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编辑老师的邀约，让我有幸在此分享拙文背后的一点思考与心迹，落笔之际，诚惶诚恐。拙文最初的想法来自一次“惊异”的阅读体验。在导师的《中世纪英国文学》课上，我与古英语文本《北方行记》初逢，深感其画面摄人心魄：一千一百年前的某个白昼，一位挪威旅者将左舷朝向茫茫北海，右舷朝向故国漫长岸线，穿行于晦暗的北方海水。他等待西南风吹响，将他推往更北的未至之境。行记不事雕琢，笔触疏朗，但沿途所见无不以极强的感官密度扑面而来。

更深的惊异源自行记所处的文本情境。行记成文时并非呈现为起止分明的独立篇章，而是被缮写士精巧“镶嵌”于迷宫式的多重文本之内。在奥罗修斯的《反异教徒历史七书》的古英语译本第一卷之内，在译者自由扩写的日耳曼北境概述之后，《北方行记》陡然出现，让读者顿生时空穿越之感，其缮写风格却又和相邻内容浑然一体。

私以为，惊异和疑窦生发之时，往往也是研究问题浮现之际。上述阅读体验引出一连串谜题：旅人北上探索极境的执念缘何？抄本编者将其悄然织入历史叙事的意图何在？这样一份来自北欧的航行记录，最终又为何进入了英格兰历史书写与知识生产领域？文本现场如同幽深迷人的矿脉。

记述了《北方行记》的劳德代尔手稿

探索过程中，有两缕思绪逐渐清晰。首先是关于行记中北方的“生成”。当衔岸北上的航行经口述再现，最终“凝固”为抄本上的文字，它便不再局限于地理意义上的旅程，转而进入了早期英格兰关于“北方”的整个庞杂话语谱系。行记既受到既有知识传统的渗透和制约，又以自身独特性反向影响传统，塑造着英格兰对北方的认知与想象。因此我发现，要理解《北方行记》，有必要将其置于更悠长的北方叙事传统中，进行一次对于“北方”概念的文化考古：英格兰继承的古典地理知识如何界定北方？彼时英格兰的宗教世界观和日耳曼异教残余思想如何想象和描摹北方？而《北方行记》所呈现的那片可航行、可观测的北方极域，与上述几种北方认知之间，又构成了怎样的对话、修正或补充？在此视角下，既能观察到“北方”如何从神话-宗教象征中迷雾般的遥远边地，逐渐沉降为一片可被具体经验锚定、再现的地理空间；也能辨认出这份行记展现的北方图景背后，一种渗透着英格兰关切与欲望的“凝视”。

某种意义上，书写北方自古是坐南望北者的特权。当罗马成为基督教文明永恒炽烈的南方太阳，不列颠和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自然是其笔下光芒不能及的苦寒边陲。不过，南-北轴线之间，仍充满流动不居的相对定位，历史本身也在此轴上往复回旋。与许多日耳曼部族一样，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祖先也曾以北地为家园，北海英雄的慷慨传说于《贝奥武甫》中尚存哀婉余音。数世纪后，曾经的“北方人”已偏居英伦岛一隅，接受南方阳光的洗礼，变为虔诚的一神教信徒，而信仰异教诸神的维京人执兵刃自北方汹汹而来，这些新“北方人”与曾经的“北方人”彼此既熟悉又疏离的面孔遂在英伦岛对峙交锋。又经百余年通婚和融合，盎格鲁-撒克逊血脉之中写入了新“北方人”的基因。可见，北方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时刻涌动着记忆、血缘与文化认同的汩汩暗流。至十世纪早期，西撒克逊治下的英格兰一统英伦岛，俨然西北欧的政治中心；而在文化上，英格兰因基督教信仰直承罗马，又以“文化南方”自居，其面对北方异教徒时的骄傲不言而明。因而，南北之辩，不仅关乎地理方位，更承载着重叠交错的身份修辞，南南北北的辗转映照之间，有多少未尽言说！

《贝奥武甫》手抄本第一页

及插画中的贝奥武甫形象

其次是关于行记中的多重叙事声音。初读时，行记中的北方叙事看似为航行者/讲述者的独语。但推敲之后，亦能辨认出那些旅人口述以外的复调之声：隐形在场的阿尔弗雷德国王仿佛正凝神静听，与此同时，某位英格兰宫廷记录者间或插入几句细碎“低语”；待到十世纪，西撒克逊王都的缮写室内，抄本编纂者又将文本交界处旅者与奥罗修斯的两种声音轻盈缝合…… 或许可以说，在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作者”主体尚未真正诞生的时代，这份行记的口述者、英格兰宫廷的记录者、外层文本的译者，以及最终的缮写士与编纂者，都在不同层面承担着某种作者功能，将行记塑造为今人所见的面貌，也从不同侧面为行记添上丝丝缕缕新的意义光泽。正是在此思考的基础上，拙文初步探索了由行记和抄本整体共同映照出的一种早期英格兰自我意识。

阿尔弗雷德大帝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