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初，随着古典主义、感伤主义等流行于欧洲的文学思潮被引入俄国，俄国文学在越来越多地接受和借鉴西欧文学和文化时，开始面临一个与西欧文学"接轨"的问题，这就必然要求俄国作家在创作方法上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俄国文学界关于俄罗斯文学语言的探索和讨论也因此变得紧张起来。同时，随着俄国文学由古典主义向感伤主义，再向浪漫主义过渡，作家们也需要用一种新的文学语言来表达他们新的思想和情感。此外，法国大革命后，在文化上一直追随和效仿法国的俄国开始感觉到政治思想层面的担忧和恐惧，随之出现对法国文化的警觉和排斥，在1812年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前后，俄国人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这使得部分俄国文化人开始弘扬文化爱国主义，试图彰显俄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和灿烂。于是，如何在语言上平衡俄语的本土传统与"欧化"取向，如何构建一种能够充分表达新时代俄罗斯民族意识的现代文学语言，成为俄国文人面对的迫切任务。

事实上，自彼得改革以来，俄国文化一直存在着某种分裂现象——强制欧化后的俄国现实生活与某些根深蒂固的俄国本土传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种分裂在语言方面的体现就是俄语中存在的所谓"双语现象"，即贵族和上流社会普遍使用法语或法语化的俄语，社会下层和普通民众使用的则是口语化的俄语或旧斯拉夫词汇。这两种"语言"均难以被用来完美地表达新时代俄国人的思想和情感，更无法完全适应新时代俄国作家和诗人们的修辞需求和审美表达。于是，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坛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关于俄语的规范化和现代化的思考，并进行创建新的文学语言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以尼古拉·卡拉姆津为代表的语言革新派与以亚历山大·希什科夫为代表的语言拟古派在十九世纪初展开的所谓"新旧语体之争"，便是这样一场语言和文学运动的具体体现，这场争论为俄国现代文学语言乃至整个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802至1803年间，卡拉姆津先后发表了三篇文章，即《论对祖国和民族尊严之爱》《为何俄国鲜有写作天才？》以及《论俄国的图书贸易和阅读爱好》。在第一篇文章的开篇，卡拉姆津写道："对祖国之爱可以是具体的爱、道德的爱和政治的爱。"具体的爱是一种本能的爱，如同动物和植物对其生长环境的依恋；道德的爱和政治的爱则是后天的养成，其典型体现即为爱国主义。之后，卡拉姆津简溯了俄国的历史，将斯拉夫人的源头追溯至古希腊和拜占庭，并提及俄国人的英勇善战和坦荡慷慨，称俄国人已逐渐赢得欧洲人的尊敬，因此应该具有民族自豪感。就此而言，该文似乎是卡拉姆津为其在十多年之后才开始写作的历史巨著《俄罗斯国家史》拟定的约略提纲。

然而，在这篇谈论"祖国之爱"的文章最后，卡拉姆津却话锋一转，言及俄国人在语言方面的一大"不幸"："我们的不幸在于，我们大家都只想说法语，而不愿花费精力改造我们自己的语言，我们不善于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在交谈中表达某些精微之处，这难道不让人感到奇怪吗？"当时的俄国贵族阶层和知识精英阶层因为大多说法语而与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欧知识分子拥有一种"共同语言"，但其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即这种法语化的俄语无法准确地表达俄国社会生活和俄国人思想意识中的"某些精微之处"。卡拉姆津随即举例说明俄语在表达细腻情感和精确思想等方面与法语还存在差距，比如，法语中的“charmant”(迷人的)、“séduisant”(有魔力的)、“expansion”(扩充)和“vapeurs”(升腾)等单词就无法用俄语来表达。卡拉姆津给出的应对之策，就是在俄语被普遍地法语化之后，反过来让法语化的俄语再来一次俄国化，让俄语也能被用来表达俄国人思维和言谈中的"精微之处"，一如法语之于法国人。

《为何俄国鲜有写作天才？》一文刊于《欧洲导报》1802年第14期，作者在文中调侃道，如果把"为何俄国鲜有写作天才"这个问题抛给一位外国人，尤其是法国人，他一定会认为是因为气候寒冷，狄德罗在彼得堡就曾这样抱怨。但卡拉姆津认为，问题恐怕不在于天气，而在于语言：

那么该如何解决语言这个问题呢？卡拉姆津给出的方案居然是"欺骗"："设想、编造出一些表达方式，琢磨最佳的词语搭配，赋予旧词以某种新义，使这些旧词获得新的搭配方式，但是必须做得非常巧妙，这样才能骗过读者，让他们觉察不到表达方式的非同寻常！"最后，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即"像说话一样写作"："总之，法语拥有完整的书面语言，而俄语的书面语则是残缺的；法国人像说话一样写作，而俄国人就许多事情所说的话，却还像是文人的写作。"换言之，卡拉姆津认为，文学和文学家必须在同时代的社会生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当时的俄国文学语言尚未做好完成这一任务的准备；如果俄国作家想要完善现代文学语言，就必须让文学语言接近上流社会的世俗语言，借鉴欧洲的文学语言尤其是法语中那些可以用来更准确地表达现代人思想和情感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以丰富俄语的表现力。

