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各特在十九世纪欧洲引发了一股苏格兰文学旅游热潮。鲁迪·科沙尔指出“旅游和民族主义都是与日常和本真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并认为旅游者能够在对异域景观的感受中强化自己对本民族的认同感。该认识实际上言明了游客的旅游动机，即逃离现有生活状态，寻求现实生活中丧失的本真意义，并在对本真意义的追寻及体悟中重新确定自己民族身份。基于科沙尔的研究，本文结合时代背景，对苏格兰文学旅游者的旅游动机进行假设分析，即，在十八世纪末乃至整个十九世纪，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在欧洲社会引发了激烈的变革和动荡，造成传统与现代的断裂、理性与情感的对立、人与人的疏离、人与自然的矛盾等现象与问题。人们迫切希望从现有生活秩序中解脱出来，到一个他异化的景地，体验在现实生活中所丧失的自然美和人性美。通过诗歌和小说，司各特创造性地挖掘了苏格兰历史与传统文化，对苏格兰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进行了如画式描写，构建了一个他异化的想象王国，激发了欧洲读者的旅游热情。他们纷纷前往苏格兰，到司各特所描写的山谷、小溪、废墟、历史遗迹中寻找生活的本真意义，在对异域风景的感受中强化自己对本民族的认同。

鉴于司各特对苏格兰民族旅游形象的构建做出的重大贡献，国内外学者已从不同视角对司各特与苏格兰旅游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总体看来，国内外学者认识到了司各特对苏格兰旅游业的功劳，强调司各特诗歌和小说对激发读者想象、吸引欧洲游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但未能对旅游者的旅游动机进行进一步分析。另外，在研究对象方面，国内外学者更加注重对司各特的作品进行研究，忽略了司各特在文本以外所付出的努力，也未能认识到旅游手册和旅游者在构建苏格兰民族旅游形象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因此，本文旨在分析苏格兰文学旅游热潮兴起与延续的原因，考察旅游者的旅游动机隐含的历史语境，探讨司各特本人、旅游手册以及以乔治四世和维多利亚女王为代表的旅游者在苏格兰民族旅游形象的构建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重新审视司各特与苏格兰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

司各特所处的年代正是苏格兰旅游业发展的起步阶段。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苏格兰正由一个“贫瘠荒凉”之地变成一个有异域特色的旅游胜地。1760年代，苏格兰诗人詹姆斯·麦克弗森连续出版了三部诗歌，即《搜集于苏格兰高地的古诗片段》、《芬格尔》、《帖莫拉》，声称这三部诗歌（以下合称《莪相集》）译自苏格兰盖尔语。这些诗歌将对苏格兰古代部族英雄的讴歌融合于粗犷的自然景致中，使苏格兰的民族形象得到了很大提升。在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莪相集》在英格兰和欧洲掀起了一股莪相热。受《莪相集》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旅游者开始到苏格兰探寻古英雄的足迹，感受异国风景，在这个过程中苏格兰由荒芜的蛮夷之地变成了具有文化特色的旅游目的地。肯尼恩·麦克尼尔曾如此评论《莪相集》和司各特的继承关系：“《莪相集》使苏格兰高地成为可以售卖的旅游景点，司各特则为高地增添了无限想象力，成为大师级推销员。”

在《爱丁堡评论》上一篇评价《莪相集》的文章中，司各特表示，他认识到诗集所运用的虚构和想象手法对提升苏格兰民族形象所起到的作用，决定效法麦克弗森。司各特的文学生涯始于歌谣，1802至1803年，他发表了《苏格兰边陲地区民谣集》，这部歌谣集由他本人收集并经过创造性加工整理而成。《苏格兰边陲地区民谣集》开启了司各特浪漫主义诗歌的创作之路。1805年，司各特发表《末代行吟诗人之歌》，之后几年又出版了《玛米恩》及《湖上夫人》。在1810年代，司各特又陆续创作了《唐·罗德里克的梦幻》《罗克比》《特里亚明的婚礼》《岛屿的领主》《勇敢的哈洛德》等诗作。

在这些诗歌中，《湖上夫人》对苏格兰旅游业的影响最为深远。在该诗中，司各特借助浪漫主义手法，描写了乔装打扮的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五世在卡特琳湖和特罗萨克斯地区打猎迷路后偶遇淑女艾伦而发生的爱情故事。该诗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对苏格兰旅游业产生了积极影响。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旅游者不远千里来到特罗萨克斯，跟随詹姆斯五世的脚步，于嶙峋山峦与茂密丛林中寻找自己心中的“艾伦”。1810年11月，约翰·辛克莱爵士在写给司各特的信中谈到了《湖上夫人》产生的影响：“您的诗歌极大地促进了到特罗萨克斯地区和卡特琳湖游客数量的增长，我所驾的马车是第297辆，而在以前的这个季节，［到这里的马车］从未超过100辆。”同辛克莱一样，司各特的出版商罗伯特·卡德尔也注意到了《湖上夫人》带来的变化：特罗萨克斯地区的每户人家和每间旅馆都挤满了来自各地的游客。受《湖上夫人》的影响，当地的服务设施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罗伯特·克里斯蒂森曾多次到特罗萨克斯地区和卡特琳湖区游玩，见证了斯图尔德农舍如何在1816至1856年间由单一的游客接待场所转变为能够提供综合服务的大型旅馆（包括船夫和导游服务）。

除诗歌外，司各特的小说，尤其是《威弗莱》《红酋罗伯》《修墓老人》《修道院》《男修道院院长》《盖伊·曼纳林》及《中洛辛郡的心脏》，大大提升了苏格兰的民族旅游形象。在小说中司各特对苏格兰城堡、历史遗迹、自然风景、氏族首领、高地习俗和服饰的描写使苏格兰变成了令人神往的旅游胜地。波兰游客克雷斯蒂恩·瓦赫-希尔马、美国旅游者纳撒尼尔·卡特、法国作家阿梅代·皮绍都曾于1820年代到苏格兰游玩，且都去过司各特小说中描写的景地。瓦赫-希尔马到斯特灵城堡想到威弗莱被囚禁的场景，卡特在爱丁堡则让导游带他去《中洛辛郡的心脏》中女主角住过的房屋，皮绍前往苏格兰边区寻找《修道院》和《男修道院院长》中描写的修道院原型梅尔罗斯修道院。阿伯茨福德庄园也成为不可错过的旅游景点，因为它完全体现了司各特的艺术品位：“从外表看，这正是人们所想象的《艾凡赫》、几部威弗利［威弗莱］历史小说和《最末一个行吟诗人之歌》［《末代行吟诗人之歌》］的作者要住的房子：塔楼、护墙、雉堞、垛口及堞眼，一应俱全。”司各特在有生之年在此接待过大批游客，包括萨克斯-科堡-萨尔菲尔德的利奥波德（后为比利时首任国王）、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和爱尔兰作家玛利亚·埃奇沃思。由于来阿伯茨福德访问的游客过多，司各特的法国妻子夏洛特曾抱怨阿伯茨福德俨然成了免费旅馆。在谈到这一时期司各特对苏格兰旅游业产生的影响时，阿拉斯泰尔·迪里甚至用“创造”一词来评价司各特对苏格兰旅游业的贡献。

