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26年第1期，查看或下载原文，请移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本公号发表的文章，版权归《外国文学评论》杂志所有。】

2024年2月，韩国导演张宰贤拍摄的惊悚片《破墓》于韩国上映，同一档期上映的还有重新评价韩国“建国之父”李承晚的纪录片《建国战争》。《破墓》上映后不久，《建国战争》的导演金德荣公开批评该片“助长反日主义”，称“左派正涌向煽动反日情绪的电影《破墓》，那些对《建国战争》感到威胁的人正借此泄愤”。无论金德荣对该影片的定性是否合理，至少显示出《破墓》并非仅是一部恐怖片，而是蕴含着更深层的历史与政治关怀，触及了韩国关于日本殖民史的认识与争论，并在某种程度上于当代大众文化场域中同韩国新右翼史观分庭抗礼。

《破墓》在叙事上可分为明线与暗线，明线讲述一位亲日派美籍韩裔富豪的后代迁移祖坟的事件，暗线则是电影真正的核心，即对所谓“日本帝国主义铁桩断脉论”的重新书写。片中的鬼魂反复低语“狐狸斩断了老虎的腰”，意指日本殖民朝鲜时期，日本阴阳师在朝鲜半岛中部地带（今朝鲜、韩国交界处的江原道香炉峰）埋葬战国武将遗骸并钉入铁桩，以破坏半岛风水，压制朝鲜国运。影片透过韩国巫师的脊椎被恶灵重创的情节，配合旁白将白头大干山脉（从白头山延至智异山）比喻为“半岛的脊椎”，并佐以被利刃刺入的朝鲜半岛地图的特写，将身体与国土意象叠合，暗示南北分裂之源实为日本帝国所遗之恶。

《破墓》电影海报

本文不拟逐一拆解该影片中隐藏的“抗日密码”，而是试图进一步回顾近三十年间相关朝韩大众文艺作品如何讲述日帝铁桩断脉论，并将个人身体、国土与民族主义想象编织在同一叙事结构之中。韩国大众文艺场域中的日帝铁桩断脉论涌现于1990年代。1991年韩国文化广播公司（MBC）将历史漫画家李斗号的漫画《再怎么跳也只是跳蚤》改编为儿童动画《酱缸台》，故事中某村庄流传着“将有大人物诞生”的传言，反派听闻后便在山脉中打入铁桩以断绝地脉与人才，最终主人公拔出铁桩取得胜利。不过，《酱缸台》中的铁桩断脉故事尚未与日本殖民和韩国国族问题发生直接关联。1994年，李愚赫创作的畅销魔幻小说《退魔录3 草薙剑的秘密》则以韩国江华岛出土的日本海盗遗骸为线索，讲述了韩、日道术者之间的对决。小说中日本方面企图夺取既为日本皇室宝器、亦牵涉朝鲜半岛王权的草薙剑，以期“重振雄风”，但最终被韩国道术者阻止。作品在虚构的神秘学基础上，糅合了“韩国为日本之祖源”“韩国文明超越日本”等叙事。该系列的续作《退魔录混世篇1 如果卧佛立起来》延续了铁桩断脉主题，并增添了小说人物拔除铁桩的情节，其原型即来自韩国民间的拔除铁桩运动。

1995年，漫画家江村出版了三卷本长篇小说《穴脉》，作品封面即将朝鲜半岛图像化为虎形，而虎腰位置则被铁桩刺入。其剧情与《退魔录》的韩、日对抗故事相似：韩方试图拔除铁桩，日方则设法阻挠。作者明言，此书乃为纪念朝鲜光复50周年、恢复民族正气而作。《穴脉》以对“倍达民族”史观的讲述开场，认为中国与日本皆为压制曾统御东北亚的“倍达民族”而在朝鲜半岛打下铁桩。小说借参与丰臣秀吉征韩的小西家族后裔之口，讲述日帝铁桩断脉论：

《穴脉》小说作品封面

小说最终以韩方成功拔除铁桩、韩国汽车产业迅速扩张为结局，并藉朝鲜、韩国共同拔除铁桩的情节，提出南北和解的愿景。后来《穴脉》被改编为14卷本同名漫画，漫画版更加强调拔除铁桩对于锻造爱国精神的意义。