在《论俄国的图书贸易和阅读爱好》一文中，卡拉姆津写道，25年前莫斯科只有两家书店，年销售额为一万卢布，如今已有20家书店，年销售额高达20万卢布，就连乡村货郎也开始贩卖图书，因为"最贫困的人也订阅报刊，一字不识的人也想了解关于国外的报道"。读者数量的激增和阅读行为的社会化让卡拉姆津感到欣喜，虽然俄国民众的阅读范围和数量尚且不能与德、法、英等国相比，但是进步明显。卡拉姆津发现，当时最流行的书是长篇小说，尤其是外国小说，但他并不认为这有何不妥，因为任何阅读都构成一种启蒙手段："任何一种愉悦的阅读均会对智慧产生影响，没有智慧，心灵便无感受，想象便无法呈现。即便在最糟糕的小说中也有某种逻辑和修辞，读了这些小说的人便能更流利、更具有逻辑地说话，远胜过一位终生不读书的人。"同时，在卡拉姆津看来，阅读小说会对心灵产生有害影响这种观点是荒诞的，所以他在文章的最后呼吁道："但愿我们的民众都来阅读长篇小说！"

整体而言，卡拉姆津这三篇文章以及他在这一时期的其他著述大致表达了以下几个观点：首先，文学和文学阅读是一种启蒙方式，是提升人的情感和思想的有效工具；其次，语言，尤其是文学，要与时俱进，以表达人们新的情感和思想；最后，俄罗斯文学语言要体现出俄国人的独特"趣味"和俄语的"精微之处"，其迫切任务即谋求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完美融合，将俄国知识精英在贵族沙龙中使用的法语"俄国化"，以完善和丰富俄语的表现力，让俄语成为像法语一样可以用来"说话"的文学语言。卡拉姆津的这些主张体现了一位过渡时期俄国作家的矛盾心理：他既力图让俄国的文学语言能更好地表达俄国人的思想和情感，另一方面又主张让俄国作家在写作时效仿法国作家，像说话一样写作。

毫无疑问，卡拉姆津关于俄语的这番言论与他本人的文学创作不无关系。或许，正是在写作《一位俄国旅行者书简》和中篇小说《可怜的丽莎》等俄国感伤主义文学代表作时，卡拉姆津体会到了俄语在表达主人公细腻的内心情感时所表现出的"局限性"，让作为作家的他感觉不那么得心应手。这两部作品是作家在俄国开文学风气之先河的杰作，发表之后引起巨大反响，直接促成了俄国感伤主义文学流派的生成，作家本人也因此被视为俄国感伤主义文学最主要的代表。就此而言，前文提及的三篇文章可谓在这两部作品面世十年之后，卡拉姆津携感伤主义文学泰斗之威望，对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进行的某种理论概括，而他关于俄罗斯文学语言的思考既是其创作经验的独特总结，也可被视为其感伤主义文学追求的继续和深入，因为一种新的文学不仅需要提出新的美学观，塑造新型主人公，也需要革新语言并创建新的风格。

当然，卡拉姆津新文体论的出现还有着独特的思想史背景。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卡拉姆津是俄国文坛最显赫的人物之一，他是诗人、作家和翻译家，也是批评家、杂志主编和学者，更是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和文化活动家。他主编的《欧洲导报》在这一时期闻名遐迩，而他关于俄语、俄国文学和俄国文化的论述也大多发表在自己主编的这份刊物上。这一时期的卡拉姆津已年近不惑，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在他身边逐渐聚集起很多拥趸，构成了所谓的"卡拉姆津派"。卡拉姆津派代表着俄国文化中的改革力量和青春力量：一方面，他们希望俄国文化能够尽早与以英、法、德为代表的欧洲文化接轨，早日融入欧洲文化的大家庭，借助俄国文学来弘扬和落实启蒙精神和个性意识；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俄国文学能够弯道超车，让俄国借助文学和文化的繁荣而自立于欧洲民族之林。也就是说，在十九世纪初，以卡拉姆津派为代表的俄国文学的新生力量已经开始自觉地肩负起语言的民主化和文学的民族化这双重历史重任。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卡拉姆津这几篇政论性质的短文在当时的俄国文坛引起了重大反响，而作为一位敏锐体会到了时代风尚并及时呼应民族文化需求的语言改革者，卡拉姆津也在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这两个方面为俄国文学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卡拉姆津及其新文体论的最大反对者是希什科夫。希什科夫也是当时俄国文化生活中的重要角色，虽然他的诗作和翻译作品现已很少被人阅读，但他在俄罗斯文学语言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仍然被文学史家经常提及。作为一位社会活动家，希什科夫是当时俄国政坛保守派势力的代表之一，而他的保守主义文学观则可能与其成长经历和后来的社会地位有关。希什科夫少时接受过宗教教育，熟悉俄国民间文学，后进入海军武备学校学习，1771年毕业后被派往阿尔汉格尔斯克，次年晋升为准尉，曾随俄国军舰行至意大利、希腊、土耳其等地，历时三年之久。回国后，希什科夫在海军武备学校任教，同时开始文学写作。1790年，他以舰长身份参加俄国与瑞典的战争，战后继续在海军任职，官至海军上将。1796年，希什科夫进入俄国科学院，研究教会斯拉夫语，尤其擅长词源学，是《伊戈尔远征记》的研究者和翻译者。

