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旅是林芙美子成名后的首选。1930年8月至9月，《放浪记》及《续放浪记》（改造社，1930）的版税一到手，她便迫不及待地踏上了探访中国大江南北的旅途，其间9月19日在内山完造所设筵席上见到了鲁迅、郁达夫、田汉等中国文人。1937年12月末，林芙美子又以《每日新闻》特派员的身份来到沦陷的南京。1938年9月，她与吉屋信子分别被编入以文艺协会会长菊池宽为首的日本知名作家武汉会战报道团即史称“笔部队”的陆军班（共14名）及海军班（共8名）。陆军班一行抵达上海后，林芙美子便凭借人脉关系得以穿梭于硝烟弥漫的前线，归国后巡回演说，出版了战地报告文学《战线》（朝日新闻社，1938）、《北岸部队》（中央公论社，1939）及小说《波涛》（朝日新闻社，1939）等。1951年6月28日林芙美子因心脏瓣膜病离世。当年10月起至1953年，23卷本《林芙美子全集》陆续刊行，在这套配有著者后记的新潮社版“全集”中，《战线》《北岸部队》均未被收录。

     值得一提的是，以日记体形式按时间记录主人公林芙美子出生后个人生活的《放浪记》，第一部1928年首次连载于《女人艺术》，1933年与第二部一起作为单行本《放浪记·续放浪记》（改造文库版）发行，之后第三部由《日本小说》于1947年5月创刊号连载至次年10月，并结集出版（留女书店，1949）。林芙美子称第三部是鉴于战时苛刻的检查制度而未能发表的一些内容，但有评论家指出《放浪记》第三部的出版隐含着一种预谋：“曾经那般耗神费力的随军采访工作若要借助虚构而将其一笔勾销，那就是战后推出的《放浪记》第三部。在战前与战后直接架起了一座跨越的桥梁，以便将战时忽略不计。”三部《放浪记》可谓一部挣脱父权禁锢的女作家诞生记。有别于一般家庭中的良家妇女，作品中的“我”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却不忘写作，在暴露贫穷而孤独的生活的同时也毫不讳言一名年轻女子身体的躁动与情欲的煎熬，在男权社会中积极寻求自我的独立，成功地开辟了一条从家庭走入社会的通道，重构出一种拒绝父权制所界定的、自主选择的女性气质。《放浪记》第三部的出版是否旨在掩盖昔日的“遵命文学”仍有待商榷，但至少意味着作家的叙事由“言不由衷”回归到“自我言说”的轨迹上。《放浪记》中叙述者纯粹自我的身体是轻快而随性的，流露出一种离经叛道、天然率真的女性气质；《战线》《北岸部队》中叙述者的身体则是沉重而受限的，因受控于所肩负的使命而呈现出一种自我而又非我的混沌游离、动辄过度夸张的女性气质。战后，女性的身体在被征用的政治身体与实存的自然身体之间展开了搏斗，由顺从扮演起了抵抗的角色，从《河沙鱼》（1947年）、《骨》（1949年）等作品中不难发现身体失落后又试图复归的挣扎。

    日本女作家的战地行不仅是女作家本人的个性化冒险，也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日本女性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扭曲镜像。纵观日本妇女解放运动史，不难发觉这样一个事实：随着国家观念与国民意识的渗透，作为社会二等公民的日本女性，其身心解放之路的先决条件是以迎合国家话语为代价的，而当国家发动战争之时，日本女性权利的主动诉求便被不由分说地纳入到国策话语之中，使得女性在成为战争受害者的同时也担当起战争支持者的角色，战争的责任与受难缠绕于一体。林芙美子的战时文本是历经战时严苛检查制度之后的产物，因而在出版之初便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时代的政治因素。在个体化的书写被国家意识形态所挟持的社会语境中，字里行间究竟有多少是在国家父权话语蛊惑下的口号式复制，又有多少是作家个体化固有特质的流露，应在内与外的双向纬度中加以探讨。

     首次中国行结束后，1930年11月，林芙美子于《哈尔滨散步》中写道：“原本也想观摩一下日俄战争的遗迹，但胆小的我不怎么喜欢战争，特意前往旅顺二零三高地一事也就作罢了。”然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甚嚣尘上，伴随着国家层面的引导，日本家庭妇女纷纷走出厨房，加入街头欢送出征士兵的行列，这位昔日曾为投稿遭拒而奔走在街头的女作家也在1937年以日本女性代言人身份步入战地。由厌恶战争到踏入战地的变化与其说是个体心境的变化，不如说是作为女性群体的一员，她身不由己地呼应了一个时代的号召。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实施了诸如“富国强兵”“殖产兴业”“脱亚入欧”等极端的欧化政策，以期追随并赶超西方，同时在“和魂洋才”等口号的倡导下将提升本国文化自信视为迈向近代化的原动力。因此，日本女性身上浸染着的前近代日本传统文化的母性或女性特质并未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隐退，而是作为国家精神、道德或文化价值的象征备受称赞。日本“近代化的过程是女性在被驱使去工作的同时其传统的女性职责又受到强化的过程”，除了少数“杰出女性”之外，大部分女性虽置身近代化的潮流，却依然担当着“历史中的女人”的角色。正因为在近代日本社会中，无论是在家庭内部还是外部，女性都一直是屈居于男性的二流国民，故而在论及日本女性与战争的话题时，“日本女性是无辜受害者”一说与“日本女性也是加害者”一说看似矛盾，但在政治父权的框架中它们犹如硬币的两面，女性们的助战狂热是在父权制下处于下层或边缘的无名存在者一旦首次得到社会的认可后，其潜在的欲望与能力得以绽露释放的结果。