同样在1995年，李元燮创作的两卷本长篇小说《符咒》以作者家乡江华岛的“婴儿将帅”传说为基础，结合日帝断脉论，并以拔除铁桩为叙事核心，融汇了韩国民俗传说、风水学以及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的诸多历史事件。例如，书中再现了当时韩国社会围绕风水地理展开的论争，以及自兵山地区矿藏开发引起的“反对破坏地脉”的环境运动。与《穴脉》相似，《符咒》将人体、虎形与国土紧密联结：“白头大干是人体的脊椎……自兵山相当于腰部的位置”；“若以人体观之，正是命门穴所在之处。若视为老虎或龙，其理亦同。”作品借风水话语将国土的山脉、水脉比喻为人体的骨架与血管，建立起“个人-民族-国家”的同构关系，因此拔除铁桩既是拯救国家，亦是解放个体、报仇雪恨的行动。不过，《符咒》在积极建构文化民族主义的同时，也对可能滑向排外、封闭的“国粹主义”保持警惕。作品还进一步将日本殖民与美国主导的冷战秩序联结起来：美国看似拔除了日本钉下的铁桩，但为防范苏联与朝鲜，又钉下更大的铁桩。小说结尾延续了铁桩断脉叙事常见的对未来的期待：一旦铁桩拔除，婴儿将军即会复活，国家亦得以获救。作者李元燮曾在神学院主修基督教神学和比较宗教学，长期致力于韩国民俗信仰的搜集、保存与研究，在1995年5月还与《符咒》出版社共同捐款三千万韩元，支持在首尔艺术殿堂举办的光复50周年“解恨大会”，该活动以“去吧，去吧，去拔铁桩吧”为主题，结合拔除铁桩表演与多种民俗文化活动，试图以民俗仪式抚慰殖民历史所遗留的怨恨与创伤。小说中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可谓作者的自画像。

1997年，由朴允圭、李亨镇创作的两卷本儿童故事书《普鲁的旅程》以名为“普鲁”的老虎为主人公，讲述了其家族的故事。故事中一个名为“红海岛”的国家（影射日本）侵入老虎的家园，不仅在白头大干山脉打下铁桩，还以铁丝网等障碍物切断“虎地腹部”，导致原本可以往来通婚的白头山与智异山老虎彼此隔绝，族群濒临灭绝。进入二十一世纪，2013年朴钟海的童话小说《铁桩》创作于日本安倍政府强化军事力量的现实背景下，作者因不满当前局势，结合东海市墨湖洞乌石岩传说，重新讲述铁桩断脉故事。2017年由咸英延、金允京创作的童话《铁桩地图》以江原道江陵市七星山的“大眼睛山神”传说为基础，将其与日帝铁桩断脉论融合，故事中个体、家族与聚落的不幸等同于山神的痛苦，而山神的痛苦又象征民族历史的伤口。2018年尹汝泰的短篇小说《铁桩》则围绕一个亲日派家族展开：一家人中祖父原为大韩帝国大臣，在日帝殖民时期受封子爵，战后又当选为韩国国会议员；父亲则是曾被派往菲律宾参与“大东亚战争”的知识分子，饱受罪恶感与羞愧的折磨，在菲律宾得知日帝打下铁桩的“真相”后，近乎疯狂地投入拔除铁桩的行动。小说在1995年金泳三政府发起的拔铁桩运动基础上以想象增添细节，又结合了1999年民族精神振兴委员会委员长苏闰夏所传播的相关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并未以成功拔除铁桩作结，而是强调铁桩永远拔不完，民族伤口始终未愈。铁桩在此象征着“对羞耻负责、并请求原谅的一种挣扎”。2023年金泰正的小说《铁桩猎人》亦有类似设定，尽管祖父强调拔除铁桩是“我们这一代必须结束的事”，但这一家族-民族使命最终仍被交付给下一代。