1811年，希什科夫发表《论对祖国之爱》一文，文题明显暗示了与卡拉姆津同题文章的"互动"关系。在文中希什科夫认为，他所处时代的俄国教育存在重大失误，即对祖国的文化传统不够重视，外国教师只能给受教育者灌输西方的二手知识，而无法向俄国人的心灵注入民族自豪感和对祖国的爱。希什科夫严厉批评俄国上流社会中存在的"法国崇拜"现象，并认为，为了扭转这个对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十分不利的局面，俄国人只能求助于东正教信仰、民族主义教育和俄罗斯语言。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阅读此文后极为高兴，在1812年4月任命希什科夫为国务秘书，接替自由派改革家斯佩兰斯基出任国家要职，这也反映出亚历山大一世的内政、外交和文化政策在彼时发生的某些变化。

整个卫国战争期间，希什科夫实际上扮演了卫国战争主要官方宣传者和鼓动者的角色。他从此忙碌起来，跟随皇帝出国，为皇帝起草各类告示和文书。这些以皇帝名义发布的政论文庄重典雅，洋溢着高昂的民族自豪感，极富感染力，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后来也一直被视为特殊岁月的历史记忆和檄文典范。1813年，希什科夫随俄军打出国门，在布拉格面见了后被视为斯拉夫学之父的多布罗夫斯基，这更加强化了他的斯拉夫主义思想。1814年，希什科夫担任国务委员会委员、俄国科学院院长等要职，其立场愈发保守，而在尼古拉一世即位后，仍身居高位的希什科夫甚至建议强化书刊审查制度，正是在他主政时期，俄国颁布了最为严厉的书刊审查条例，史称"铸铁条例"。

卡拉姆津的上述三篇文章发表之后，希什科夫即发表《论俄国语言的新旧语体》一文，与卡拉姆津展开争论，在文章篇首开宗明义道：

之后，希什科夫继续质问：我们为何要将敌视自己、热爱他人当成一种美德？意欲抛弃我们自己古老而又丰富的语言，以贫乏的法语为基础创建一种新语体，这种糊涂念头自何而来？他认为，问题就出在俄国盛行的法式教育上，因为俄国贵族的孩子们自幼就被交到法国家庭教师手上，跟法国人学会了法国人的语言和生活习惯，同时也学会了轻视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这些精英子弟很少阅读俄文书籍，可是伏尔泰、拉辛、莫里哀等人可教不会俄国人如何使用俄语。失去与祖传语言的关联并不会让俄国人变得更文明，只会让他们变得更野蛮。奴颜婢膝地模仿贫乏的法语，已成为俄国文学和俄罗斯文学语言顺利发展的障碍，这破坏了俄语自罗蒙诺索夫以来一直保持的"崇高语体"。把大量法语词汇平移到俄语中来，就像是把大量法国军官硬塞入俄国军队，还让他们保留原来的军衔。

对词源学颇有研究的希什科夫认为，在具有希腊语来源的俄语中大量使用具有拉丁语来源的法语词汇，会让俄语显得不伦不类，因此他建议删除《俄国科学院辞典》中的所有外来词。希什科夫认为，即便要为俄语创造新词，也要依据斯拉夫语的构词法来进行。为了论证俄语较之于法语的优越，希什科夫也像卡拉姆津一样举出一些实例，建议用一些斯拉夫词源的单词来取代俄语中的法语外来词，如用“трупоразъятие”取代“анатомия”(解剖学)，用“краснослов”取代“оратор”(有口才的人)，用“вельможедержавие”取代“аристократия”(贵族阶层)，用“противустрастие”取代“антипатия”(反感)等等。希什科夫继承了罗蒙诺索夫关于俄国文学体裁的三分法理论，即，把英雄史诗、颂诗、庄重题材散文等归为崇高风格，把正剧、抒情诗、讽刺诗等归入中等风格，把喜剧、戏谑诗、公文等归入低级风格，但又同时对这一理论有所发展，用"слог"（语体）取代罗蒙诺索夫的"штиль"（风格），将罗蒙诺索夫的理论从文艺学的体裁和修辞范畴移至语言学的词法和句法范畴。希什科夫认为，卡拉姆津派所倡导的"新文体"会使俄国文学丧失崇高的内涵和风格，因此，保留和发展俄语中固有的"旧文体"就成为不二之选。

在希什科夫看来，新语体倡导者的罪过就在于，他们把过多的法语词汇引入俄语，忽视俄语自身的丰富性，阻碍了俄语自身的有机发展进程。他在感伤主义作家的作品中找出许多例句和词汇，说明让俄国的乡间主人公操此类杂糅语言是多么可笑的话语错位，其结果只能是矫揉造作、不伦不类。"法国崇拜"已使得俄国的民族性逐渐退化，应该引起整个民族的警惕。反过来看，俄语自身的丰富性和表现力则无与伦比，尤其是其蕴含的精神性和道德感，更是包括法语在内的西欧语言所普遍缺乏的，将俄语宗教文献与法语宗教文献做一个比较，这一点便显露无遗。同时代的法语著作更是充满胡言乱语，对于俄国人而言不啻毒药。

