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刘佳琪，拙文《德川幕府与中华诗选——江户初期百人式诗仙图的生成及其诗学意蕴》最初是博一第二学期导师金程宇教授所设“东亚古典学”课程学期论文的一部分，其成稿与修改历时近三年，从南京大学到早稻田大学，此文伴随了我读博的大半时光，期间获师友指导、帮助颇多，受益匪浅，切身体验了学术求索的乐趣。此次有缘撰写“字里行外”，既是分享，亦为纪念。
博一第二学期伊始（2022年春），经导师建议，我将“江户时代的唐诗学”作为博士期间的研究方向，由此以江户初期幕府大学头林家的文集和藏书为起点进入这一领域，并于当年暑假撰写了学期论文《林罗山父子的唐诗藏书、阅读和编选》。现在看来，尽管这篇论文颇显粗疏，类似一个调查报告，但目前所撰写的博士论文的一些想法，那时已初具雏形。博二第一学期开学后，我将学期论文呈送导师审阅。犹记金师翻阅后直言：“这是三篇论文”，鼓励我将文中所论藏书、阅读和编选三个方面独立成文。一篇变三篇，我自然十分开心，于是很快挑选了其中看起来“最有趣的”的部分——“林家唐诗编选实践”一节中的《唐百人一诗》，并将林家同期编选的《中华百人一诗》也纳入考察范围，由此形成了拙文的大体框架。
《唐百人一诗》《中华百人一诗》这两个文本吸引我的特别之处，主要有两点。其一是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中华百人一诗》初选本写本书尾跋文“谨撰进之以献御前”，及《唐百人一诗》写本书尾跋文“《唐百人一首》奉台命撰进之”所透露出的信息，即二集实际上是敕撰性质的，这意味着通过其成立过程，我们也许能够了解到幕府将军的中华诗歌接受场景。其二则是二集所采用的选百位中华诗人、各录一诗并绘制画像的呈现形式，明显仿自和歌集《百人一首》，这意味着其成立当与《百人一首》在江户初期的流传存在某种联系。并且，最初实践这种“‘汉’诗‘和’选”编选方案的是江户初期著名文人石川丈山，其《三十六诗仙》正仿自《三十六歌仙》，而林家曾深度参与其间。由此，一个合理假设便是，两部百人式诗仙图的编选，正是受《三十六诗仙》影响、进而踵事增华的结果，同时也意味着江户初期文人曾对这种用歌集体例来编选中华诗歌的方式颇为着迷。
这些有趣之处，便形成了我撰文之初最想回答的几个问题。幕府将军为何令林家编选两部百人式诗仙图？其编选过程如何？为何要选择和歌编选样式来处理中华诗歌？这种编选样式的选择，会对文本产生何种影响？其中的诗人与诗作是如何选出的？事实上，也正是这些问题，构成了拙文主线。
或许是由于将之作为博论一部分的前提下回答上述问题，研究之初，我的目标或曰理想，便不是只解决一篇论文之内的问题，而是想要通过这篇论文的撰写，尽可能多地了解和学习相关领域知识，从而为长期研究奠定基础。从“作者”来看，敕撰性质的百人式诗仙图，其成立主要是幕府将军、儒臣、画师三方合力的结果；从“文学谱系”来看，百人式诗仙图与《三十六诗仙》《百人一首》皆有关联；从“时代背景”来看，江户初期恰是日本汉文学史的过渡期和转折点。由此观之，德川幕府、将军、儒臣、画师、诗仙图、《百人一首》歌仙绘、江户初期等关键词，便构成解读百人式诗仙图的最初方向。理想的状态是，倘能从以上诸面向解释百人式诗仙图，论文便可自然成稿了。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鹅峰先生林学士全集》卷三《辛夷坞记》晁衡相关段落
熟悉编者林家的文集和其他编选活动，是需要首先完成的功课。而为尽可能地理解与把握作者的想法，尚需选择性地多读几遍。有些在阅读之时便觉得颇为有趣的地方，会成为理解作者某一选择的钥匙。比如林鹅峰《辛夷坞记》中关于遣唐使晁衡的内容，便成为解释林家不惜违背选录短诗的原则也要录入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和包佶《送日本晁卿东归》两首长诗的关键。同时，还需对作者所有著作进行连贯性把握。比如林鹅峰所编选录飞鸟时代至江户初期汉诗人作品的《本朝一人一首》，亦通过选录外交诗和褒扬遣唐使文才等方式来表达对外交文学的重视。这一事实是在赴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课上发表演讲时，由河野贵美子教授提示告知而得以揭示，林家在编选活动中回应其儒臣身份之外交维度的历史片段由此趋于明晰。
为深入上述领域，无疑需要阅读大量研究文献。留学之前，回应我学习过程中文献需求的主要是导师书库传习堂、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以及南京大学图书馆CALIS和CASHL（开世览文）两种馆际互借服务。由此三方构筑的书籍世界，不仅向我输送了域外汉籍及其相关领域的丰富知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方法论上的启发。