司各特之所以能够把苏格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转化为旅游吸引物，掀起一股文学旅游热潮，一是因为他对苏格兰风景和人物的如画式描写符合浪漫主义时期的审美潮流，二是因为他对苏格兰传统历史文化的创造性挖掘能够引发欧洲各国民众共通的民族情感，促进民族意识的觉醒。马尔科姆·安德鲁斯总结称，如画原指绘画内容的素材，但在十八世纪中后期经埃德蒙·伯克、尤维达尔·普赖斯、威廉·吉尔平等美学理论家的阐释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能够拓展到旅游、艺术、园艺、建筑等多个领域的成熟理论，深刻影响了浪漫主义时期作家对文学素材的选取，成为旅游者对旅游吸引物进行鉴赏的圭臬。吉尔平把如画定义为“一种能够入画的秀美”，主张在优美与壮美之间寻找如画的美感体验。如画观念是一种参悟方式，强调景物变化的参差多态、线条形态的尖锐对比、恢宏不羁的原始意象、捉摸不透的神秘幽玄所带来的感官刺激，在如画审美家眼里，地方色彩、废墟、城镇、山林、岩石、溪流、吉卜赛人、乞丐都能够引发感官上的冲击，因此，他们重视这些对象的价值，主张通过这些对象和各种张力关系寻求快感。同时，如画美学是在与同一时期启蒙运动相对立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审美理论。启蒙运动推崇理性与法则，“蔑视诗歌，贬低天才的想象，不尊重崇高或‘热情’”，而如画审美强调想象与情感，主张释放人的热情和个性价值。由此可见，如画审美是对启蒙运动的一种回击或者反叛。司各特熟知如画审美理论，并把该理论思想运用到阿伯茨福德庄园的设计和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在《湖上夫人》中，司各特以詹姆斯五世与艾伦的奇遇为主线，描绘了特罗萨克斯和卡特琳湖区的嶙峋巉岩、起伏山峦、奇光流霞、多姿树藤，凸显了苏格兰的参差形态；在《威弗莱》中，司各特以英格兰旅游者威弗莱深入苏格兰高地的游历为主线，描绘了苏格兰的荒野、洞穴、溪流、瀑布、服饰和习俗，突出苏格兰的“原始意象”和异域情调；在《盖伊·曼纳林》中，司各特围绕男主角伯特伦的绑架案，描写了苏格兰的巫术、城堡、破屋、海湾，凸显了苏格的神秘幽玄。通过诸如此类的作品，司各特以如画的描写方式，构建了苏格兰的“他异者”形象，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吸引着无数欧洲游客前往他描写的地点驻足观赏。贝丝·赖特在评价司各特作品所带来的视觉冲击时，认为司各特以画家的眼光看待一切，而他通过诗歌和小说所创造的视觉意象则能够引发旅游效应：“司各特的读者通常能够变成旅游者，他们急切地购买插图书、风景画和报刊，欣赏里面描绘的画境旅游线路，渴望进行画境游，走遍欧洲范围内司各特描写的景点。”

泛欧民族主义思潮更助推了这种画境游。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欧洲正在经历激烈的社会变局，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打击了欧洲各国的封建统治，但革命和战争后持续不断的动荡使整个欧洲弥漫着不安气息，罗兰·斯特龙伯格用“喧嚣躁动、令人亢奋”来描述这一时期的历史。工业革命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推动了欧洲的现代化进程，但同时也使传统文化体系受到巨大的冲击和挑战，造成过去和现在的断裂，加深了人们的不安情绪。欧洲的诗人和小说家以怀旧的方式来对抗这种变局，他们纷纷把目光转向本民族的历史记忆，寻找“旧日的歌谣，充满传奇的梦，古老的房舍和堡邸，哥特式教堂，十字军，骑士生活和修道院生活，质朴的民间文学、民歌、圣徒传记”，引发了一股泛欧民族主义的潮流。就苏格兰而言，1707年的英格兰和苏格兰联合法案逐渐破坏了高地氏族制度，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的文化习俗差异也日渐缩小，工业革命和圈地运动改变了苏格兰的传统生活方式，但同时也造成现代和传统的断裂，正如司各特所感觉到的那样：

很明显，在苏格兰激烈的工业化进程中，苏格兰的高地氏族制度、传统习俗文化和价值取向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司各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不适，怀旧情愫油然而生。他在诗歌和小说中以虚构人物对苏格兰传统历史文化进行创造性挖掘，并在欧洲引发了一种共通的民族情感。不同国籍的游客通过对比苏格兰与自己的国家，加深了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怀，强化了民族认同感。

“国家的‘认同’过程同时也是‘认异’过程，‘认同’是对民族国家的内部而言，‘认异’则是通过它的对立面来界定自己。”在这个民族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旅游尤其是跨国旅游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杨怡杰等所指出的那样，游客通过跨国旅游，在“自我”和“他者”的辨析中更能强化对本民族的认同感。司各特对苏格兰高地风俗、民族服饰和如画美景的描写，把苏格兰构建成为一个“他异者”形象，在泛欧民族主义的思潮影响下，更能使不同国籍的游客把苏格兰选作旅游目的地，通过感受苏格兰的“他异者”形象来强化对本民族的认同感。波兰旅游者克雷斯蒂恩·瓦赫-希尔马是司各特作品忠实的爱好者，对司各特作品尤其是《湖上夫人》所描写的景点如数家珍。1822年，他到苏格兰旅游，恰逢当地迎接乔治四世的民族文化盛会。此时的苏格兰文化民族主义空前高昂。司各特以乔治四世巡访为契机，安排乔治四世身着苏格兰花格呢服饰，暗示身着苏格兰民族服饰的乔治四世体现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和谐统一”。在司各特的导演下，苏格兰高地人和低地人身着统一服饰，苏格兰高地的文化符号变成了苏格兰统一的文化符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司各特构建了一个统一的苏格兰民族身份。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浪潮下，此时的波兰早已被普鲁士、沙皇俄国和奥地利瓜分殆尽，已从欧洲版图消失了逾20年。瓦赫-希尔马有幸见到了司各特本人，对司各特能以魔法之笔唤起苏格兰民族集体记忆、苏格兰能产生这样的国际名人充满妒意，他目睹了苏格兰民众身着花格呢服饰迎接乔治四世的壮丽场面，对苏格兰人能以传统服饰表达民族情感无比羡慕。在游历苏格兰的过程中，瓦赫-希尔马的民族意识显得越来越明显。在爱丁堡歌剧院，他观看了司各特小说改编的剧目，引发了他对本民族文学的思考：“如若贾诺夫·滕琴、鲁奇奇·波亚塔或罗杰特克的作品也能改编成舞台剧，我们民族的文学亦能发扬光大。”在特罗萨克斯和卡特琳湖区，他以《湖上夫人》为向导，身临其境，感受司各特描写的每一个细节，面对司各特笔下的湖光山色，再对比波兰荣光不再的喀尔巴阡山，瓦赫-希尔马思索着如何赋予波兰山脉以文化内涵，点燃世人对喀尔巴阡山的激情。瓦赫-希尔马的苏格兰之旅不仅引发了他对本民族现状的思考，更点燃了他对波兰民族复兴的热望。显然，瓦赫-希尔马通过辨析苏格兰和波兰各自的旅游形象，强化了自己对本民族的认同感。