1870年代自由民权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基于谋求女性参政权的目的，日本女性发出了希望成为国民的渴求。女性民权运动的先驱岸田俊子在1884年《告同胞姐妹》一文中通过表明巾帼不让须眉的爱国之心，首次提出男女同权的主张。而当时的明治政府企图通过强化家庭道德阻止女性参政，遂将计就计将获得政治权利的依据转而置于女性是拥有国民身份的男子们的母亲或妻子这一性别分工层面。1880年代后半期至1890年代，明治政府及教育界基于增强国力的考量制定出女子教育的方针，自此“妇道”由从顺、尽孝逐步转向以履行母亲义务的方式为国家做贡献，在女性以发挥母亲一职来效忠国家的“近代家庭”模式之中已然蕴含着跨越传统的“家长”权威而变相地赋予国家以优先性的这一顺应近代国家体制的特征。明治、大正时期的女权运动家们举起了“母亲”的性属旗帜以挑战既往儒教的家族观与女性观，这尽管有利于提升作为国民的女性的地位与价值，却也将女性引向了为国家、为子女而牺牲的歧途，及至战时便催生出在男性空缺的状况下忍辱负重地守护家园的“日本之母”形象。

从1918年绵延至次年，一场“母性保护论争”在与谢野晶子和平塚雷鸟之间展开，其间“母性”一词逐渐为民众所熟知。平塚提倡生育子女不应成为一种无偿的家务劳动，而是要作为一种女性的权利置于国家的保护或保障之下，从而提出母性不应隶属于个人或家庭层面，而要归属于国家层面；与谢野则反驳道，母性只应归入个人或家庭层面，她强调女性的经济独立在生育子女问题上的重要性，批判平塚观点中流露出的对国家的依存倾向。以平塚为代表的青踏社成员所倡导的母性观尽管在概念上迥异于战时旨在确保或增添视死如归的士兵以及生育士兵之女性的母性神化论，但是，归属于国家层面的“母性保护”一说无疑已隐含着对国家的隶从意向。至1937年“母子保护法”得以正式颁布时，“经由国家来保护母性”一说已走入了“为了国家而保护女性”的误区，“母性情怀”转而等同于“国家情怀”，这是平塚一派当初始料未及的。

战争爆发后，日本女性因性别分工被排斥在战场之外，但其可生育或可劳作的身体却因能转化为资源而被纳入到战争的总体规划之中。历史学家鹿野政直认为，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推崇无私奉献的“母性”作为日本女性必须遵循的基本概念被一再宣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它作为安抚出征士兵的“慈母心”而被发现。“母性情怀”是彼时的国防妇人会活动所强调的道德品德之一。其二，以守护后方家园的名目而强调“母性”。首先是为国家生育孩子；其次代替男人护家看院；最后一旦成为“未亡人”则须作为“靖国之妻”而封存其性欲。其三，颁布“勤劳母性保护”的规定以保障劳动中的母体健康。尽管有悖于鼓励女性守护家园及多产的政策，但随着战争的激化，妊娠或产后女性还是被动员到工厂劳动。其四，市川房枝们的妇女运动对“母性”的强调。市川领导的“妇选获得同盟”组织倡导“保护生育下一代国民之母体”，这一主张不仅于1937年推进了凡需抚养13岁以下幼儿的贫困母亲或祖母可获得生活扶助这一母子保护法的实施，也变相助长了国家本位的“母性”观的蔓延。其五，通过诸多概念的粉饰将“母亲”圣化。在学校或社会的教育中灌输“女人乃母亲”的意识以塑造模范母亲的形象。当性与性欲在为战争生育下一代的战争政治学的框架中才能得以通畅表达时，留守女性的身心痛苦被以“母性”的名义切换成一种理所当然。“女性”、“妻性”一律以“母性”为导向，“母性”在空间上已由家庭为单位的人伦亲情上升至以国家为单位的“日本之母”与“皇国赤子”之间的友爱亲情。她们身着“清洁”、“纯真”的白色烹饪服穿梭在欢送出征士兵的队列中，士兵们仿佛看到了站在厨房里整日劳作的自家母亲的身影。而“母子保护法”的实施虽令男性空缺的家庭生活得以维持，但也促使“靖国之妻”一词逐渐归入“靖国之母”的范畴，预示着父亲去世后的“靖国之遗孤”迟早也要为国家光荣赴死。