就拙文写作而言，除《百人一首研究集成》（大坪利绢等编，和泉书院，2003年）是通过南京大学图书馆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外国语学院分馆借阅以外，其他早期研究中参考的文献，皆为导师藏书。导师藏书极富，涉及多个领域，同时对学生至为慷慨，我自入学后，便曾数次与二三同门偕往探宝，每次都有收获。拙文写作时，得知我有阅览之需，导师欣然应允。回想起来，我陆续借阅了揖斐高《江戸幕府と儒学者：林羅山·鵞峰·鳳岡三代の闘い》（中央公论新社，2014年）、武田祐树《林羅山の学問形成とその特質：古典注釈書と編纂事業》（研文出版，2019年）、松岛仁《徳川将軍権力と狩野派絵画：徳川王権の樹立と王朝絵画の創生》（ブリュッケ，2011年）、松岛仁《権力の肖像：狩野派絵画と天下人》（ブリュッケ，2018年）等书，这些书籍在拙文写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松岛仁《徳川将軍権力と狩野派絵画：徳川王権の樹立と王朝絵画の創生》书影
任何论文的撰写，都应从充分重视先行研究开始。正如最终成稿所呈现的那样，关于两部百人式诗仙图的成立经纬，是需要最先得到解决的问题。而这主要得益于松岛仁《徳川将軍権力と狩野派絵画：徳川王権の樹立と王朝絵画の創生》一书。在翻阅该书的过程中，我在注释中首次获知林鹅峰日记《国史馆日录》中有百人式诗仙图相关记录这一关键信息。至今记得彼时在激动之余，立刻开始通读《国史馆日录》，通过爬梳其中相关记载，并结合此前在诗选写本和林家文集中获取的信息，两部百人式诗仙图的成立经纬得以迅速趋于明晰。从《国史馆日录》中的记载和描述中，两部百人式诗仙图的绢本册页之样貌也得以浮现。同时，正如拙文引言先行研究所述——松岛仁将《唐百人一诗》与《中华百人一诗》定义为“幕府公家画事”，即同样关注到了其作为敕撰选集的性质，这一点自然令我倍感振奋。除此之外，松岛仁二书还帮助我对德川幕府在江户初期展开的一系列绘画事业建立起整体认知，并初步了解《百人一首》歌仙绘曾流行于江户初期的事实及其背后的政治文化背景。通过二书参考文献，我还进一步锁定了一些相关研究文献——拙文中所引“歌仙绘”相关论著和图录。抵达早稻田大学后，我陆续查阅这些文献，在此基础上丰富了拙文相关论述。
文至末尾，最后还想分享一则趣事。彼时我最期待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中找到的，是百人式诗仙图的图像材料。然而，尽管翻阅了大量狩野派、德川家旧藏品主题图录和美术馆、博物馆图录，但却一无所获。苦寻无果时，向导师求教。印象中，导师几个小时后便告知，附图本《中华百人一诗》曾见于拍卖。循此线索，我们很快获得该册页三册曾于1919年在东京美术俱乐部拍卖的重要信息，并觅得唐太宗和宋太祖两开黑白照片，使《国史馆日记》中的记载得到实物佐证，令人振奋。导师素来收藏许多江户时代的《三十六诗仙》绘卷和图录，记得当时开心之余，我对导师说：“要是将来能遇到百人式诗仙图就好了。”他说：“如果出现，我一定买下。”或许真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投稿之后两月有余，某天与导师在神保町逛书店，他信手翻阅一册拍卖图录，得意地对我说“你看”，沿着导师的视线，我发现图录上竟是那部消失了百年有余的百人式诗仙图书影！此后不久，导师毅然将其购下并供我使用，通过其中未录僧女诗，以及画家钤印和诗作笔迹等情形，我们判断这是林家与狩野家画师制作的摹本，而其画面中的细节，适与林鹅峰《国史馆日录》中的记录呼应，堪称诗仙图研究的重大发现。
回顾这段写作历程，我深切感受到其间所充满的艰辛、曲折和不确定性，但也正是通过不断的阅读、学习与交流，认知世界得以不断扩展，伴随其间的新知和发现，每一个都令人切实感受到求索的乐趣。对读博阶段的年轻学子而言，面对未知领域时的茫然、问题、看似无解时的困惑、耗时颇久最终却发现方向有误时的失落，皆为问学旅程中的常见之事。然而，如果将其视为一个学习的过程，事实上会轻松很多。那些看似走过的“弯路”，总会在未来某次思考中成为灵光乍现的理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愿与诸位同道共勉。
德川幕府与中华诗选：江户初期百人式诗仙图的生成及其诗学意蕴
【内容提要】日本江户初期德川幕府四代将军德川家纲敕命儒臣林家编定、画师狩野家绘制的两部百人式诗仙图（附图本《中华百人一诗》《唐百人一诗》）迄今尚未获得深入探讨。两部诗仙图进呈对象地位高，制作时间跨度大，编选过程复杂，生动演绎出上层武家接受中华诗歌的场景，体现了江户初期德川幕府积极利用中华诗选树立文化“正统”与构建文化版图的历史进程。与此同时，林家也在这一国家级文化工程中通过新渡明刊诗学书籍、王朝汉诗传统等诗学资源丰富选诗细节，传承并宣扬儒臣诗学。本文试图还原上述百人式诗仙图的动态生成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文化背景及诗学意蕴。
作者简介：刘佳琪，女，1993年生，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在读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域外汉籍、中日比较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