整体而言，希什科夫的这篇文章表达了以下几个观点：首先，俄语拥有悠久且高贵的传统，蕴含着与生俱来的丰富性和不断进化的可能性，它不需要从异族语言中借用词汇和表达手法；其次，教会斯拉夫语的书面典籍和俄国人的民间创作是当今俄罗斯文学语言的两道活的源泉；最后，"法国崇拜"给俄国社会和文化带来无尽遗患，使得俄国人的宗教信仰有所淡化，民族意识受到侵蚀，而要抵抗外来文化的有害影响，首先就要从本土语言的纯洁化做起，就要消除作为文学语言的俄语中的法式表达方式。

希什科夫这篇文章匿名发表后，便遭到了卡拉姆津派人士的反击，虽然卡拉姆津出于某些考虑并未亲自出面，但他的几位追随者如马卡罗夫和马尔蒂诺夫等人则纷纷撰文反击。为回应这些反击，希什科夫又写作了《补论俄国语言的新旧语体》一文，进一步明确其观点。直到1810年，意犹未尽的希什科夫还发表了《论圣经语言之美》等文，继续阐述其"旧文体论"。

希什科夫的《论俄国语言的新旧文体》发表后，被当时的教育大臣呈送给皇帝，得到了好评。受到鼓舞的希什科夫决定创立一个能对年轻作家进行指导和教育的机制，于是自1807年起召集同道和拥趸定期聚会，并在此基础上于1811年正式成立了一个文学团体，定名为"俄罗斯语言爱好者恳谈会"。该团体宣称要成为一个超越流派和团体的"学园"，其聚会通常在曾任俄国司法大臣的著名诗人杰尔查文的家中举行。这些聚会气氛严肃，甚至像官场一样等级森严，成员分成四等，即主席、正式会员、合作会员和名誉会员，并在聚会时要按照事先排定的座次正襟危坐。每次文学聚会都如同盛装舞会，女士们涂脂抹粉，男士们身着制服，佩戴勋章。经常参加恳谈会聚会的除希什科夫、杰尔查文外，还有克雷洛夫、格里鲍耶陀夫、赫沃斯托夫、鲍勃罗夫、戈尔恰科夫、沙霍夫斯科伊等著名作家。该团体的活动得到官方支持，并有其出版物《俄罗斯语言爱好者恳谈会文稿》。出于扭转文坛风尚、保持文学传承等方面的考虑，该团体的聚会通常会邀请年轻作家参加。恳谈会的第一次正式聚会于1811年3月14日在杰尔查文家中举行，之后每月举行一次，出席者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1811年12月15日，在希什科夫以《论对祖国之爱》为题做演讲时，听众多达四百余位，彼得堡上流社会的知识精英几乎悉数到场。在卫国战争爆发前夕，希什科夫此类民族主义言论自然会赢得官方和社会主流舆论的高度赞赏和广泛接受。但是，在俄国于1812年最终战胜法国之后，俄国社会中的法国崇拜已基本消失，恳谈会的使命也因此告一段落，随着杰尔查文的去世，恳谈会于1816年宣告解散。

在新旧语体之争最为激烈之时，恳谈会遇上了一个处处与它作对的文学团体"阿尔扎马斯"。阿尔扎马斯的全称为"无名小卒的阿尔扎马斯协会"，仅就名称便可看出这个团体是对恳谈会的戏仿。1815年9月23日，恳谈会成员、剧作家沙霍夫斯科伊的喜剧《风流女们的教训，又名利佩茨克矿泉》在彼得堡大剧院上演，其中一个角色是一位多愁善感的诗人。这个角色被视为对卡拉姆津派成员茹科夫斯基的影射，茹科夫斯基的朋友勃鲁多夫和达什科夫认为这是一种挑衅，于是针锋相对地也写了一部讽刺剧，题为《阿尔扎马斯酒馆幻象》，他们随后组成的文学团体便由此得名。阿尔扎马斯的主要成员有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巴丘什科夫、瓦西里·普希金以及当时还很年轻的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阿尔扎马斯以恳谈会为敌，据说成员在入会时均必须宣誓反对希什科夫，不得宽恕文坛的敌人，每一位阿尔扎马斯成员都必须在恳谈会成员中挑选一位"健在的逝者"作为讽刺诗的对象。他们在聚会时朗诵讽刺诗，画漫画，嬉笑怒骂，不亦乐乎。针对恳谈会的等级森严，一本正经，阿尔扎马斯成员将他们的聚会搞成一场反仪式性的谐谑闹剧。阿尔扎马斯每个成员都有一个外号，均取自茹科夫斯基的谣曲，如茹科夫斯基本人叫"斯维特兰娜"，维亚泽姆斯基叫"亚司马提"，巴丘什科夫是"阿喀琉斯"，亚历山大·普希金则是"蟋蟀"。阿尔扎马斯成员大多是卡拉姆津的朋友和拥趸，他们认为自己团体的主要任务就是与文学中的保守势力和陈旧趣味做斗争，让俄语轻装上阵，去除多余的书面性，简化句法，在文学作品中更多地使用同时代人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使文学和文学语言更接近现实生活。在恳谈会宣布解散之后，阿尔扎马斯失去对手，在1818年4月7日停止了活动。