在国策话语的操作下，女性的身体既被视为资源，也被建构。在男权社会中去边缘化的错觉诱惑着女性纷纷投身于各类援战团体。国防妇人会是九一八事变后在军部的扶持下逐步发展壮大的妇女援战组织，会员们统一着白色围裙并斜披标有“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字样的白色条幅。及至1937年七七事变，主妇们的视野早已不再局限于厨房。报纸杂志在政府的号召下陆续派遣记者前去战地采访，以家庭主妇为读者群的《主妇之友》不甘落后地派出其签约女作家吉屋信子，此举足以保证每月高达百万的发行量，因为杂志社察觉到主妇们对战事的关心度，女作家本人也感知到自身所肩负的使命。刊登于《主妇之友》10月号的《战祸的北支现地行》、11月号的《战火的上海决死行》及演讲稿等，由新潮社以《战祸的北支上海行》为题集结出版了单行本。吉屋抵达天津后，婉言谢绝了驻屯军司令部宣传少佐关于视察前线的倡议，声称此行目的在于慰问军医院的伤病员以及看望生活在当地的日本女性。这位一贯强调女性共同体之间相互体恤、反对男性霸权的女作家基于女性的立场，一方面感慨天津陆军卫戍病院的“天津国防妇人会”成员、北京同仁会医院及上海工部局医院的日赤看护妇的奉献精神，将“战争”视为“日本女性潜藏着的能力得到认可的机会”而加以肯定，主张“女性身逢此时若以慈爱与献身为武器则可同男性一样地战斗着”；另一方面却又高呼女性是母爱与和平的化身，号召日本女性去感化已被抗日思想所“蛊惑”而持枪上战场的中国女性们，期待“无论日本的女性还是中国的女性共同跨越国境，以女人、母亲或妻子的身份为了东亚和平而携手之日终将到来”。采访归来后的10月20日与21日，吉屋信子以《北支上海现地报告》为题于东京、大阪作了演讲报告，除了医院里的伤残兵以外，有关前线士兵的话题仅是一带而过，而当谈及由驻留天津的日本妇女所组成的国防妇人会天津分会成员的辛勤付出时，吉屋盛赞不绝：早中晚三班制，妻子若是中午去医院帮忙，丈夫则会自觉生火做饭迎接晚归者，此现象不失为非常时期的“良人教育”。此外，当国防妇人会成员以一袭白围裙首次出现在天津街头时，因条幅上“国防妇人”的字样，中国人或其他国家人起初误以为是“日本的女子便衣队”。走出厨房的“白围裙”俨然成了国防妇人会成员们集体政治身份的一种符号，虽非为战斗员却是侵略战争的“协助者”。女性在行为空间上的拓展并不意味着个体意识的提升，而在家庭地位上得到改善的假象则会驱使其焕发出更大的热情去为国家而奉献。

吉屋信子的归来激发了林芙美子的南京行。当然，作为一名炙手可热的作家，林芙美子本身也会接到媒体的邀约。在1937年6月出版的七卷本《林芙美子选集》的序言中，横光利一写道：“林芙美子几乎是唯一一位可触及男性写不出的那类真实的作家。”但当“真实”受制于国家意识形态时，这位女作家也无能为力。1937年12月31日傍晚，林芙美子由上海乘卡车抵达南京，进行了为期三天的采访。国民党财政部要员徐堪的府邸成了《大阪每日新闻》支局的办事处，站在人去楼空的府邸前，林芙美子放眼望去：“一家又一家，南京远眺过去尽是空屋。不禁深感与其评论莫如先赢得战争，倘若日本也落到此境地会怎样呢？光这么一想就不寒而栗。只要战争不会从地球上消失，那么每个国家势必随时要做好取胜的准备。目睹着战火的遗迹，我仅是痛心疾首地有感而发罢了，因为我对国家的事一窍不通。”国家为攫取利益和扩大权力而发动了侵略战争，对此林芙美子借口身为女性不谙国事予以回避。1930年秋曾到访南京的林芙美子面对昔日南京的空间记忆与眼前的残败光景交相重叠而无处下笔时，正如以“空屋”来虚化“战争遗迹”一样，她描绘了一座“女空想家构建的都会”。

