南方的社会转型期，因此其作品所呈现的南方小镇既非静态的单一化抽象场所，也非单向度的概念化空间，而是美国南方社会中处于工业化转型期的特异空间。二十世纪初期，数千座拥有五千名以下居民人口、以商业和制造业为经济主体的小城镇遍布美国各地，地域差异衍生出种类繁多的小镇模式。南方小镇的历史发展轨迹不同于其他区域。内战前的南方大部分地区仍是建立在种植业和奴隶制基础上的传统农耕社会，小镇这种社群组织和区域自治形式很难得到正常发展。

内战以后，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工业化进程一步步摧毁了南方诸州赖以生存的种植园经济，南方人口的地区分布逐渐发生改变，促进了南方小镇趋同于北方的城市化进程。麦卡勒斯笔下勾勒的南方社会多以其故乡——位于佐治亚州西部的小镇哥伦布为原型，而对于令这位女作家“爱恨交加的南方家乡”，传记作家弗吉尼亚·斯潘塞·卡尔在麦卡勒斯传记《孤独的猎手》中这样描述：“哥伦布是一个正在崛起的边境小镇，坐落在佐治亚和阿拉巴马之间的查塔呼齐河的东岸。作为南方第一批规划社区，它在1828年被镇长包租了下来……最终发展成为美国南方经贸和交通中心”；到了1891年，它已成为“一个有众多作坊的繁荣小镇，具有南方社会典型的阶层特征：许多富裕的作坊主、大量极端贫穷的白人、黑人（白人是作坊工人和佃户，黑人占了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做仆人和苦力）和少量的中产阶级”。这座以贫富差距显著、“阶级意识很强”为特征的日趋工业化的小镇承载着南方社会转型期的新旧价值冲突，构成了麦卡勒斯小说创作的灵感之源和原型背景。

在麦卡勒斯的多部作品之中，小镇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形态或隐或显，规模或大或小，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也略有不同。《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小镇在南部的纵深处……小镇还是相当大的。在那条主街上，有好几个商业街区，由两三层楼的商店和办公楼组成。但镇上最大的建筑是工厂，雇用了小镇大部分的人口。这些棉纺厂很大，生意兴隆；大部分工人都很穷。街上行人的脸上往往是饥饿孤独的绝望表情”；《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的“小镇本身是很沉闷的；镇子里没有多少东西，只有一家棉纺厂、一些工人住的两间一幢的房子、几株桃树、一座有两扇彩色玻璃窗的教堂，还有一条几百码长不成模样的大街……小镇是寂寞的，忧郁的，像是一处非常偏僻、与世隔绝的地方”；《婚礼的成员》的小镇主街有着“一样的砖墙的商店，占地有四个街区之多，白色银行大厦，远处还有窗户众多的棉纺厂”；《没有指针的钟》的“棉纺厂周围［是］死气沉沉、杂乱拥挤的贫民窟”，小镇里还有远离主街的“黑人居住区”和“面前有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的中产阶级人家别墅”。

这些以棉纺业为主的小镇带着南方社会转型时期的深刻烙印，在社会形态上呈现出较为显著的两面性：一方面，“被北方‘同化’的过程中南方并未丧失自身的特性。在社会生活领域，南方在物质上基本上接受了北方主导的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成果，而在非物质层面，新南方人依然是南方人，依然保持了他们祖辈长期培育而成的南方特性”；另一方面，“城市以其区别于农村的环境、文化传递给南方人一种区别于旧南方的精神，从而使南方人不仅在生活方式上，而且在思想观念上受到强大冲击”。

事实上，“在最初的棉纺厂里，工人拷贝着农村的生活方式，工厂主拷贝着种植园主的管理方式……随着现代化的管理代替人情化的家长主义管理模式，随着机器时代的到来，随着新一代纺织工人的成长，随着城市的诱惑超过对农村的依恋，棉纺村逐渐演变成棉纺镇，南方的纺织工人完成了从乡下人到城里人的蜕变”。因此可以说，在工业化大生产的冲击下，旧南方社会体制、生活方式和文化范式均已日渐衰亡，权力关系的新旧更迭正在棉纺小镇上悄然展开，而新南方的价值体系尚未尘埃落定。