相较于韩国作品对历史创伤与民族主义的强调，当代朝鲜作品关于铁桩的叙事更侧重于召唤英雄。2011年由朝鲜电影艺术制片厂拍摄的影片《猛兽猎人》以1907年日本强行解散朝鲜军队、朝鲜沦陷为背景，主人公的岳父、妻儿先后死于压迫，他自己改名换姓潜入山中；其后日本军人为在白头山打下铁桩而雇用主人公做向导，最终被主人公与援军歼灭。该片由荣获“金日成奖”人民艺术家称号的全洪锡执导，朝鲜官方于朝鲜人民军建军79周年之际组织军民共同观赏。官方宣称影片“展现了解放前仰望白头山、殷切期盼能拯救国家与民族命运之将帅出现的人民的面貌”，从而让人民铭记“在白头山三代将军的崇高领导下所享有的领袖之福、将军之福”。值得玩味的是，朝鲜官方一方面批判铁桩断脉论是“日本炮制的”荒谬风水理论，另一方面却挪用这一传说以强调朝鲜革命的正统性。金正日曾对韩国统一革命党代表表示：“白头山是朝鲜的祖宗圣山，也是革命的圣山，所有山脉都源自白头山。南韩的汉拿山也是白头山的延伸。”换言之，《猛兽猎人》表面上反对日帝铁桩断脉论，实则充分利用此一叙事建构朝鲜民族主义与金氏家族的白头山神话，即击溃日帝、拯救民族的唯有白头山将军。

电影《猛兽猎人》以一组白头山的俯拍镜头作为结尾

综观近三十年来朝鲜半岛大众文艺作品中的铁桩断脉论，其共同特征首先在于通过风水话语中的地脉、水脉与精气、血脉等概念，将人体、国土与猛虎形象串接起来，塑造个人、家族与民族的一体感，并以唤起身体痛感的比喻使国仇家恨得以世代传承。其次，这些作品反复追问“是谁打下铁桩”，相关叙事不仅指向日本帝国主义，也往往被置入更宏观的被支配史观之中：铁桩既象征日帝殖民的暴力，也是冷战秩序下美国、苏联在半岛上重复钉下的“权力之桩”。在此意义上，拔除铁桩的行为被寄托了去殖民、去冷战的愿望，成为对历史创伤的一种象征性治疗。从这一角度来看，电影《破墓》是既有的铁桩断脉叙事的延续与变奏。影片借由亲日派家族迁移墓地的故事打开埋藏在土地深处的历史黑暗面，隐喻对日本殖民历史的尚未完成的清算。诚如导演张宰贤所言：“［破墓］是一种找出错误根源的行为，而这正是电影最具戏剧性的瞬间。电影的核心在于人们在试图挖掘和直面过去的错误时所激发的情感。”“回顾我们的国家、土地与历史，满是伤口与创伤。我想，就像挖掉脚上的鸡眼一样，干脆来一次彻底的‘破墓’。”

《月刊朝鲜》2024年5月的一篇电影评论指出《破墓》的主要问题在于其“过度且牵强的反日、抗日设定”，并引用风水学者金斗奎的观点，认为“铁桩的说法本为虚构”。但过去三十余年间涉及铁桩断脉论的朝韩大众文艺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日本于朝鲜半岛埋设铁桩”视为历史事实，例如《穴脉》《铁桩》与《铁桩地图》的作者皆明言其创作是以“历史事实”为基础。朝鲜官方在宣传《猛兽猎人》时亦强调该片“以对历史事实的准确且科学的分析为基础”，电影片头还明确标示其剧情改编自日本帝国第十四方面军司令官山下奉文的证言（这一说法事实上并无证据）。在《破墓》中有一段葬仪师与风水师的对话，葬仪师说道：“那［铁桩］只是用来测量土地的嘛，你也知道！之前学界不都说了吗？99%是假的。”风水师则反问：“那剩下的1%呢？” 这段对话不仅构成剧情的转折点，也映射了现实中的铁桩说真伪之争。关于这一争议，学界的讨论多从实证的层面展开；然而将问题局限于判定传说的真伪，反而使双方陷入各说各话的僵局，有碍于更深入地讨论韩日关系中的实质问题。本文将梳理日帝铁桩断脉论的形成脉络，分析相关辩论中的症结所在，并尝试重新设定问题域。