1938年8月，就在武汉会战即将打响之际，吉屋信子与林芙美子的名字出现在“笔部队”的名单中。吉屋由菊池宽钦点隶属海军班，沿途既不必担心食宿，也不必背负沉重的行囊，只需坐在驱逐舰内观望。然而，对于林芙美子这个身高仅1.43米的女作家而言，等待她的将不只是一场体力上的严峻考验。走在一望无际的江汉平原上，林芙美子联想到“有一部小说叫《麦与士兵》，这一带却到处是棉田与稻田”。火野苇平的《麦与士兵》是一部令军部和民众均表欢喜的作品，日本内阁情报部由此而“得知世人对战争文学的强烈反响，遂萌生派遣作家到战地随军并撰写报道之念”。1939年上海杂志社出版了由哲非所翻译的题名为《麦与兵队》的摘译本，文艺理论家巴人（王任叔）读完此译本后，如此分析其受日本官方青睐的原因：“一个温和的士兵，富于同情，给敌国以怜悯，甚至不惜赞美，而决不涉及自国的缺点，这样的作品，在日本军部是看作洗刷耻辱的最适当的作品了。”而对于民众而言，安田武认为火野由士兵群体捕捉到“浸染着日本式人情主义的、日本民众的一种表情”，从而回应并安抚了后方百姓的心情与心理。火野以一介士兵的身份采取了一种内聚焦型叙述视角，林芙美子若要借鉴则须切换成外视角。在硝烟弥漫的战地，作为女性代言人的她还得去个体化，而其身体还将面临分裂：一半是政治的身体，一半是女人自然的身体。

自1938至1939年，日本女作家陆续前往战地，宫本百合子在1947年的《妇人与文学》中分析其成因：其一，“战争的强行持续致使受到勤劳动员的女性人数日益增多，家庭遭受摧毁的妻子、母亲们的生活困顿不断加剧，这些必然导致前线士兵们的不安以至于怀疑战争，将善于用笔表述或传递感动的妇女作家由故国派往前线慰问，对军部而言是最为近代化的一种文化性发挥”；其二，“对于妇女作家而言接受动员乃是体现其存在的一种保证，同时也如同多数男性作家所设想的那样，以为前线的经验能够丰富身为作家的自己”。在政治话语的传播效应上，慰问前线与安抚后方相辅相成。吉屋信子、林芙美子貌似以杰出女性的身份入选“笔部队”且获得描述战争的权利，但实际上这是父权政治话语借助女性代言人来实施对后方女性的宣传：“两人凭借其表达能力成为战时性别论分离体制的例外，无非是因为预计她们由战地体验所衍生出的语言［关于战地报告的演讲、随笔、小说］有望派上大用途：令被束缚于兵力再生产一侧的后方女性们认识到‘现状’并教化她们立足于总体战体制以寻求发挥其积极性的意义之所在。”然而，承载着政治话语的“遵命文学”如何以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进入女性读者的视野，而且女性生物学上的“身体”与社会建构中的“性别”又当如何委身于国家和军国主义话语，置身战地的林芙美子为此绞尽脑汁。

1938年12月25日由朝日新闻社出版的《战线》主要是1938年10月19日至10月28日林芙美子从湖北广济追随稻叶四郎所统率的第六师团由长江北岸向汉口进军途中的随军记；次年1月1日由中央公论社出版的《北岸部队》则综括了林芙美子1938年9月19日至10月28日之间由南京至汉口的全程见闻，且在单行本出版前，曾于中央公论社所发行的妇女杂志《妇人公论》1939年新年特别号上以300页的篇幅得以一次性刊载。“笔部队”成员归国后出版随军记一事并不稀奇，可除了书信体与日记体之别，实质大同小异的两部作品在前后一周之内居然由两家出版社竞相出版，足见林芙美子的人气非同寻常。

谈及战争，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枪林弹雨、硝烟弥漫，但是这种情形在《战线》《北岸部队》里却几乎看不太到，作品是诸多“闲笔”的大荟萃。一位叫“林芙美子”的“日本女人”深入战地，一早醒来梳头并扎上红花图案的三角巾，洗漱完毕后对着镜中人问一句：我今天还健在？隆隆炮声夹杂着远处的鸡鸣，惊吓中“我”失声痛哭，哭泣成了此时唯一的自由。在激战的前线随时可能遭遇意外伤亡，但“我”对死却无所畏惧，倘若遭遇不测则希望死得利索点，尸体或是埋入河沟或是烧掉。疲惫一天后，“我”夜晚在灯下提笔疾书：“远方日本的母亲们、姐姐们、妹妹们、士兵的恋人们，你们的心上人儿正以势不可挡之势向着汉口突进”；且声称尽管是“非战斗员、女流之辈，却是作为日本女人，将日本部队的战斗之状，牢固地铭刻在自己永生难忘的眼中”。在“女性”与“随军作家”之间，叙述者一味地强调其女性性别及日本女性的身份。在战地报告中沿用《放浪记》的叙述方式，宣泄一名女性的身心感受，不免过于情绪化，缺乏报告文学应有的客观与深度；高山京子便援引文本中叙述者的自我定位——“随军作家这一酸不拉唧的称谓实在太倒胃口了。我自豪地觉得自己是作为一个女人如同士兵、战马一样来到了战地”，对林芙美子是否具有“作为作家的最起码的觉悟”提出了质疑。但这只是文学上的败笔。通过一位“女性”叙述者复述军国主义的话语，不仅暗自契合了军部的意图，也有助于在小说与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之间构建起稳固的“眼泪共同体”。