与瓦赫-希尔马同一时期到访苏格兰的还有法国游客阿梅代·皮绍。此时的法国在经历了资产阶级大革命、拿破仑战争、波旁王朝复辟后，面临激烈的社会变革，新旧两种制度的冲突使整个法国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气息，作家和诗人们都试图在历史记忆里寻找精神慰藉。司各特对苏格兰传统的描写，对苏格兰历史的成功挖掘，无疑是抚慰心灵创伤的一剂良药，他所构建的怀旧王国便成为这些作家和诗人们的精神家园，因此，苏格兰之旅势在必行。像瓦赫-希尔马一样，皮绍也是司各特作品的忠实爱好者。在旅途中，皮绍时刻感知到司各特诗歌和小说人物的在场，思考着运用法国历史提升诗歌和绘画艺术境界的良方。在途经泰晤士河畔的里士满山时，他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中洛辛郡的心脏》中女主角简·迪恩斯的身影。为求得国王对妹妹的宽恕，迪恩斯从爱丁堡的亚瑟王座出发，不远千里，徒步来到里士满山求见王后。迪恩斯将里士满山和亚瑟王座进行了对比，在她看来，里士满山虽美，但不及苏格兰家乡的亚瑟王座，面朝大海，绿柳成荫。迪恩斯对家乡的深深热爱唤起了皮绍的民族情愫。面对里士满山，他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想到了圣日耳曼昂莱，圣日耳曼昂莱也有着光辉的历史，但却缺乏像司各特这样的人物对法国的历史遗迹和传统进行发掘。在爱丁堡，皮绍把旧城和新城比作《湖上夫人》诗歌中的人物罗德里克·杜和詹姆斯·菲茨-詹姆斯。在前往特罗萨克斯和卡特琳湖区的途中，他路过斯特灵城堡，便在那里寻访《湖上夫人》男主角詹姆斯五世的王宫宝座，在感受司各特文笔之魅力的同时，把詹姆斯五世同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联系到一起，认为两位君主均英勇无比，爱乔装打扮，深受民众爱戴。不言而喻，皮绍通过历史记忆来寻求精神慰藉，而司各特所构筑的怀旧王国则激发了他对自己国家的民族情感。

司各特所引发的文学旅游热并未随着司各特的逝世而降温，而是在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推进下持续发酵。1836年，一个名叫大卫·格雷的游客在游览苏格兰时曾感叹道：“整个苏格兰就是司各特王国。”威廉·夏普和威廉·克罗克特将司各特所有作品中所涉及的故事发生地绘制成了和司各特相关的文学地图，认为苏格兰的每一寸土地都出现在了司各特的描述中，因此司各特已经成为苏格兰的代名词。司各特对苏格兰的影响还体现在司各特纪念塔上。该塔建于1840至1846年间，是十九世纪为纪念一位作家而修建的世界上最为恢宏的哥特式纪念塔，自建成以来一直是爱丁堡的地标性建筑。安德烈在评价司各特的影响时写道：“司各特的作品对旅游业的影响之大，令人吃惊。人们对其作品中的美景怀着一种新的遐想，纷纷涌向苏格兰，他们甚至一边探索着某些山岗和湖泊，一边大声朗读他的作品。”著名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哈丽雅特·斯托的旅行经历印证了他的评论。斯托夫人曾于1853年访问苏格兰，她在笔记中这样描写这次旅行经历：“我们在火车上听到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在谈论司各特，我们路过的每一条小溪、看到的每一处风景都因司各特的诗歌和他对历史事件的描写而让人产生出无限遐想。”司各特对苏格兰旅游的影响还体现在阿伯茨福德庄园不断增加的游客数量上。阿拉斯泰尔·迪里从统计学的视角分析阿伯茨福德在维多利亚时期游客数量的变化，他的统计显示，自1833年阿伯茨福德首次对游客收费开放以后的70年里，到访阿伯茨福德的游客数量呈增长趋势。1833年，阿伯茨福德共接待了大约1500名游客，1868年接待的游客数量是1833年的四倍，这一数量到1898年增加到了7004名。游客的增加必然带动苏格兰服务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面貌的改善。早在1839年，威廉·豪伊特就把司各特比喻成构筑了苏格兰新旅游服务网的建筑师，他指出司各特作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到苏格兰旅游，为无数苏格兰人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为了适应不断涌入的游客需求，苏格兰新修了多条公路、铁路，增开了到西部岛屿的新航行路线，建造了更多的旅馆。

