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十七至十八世纪，朝日两国士人诗赋外交中频频出现围绕金刚山与富士山的对话与论争，其背后有深厚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渊源。“欣赏”与“共情”是朝日士人进行对话的重要基础，“争胜”与“挟中”是论争的主要手段，“华国”与“竞赛”则是论争的本质所在。富士山与金刚山的优劣之争，是朝日士人立足儒家“比德思想”、基于“朝鲜中华主义”与“日本型华夷观”而展开的文化对决的缩影，体现了两国士人对彼此国家地位的评判和自身民族意识的表达。

江户幕府初期，日本期望以新面目获得朝鲜的认可，以缓解壬辰战争后被东亚世界孤立的局面。而两国恢复交聘以后，特别是在江户后期，日本文人再次将朝鲜来使视为朝贡，难掩竞胜之心。古贺精里父子等文人既从壬辰战争中认识到外侵之害，又不断萌生俯视朝鲜的意识，乃至重新勾绘丰臣秀吉的征韩之路，在文学想象中书写未遂的兼并行为，这种对征韩之“正义性”的建构是日本中心式“华夷秩序”的要目之一。通过古贺侗庵等人对壬辰战争的重塑，可以看到江户后期文人从攘夷到开国、从佐幕到勤王的思想变迁。

长久以来，学界多从中日无产阶级联结的角度探寻 1927年日本《文艺战线》杂志同人关注中国国民革命的意义，忽略了朝鲜左翼人士对其革命观的质疑。在世界革命理论及媒体报道的作用下，部分日本左翼作家将中国国民革命塑造为一种神话，进而发表了脱离实际的主张；朝鲜作家韩雪野则立足朝鲜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提出了批判意见。双方的意见冲突可视为怀有浪漫革命想象的日本无产阶级文艺家与追求民族独立的朝鲜无产阶级文艺家的一次思想碰撞，也为重审中日朝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联结提供了新的契机。

作为一项关于近现代市民世界之历史谱系和精神结构的病理学研究，德国历史学家科塞雷克的《批判与危机》探究了二十世纪冷战背景之下“世界内战”的历史哲学根基。为此，科塞雷克重构了启蒙运动在十八世纪的历史场景及其与历史哲学之间的深刻联系：启蒙者以“非政治的”道德批判和乌托邦式的历史想象为名，逐步摧毁了绝对主义国家的正当性基础，并最终引发了革命。科塞雷克的启蒙叙述既是对启蒙自身的“启蒙”，也服务于更宏大的意图：在揭露和批判启蒙之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为理解和反思现代政治秩序的危机提供可能。

当代美国诗人苏珊·豪的诗中遍布各种参差不齐的“语言物”，其取径“物感”“拼贴”“档案法”的诗艺及其以“接缝”“非书”“延异”等概念为实验理路的诗歌创作，促成诗歌语言的非再现性出场，与二十世纪西方思想领域语言从“透明性”到“物性”的转向殊途同归。豪的“语言诗”在更新传统诗学观念、意义生成模式及审美机制的同时，亦体现出对美国社会的保守思想、历史书写传统的批判，因而成为二十世纪后期美国文化战争的文本遗产。

普希金在 1830年之后的散文转向已经成为学界共识。以往的研究认为，伴随散文转向而出现在普希金作品中的对底层人民的关注是诗人民主主义思想自然生发的结果；但本文认为，所谓的人民主题其实是诗人在这段时期内发展出的另一种历史观的衍生物。这种历史观要求以长篇小说而非其他文学体裁作为载体，并在很大程度上将俄国现代散文导向关注个体生活与民族国家命运的紧密交织。这种历史观的形成绝非偶然，其主要源头之一或可追溯至维科《新科学》在俄国的传播。

十八世纪初，笛福因言获罪，被判站枷示众，成为身体政治的屈辱客体。借助《枷刑颂》《挽歌》《暴风雨》等诗歌，作家废黜自己受辱的自然身体，在公共领域中以作家鬼魂的形态建构起政治 -神学身体，为面向公众的创作正名，之后又以鲁滨孙系列故事中的十字架意象和地外遨游片段回应枷刑事件，将小说角色作为面向公众发声的新的自然身体。公共领域中作家两个身体的建构不仅证明了文人介入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还在作家作品归属、小说方法论、小说本体论等方面与英国小说的起源密切相关。

赫尔曼·巴尔的戏剧理论文章《关于悲剧的对话》融合弗洛伊德和布罗伊尔治疗癔症的精神分析疏泄法与尼采、布克哈特和罗德的反古典主义希腊观，做出了“古希腊人患癔症”的独特诊断，并断言古希腊悲剧作家是为治疗癔症而创作悲剧。巴尔认同语文学家贝尔奈斯重新发现的亚里士多德界定悲剧疏泄作用的医学病理学视角，但又肯定尼采对悲剧疏泄作用的质疑，力主让围绕悲剧的讨论从医学回归诗艺。巴尔戏剧观中自我消解和不断变形的演员及其表演艺术主要基于尼采和马赫的相近洞见。受歌德和尼采悲剧观及瓦格纳神话理论的启发，巴尔设想的新戏剧是“非悲剧的”与“神话的艺术”。

在《世界的词语是森林》中，厄苏拉·勒奎恩描述了想象中的阿诗共同体反抗地球殖民暴力统治的故事。一方面，通过对典型殖民者戴维森的形象刻画，作品揭示了西方二元论思想与殖民暴力给共同体带来的毁灭与伤害；另一方面，作品又以“阴 -阳两仪”思想为支点，建构起和平状态下的阿诗生态女性主义共同体。“阴 -阳两仪”思想与共同体建构的合二为一，为反殖民主义、去殖民主义以及更大的共同体建构提供了跨越中西文化疆界的后殖民主义想象。

在波斯语诗人以味论诗的实践中，多个本义为“滋味”的词语频繁见用，可被视作文论术语。波斯古典诗学的味论肇始于世俗之“味”，后又深受苏非派神秘主义之“味”的影响，其中的“滋味”具有丰富的内涵，与中国和印度诗学之“味”庶几鼎足而三，共同为“东方味论诗学”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