1938年初林芙美子由南京返回上海，走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上曾突发奇想：“不知是谁将此战争比作是阵痛，真是一场持久的阵痛。阵痛越长，孕妇自不必说，旁观者也深感窒息，不过总得生出个什么来。”女性是战争的旁观者，当其生育功能被转述成一种政治符号时，女性的身体便突破了具体空间的限制而演变为粉饰战争的喻体。然而，一个女人真实的身体在战场暴力的叙事中却是被动的。环顾四周，由担忧战败所引发的恐惧使得她机械地念叨着战则必胜的口号：“没有比战败更悲惨的事，既然发出炮火，就得全力以赴打胜战争”；进而酝酿出一种“同仇敌忾”的情绪：“我来到战地不禁想，内容空洞且仓促的中日亲善实难从命。”在具体建构敌我二元论时，“我”则采用“道听途说”的方式以跨越“身体”的隔阂。两名士兵正谈论着如何处置俘虏时，“我”恰巧路过：

一位女性作家考虑到文字另一端的诸多无名读者“你”的心理承受力，原本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血腥场面通过听觉传递后被无形地美化了。上述行文中的“那小子”非表鄙视而是亲密，指代身亡的战友。置身战场通过讴歌战友情深以加深对中国士兵的蔑视，这实际上是贴近士兵视角的一种相当男性化的手法。当“侵略战争”变成了“复仇”，外在的政治任务也就有效地转为士兵内在的冲动，这是火野惯用的叙述方式。《麦与士兵》中写道：“对于令我们的同胞如此辛苦且令我的生命受到威胁的中国兵，一股强烈的憎恶感难以遏制。我曾想过与士兵并肩冲杀，亲手枪击、刺杀敌兵。我感到祖国这一词语犹如一阵热流激荡于胸中。”但此前他也曾提及：“总觉得眼前视为仇敌而相互拼杀着的敌方士兵与我们外貌相仿，酷似邻人，顿生些许不情愿之感。”火野表述上的一进一退试图表明生死离别的战友情深导致了敌我厮杀时的血腥残忍，对此尽管于心不忍却委实难以克制。评论家森英一指出，林芙美子将只有实战者才能体悟到的这一“同仇敌忾模式”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时却忽略了火野其后略带掩饰的自我辩白，这是“随军记者”林芙美子与身为“战地士兵”的火野苇平之间的差异造成的。的确，战地旁观者林芙美子只需按套路营造出“同仇敌忾”的情绪，而不必一边渲染对敌仇恨一边声称自己不忍参与杀戮，因为其“身体”并未参与；而《战线》中“我”在一农家寻找厕所时发现一名因胸部重伤而倒在地上的中国士兵，见其目光游离且呆滞地注视着门口，“觉得此脸似曾相识，我拔腿跑走”，《北岸部队》中在出现类似细节后亦叙述道：“觉得长得像谁，但是想不起来。”此类含情脉脉的文字虽然不是用来掩饰参与杀戮后的身体痕迹，却也可以用来维持其岌岌可危的女性气质。

林芙美子冒着性别错位之嫌，借用火野苇平式逻辑建构了战场上“身体”的国别属性，不过她并不甘心原封不动地照搬，战友情所滋生出的二元对立情绪不仅限于短兵相接，甚至也波及中国百姓。《战线》中，在距离汉口九公里的路上，“我”看见掉落在路旁的“中国兵的物品”被一士兵踢了一脚后滚落到远处的河沟内，同行的士兵不明缘由而发问，那士兵先是一声不吭地往前走，继而辩白道：“一想到那小子不能入汉口了，便陡然痛恨起中国兵来！”不可思议的是，类似场景也出现在《北岸部队》中。“我”在距离入城大铁桥仅一公里处与两三个士兵同行，一位头戴茶色帽子、服装整洁的中国人迎面走过，但他的帽子突然被其中一个士兵一把打落，滚向河沟，中国男子随即拔腿逃离。那士兵将身后的背包往上窜了窜，伸出右手握住左手中沉重的枪支，辩解道：“我来气了。一看到精神抖擞地走着的中国人我就来气。那小子是在送往野战医院的途中断气的啊！正这么想着，谁知那个看上去很精神的家伙就过来了，一下子气不打一处来……”