苏格兰文学旅游业的持续发展与工业革命的加速也密不可分。文学旅游是伴随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消费时代的到来而兴起的一种新的旅游方式。欧洲工业革命的加速使中产阶级可支配收入增加，受教育水平提高，成为推动欧洲文学旅游的主要力量。此外，“工业革命的加速［也］是铁路建设迅速发展的根本动因”。在工业革命的持续推进下，苏格兰铁路的发展为欧洲文学旅游的主力军提供了动力保障。自1830年代开始，苏格兰迎来了铁路时代，这大大方便了游客出行，很多和司各特有关的旅游景点被开发出来。苏格兰第一条为乘客服务的铁路是1831年开通的加恩柯克—格拉斯哥线。在1850年代以前，苏格兰铁路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尚不密集，线路最远到达东北部城市阿伯丁。这一时期苏格兰的几条主要线路集中在南部。1842年，连接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的铁路线路开通，大大方便游客到《湖上夫人》和《红酋罗伯》的故事发生地洛蒙德湖和特罗萨克斯游玩。与此同时，格拉斯哥到苏格兰西南部沿线城市的铁路也已开通，方便游客前往《卡佐夫城堡》的故事发生地佩斯利修道院、《岛屿的领主》的故事发生地基尔温宁、《古董家》的故事发生地特恩贝里城堡。1846年，爱丁堡到特威德河畔贝里克的线路开通，该线路经过《拉美莫尔的新娘》和《玛米恩》涉及的许多地点，如法斯特城堡和克赖顿城堡。1848年，卡莱尔到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的线路开通，该线路大大缩短了从伦敦到爱丁堡或格拉斯哥的旅行时间。1818年，人们出行时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乘客乘坐邮递马车从伦敦出发到达爱丁堡需要59个小时，铁路的开通使这一时间缩短到了12小时。1860年代到1880年代，苏格兰铁路得到了高速发展，苏格兰南部和中部铁路网变得密集起来。1862年，连接爱丁堡和卡莱尔的“威弗莱线路”开通，由于该线路穿过司各特故乡和司各特作品的故事发生地，故以《威弗莱》系列小说进行命名。1880年，由卡伦德经过奥湖到奥本的铁路线路开通。卡伦德是游客从东部进入特罗萨克斯的必经城镇，奥本则是游客到西部岛屿的重要中转城市，这就意味着该线路大大方便了游客到《湖上夫人》、《高地寡妇》和《岛屿的领主》的文学联想区域游玩。截止十九世纪末，苏格兰现代铁路体系基本形成，线路最远到达苏格兰北部小镇瑟索，这意味着游客可借助铁路抵达小说《海盗》的故事发生地——苏格兰最北部的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

 苏格兰铁路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苏格兰旅游业的发展。仅在1866年，苏格兰铁路运送的游客就多达2300万人次。浪漫主义时期，游客主要乘坐马车或者徒步旅行，由于苏格兰地形复杂，大部分游客只到苏格兰南部和中部游玩，鲜有游客到苏格兰较远地区旅游。在1820年代访问苏格兰期间，瓦赫-希尔马曾感叹道：“几乎没有游客到苏格兰北部、西部岛屿、奥克尼岛访问。”至1850年代，随着苏格兰铁路网的发展，游客到苏格兰较远地区旅游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苏格兰铁路带给游客的便利可以从《苏格兰游客手册》安排的一日游窥见一斑：“游客早上7点10分从爱丁堡或者7点30分从格拉斯哥出发，9点50分能赶上从卡伦德出发的马车，穿过特罗萨克斯，11点20分乘坐卡特琳湖上的轮船，3点20分之前可以完成附近湖上航行，5点之前抵达斯特灵，6点半之前回到爱丁堡或者格拉斯哥。”这条一日游线路，行程安排紧凑，主要是借助特罗萨克斯周围开通的铁路才能得以实现。事实上，早在1842年，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的铁路便已开通，由格拉斯哥和爱丁堡到卡伦德的铁路分别在1856和1858年开通，这大大方便了游客到特罗萨克斯湖区游玩。

很多游客把苏格兰当成一个表演空间，“化身”为司各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进行表演。如果结合表演理论和空间理论，“将旅游所涉及的诸多空间或事物视为舞台，将旅游者视为在舞台上进行表演的人”，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游客处于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之中，具有很强的参与能力， 他们“凭借感官、精神、想象去表演旅游地”、“以多感官的、肉身的、主动的方式去消费旅游地”。自《湖上夫人》发表后，不计其数的欧美游客来到特罗萨克斯和卡特琳湖畔，像詹姆斯五世一样寻觅心中的艾伦，像马尔科姆一样攀爬陡峭险峻的山岩，他们在湖畔朗诵诗歌，与船夫交谈，仔细对比湖区风景和司各特的描写。尼古拉·沃森曾提到一个伦敦人，不远千里到特罗萨克斯练习吹号子，沃森认为这个伦敦人是在模仿詹姆斯五世的号角声。值得注意的是，“旅游是具身的、多感官的、遭遇其他人与物并处于不断生成变化之中”，也就是说，游客可能受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启发和诱导，打破文学联想空间的原初疆界，创设新的旅游表演舞台。伊莱休·伯里特曾于1863年到苏格兰旅行，在参观完阿伯茨福德后，他找到一只小船帮他渡过特威德河。伯里特原以为撑筏的船夫是一位男士，却不料送他渡河的竟是一位美少女，当这位美少女在河里划起浆后，伯里特脑海里立即浮现出艾伦划船送詹姆斯五世渡湖的场景。很显然，伯里特发挥了创造性想象能力，把自己当作詹姆斯五世，把划船的美少女当作艾伦，对诗歌的经典场景进行了演示。伯里特通过具身实践，把特威德河当作表演的舞台，使原初的诗歌空间发生了位移。旅游者除了对司各特诗歌中的人物进行表演外，还对他小说中的人物进行表演。儒勒·凡尔纳也是司各特的书迷，对司各特小说中的人物如数家珍。1859年，他和朋友阿里斯蒂德·希格纳到苏格兰旅行，像《威弗莱》中的主人公那样，凡尔纳沉迷于苏格兰风景中，对苏格兰高地习俗和花格呢服饰充满了好奇。在爱丁堡参访期间，他到希格纳的一位远亲家里做客，面对主人准备的丰盛晚餐，凡尔纳立即想起威弗莱被苏格兰高地氏族首领弗格斯·麦克·伊沃热情招待的场景。显然，凡尔纳把自己当成威弗莱，把招待他的主人当成氏族首领，对故事的主要场景进行了表演。