为了凸显咖啡馆在小镇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伤心咖啡馆之歌》的叙述者先渲染了咖啡馆诞生之时转型期的南方小镇背景：“你必须先记住人们的生活是何等的低贱。每一家工厂的周围总是簇拥着许多人——然而远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有足够吃的、穿的和油腻香辣的美食。生活也可以是想方设法使自己生命维持下去的一个漫长的过程。可是有一点使人大惑不解，那就是：所有有用的东西都有一个价格，你不花钱就买不来，这就是眼下的世道。”寥寥数语一针见血地概括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这场变革施加于南方小镇社会体制和公众生活的颠覆性力量。

简约分散的手工作坊式生产模式转化为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农业劳动力大量转向工业，农村人口渐趋城镇化，随之而来的便是背离事物本质需求的各种异化现象——机器生产的异化劳动最终导致了生产者的异化和消费行为的异化，即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消费异化”。在机器时代的到来宣告着先前种植园农耕时代自给自足经济消亡的同时，商品经济的交换价值主导了现代人的生活，人们不禁开始质疑人的生命究竟价值几何；然而，“如果你好好观察一下周围，就会发现有时候它值不了几个钱，甚至是一文不值。有时你累得满头大汗，费了好大劲儿，事情还是没有起色，这时你心灵深处便会泛起一种感觉：你的生命并不太值钱”。

相比之下，《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棉纺小镇规模更大，并且显然已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城市化变迁。在商品经济体制下，镇民们的经济压力陡然沉重起来，新的贫富分化打破了南方社会原有的传统等级体制。米克一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总是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永远是钱，钱，钱。他们欠着杂货店的钱，他们欠着家具最后的分期款。现在他们失去了这所房子，他们又欠着那里的钱”；房客们都不按时交房租，姐姐们总是面临着失业的困扰，做钟表修理生意的父亲不得不“勉强接受了现实”，通过广告推销自己并开始给珠宝商低价做零活，米克最终放弃音乐梦想而成为一名商店店员。一家人都落魄到“和工厂的伙计一样穷”的地步，只不过出于他们在南方社会的家族血统与出身，“没人能看不起他们”。

同时，正如米克父亲与商业机构的妥协合流所示，小镇的生活方式已被打上了鲜明的商业化印记，收音机、霓虹灯广告、游乐场、汽车与火车等现代城市生活的标准化符码也逐渐入侵并主导了镇民们的日常生活，代表了一种工业化催生的特定的大众文化模式。作为一个颇具象征意义和反讽意味的隐喻，作品所描述的“阳光南部”游乐场（即“阳光迪克西秀”）的布景是“一片荒地，四周是一排排破败的棚屋，离工厂、轧棉厂、装瓶厂不远。人也不多，主要是工人和黑人。夜晚的游乐场点起彩灯，显得俗丽不堪。木马跟着机械的音乐转着圈子”。这是“一片城市荒原和一个机械梦魇的结合体”，象征着“与现代城市文明相关的一系列毫无意义且压抑人性的机械活动”；也就是在这样一个供劳动大众通过娱乐来逃避现实的典型城市化场所之中，酝酿已久的种族冲突和劳资矛盾最终以暴力血腥的形式爆发。

此外，《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爱密利亚小姐的人际交往原则以及《金色眼睛的映像》的军营隐喻也分别体现了资本运作背后的工具理性逻辑。前者精明强干，勤劳好斗，却“不知怎样［与人］相处”，认为“人的唯一用途就是从他们身上榨取出钱来”；后者被评论家称作“后工业社会的隐喻性缩影”，其等级森严、压抑人性的氛围成就了生性偏执的潘德腾上尉，同时也催生了人的异化，人际关系普遍呆板淡漠，就连夫妻之间的交往也都仅停留于浅表层次。在托克维尔的“精神隔绝与竞争资本主义密切相关”的推论基础上，潘西娅·里德·布劳顿进一步指出，“单一工业经济的小镇沉闷得令人绝望，在这种条件限定下人们不仅习惯于囤积钱财，而且吝惜自身的付出……与世界及他人打交道的标准模式是交易……在与他人的一种开放式的、索取与付出的双向关系中付出灵魂风险太大；更为安全的权宜之计是仅向他人索取，而不必冒被攫取的风险”。其结果是，爱米莉亚小姐对驼子李蒙真情流露，士兵威廉斯对上尉夫人窥视迷恋，由于违背了工具理性支配下的上述人际规则，均导致了人际关系的灾难性坍塌。