俄罗斯语言恳谈会的正式存在时间是1811—1816年，阿尔扎马斯的正式存在时间是1815—1818年，双方正式摆开擂台对阵其实仅一年多，但这段时间却是十九世纪初俄国文坛新旧语体之争最为激烈的时期。这两个团体、两个派别事实上代表着当时文学界的两种主要力量，亦即就政治和社会立场而言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就年龄和资历而言的父辈和子辈，就文学趣味而言的拟古派和革新派，就创作方法而言的古典派和浪漫派，它们构成了"希什科夫派"与"卡拉姆津派"的对峙。总体而言，恳谈会和希什科夫派更注重本土的文学和文化传统，强调东正教信仰和教会斯拉夫语的现实作用，希望文学在民族文化的构建中发挥更大作用，而阿尔扎马斯和卡拉姆津派则更注重俄国文学与欧洲文学的对接，强调启蒙思想和自由精神在文学中的渗透和体现，希望文学成为个体的意识、思想和情感的最佳表现手段。

然则，如果在俄国文学史的整体语境中看待这两派，就可以发现他们其实共同促进了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希什科夫派在坚持古典主义文学传统的同时也接受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些主张，如对内心情感的重视、诉诸宗教和民族元素、搜集民间诗歌等；卡拉姆津派则注重个人情感的张扬、对自然的亲近以及对精准的诗歌语言的锤炼，等等。这两个流派构成互补，充实了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内涵，成为俄国浪漫主义文学复杂构成的两个侧面，甚至也可以说他们分别代表着俄国浪漫主义文学发展的前后两个时期。因此，这两个团体的作家和诗人既针锋相对，又惺惺相惜，即便在这两个团体争论最为激烈的时期，也有个别作家同时参与两个团体的活动，且作为感伤主义之代表的卡拉姆津和德米特里耶夫竟然还都是恳谈会的名誉会员。在两个团体均停止活动数年之后，当年阿尔扎马斯团体中情绪最为激烈的少年诗人普希金还在其《再致书刊审查官》一诗中十分温情地回忆起希什科夫派的首领：

十九世纪初的俄国文坛著名作家和诗人几乎全都参与到了这场俄国新旧文体之争中。他们或加入倾向不同的文学团体，撰写理论文章介入争论，或以写作和翻译表达自己的文学立场和美学趣味，共同促成了这一场对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学大讨论，它既是一场文体之争，也是文学之争，更是语言之争，如莫尔多夫琴科所说：

通过这场大争论，俄国文学界深化了许多与俄国文学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诸如文学语言、文学翻译和文学体裁等。在文学语言范畴，卡拉姆津率先提出更新文学语言的话题，希什科夫的质疑文章则是导火索，由此引爆了这场持续十余年的争论。一般认为，具有官方学者身份、也得到官方支持的希什科夫在当时的争论中占据了上风，而卡拉姆津则有所让步，但从俄罗斯文学语言后来的发展看，持保守主义立场的希什科夫却成为实际上的输家。比如，希什科夫提倡从古俄语和教会斯拉夫语中寻求词汇，再注入新的内涵，以表达当代人的思想和情感，因此建议用"наитие"取代"влияние"，用"прозябение"取代"развитие"，用"лицедей"取代"актер"，用"яйность"取代"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сть"，用"блуждалище"取代"лабиринт"，但从俄语后来的发展来看，这些建议都没有被广泛采纳。换言之，他倡导的旧瓶装新酒式语言改革并不成功。文学语言如同文学自身一样，总以创新为目的，抱守残缺是文学的大忌，也是语言发展的大忌。不过，希什科夫的语言观也具有其历史意义，它不仅维系了当时俄国文学界文化价值取向上的某种平衡，也使后世的俄国作家充分意识到了俄语和俄国文学的民族特性。

在希什科夫之后，激进主义的文学思潮和社会思潮在俄国文学史乃至整个俄国历史中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希什科夫的文学史意义因此总体而言被低估，甚至被定性为"反动贵族集团"的首领，而他的目的则被认为是"捍卫俄国生活的中世纪基础和遗风，以抵御启蒙思想和西欧文化中资产阶级民主倾向的破坏性影响"。其实，希什科夫对于俄罗斯文学语言的贡献同样很大，至少，他关于文学语言应该接近民间创作的立场，他对于斯拉夫语言自身潜力的挖掘等，都被证明是明智的。希什科夫继承了罗蒙诺索夫等人的传统，始终不渝地论证俄语的优越性，这些观点后来也在包括普希金、屠格涅夫等在内的一代又一代俄国作家那里反复出现。可以说，在俄罗斯文学语言的探索中，希什科夫派和卡拉姆津派分别取向古代语言和当代语言、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颂诗语言和小说语言，他们在不同的范畴内获得了各自的发现，最终又从不同的侧面丰富了俄罗斯文学语言。在这场文体之争之后，文学语言问题便不再是制约俄国文学继续发展的障碍。