游客的表演是一种“沉浸式”怀旧表现形式，从根本上来讲，它是游客以“非现代”的旅游体验来对抗“现代性”的一种方式。工业革命的加速进一步推动了欧洲的现代化进程，但同时也造成了现在和过去的急剧断裂、人与自然的疏离、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环境与发展之间矛盾的加剧，使人们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在现代化进程中，旅游成为人们逃离现有的生活秩序，寻求“本真”和“意义”的一种新生活方式。在旅游与现代性之关系这一问题上，研究者指出，现代性的特征包括时间秩序、社会空间秩序、精神秩序等，旅游则是现代社会现象，是对现代性好恶交织的反应和表现。基于王宁的研究，董培海和李伟分析了旅游对应的不同现代性特征的表现形式，认为旅游是“现代场域中的一种怀旧”，并进一步指出：“在现代旅游的情景下，人们对于现代性所带来的精神危机的逃避也正是通过对‘非现代’的旅游景观的体验来得以实现的。‘非现代’的旅游景观代表的是基于过去的（历史）、自然的（生态）、本真的（民族）、田园牧歌式（乡村）的价值。这些价值引导着人们不断在怀旧中去寻找在现代性条件下丧失的意义。”维多利亚时期的苏格兰尤其是苏格兰高地，虽经工业革命的侵袭，但相对于英格兰和很多欧洲大陆国家，其现代性特征表现得不太明显，在游客心目中依然是一个他异化的诗意王国，正如维多利亚女王在1868和1883年出版的记录其高地生活的日记中所形成的印象：“日记中苏格兰的形象便通过始终如一、不会改变的高地景色被停留在了自古如此的诗意想象之中，与现代化脱钩，遥远却安全。”因此，苏格兰仍具有非现代的旅游体验价值。伯里特对《湖上夫人》主要场景的表演再现了苏格兰的田园诗话，是对现代场域下人与自然疏离的一种回应，而凡尔纳对《威弗莱》主要场景的表演则再现了苏格兰的热情浪漫，是对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对立的一种回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无论是伯里特对詹姆斯五世的表演，还是凡尔纳对威弗莱的表演，都是一种“沉浸式”的怀旧表现形式，他们在怀旧中去寻找在现代性条件下丧失的自然美和人性美。

在十九世纪苏格兰旅游的发展过程中，司各特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如画式描写、对传统历史文化的创造性挖掘，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浪潮下，激发了一种共通的民族情感，成为苏格兰旅游发展的最大推动力。司各特本人的参与、旅游手册的宣传和英国王室（乔治四世和维多利亚女王）的引领，强化了苏格兰的旅游形象，成为苏格兰旅游业持续发展的拉动力。

在研究司各特对苏格兰旅游业发展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国内外学者把重心放到司各特作品上，较少关注司各特本人在文本以外所做出的贡献。比如，凯瑟琳·格雷尼尔认为司各特是苏格兰最重要的导游，因为他对苏格兰自然风景和人文景观的描写像导游手册一样详尽；约翰·亚历山大指出司各特的作品颇具旅游指南特色，他把读者当成游客，给出旅行忠告。但事实上，司各特也通过其他方式在客观上推动了苏格兰旅游业的发展，包括参与苏格兰早期铁路计划、积极推荐旅游景点、修改和添加脚注以满足游客需求等等。

司各特积极参与了苏格兰两条早期铁路的计划方案，达尔基斯到圣博斯韦尔斯村的铁路便是其中之一。该线路的规划最早在1821年提出，设计初衷是降低由达尔基斯到苏格兰边境地区运送燃料和建筑材料的成本。围绕这条主线路，该设计方案还策划了几条分支线路，贝里克到凯尔索便是其中之一。司各特是该线路的签约人之一，他还积极为该线路募集资金。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达尔基斯到圣博斯韦尔斯村的铁路并未如期修建，直到1840年代，达尔基斯到苏格兰边境地区的线路才得以修建和扩展。司各特参与的另外一条线路是芒克兰—柯金蒂洛赫线，为它的筹建捐资100英镑 。该线路是苏格兰的第一条公共铁路，于1826年开通。虽然铁路对苏格兰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在司各特去世后才逐渐显现出来，但司各特自身的参与在客观上推动了苏格兰旅游基础服务设施的建设。

此外，司各特还积极向游客提供旅行建议，推荐旅游景点。司各特在世之时，便有游客慕名来访，这可以从苏格兰女诗人安妮·格兰特的回忆录里窥见一斑：“司各特接待过很多陌生的游客，这些客人来自欧洲、美国和极远之地，人数之多，难以估量。”司各特帮助自己的客人规划旅行线路，介绍旅游景点，提供旅行建议。华兹华斯兄妹曾在1803年到苏格兰旅游，并在此期间专门到司各特租住在拉斯韦德的住处拜访。多萝西·华兹华斯回忆司各特如此为他们提供旅行建议：“司各特先生几乎把我们送到罗斯林，并对我们在苏格兰的旅行进行指导，同时承诺两天后在梅尔罗斯修道院碰面。”除了帮助英国游客，司各特还帮助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游客进行旅行规划。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曾于1817年访问苏格兰，并在访苏期间到阿伯茨福德拜访司各特。安德鲁·胡克如此评价欧文和司各特的会面：“如果欧文对苏格兰有所了解的话，定是借助了他和司各特的这次会面。”言外之意是说司各特扮演着导游的角色，利用这次会面向欧文介绍苏格兰。他们一见面，司各特便迫不及待地向欧文推荐自己在《末代行吟诗人之歌》中描写的修道院：“您应该去梅尔罗斯修道院，那里有各种奇观。”司各特建议欧文呆上几天，参观附近景点，甚至帮助欧文规划行程：“明天我们去亚罗河，后天我们访问德赖堡修道院，这个修道院是很有名的历史遗迹，值得一看。”对一些平淡无奇的景观，司各特亦能帮助欧文发现特别之处。在司各特的指引下，欧文开始关注阿伯茨福德周围的景色。在欧文看来，特威德河两岸无花草树木掩映，显得单调乏味，远处是光秃秃的山坡，毫无生机。通过对比大自然的景色和精心修饰过的城市景观，司各特让欧文认识到，他所见到的是一种略带苍凉的自然美景，这种苍凉能给人带来一种震撼。很显然，司各特能够帮助游客寻找新的视角，使得平淡无奇的景观具有诗情画意。另外一位美国游客乔治·蒂克纳则于1819年拜访司各特。司各特邀请他观看由自己作品《红酋罗伯》改编的戏剧，还推荐爱丁堡名人故居，并讲述其中的故事。在阿伯茨福德，司各特安排了一场苏格兰风琴演奏，蒂克纳对此印象深刻：“我们坐定，风琴手身着高地服饰，在窗户旁边奏起悠扬的风琴曲。”司各特曾在《湖上夫人》和《威弗莱》等作品中描述过高地服饰，介绍过苏格兰风琴演奏，使其成为苏格兰文化的象征，而他在实际生活中安排的这场文化盛宴则让游客切身感受到了苏格兰文化的魅力。