麦卡勒斯作品所描述的各个棉纺镇是二十世纪初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南方小镇缩影。当《婚礼的成员》的女主人公弗兰淇越过一道道隐形的边界，在富人区、棚户区、工厂区、商业区之间穿梭游荡的时候，她怀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体验了青春期的自己和转型期的小镇同步成长的律动，那些“突如其来”的改变让她不禁心生恐惧。乡村文化已然衰落，社会动荡的风云变幻尽现于平静的表象之下，而前文所述的外部世界的“孤独和无序”与人际的“冷漠和敌意”归根结底是源于南方社会经济体制的工业化转型。麦卡勒斯的“精神隔绝”主题正是这位南方女作家对美国南方社会在“后内战时期”的现代性价值转换所做出的文学回应，即：在这样一个工业化、商品化发展的新南方背景之下，麦卡勒斯借助于咖啡馆作为公共领域的空间意象，在南方小镇的语境中构建了一个“异质空间”。

胡小武在《城市张力——咖啡馆与生活方式的转型》中说：“城市化是一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变化。其一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运动，并在都市中从事非农业的工作。其二是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这包括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等方面。”在乡村和城市这两种生活方式之间，麦卡勒斯早年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她“从早年在佐治亚的成长经历中……继承了［南方］共同的文化和宗教史，对种族和经济平等的渴求，以及对能使自身产生归属感的群体的向往”；但“她从环境中汲取养分，却未被环境同化，也并未受到环境影响。成年以后，她发现了纽约所提供的自由和多样化的人际关系，并伸开双臂去拥抱这个‘有摩天大楼和白雪的城市’”。一如评论家德尔马·尤金·普雷斯利所言，与那些“父辈和(或）祖辈是南方精神贵族的重农派诗人和小说家”相比，麦卡勒斯出身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经历南方的方式有所不同，她所留下的文字记录表明她不曾努力去接受任何传统，去接纳福克纳所传承的那种给不少南方本土知识分子带来过痛苦乃至自我毁灭的文化遗产。尽管她在同代人心目中是一个身体残疾、心智尚未开化、创作视域狭小、文化程度不高、自我意识很强的南方女性，但她对新南方的社会变迁趋势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能够精确地捕捉到文化转向的蛛丝马迹。

最重要的是，麦卡勒斯的逃离“现场”使她能够以超然的眼光来审视正在经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变化的南方如何抵制现代性并与之达成妥协。在她的有生之年，这位身体和思想均游走于南方小镇哥伦布和北方都市纽约之间的南方女作家在她所构建的咖啡馆这个“边界”空间中找到了一座连接南方传统与现代性的桥梁，在历史演进的界碑上探索着文化断裂背后的传统延续。可以说，她所追求并认同的都市现代性价值观集中体现在咖啡馆空间相对于南方小镇的异质特性上，而咖啡馆的异质性指明了现代南方社会的工业化转型趋向，并宣告了南方小镇传统文化在保有南方文化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向城市化文明的过渡：其一，咖啡馆表现出公共领域的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分离，如《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纽约咖啡馆”所示，尽管南方素以农耕经济体制下的熟人社群著称，小镇传统对异己因素缺乏包容性，但咖啡馆店主比夫为自己设定了客观中立的旁观者角色：他外表冷漠，但心怀同情，尤其对外来者和畸零人表现得颇为宽容。这种经营理念为这家咖啡馆增添了一种公共性特质，并为漂泊的往来过客提供了一个暂时停泊的可靠港湾：“进进出出——进进出出。无论如何，这和他没关系”；“夜里他是绝不会歇业的——只要他没有关门大吉。夜晚正是时候。有一些白天永远不可能遇到的人。有些人一星期固定来几次。另一些人只来过一次，喝一杯可口可乐，就永远地消失了。”显然，这是一个人际关系宽松而随意的都市环境，几位身份不同、性格迥异的主人公都是这里的常客，曾经相遇而从不相知，他们的生活注定没有交集。在短篇小说《树·石·云》设定的咖啡馆语境下，一位老人向懵懂无知的报童男孩倾诉自己失恋和执着寻找爱人的悲惨经历，徒劳地尝试得到对方理解；在他开始讲述自己体悟出的泛爱哲学时，店主利奥“突然尖声叫起来”，试图阻止他继续讲下去。待老人离开后，男孩问店主此人是不是醉汉、吸毒者或是疯子，利奥却“无意回答他”，因为他“经营通宵咖啡馆都有十四个年头了，他已把自己看成是判断疯癫的专家了。黑夜里流入到咖啡馆来的既有本地人也有外来的流浪汉。什么怪人他不曾见过。可是他不想搭理这咄咄逼人的小毛孩子。他把那张苍白的脸一板，连一声都不吭”。这一幕进一步揭示了咖啡馆的人际交往逻辑：作为一种典型的城市公共空间，虽然表面上它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但却排斥那种隶属于私人空间的深层沟通。所以说，咖啡馆提供了一个浅表层次的人际交往场所，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开放性的城市生活方式；形形色色的人物在此短暂相遇，制造出一个又一个打破隔绝的幻象，而彼此交谈的陌生人却终将孤独离去。