在探讨俄罗斯文学语言时，两派文人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文学翻译问题，并均在这一领域进行过理论探讨和实践活动。关于文体的争论既是理论层面的，也是实践层面的，而实践层面的探索除创作之外的最重要体现便是翻译。两派作家均试图通过翻译来丰富俄罗斯文学语言的表现手法，挖掘俄语自身的潜力和可能性，并把译作当成构建新的文学范式的参照和样板。正是在文学翻译领域，两个团体、两个派别的作家异曲同工，谋得诸多共识。借助把《伊戈尔远征记》等古代文献翻译成现代俄语，借助该派翻译家格涅季奇翻译的荷马史诗，希什科夫派在现代俄语中注入了庄重的英雄体元素，而卡拉姆津派的茹科夫斯基、巴丘什科夫则把西欧同时代的诗歌译成俄语，将细腻的哀歌体和自由的轻诗歌等诗歌基因注入了俄国文学，最终这些源文本不同、风格迥异的译作一致赢得了两个对垒阵营的交口称赞。

此外，新旧文体之争还强化了当时俄国文人关于文学体裁的认识和理解，正是在这一时期，俄国作家和诗人开始具有了清晰、明确的文学体裁意识。在此之前，罗蒙诺索夫关于俄语三种"风格"的划分就与特定的文学体裁结合在了一起，如具有崇高风格的是史诗和颂诗等的语言，具有中等风格的就是正剧和抒情诗等的语言，而体现低级风格的则是喜剧和公文等的语言。新旧文体之争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场文学解放运动，因此，当时的俄国作家和诗人必然会探索和尝试各种文学体裁新的可能性。在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坛上，文学体裁百花齐放，杰尔查文的颂歌、卡拉姆津的旅行记和中篇小说、克雷洛夫的寓言、茹科夫斯基的哀歌和谣曲、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巴丘什科夫的轻诗歌，或此起彼伏，或同台竞技，共同形成了俄国文学史上空前的体裁繁盛局面。总体而言，希什科夫派比较崇尚高级和下级体裁与文体，卡拉姆津派则比较热衷中级体裁和文体，但在两派作家的具体创作中，文体分界并不那么明显，各种体裁的"风格属性"似乎也在逐渐淡化。在各种体裁的相互角逐中，一些低级文体赢得了崇高地位，如克雷洛夫的寓言和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而一直主张体裁民主化的卡拉姆津则在后来写作《俄罗斯国家史》时转而开始采用高级语体。

正是在这样的"体裁和文体学校"中，普希金掌握了各种不同元素，最后通过其创作完成了俄国文学体裁的整合和定型。简单而言，俄国文学是在1820年代开始崛起的，其标志性事件就是"俄国文学之父"普希金的横空出世，而普希金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十九世纪初这场新旧文体之争的产物。他既是这场争论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同时也是争论双方标志性人物的"学生"，杰尔查文的古典主义、卡拉姆津的感伤主义和茹科夫斯基的浪漫主义相继对他产生了影响，而克雷洛夫的俄国化寓言、茹科夫斯基的欧化抒情诗和格里鲍耶陀夫的现实取向戏剧也均在他的创作中留有痕迹。更为重要的是，亲历这场争论的普希金或许意识到了俄罗斯语言和俄国文学风格的庞杂以及这种庞杂所蕴含的可能性，进而产生了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提炼和重铸俄罗斯文学语言、归纳和定型俄国文学风格的动机和雄心。

关于希什科夫派和卡拉姆津派的新旧文体之争为何会在十九世纪初爆发，这场"学术之争"为何会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和动荡不安的社会成为一个核心话题，有学者大惑不解：

这段引文出自乌斯宾斯基和洛特曼合作的长篇论文《作为俄国文化事实的十九世纪初语言论争》。关于一场貌似纯粹语言学性质的争论为何会在俄国面临各种"十分棘手"的国内、国际问题的历史关头爆发，这两位学者批驳了之前的两种解释：一种认为俄国思想界当时尚处于"青少年时期"，思想不够成熟，只能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讨论；另一种则将原因归于其时俄国的书刊审查制度过于严苛，所以当时的文人对思想问题的讨论只能用关于语言和文学问题的探讨来做掩护。乌斯宾斯基和洛特曼则认为，这场争论不是"思想幼稚"的表现，而是"思想成熟"的象征；也不是在用学术争论掩盖思想争论，而是因为语言和文学问题在俄国思想史中的那个关键时节恰恰可以成为探讨和解决各种社会和思想问题的重要手段：

也就是说，希什科夫派和卡拉姆津派这两个貌似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派别，实则在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诉诸同一目的，即现代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完善以及俄罗斯民族文学的构建，亦即解决俄国文学的民族性问题。两派均对俄罗斯文学语言和俄国文学的发展现状感到不满，认为当时的"双语现象"难以充分表达俄国人的民族情感和思想，故而致力于解决当时文学中存在的新与旧、雅与俗、本土与欧化的对立现象。但是，这两派的解决方案却大相径庭：如果说希什科夫派主张回到过去，在古代斯拉夫语中寻找语言的活水，那么卡拉姆津派的主张则是在现实生活中、在现代口语中提炼新的文学语言；如果说希什科夫派将对以法国文学为代表的西欧"有害"文学的排斥视为俄罗斯民族文学崛起的前提，那么卡拉姆津派则将对西欧文学经验和遗产的全面把握当作俄国文学腾飞的基础；如果说希什科夫派希冀俄国文学成为俄国独特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的体现，那么卡拉姆津派则试图让俄国文学成为新时代俄国人的自由精神和个性意识的载体；如果说希什科夫派的立场可以被归纳为一种"语言民族主义"，那么卡拉姆津派的观点则可被概括为一种"文学自由主义"。不过两派的努力最终殊途同归，他们共同谋得了俄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其突出标志之一即俄国文学的民族性问题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的讨论和有意识的表达："这场论战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新旧语体之争，而是涉及俄国文学乃至整个社会思想文化是否要在引进西方进步思想文化的基础上进行革新的问题。"