电影《破墓》的宣传剧照，从构图上看，几个人物中间

空白的天空与朝鲜半岛的形状相似。

日本帝国殖民统治朝鲜36年，由于半岛上的被殖民者在殖民体制中扮演的角色、与殖民者的关系各不相同，在彻底的抵抗与臣服之间充满“灰色地带”。这使得如何记忆与评价殖民历史成为1945年后重要的政治分歧点，甚至可以说朝鲜半岛南北分裂的形成即基于日本殖民所造成的内部分裂，只是在东亚冷战体系下得到了加强而已。冷战时期美国的反共战略巩固了韩国的威权体制，阻碍了对殖民史的反思，因而对于日本殖民史的清算要等到冷战走向终结之际才真正开始，层累的各种历史问题在1987年的民主化运动以后同时浮出水面。铁桩断脉论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

1993年金泳三当选第14届大韩民国总统，建立了韩国首个文人执政的民主政府（即“文民政府”），这是韩国民主化运动长年努力的结果。“经历30年军事独裁之后，纠正被扭曲的历史遂成为文民政府的时代使命；重新审视二十世纪韩国现代史——自日本殖民统治至卢泰愚军事政权，正是文民政府所肩负的核心历史课题。”换言之，如何清理与此前的军人政权的关系，如何重新解释韩国近代史并定义当下的政权，成为文民政府面对的重要课题。金泳三政府将“匡正历史”（或称“过去清算”）列为重大的施政目标：在去威权方面，展开对军事政权的政治清算，制定“五·一八”特别法，对全斗焕与卢泰愚进行审判，追究其军事政变的责任，并重新评价民主化运动，恢复民主人士的名誉并给予赔偿；在去殖民方面，展开了迎回独立运动烈士遗骸、拆除朝鲜总督府与青瓦台内的旧总督官邸、恢复地名与拆除铁桩等运动。上述种种措施旨在重新建构大韩民国文人政府的合法性与连续性叙事：1919年“三一”独立运动—1960年“四·一九”革命—1980年“五·一八”光州民主化运动—1987年六月民主抗争。这也就是金泳三把“匡正历史”描述为“第二次建国”的原因：“如果说纠正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历史错误是为了恢复民族正统性和找回民族自尊心，那么对解放以后的民主化运动及反民主事件的重新定位，可以说是从民主化的观点重新整理韩国现代政治史的工作。 ”是故，金泳三政府甘冒“风水迷信”的骂名，也要推动拔除铁桩运动，从而对日本殖民史做出可视、可感的清算。

第14届大韩民国总统金泳三

在朝鲜半岛脱离日本殖民统治40周年的1985年，韩国民间登山团体“上山下山山友会”听闻住在北汉山附近的80岁老太太所讲述的“日本人做的坏事”后，登上白云台山着手拔除铁桩，同时举行“民族魂大山神祭”，并且扩大搜罗范围，决定“连心中的铁桩也一起拔掉，掀起民族的新风潮”。翌年，“山友会”将拔出的15根铁桩送至独立纪念馆进行展览。1988年“山友会”扩大组织，发展为“思考我们”团体，在全国分设支部，每年在首尔等地举行“民族魂神祭”，发行《民族魂》杂志，并联署声明呼吁拆除总督府等殖民建筑。当时该团体的活动并未受到公共舆论太多关注，直到1993年8月，金泳三宣布将拆除日据时期建造的朝鲜总督府及其青瓦台官邸，以落实其“匡正历史”“恢复民族正气”方针后，“思考我们”团体的拔除铁桩活动才开始被广泛报道，甚至有舆论认为这一事业不应仅交给民间团体，而应由国家带头做起。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韩民族》报9月13日登载的一篇采访：“一名当天参与‘单孔铁杆拆除工作’并拔出铁桩、满头大汗的成员表示：‘可能很难说这些铁桩是日本的铁桩，但通过这项工作清除我们心中的日本帝国主义铁柱，恢复民族魂，是有意义的。’”相较于日后主张铁桩断脉是确凿史实的论者，这名“思考我们”团体的成员透露出某些不确定感，不过在他看来，无论日本帝国是否真的在朝鲜施行过断脉的风水术，都无损于拔除铁桩行动的正义性。