其二，咖啡馆承载了城市文化的民主精神，也标志着闲暇空间与劳动空间以及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的分离。与南方传统主流社会的“绅士文化”、“骑士精神”一脉相承，“作为集休闲、交往、消费、品味为一体的‘咖啡馆主义’也是城市文化的一种形式……咖啡馆在为人们提供休闲场所的同时，展现的不仅是幽雅氛围、轻松感受、交际互动、自主参与等积极价值，其特定的营运与商业模式也带给人们某种‘规训’与‘文明化’的潜在影响”。《伤心咖啡馆之歌》在讲到“咖啡馆的来由”时强调的正是这一点：南方小镇上的咖啡馆气氛既有别于死气沉沉的劳动空间，也不同于给人带来敬畏感的宗教场合，尽管三者同属于公共领域。但另一方面，虽为寻欢作乐的休闲场所，但咖啡馆使劳动阶层的人们无一例外地得到了精神升华，无师自通地变得“彬彬有礼”起来——“在一家情调合宜的咖啡馆里，连最有钱、最贪婪的老无赖也会变得规矩，不去欺侮任何人。没钱的人则会怀着感激的心情四处张望，抓一撮盐时也显得极其优雅、庄重。因为一家正派的咖啡馆的气氛本来就意味着这样的内容：大家和和气气，肚子里沉甸甸的感到满足，行为也显出优雅高贵”。而且，虽无宗教引发的遐思冥想，咖啡馆却使身陷于俗世的人们超脱现实，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感受并理解世界，其媒介便是与咖啡功效相当的“爱密利亚小姐的酒”——“也许没有这点酒就压根儿不会有咖啡馆”，且不同于麻痹神经、混乱神智的寻常酒类，“一个人喝了爱密利亚小姐的酒以后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也许会感到痛苦，也许是快乐得瘫痪了一般——可是这样的经验能显示出真理；他使自己的灵魂温暖起来，见到了隐藏在那里的信息”。麦卡勒斯笔下的南方小镇虽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宗教缺席，但这一缺失在咖啡馆空间中得到弥补，伴随现代性应运而生的公众信仰危机亦在此暂时得到缓解。

其三，在公众平等参与的基础上，咖啡馆确立的是一种新型的消费关系，代表了文化空间与商业空间的一个交汇点，“娱乐化都市空间的欲望消费则是一种象征性消费的欲望满足，是在一般性物质欲求满足之后的更大的欲望需求，是一种休闲性的欲望消费，一种炫耀型的欲望消费，一种增值化的欲望消费”。如《伤心咖啡馆之歌》所描述，“咖啡馆之所以在人们心目中有地位，还不仅仅在于它温暖如春，装潢美观，灯光明亮。全镇这么珍视咖啡馆还有它更深远的原因。这与这一带过去没有体会过的一种自豪感有关……咖啡馆给小镇带来的新的自豪感几乎对每一个人都有影响，连儿童也包括在内”；而为获得这种“自豪感”所付出的代价是廉价的，它正是“休闲性的欲望消费”所带来的那种所谓的“象征性消费的欲望满足”。同时，咖啡馆特有的这种“休闲性的欲望消费”也带来了附庸风雅的文明诉求，从而强化了富有社会规约能力的南方“绅士文化”。《伤心咖啡馆之歌》的小镇居民“上爱密利亚小姐的店铺之前，总先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进咖啡馆时总是很有礼貌地先在门槛上刮干净自己的脚”；《婚礼的成员》中的13岁女孩弗兰淇走进“在她看来始终更像是咖啡馆，而不是真正的旅馆”的蓝月亮，“骤然间产生了一种一本正经的感觉。在火车座里坐下时，她小心地抚平裙子，不让裙褶坐乱，就像参加晚会或者进了教堂。她正襟危坐，脸上显出很有教养的样子”。表面看来，咖啡馆的“高雅”文化削平了社会个体间的差异，拉近了不同阶层间的距离，但实际上，咖啡馆文化背后起主导作用的是商业消费空间的固有逻辑：咖啡馆人群所消费的不仅仅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更多是作为社会地位和个人身份的象征符码的商品；人们将欲望投射到具体的产品消费上去，在消费过程中满足欲望，获得了一个超越旧有社会等级体系的崭新的“平等”身份。