新旧语体之争不仅涉及俄国与西方的关系问题，还关涉俄国三大"被诅咒问题"中的两个，即往日的俄国和当下的俄国之间的对峙以及俄国社会中上下层之间的分裂。表面上，十九世纪初的这场语言之争是新旧语体之争，是书面语和口语、斯拉夫语和法语、教会语言和世俗语言、崇高语体与平民语体之争，但若进一步考量这些争论背后的社会动机和价值取向，就不难发现这场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旧俄国和新俄国之争以及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之争。作为东西罗马分裂后的产物之一，俄国的语言和文化一直具有浓厚的希腊化色彩，无论就语言传统和文化类型而言，还是就宗教意识和文化认同而言，它均与拉丁化的西欧世界有所不同，甚至长期对峙。正是十九世纪初的这场新旧文体之争，使得俄国人更清晰地意识到了这种差异和对立，并同时开始了矫正乃至弥合这一差异和对立的自觉努力。

虽然希什科夫派和卡拉姆津派的初衷和目标一致，但他们却仅仅因为路径和立场的差异而分道扬镳、势不两立，此类场景在俄国文学史和俄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复现，如1840年代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争、1860年代的农奴制存废之争、1890年代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之争，等等。语言和文学不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也体现着民族精神和文化取向，甚至可以说它们自身就是政治、就是世界观。在这个意义上，十九世纪初俄国文坛的这场新旧文体之争也就是一场思想之争、文化之争乃至意识形态之争，它最终经由文学的风格和民族性等问题上升至意识形态层面和思想史层面：

借用乌斯宾斯基和洛特曼那篇文章的标题，十九世纪初俄国文坛的这场新旧文体之争就是"一个俄国文化事实"。这个"俄国文化事实"是俄罗斯民族性格和俄罗斯文化中结构性矛盾不断累积的结果，而对这一矛盾结果的充分思考和争论反过来又强化了俄罗斯民族的自觉文化意识。虽然这场新旧文体之争未能彻底解决俄罗斯文化中的"双语现象"，甚至还让俄罗斯文化和思想由此染上了更为深重的悖论色彩，从而具有了某种"双文化"特征，但正是从这场争论起，俄国文化开始像一只巨大的钟摆，在东西欧文化之间乃至东西方文化之间周期性摇摆。

从学术史角度看，这场新旧文体之争也具有其不可否认的文学史、社会史和思想史意义。这场发生在十九世纪最初十余年间的争论，在之后二三十年间始终是俄国文学界的首要话题之一，但在当时关于这场争论的讨论仍然主要集中在方法论层面，并在文学批评和社会政论等范畴进行，尚未过渡至学术领域。此后，自1840年代起，以别林斯基等为代表的自然派文学批评开始崛起，批判现实主义美学从此统领俄国文坛数十年之久。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希什科夫的拟古的美学倾向和保守的社会立场，还是卡拉姆津的感伤主义的审美情趣和精英化的文学取向，均难以成为俄国现实主义理论家们得心应手的理论工具。无论是别林斯基倡导的"现实的诗"和"运动的美学"，还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美是生活"的命题，抑或是杜勃罗留波夫的"现实的批评"主张，乃至皮萨列夫对文学之"有用的因素"的论证，均与希什科夫和卡拉姆津的立场相去甚远。也就是说，这场十九世纪初的新旧文体之争虽然为后来的俄国文学批评和文艺学奠定了基础，卡拉姆津甚至被俄国最伟大的批评家别林斯基尊为"俄国文学的第一位批评家"和"批评的奠基人"，但就总体而言，无论是希什科夫的"后古典主义"，还是卡拉姆津的"前浪漫主义"，在其后数十年间都先后被以茹科夫斯基、普希金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和以别林斯基、果戈理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运动所屏蔽或扬弃。

对于这场文体之争最早的学术探讨之一，或许是格罗特的《俄罗斯文学语言史中的卡拉姆津》，这部专著虽仅五十余页，却开创了从俄罗斯文学语言发展史的角度考察这场十九世纪初俄国文坛论争的先河。特尼亚诺夫出版于1929年的《拟古派和革新派》一书，是研究这场新旧文体之争的重要著作之一。该书虽是一本论文集，但其中的《拟古派与普希金》一文却占据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在这篇文章中，特尼亚诺夫把普希金置于1820年代的文学史语境中，将其视为十九世纪初文体之争的成果之一。他在文章开篇处写道：