及至汉口附近的激战，叙述者的眼神更为“士兵化”，目之所及爱憎分明：“中国兵的尸体看上去仅是一具物体而已，而对适才被放在担架上抬走的我军士兵，却\[怀抱\]由衷的感伤与崇敬之念。”日军士兵的伤亡令林芙美子肃然起敬，一匹军马（文中尊称“默士”）的倒毙也令她感伤，而一位十七八岁中国士兵的死对她来说则毫无感觉。“我”为自身的“冷酷”而陷入了思考：“不同的血族居然会产生如此冷漠的感情”，“我因不了解中国人的真实生活而形成的冷酷感，居然可使得自己将一个人的尸体减低至‘物体’。至于民族意识已经到了自前世就无法融合的敌对地步”。叙述者企图借助“不同血族”之间“民族意识”的隔膜建构起一位“日本女性”眼中的敌我二分模式，但实际上，国族间的差异并不必然导致如此的冷漠。《麦与士兵》中的叙述者面对中国士兵的尸骸时，其所思所感就复杂而深远。作品结尾处，“我”环视着战壕中堆积如山的中国兵尸体，“忽然察觉自己一瞬间竟会全然不觉伤痛地眺望着这人间惨状，不禁愕然。我丧失了情感而蜕变为恶魔了吗？置身战场我不止一次地想过要亲手射击、砍杀中国士兵，也曾数次亲手射击、砍杀过。那么，面对敌国士兵的尸骸甚觉凄惨当属是一种感伤了。突感一阵冷气袭来，遂离开。”同样是“冷酷”，火野的冷酷仅停留一瞬间，随即便回归“感伤”，以避免成为失去人性的“恶魔”。当然，此类“大炮下的怜悯”是一种规避了“正义与公理”的仅“从生物学出发的人道主义，对于他人的英勇的牺牲的赞扬，对于被杀的俘虏的感慨，却正是为的哀悼自己”；但不可否认的是，火野的叙事体现了由“复仇”、“杀戮”最终转入“感伤”的一条明晰的自我洗刷思路。而林芙美子的文本拘泥于复仇套路，士兵的“崇高形象”已由“大度”滑向了“狭隘”。敌我二元对立对于描写战争的文本来说自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但较之于火野苇平的老练与含蓄，林芙美子对这一问题的书写显得幼稚而直白，甚至难以自圆其说。这与其说归因于一位女作家在智性上的混乱，莫如说她踏入战地后便放弃了自我内心真实的思考。在其1937年1月刊登于《改造》杂志的《北京纪行》（1936年10月完稿）中，中国青年曾是另一番风貌：“青年们非常魁梧精神，听不懂他们在交谈什么，只见每一张脸上都呈现出英气逼人的表情”；而汉口激战过后，“中国兵的尸体迄今已令我看得腻烦，而活着的中国兵则总是令我莫名地不舒服，他们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哀诉着什么”，近千名俘虏的脸上流露出“哀求、哭丧、发呆或因受伤而失语等表情，这群肮脏的中国士兵各有所思、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其中多半是少年兵，甚至有十七八岁的年轻军官”，对中国青年的描述间隔两年竟然如此悬殊！

此次随军较之于先前的私费游记绝非轻松之旅，身处性别错位的混乱，林芙美子如上文所述试图借助士兵的视角以穿越叙述的狭隘隧道，而在此过程中，滂沱的眼泪成了掩饰这位战地“女汉子”性别僭越之尴尬的道具。当然，在宣传层面上，其感伤的女性身体是这位战地女作家赖以凭借并最终要抵达的性别标志。在军国主义的语境中，非战斗员的女性犹如坐在观望席上的观众，心系战地，为战斗中的男性们鼓掌、喝彩、流泪。女性的泪水不仅发挥着安抚作用，还具备镇魂的功能，战死沙场的战士们将会在母亲或妻子的泪水中被赋予无限荣光。“军国主义国家将‘哭泣的女人’视为一种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必需品”，故而，一位极具女性特质的女作家置身前线这一男性领域之中，动辄泪水涟涟：“我不知为何，看着晒黑了的参谋的脸，泪水涌上眼眶，鼻子发酸”；以一介女流之身沿途追随着由长江北岸进军的第六师团、领先于“笔部队”其他成员率先到达汉口的叙述者，站在阳台上凝望着列队进入汉口的日军士兵们心生感慨：“倘若我是西方的女性或许会抛掷鲜花或挥舞手帕。‘喂！林桑！’当士兵朝阳台处的我打招呼时，我轻轻挥动着手臂，微笑着祝贺他们的健在。可谁知泪水却沿着脸颊不断滑落。”如此故作姿态并非多余，女性气质与战地氛围之间的相互冲突经由泪水的冲刷得以缓冲，叙述者通过“哭泣”回归女性视角，烘托出士兵们威武雄壮的阳刚之气，不动声色地取悦着发动侵略战争的男性们，进而建构出被权力“驯服”的女性身体。战地报告大多出自男性之手，纯女性视角的战地报告或许阳刚不足而阴柔有余，但林芙美子对战争的另类书写看似杂乱实质暗藏玄机：第一，借助士兵视角渲染“同仇敌忾”的情绪；第二，回归女性视角以描摹战地男性的威武风貌；第三，动辄感慨“为了祖国抛弃生命当是光荣，士兵渴望故乡的情爱难道是奢侈吗？来自女性的一封信也会博得战友的羡慕，这令我心旌激荡”，试图在战争的名义下探讨女性所应尽的义务。对于林芙美子来说，一个经验的身体本是其写作的起点和归宿，但当身体受控于军国话语的规范后，作家便退化为一个平庸的女性，如同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只是被动地接收着国家父权的指令，借由其身体在场的叙述方式来彰显战场上的男女之差异，诠释着女性的身体之于帝国战略的意义。