理查德·库克在分析《伤心咖啡馆之歌》时指出，咖啡馆才是作品的“真正主题”；它不仅将镇民从贫穷、乏味的日常生活秩序中暂时解脱出来，激发了他们对自由美好的向往，而且这个空间从饲料店到咖啡馆再到监狱的变迁象征着小镇群体价值观的深刻转变。上述分析进一步表明，在麦卡勒斯的小说世界里，作为一种城市空间的咖啡馆与南方小镇的传统生活空间形成了多个文化层面上的多重对照，它所代表的上述空间嬗变及其文化内涵折射出转型期南方小镇文化逻辑的内在矛盾，这其中既有对南方传统精神的适应性包容，也蕴藏着南方社会变革的颠覆性力量。

尤其是南方小镇的现代化转型赋予咖啡馆一种迥异于传统农耕社会经济、相应于新兴工业化商品秩序的消费文化内涵，人们试图在这一闲暇和消费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人际交往模式和社会身份观。福柯曾将“异质空间”阐释为人类社会中与常规空间对抗的一个另类景观；也就是说，这一空间本身是自我封闭的，却总是那些不相容或者相矛盾的空间类型的交汇场所，在时间意义上代表了与将其包围的那些文化传统的一种“断裂”。作为这样一种异质空间，咖啡馆的具体功能则随着文化变迁而处于永恒的流动之中，“断裂”的变化中又体现出一种“延续”。由于其文化异质性，咖啡馆犹如沙漠上的一片绿洲，在南方小镇上形成了一块“文化飞地”，在保守和变革两种力量的汇聚和抗衡中见证了转型期新旧南方的文化变迁与价值冲突。

追根溯源，咖啡馆是现代性的产物，其自身便包含着异质因素，在瓦解旧体制的人际壁垒的同时也在构建着一种全新的身份边界。这样看来，咖啡馆的文学意象在主题表现上终究潜藏着一个现代性悖论——作为社会转型期的缓冲带，其解构性必然会与建构性同在，文化传统的承接与断裂并存，历史与现实的交锋和更迭由此展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心是孤独的猎手》之所以“孤独”，其原因在于坚如磐石的工业化秩序所带来的人性异化最终无可挽回地在小镇生活中占了上风，比夫身上所体现的咖啡馆精神犹如暗夜里的风中残烛：既然“不是为了钱”，“当小镇别的咖啡馆都关门时，为什么他要通宵营业呢？”。在结尾处的这一顿悟时刻，“恐惧感如此强烈地扼住了他的喉咙”，他用“狭窄的左眼追忆过去，睁大的右眼害怕地凝望着未来——黑暗的、错误的、破灭的未来”，感觉自己“吊在光明和黑暗之间”。《伤心咖啡馆之歌》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爱密利亚小姐所代表的咖啡馆文化在与马文所象征的人性异化力量的对抗中落败：“咖啡馆里的一切突然都涨成单价一块钱了。这算是什么咖啡馆呢？”其结果是，以十二人苦役队为象征的工业化秩序主导了南方小镇的主流社会生活。可以说，伴随着咖啡馆的空间嬗变，转型期的南方小镇在传统与现代性交迭的迷思和徘徊中就这样走向了它那新旧体制更替的历史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