法国作家阿梅代·皮绍在1822年访问爱丁堡期间也曾拜访司各特。司各特作为接待乔治四世的总负责人，正忙于仪仗安排，但仍抽出时间会见皮绍。在和皮绍会面期间，司各特向其介绍爱丁堡历史古迹，建议皮绍访问梅尔罗斯修道院，并强调该修道院是最好的哥特式废墟，在白天和黑夜均可感受废墟的残缺之美。事实上，这是司各特对其作品《末代行吟诗人之歌》中关于探访梅尔罗斯修道院的最佳时间进行的修正。司各特在该诗中写道：“要把美丽的梅尔罗斯修道院观赏，最好凭借着惨淡微弱的月光。”无数游人据此在夜间造访梅尔罗斯修道院，以提升美感。可能是因为意识到有些游客不方便在夜间造访该修道院，司各特又在文本之外进一步对访问时间进行了说明，以提高游客前往该修道院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司各特还特别关注游客的反馈。当皮绍访问完梅尔罗斯修道院并再次见到司各特之时，后者迫不及待地问道：“您的梅尔罗斯修道院之行怎么样？”这表明司各特注重和游客互动。以上例子均说明，司各特总是不失时机地在文本之外向游客推介苏格兰旅游景点。

司各特所处的时代正是苏格兰旅游业起步阶段。“tourist”一词最早在1780年开始使用，而“tourism”首次成为字典的词条则是在1811年。约翰·格伦迪宁认为司各特对苏格兰旅游业的萌芽有一定认识，因为司各特意识到英国游客率先拉开了高地旅游业发展的序幕。司各特对新兴产业的敏感也促使他利用一切机会和方法满足游客需求，包括利用脚注对有关景点加以说明，以满足游客期待。在《威弗莱》中，威弗莱和弗洛娜的约会地点在莱达德瀑布旁，为了便于读者定位该瀑布的地理位置，司各特在一条脚注中进行了说明：“本章有关瀑布的描述来自对莱达德的观察，它位于阿德湖以北，距阿伯福伊尔约五英里。”司各特的注解方便了游客寻找该景点。司各特克曾否认他在《修墓老人》中描写的提勒塔德伦城堡的原型是克雷格内森城堡：“我在描写提勒塔德伦城堡之时并未想起克雷格内森城堡，这二者大不相同。”但是，热情的游客根据司各特的细节描写认定后者是前者的原型，所以自《修墓老人》发表以来，寻访克雷格内森城堡的游客络绎不绝。后来，司各特不得不做出妥协，在1830年版的《修墓老人》中加上了一条脚注，说明二者的相关性：“提勒塔德伦城堡是虚构的，但是克雷格内森城堡废墟的建筑特点却与提勒塔德伦城堡相似。”这说明司各特关注游客需求，用加注的方式满足游客期待。在《圣罗南井》的一条脚注中，司各特介绍了苏格兰从1770年代到1820年代旅行费用的变化，以供游客参考。此外，司各特还曾在《雷德冈利托》的一条脚注中讲述了他在孩提时期如何受到居住在凯尔索村附近的贵格会教徒的热情接待，这强化了苏格兰人的好客形象，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前往苏格兰去感受苏格兰人的热情。这些例子表明司各特充分利用脚注提供更多旅行信息，方便游客到苏格兰旅游。由此可见，在苏格兰旅游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司各特积极扮演“导游”角色，在文本之外强化文学景点的意义，使文学描写变成“社会事实”。这是因为，文学景点的意义不是自在的，“而是通过实践和互动不断被建构出来的”。司各特在与游客的互动中赋予了本来普通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符号价值并加以解说，使之成为旅游吸引物。

随着苏格兰旅游业的发展，司各特所扮演的“导游”角色逐渐被旅游手册所取代。不过，与此同时，旅游手册的宣传又进一步提升了司各特诗歌和小说的影响力，巩固了司各特对苏格兰旅游业所发挥的作用。自《湖上夫人》于1810年发表以来，司各特成为十九世纪苏格兰旅游手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英国牧师和小说家爱德华·布拉德利在其以笔名库斯伯特·比德出版的著作中把编写苏格兰旅游手册比为做三明治，而司各特则是做三明治的一剂调味品，使原本乏味的面包变得美味可口。布拉德利的形象比喻说明了司各特对苏格兰旅游手册的重要作用。同时，对于十九世纪游客而言，旅游手册是旅行必备之品：“十九世纪中期，几乎所有欧洲游客都用过旅游手册，正如现在的游客出行都咨询旅行机构如何乘火车、坐飞机、住旅馆、开汽车。”在浪漫主义时期，苏格兰旅游手册对司各特相关景点的编写主要集中在《湖上夫人》的故事发生地，即特罗萨克斯和卡特琳湖区。《湖上夫人》一经发表，苏格兰旅游手册营销商便嗅到商机。帕特里克·格雷厄姆是特罗萨克斯地区的一位士绅，他曾在1810年以前编写过当地的旅游手册，名为《风景如画佩思郡》，该手册包含了特罗萨克斯地区和卡特琳湖的介绍，但主要是该区域的地理和风景描写，而在1810年版的手册里，格雷厄姆便引入了文学联想，特别强调特罗萨克斯和卡特琳湖区是《湖上夫人》的故事发生地。无独有偶，其他旅游手册也加入了这一文学联想，如《苏格兰快乐之旅要旨描述》、《邓肯版苏格兰旅行路线》和《苏格兰游客和路线》等等。这些旅游手册以故事中詹姆斯五世的旅行经历为主线，帮助游客定位很多景点，这些景点包括詹姆斯五世的骏马死亡之地特罗萨克斯隘路、詹姆斯五世与艾伦初次相遇之地银滩、艾伦招待詹姆斯五世之地艾伦岛、詹姆斯五世和情敌决斗之地科兰托格尔渡口等。尼古拉·沃森认为特罗萨克斯地区和卡特琳湖之所以广受欢迎，除了该区域有浪漫的文学联想之外，还有客观原因，即，它们离苏格兰第一大城市格拉斯哥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很近，自然风景多样迷人。事实上，司各特在写《湖上夫人》之前，曾到特罗萨克斯游玩过，参阅过当地的旅游手册，为了计算故事主人公詹姆斯五世从斯特灵城堡到特罗萨克斯所需时间，设计詹姆斯五世的旅行线路，他本人甚至还进行过实际演练。司各特对詹姆斯五世旅行经历的精确描写，使得旅游手册编写者更容易把故事主人公的旅行路线转化为游客路线。