特尼亚诺夫此处所言"旗帜和标志"，当然就是指普希金；而他所言"误判"，大约是指把1820年代的俄国文学史简单地理解成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斗争史，或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转换史。他认为，只有在不同文学流派相互斗争、相互渗透的文学史语境中具体地看待某一个文学事实，才能更具体、更贴切地归纳出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而所谓的"拟古派"和"革新派"的对峙和转化就正是当时俄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张力和动力。

在特尼亚诺夫之后，苏联时期还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关注十九世纪初的新旧语体之争。在《十七至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语言史纲》一书中，著名语言学家维诺格拉多夫从文学语言发展史的角度看待这场争论，并在该书第4章第7节《卡拉姆津在俄罗斯文学语言史中的意义》中写道："创建俄罗斯文学话语的'新语体'，这种语体能有机地融合俄罗斯民族的表达方式和全欧的表达方式，并与教会斯拉夫语的古旧传统一刀两断，这一功绩是与尼·米·卡拉姆津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与此同时，希什科夫则被维诺格拉多夫视为"斯拉夫派保守团体的领袖"，认为该团体的目的就是"用教会的、书面的思想体系来对抗来自法语的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思潮和思想"。

苏联文艺学家莫尔多夫琴科则在俄国文学批评史的语境中评价这场文体之争，在其专著《十九世纪前25年的俄国批评》中，他以专章《"新语体"与"旧语体"之争》梳理这场争论的来龙去脉，认为"这场持续达十余年之久的著名的'新语体'与'旧语体'之争是十九世纪初批评思维发展中的核心现象"，但在这段话之后，该学者又立即指出："希什科夫是卡拉姆津及其流派的文学敌人，是旧的教会斯拉夫语体的捍卫者，是一切语言创新和风格创新的死敌，他在其活动中表现为最保守的贵族圈子的代言人。"与维诺格拉多夫和莫尔多夫琴科等为褒扬卡拉姆津而刻意贬低希什科夫的态度不同，乌斯宾斯基和洛特曼认为："希什科夫并非一个传统派，而是一位乌托邦主义者。"换言之，这两位研究者认为希什科夫对于俄罗斯语言和文学的态度实际上是一种关于俄罗斯民族的文化乌托邦想象。事实上，洛特曼很早就开始为希什科夫正名，认为希什科夫更应被称为"传统派"，"因为这一概念较之于'拟古派'更能反映实质，因为在语言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尽管十分重要，却不能被用来作为分类法的基础"。

认为希什科夫"保守"而卡拉姆津"革新"，这似乎已成为俄国文学史中的一个定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俄国文学史曾被解读为俄国作家与沙皇的斗争史，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沙皇近臣、先后担任过国务秘书和教育大臣的希什科夫自然会成为抨击的对象，而卡拉姆津则因其"在野"状态，因其对普希金等自由派诗人的直接影响，而受到更多褒扬。但殊不知，卡拉姆津当时的社会立场其实与希什科夫相差无几。据说在1812年卫国战争之前，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曾把希什科夫和卡拉姆津同时列为国务秘书的候选人，在他们两人之间究竟该选择谁，亚历山大一世曾举棋不定，他最终选择希什科夫，还是因为读到了后者关于"祖国之爱"的那篇文章。晚年的卡拉姆津成为一个地道的保皇派，尽管他撰写的历史巨著《俄罗斯国家史》体现了皇权主义的历史观，但在该书中"国家"立场却无处不在，因此他堪称"开明的保守主义之代表"。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学者们似乎开始纷纷为希什科夫"翻案"，将卡拉姆津和希什科夫等而视之，并试图在更广阔的文化学和社会学背景中看待这场文体之争。阿尔特舒列尔在其专著《俄罗斯语言爱好者恳谈会：在俄国斯拉夫派的源头》中以大量篇幅论述希什科夫的文字和文学活动，并在《关于俄罗斯命运之争中的希什科夫和卡拉姆津》一文中把两人的文体争论放在历史哲学层面进行讨论。在《"拟古派"与"革新派"：论争之总结》一文中，谢多娃以列表的方式一一比对争论双方的观点，并做出相应阐释；卢帕列娃则以两派之争中的"中间人物"谢尔盖·格林卡为研究对象，在论文《十九世纪初"新""旧"俄语语体之争中的谢·尼·格林卡》中讨论格林卡其人其文所体现出的"摇摆性"和"矛盾性"，以说明两派之争的复杂性。在其论文集《卡拉姆津派和拟古派》中，基谢廖娃将自己陆续写作和发表的关于"拟古派"的文章列在一起，冠以"俄国'拟古派'的复杂发展过程"这个标题，对之前学界较少关注的拟古派的来龙去脉、具体构成以及其中的"次要"人物进行研究。新近发表的其他一些相关研究论文的题目也暗示了某种学术取向上的微妙变化，如米纳科夫的《作为俄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和实践者的希什科夫》、波列扎耶娃的《作为民族统一因素的语言》、科茹林的《在俄国保守主义的源头》、列特尼亚科夫的《卡拉姆津与俄国民族主义话语的生成》以及加夫里洛夫的《论希什科夫教育哲学之特征》，等等。随着研究者对这场论争的描述逐渐由语言文学范畴的讨论过渡至思想史和文化史阐释，俄国学界对这场争论的态度已由意识形态的概括定性转为对其所涵盖的不同社会思想层面的揭示，从而深化了研究界对这段历史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