当日本妇女们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竭尽全力之时，在中国“抗击日本入侵的战争为那些在中国舞台上活跃的妇女们提供了另一个机会以展现她们的爱国主义”。但是，彼时中国妇女的参军、参政景况，在日本却被当作用以规训女性身体的反面教材。1936年9月林芙美子自费游历东北后经山海关至北京，在北京的20天内见到了各界人士，1936年10月完稿的《北京纪行》中记录了如下一个细节：“某天，在钱稻孙的引见下参加了一建筑家的家庭茶会。那里的美丽夫人（林徽因）询问：日本的女性究竟是如何看待中国女性的？说她自己祖上代代是亲日派，曾对日本颇有好感，可如今一切皆无。在美留学期间自己的望乡情思中，也曾夹杂着相当一部分对日本的追思，成了此番状态后，昔日的好感皆已荡然无存。她有两个孩子，说怎么也要保护好小生命。我听后惟有闭上眼睛——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不具备爱国心……”此后于《中国南北》（1938）中论及中国职业妇女的现状时，她又再次提及林徽因和她的客厅：“在北京曾参加过上流妇人的茶会并受到招待。那位妇人询问：据说日本至今对妇女还是封建的，较之于往昔日本女性多少有点进步了吧……我却以一种莫名别扭的心情，注视着为客人或是泡茶或是添加点心的那位女权主义者的丈夫，甚觉可笑至极……听说该妇人在美国受过教育，既搞建筑也写小说……她几乎毫不留情地批判日本，说对日本没有好感。我除了沉默微笑别无他法。能允许此等妇人的思想、女性士兵、女性巡查的国度，我无论如何也不认为是妇女的进步。” 1936年底与1938年前后的作品，针对同一个客体的“观看”角度已然不同，原先的些许理解几乎完全被挖苦所取代，此番改写是丧失了自我言说能力的女作家为确保其话语表达权而对“尊崇母性”的一般社会舆论进行复制的结果。

“笔部队”海军班成员杉山平助1935至1938年间在《妇女公论》《新女苑》《东京朝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妇女评论文章，其中《日本女性的去路》针对中国妇女的参军现象，指出“让女性持枪上战场之类的事是人类想象可及范围之内的最不理想的一种现象”，“毋庸赘言，日本女性倘若需要一定也会随时握着枪冲出去。然而，我们日本男性决不愿窝囊到让女性同胞去那样做，因为这既是男性的耻辱，也是国家的耻辱”。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管理下的女性身体最初一般被排斥在战场之外，倘若不了解这一原则，就会有隔于林芙美子作品中基于一般社会舆论所衍生出的关于女性、妻性与母性的时代记述。

战时的日本政府一方面宣传对男性气质的崇拜，使得整个社会弥漫着好战的男性气质，另一方面又扩大性别分工的社会概念，推动性别的两极化，军队被视为男性神圣而不可冒犯的领域。当然，战时从那些被当作“繁殖用雌马”“劣等劳动力”来驱使的妇女当中也会涌现出部分佼佼者，她们穿梭于硝烟弥漫的战地医院。自1937年9月起，各大报刊不仅报道战事，也开始宣扬诸如“走出婴儿房奔赴战场”之类的“巾帼美谈”。1938年9月26日林芙美子探访九江的兵站医院时就不忘呼吁：“我凝视着各类负伤者，此次战争的历史中发生的每一页都不可付之东流。此处若能迎来大批量的女护士该有多好啊！”出征看护妇获得了相当于男性军人的待遇，这是一般女性可望不可得的荣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男女差别的消解，也不意味着女性要成为“士兵”。在男女性别意识强烈的日本，“好战”的军事政府并不刻意塑造“好战”的女性形象。随军女护士们基于医学职业需求面对鲜血时所表现出来的冷静与勇气被视为是反女性气质的，因此，倘若已婚而为人母者将孩子托付予祖父母前去随军，此类母性化身的白衣天使便能凭着“代理母亲”的面孔缓解职业上的男性化与性别上的女性气质之间的矛盾。1938年9月19日林芙美子在南京中央医院见到四十几位女护士时就特别注明：“女护士们素朴大方，散发出可成为伤病员母亲的一种庄严感。”