在浪漫主义时期，旅游手册主要收录司各特诗歌所描写的景点，正如约翰·麦卡洛克评价的那样，“作为诗人的司各特是实实在在的，作为小说家的司各特是影子”。然而，到了维多利亚时期，旅游手册对司各特相关景点的挖掘已呈全方位，涵盖了司各特的诗歌、小说、戏剧和生平轶事。贝蒂·哈格隆德曾对苏格兰1770到1830年间的旅游手册进行过研究，她的统计显示，1800到1826年间共有35种苏格兰旅游手册。维多利亚时期，苏格兰旅游手册不仅数量增加，而且更加规范和多样化。根据1861年《库克版苏格兰官方旅游指南》的估计，至1860年代，出版界已至少有50种苏格兰旅游手册。每一种旅游手册都包含了司各特相关旅游景点。这一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旅游手册是《布莱克版苏格兰如画游指南》，该手册平均每两年更新一次，从1840年首次出版，到1901年已更新到第31版。美国旅游手册编者罗斯韦尔·帕克曾对《布莱克版苏格兰如画游指南》有很高的评价，认为该手册信息综合，插图美观，设计精巧。在《布莱克版苏格兰如画游指南》中，司各特相关旅游景点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1842年版中，该手册共设计了15条旅行线路，前7条都包含司各特相关旅游景点。例如，第4条旅游线路包括诗歌《玛米恩》描写的景点之一林利思戈宫，第7条线路则包含了《修墓老人》描写的景点，即博斯韦尔桥和克雷格内森城堡。随着时间推移，《布莱克版苏格兰如画游指南》对司各特相关旅游景点挖掘的数量逐渐增加。1840年，该手册包含84个和司各特相关的旅游景点，到1898年，这一数量增加到了129个。各个版本都收录了与司各特生平相关的三个经典旅游景点，即阿伯茨福德庄园、梅尔罗斯修道院以及德赖堡修道院。第一个景点是司各特故居，司各特从1811年一直到去世都在此居住；第二个是司各特经常参观的修道院；第三个是司各特的埋葬地。该手册对司各特相关景点进行了全方位发掘，几乎收录了司各特所有作品描写的景点。在苏格兰东南部，该手册收录的景点主要和以下作品相关：《末代行吟诗人之歌》、《玛米恩》、《威弗莱》、《黑侏儒》、《修道院》、《圣罗南井》、《拉美莫尔的新娘》。苏格兰中部主要是《红酋罗伯》、《湖上夫人》、《古董家》、《中洛辛郡的心脏》故事的发生地，该手册也收录了与此相关的景点。关于苏格兰西南部，该手册收录的景点主要出自《雷德冈利托》和《盖伊·曼纳林》，手册收录的苏格兰北部景点出自《珀斯丽人》、《蒙特罗斯传说》、《高地寡妇》及《海盗》，手册收录的西部岛屿景点则出自《岛屿的领主》。《布莱克版苏格兰如画游指南》还在广度和深度上对司各特作品进行挖掘，比如，该手册收录了十个和《威弗莱》相关的旅游景点，帮助游客发现了该小说中的图莱-维俄兰庄园的三个建筑原型，即特拉奎尔宅邸、格兰特利城堡及克雷格霍尔城堡。

以《布莱克版苏格兰如画游指南》为代表的旅游手册对司各特相关景点的广泛挖掘是为了满足新兴中产阶级的期待和需求。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中产阶级可支配收入增加，知识水平提高，他们有能力旅游，渴望通过旅游消费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因为“旅游者的旅游消费实质上就是在创造或改变自己的地位和角色……让自己在旅游的社会结构中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旅游手册是中产阶级身份的象征之一，拥有旅游手册是旅游消费能力最直接的表示。罗兰·巴特指出，中产阶级的典型特征是消费，他们愿意不假思索地购买他们认为有意义的商品：“在那个历史阶段中［十九世纪］，中产阶级正沉浸于购买［原文以黑体表示强调］努力的新安乐状态，只忙着撑持着它的形象与要素而不会感觉它的不良作用。”旅游景点可以被视为商品，因为它们具有符号价值。苏格兰的吸引力不仅来自多样的自然风光，还来自丰富的文化内涵，整个苏格兰都变成了具有司各特联想意义的文学领地，正如威廉·夏普和威廉·克罗克特认为的那样，司各特已经成为苏格兰的代名词。旅游手册编写者把司各特的符号价值植入旅游线路，使景点成为可以售卖的商品，供中产阶级消费。通过旅游手册编写者的努力，司各特成为苏格兰的旅游品牌，对苏格兰旅游的影响无处不在，从这点来讲，旅游手册对司各特的宣传加强了司各特对苏格兰旅游业的影响。

汉诺威王朝君主乔治四世和维多利亚女王对苏格兰旅游消费的引领亦不容小觑。马塞尼斯·齐克·瓦鲁尔认为，现代旅游业的根源之一是中产阶级模仿贵族与上流社会的“大旅游”(The Grand Tour，又译“壮游”）而形成的一股旅行潮流。换言之，十八世纪的英国贵族与上流社会对中产阶级的旅游消费起到了示范和带动作用。查德·巴特勒进一步指出，一个时期的标志性人物，尤其是曝光率高的新闻人物，对某地的造访会引发一股旅游热潮。乔治四世和维多利亚女王作为浪漫主义和维多利亚时期的标志性人物，他们对苏格兰的巡游为苏格兰旅游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兴奋剂。像同一时期的其他游客一样，乔治四世和维多利亚女王也都是司各特作品的忠实爱好者。乔治四世是《威弗莱》系列小说的忠实粉丝，在司各特的作者身份还没有被揭示之前，便已将司各特与《威弗莱》一书的作者身份自然地联系在了一起。1822年，乔治四世到苏格兰巡游，他是自1633年以来首位巡游苏格兰的英国君主。作为迎接国王陛下的总负责人，司各特自然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号召“每个人都穿上属于他自己的格子呢”，将乔治四世的这次巡游变成展现苏格兰民族传统服饰风采的盛会，使花格呢变成苏格兰民族的象征。陈礼珍曾对乔治四世的这次巡游与司各特的小说《威弗莱》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这次民族盛会使苏格兰花格呢的内涵意义发生了根本逆转，即苏格兰花格呢不再是“野蛮”的代名词，而被贴上了“浪漫”的标签，并同时指出：“乔治四世也穿上了花格呢服饰在荷里路德宫召见苏格兰高地首领，这个场景与《威弗莱》所载‘摄政王’在苏格兰历史上辉煌的时刻形成了穿越时空的呼应。”这表明，乔治四世无形中成了《威弗莱》主要场景的表演者，而司各特也在文本以外把握了重要时机，成功地强化了自己所构筑的想象王国。据研究，来自各地高达30万人的观众参加了这次盛会，为指导观众遵循礼仪规范，司各特制定了行为规范手册，不仅言明能够看到什么，还强调应该看什么。显然，在司各特的运作下，身着苏格兰民族服饰的乔治四世已转化为旅游吸引物，成为观众/游客消费的对象。

二十多年后，乔治四世所引发的苏格兰花格呢旅游消费潮流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引领下继续扩大。维多利亚女王也热爱司各特的文学作品。早在即位之前，她便已阅读过司各特的诗歌《罗克比》和小说《拉美莫尔的新娘》，在登基和婚后，她对司各特的热情有增无减，经常与丈夫阿尔伯特亲王一起阅读司各特的作品。司各特对苏格兰他者化的描述自然激发王室的旅游热情。1842年，维多利亚女王与阿尔伯特亲王首次巡访苏格兰，便被苏格兰的如画美深深吸引。自此以后，维多利亚女王便与苏格兰结下了不解之缘，自1842年至阿尔伯特亲王于1861年逝世，维多利亚女王携王室成员到苏格兰巡游达16次之多，其间更花费巨资在苏格兰高地建造巴尔莫勒尔城堡，作为他们巡游的行宫。阿尔伯特亲王逝世后，维多利亚女王也经常到苏格兰寻访她与爱夫留下的幸福足迹。在巴尔莫勒尔城堡的图书室，维多利亚女王和王室成员收集的各种版本的《红酋罗伯》不少于12本、《湖上夫人》则多达30本。在苏格兰巡游期间，维多利亚女王和王室成员常把司各特的作品当作导游手册，到过《岛屿的领主》描写的赫布里底群岛、《湖上夫人》描写的卡特琳湖、《末代行吟诗人之歌》描写的梅尔罗斯修道院、《红酋罗伯》描写的盐市街。像其他游客一样，维多利亚女王也以“沉浸式”表演体验了现实生活中丧失的自然美。1842年，维多利亚女王在泰湖上把自己的船队想象成《湖上夫人》中罗德里克的船队，重新创设了原诗场景。1859年，她和丈夫来到卡特琳湖畔，寻找《湖上夫人》描写的如画美，湖区的荒凉、浪漫、野性给他们以心灵的震撼。对维多利亚女王而言，苏格兰巡游成为一种逃离伦敦现有生活秩序、寻求“本真”和“意义”的生活方式，苏格兰高地的生活让她感到轻松自由，能够忘却尘世烦忧。像《湖上夫人》中的詹姆斯五世一样，维多利亚女王酷爱隐姓埋名，她深入苏格兰高地的乡村和酒馆茶肆，感受不一样的生活气息。“怀旧”是维多利亚女王与阿尔伯特亲王苏格兰巡游的主题之一。当女王于1842年首次巡访苏格兰时，她在泰茅斯城堡受到了布雷多尔本勋爵的热情接待，整个氛围使她觉得自己穿越到了遥远的封建时代，布雷多尔本勋爵就像一位正在迎接自己君王的氏族首领。查德·巴特勒认为，阿尔伯特亲王酷爱打猎，常有高地人伴随，实则扮演着氏族首领的角色，这与司各特描写的高地领主聚会场面形成了超越时空的呼应。事实上，阿尔伯特亲王的确推动了苏格兰花格呢旅游消费热潮：亲王本人酷爱苏格花格呢服饰，他身着高地服饰的油画也成为巴尔莫勒尔城堡的装饰品之一。阿尔伯特亲王离世后，维多利亚女王命人制作了一尊阿尔伯特雕像以纪念亡夫，该雕像的设计就融入了苏格兰花格呢样式。就这样，在王室的引领下，至1860年代，花格呢在伦敦的流行程度已和在苏格兰的流行程度不相上下。维多利亚女王和王室成员的苏格兰之旅进一步强化了苏格兰的民族形象，促进了苏格兰旅游业的发展。作为维多利亚时期的标志性人物，维多利亚女王和王室成员的行程细节也被各类报刊争相报道，因此，在记录其高地生活的日记出版之前，游客便对维多利亚女王和王室成员到过的地方如数家珍。例如，爱德华·布拉德利在1860年代初到苏格兰旅游，并将自己的旅行笔记命名为《花格呢王国旅行记》，当他漫步在格拉斯哥盐市街时，脑海里立即浮现出维多利亚女王于1849年在此搜寻《红酋罗伯》故事人物贝利·尼科尔·贾维住所的场景。现代旅行社之父托马斯·库克也嗅到商机，利用司各特和王室的影响力开拓自己在苏格兰的旅游业务。1846年，库克以团体游方式共组织安排350人赴高地旅行，开启了苏格兰团体游的新征程。至1861年，库克宣称自己安排的苏格兰“花格呢游”人数高达四万人，其中很多游客到过司各特相关的旅游景点。很多运输公司也开始利用王室品牌包装自己的旅行线路，戴维·麦克布雷恩公司就是其中之一。该公司是赫布里底群岛的主要货运和乘客运输公司，其十九世纪后期出版的旅游手册推出了王室旅行线路，收录了维多利亚女王到过的景点和下榻过的酒店信息。由此可见，维多利亚女王在消费的同时，无形中成为苏格兰旅游的“形象代言人”，客观上推动了苏格兰旅游业的发展。

在《威弗莱》的结尾，当弗兰克·斯坦利听完他的好友威弗莱在苏格兰的浪漫奇特的旅行经历后，便“一直害高低热”。这似乎构成了一个隐喻，暗示司各特通过斯坦利对高地的热情来预见未来，描绘苏格兰旅游发展的新图景。正如司各特预见的那样，十九世纪的苏格兰旅游业的确呈现出了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这种景象折射出人们最深层次的心理诉求，表现了人们在喧闹不安的世界中逃避现实、寻找他异者形象、追求心灵诗意栖息之地的一种渴望。然而，旅游者逃离现有的生活秩序、到一个他异化的王国里所追寻的意义并不是自在的，而是在多重关系的互动中生成并被不断强化的，他们的旅游体验是多主体共同构建的结果。就十九世纪苏格兰文学游热潮而言，这其中既有司各特本人的参与，也有旅游手册的宣传，更有王室的引领。从根本上来讲，司各特王国之所以能够凝聚不同的参与者，是因为司各特作品中所描绘的自然美和人性美深刻地反映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十九世纪欧洲人遇到的精神危机，因而具有突出的意义和普遍的价值。司各特对人们精神层次的需求有着深刻的洞察，他能够把握时代精神，迎合时代审美需求，所以才能够运用如画的审美原则描绘苏格兰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以创造性的方式挖掘苏格兰的传统历史文化，构建出以怀旧为精神内核的诗意王国。这个诗意王国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真情相待的理念体现出作家对人的生存及其价值的终极关怀，正如赵学勇指出的那样：“任何一位天才作家的诞生，并不在于他所揭示了怎样的地域文化本身，更不在于他追逐时代潮流所产生的一定影响，而在于他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入挖掘，并经过自己独立的思考、独特的发现，才能使他走出特定地域而面向人类，创造出人类所需求的共同文化财富。”司各特所构筑的诗意王国虽然具有地域色彩，但表达的是一种共通的情感，这种情感将欧洲不同国籍、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旅游者凝聚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