《战线》《北岸部队》中，林芙美子既要想方设法地突破性别身体的界限，又不便彻底地突破，其飘忽不定的身体在敌我二元论的唆使下时而激情澎湃，时而冷酷无情。“敌我二元论”这一男性的、概念化的宏大叙事与“感伤”、“煽情”的女性私人化细节原本相异，如此忽略身体性别化、将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混为一体的身体叙事最终使叙述者陷入难以言说的困境。“我”无法彻底“士兵化”，因为“士兵们每个人的脸上流露出咬牙忍受着困苦与匮乏的神情，没有一个士兵像我这样思考着”，进而慨叹“此类战场物语无法像参加了实战的士兵那样写出来”。阿部知二在1939年12月29日《文艺时评》上针对《北岸部队》评价道：“以日记的形式呈现出追随北岸部队数日间的见闻，其感动、感伤、喜悦及痛苦被直接抛洒出来，换言之，她由现实所获得的感慨与由此生发的思想之间甚至会出现前后矛盾的现象。”《麦与士兵》式的士兵言说一旦嫁接在源自女人身体的感慨之上，冲击力不可谓不强烈，其间的“断裂”又企图以“哭泣的女人”形象加以弥补，最终使得整个文本成为在意识形态“束缚”下一种自我而非我的矛盾产物。

《波涛》中的乡子被迫将自身的浪漫爱情归置于国家政治话语之下，扮演着对伤残军人情有独钟的角色，而在此过程中其个体纯粹的身体并没有被彻底淹没，而是以生活者的姿态“不可思议”地呈现在战时的读者面前。由女性而母性的政治寓言试图操控女性的身体，而女性生理的身体与被建构的身体之间却处于相互冲突的波动状态。战后随着政治父权神话的破灭，女性的“身体”再次幻化成女作家书写民怨的媒介。《河沙鱼》中农家媳妇千穗子在丈夫出征四年间与公公发生了越轨行为，身体的寂寞如同即使被砍掉了鱼头、鱼身还会在案板上跳动的河沙鱼，失去了控制。丈夫出征后，留守女性带着孩子与公婆共同守护着家园，这不仅是1938年9月号《主妇之友》杂志所刊登的主题版画之一，也是战时话语意欲极力美化的田园牧歌模式。《河沙鱼》却打破了这一神圣模式，暗示出力比多的女性身体本能无法完全或者轻易地被转变或提升到政治的神圣层面，由此嘲弄了政治操控身体的荒谬性。《骨》的女主人公道子则是一名战争遗孀，因肺部疾患无法承受正式工作所附加的劳动强度，无奈只得夜站街头。由前线送回的丈夫骨灰盒里仅是南方的一小块红土，并无遗骨，道子于是“在遗骨空缺但却是丈夫灵魂替身的骨灰盒里将卖身所得放入其内，反讽地揭示出贞操观的彻底瓦解”。作品中不可遏止的性冒险在作家凝重的笔触下非但未被“肮脏化”，反而成了颠覆战争话语的一种反讽方式。

战争末期，林芙美子避难长野县，其后近两年间除了《狐狸的故事》等童话作品之外几乎封笔。1945年9月8日，在给川端康成的私人信件中，她写道：“今后不必说谎话，有望写出好的东西，我为此而欣喜。”《放浪记》的流行将林芙美子推向“杰出女性”的行列，对于军部及媒体而言，她是一枚利用价值极高的棋子。矶贝英夫不主张借由《战线》、《北岸部队》来拷问林芙美子，因为“国家或政治这一大概念之于她完全是无缘之物，她仅是发挥其与生俱来的行动力，将其所感如实地却又是在管制所允许的范围内写下来而已”。然而，战地记者对林芙美子来说，不只是机遇也是选择，其战时文本所遗留的问题在于：既然是在管制所允许的范围内，那么是否可将其文本视为“将其所感如实地”加以记录的产物？换言之，该如何评价这位女作家战时文本中的“谎言”，诸如无法言说时的“空想”以及对中国青年由曾经的“内心赞许”到言不由衷的“心生厌恶”等？当“历史中的女人”走出厨房时，吉屋信子为行走在街上的“白围裙”而欢呼，而走入战地的林芙美子一方面以回归群体性别话语视角的方式，依附父权的政治诉求，来描摹或重塑着她们“戴着红头巾”的身体，另一方面却又将目光投向了厨房里日渐稀少的食物上，从而让作品人物基于一个生活者的视角发出游离于意识形态之外的话语。纵观林芙美子的一生，从1938年冬写下“我喜欢士兵”的字句，到1945年春直言日本惟有体面地失败，再到战后为刻画日本民众的悲哀而笔耕不辍，其复杂之变迁，见证了日本妇女的身体在战前、战时、战后不同历史时代的或迎或拒的塑造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