1994年3月1日韩国文化广播公司电视台播出了专题纪录片《日帝36年，另一段历史》，影片将嵌入各处名山的铁桩和矗立在景福宫中央的朝鲜总督府同样视为日本企图永久殖民朝鲜的历史证据，在实地拍摄之外，还辅以首尔大学教授慎镛厦、诚信女子大学教授李炫熙与独立纪念馆馆长崔昌圭等人的讲述，以增加可信度。同年8月《亲日问题研究》杂志社出版《十九种日本帝国主义残余》，其中西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徐吉洙发表的《日帝的风水侵略史》一文整理了“山友会”和“思考我们”团体的口述调查与拔桩行动，成为第一篇较具系统性的主张铁桩断脉论的文章，也成为日后反对这一说法的论者主要质疑的文本。

1929年的日殖朝鲜总督府，于1995—1996年被拆除。

1995年2月韩国国务会议通过“三一运动”76周年与光复50周年的纪念活动计划案，其中包括支持拆除铁桩与恢复地名的方针。此后韩国政府正式从国家层面支持调查与拔除铁桩的工作，提供预算、装备、人力，甚至调动军队。政府宣布接受民众举报任何疑似日本帝国断脉证据的遗物，得到的物件包含铁桩、铁棍、石雕、碑文等。在业绩压力下，主管此事的内务部不仅向全国各行政机关发布指令，还一再延长接受民众举报的时限。某道厅发给市郡的公文中甚至表明：“铁桩并不一定是日本帝国主义时期插的，谁插的并不重要。”全国军民动员起来的结果是“被发现”的铁桩愈来愈多。1995年8月15日的光复50周年纪念会是“匡正历史”活动的高潮，约五万名群众在现场见证朝鲜总督府的尖塔被拆除。此前各地发现的铁桩，已将日本侵占朝鲜国土的空间意象具象化，为这一清除殖民遗产的象征性时刻奠定了基础；而当总督府尖塔被移除之际，“国民欢呼：插入民族心脏的铁桩被拔除了”。金泳三政府通过对殖民空间的清算，试图达成心灵上的去殖民与民族主义精神的再塑造：

金泳三的“八·一五”演讲一方面把去殖民还原为复古的传统主义，呼吁重现朝鲜王朝的荣光，另一方面把被殖民者全称式地“美化”为受害者，忽略那些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界线模糊的地方。学者科德鲁察·辛乔内安指出，韩国政府的这一系列举措旨在从国家景观中消除殖民遗产，创造基于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而那些处于灰色地带的历史则被国家所忽略，或是列为打击对象。

韩国KBS电视台1995年新闻报道，

韩国境内有62处发现铁钉，铁钉长约180厘米。

“风水”不仅是认知世界的一种“知识-仪式”体系，也可以成为基于实际利益的话语实践。本文将风水话语视为政治行动的一种手段。作为由风水话语激发的一场拟史运动，铁桩断脉论经历了从民间到国家、再从国家到民间的历程，而且在此过程中也创造了新的“历史真实”，或者说新的神话。

铁桩断脉论于1980年代在韩国民间兴起，也成为日、韩学界争论的问题。1994年8月徐吉洙发表的调查报告《日帝的风水侵略史》首先形成了较具系统性的论述框架，后来支持铁桩断脉论的论者的叙述框架与调查、编纂方法也大致相同。徐吉洙试图回到历史语境中以回避将拔除铁桩行动视为“迷信”的指摘：

对于徐吉洙而言，主张铁桩断脉论并展开拔桩行动，本身即意味着一种将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的史观，现在的行动既可以将过去从被压迫状态中解放出来，也可以建立当前的文化自信。在接受韩国外国语大学学生访问时，徐吉洙对试图划分“纯粹属于我们的遗产”与“外来的遗产”的青年学子说：

了解徐吉洙这一史观后，可以说他所进行的铁桩调查与拔桩行动，是一场活人重新安葬死人、死人回生拯救活人的历史行动，该行动服务于民族主义，旨在建构一套去芜存菁的“自己的”文化。那么，活人究竟如何重新安排死人的位置？换言之，铁桩断脉论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是如何界定历史事实的呢？

韩国记者金容三，曾在《朝鲜日报》1995年10月刊发表过一篇揭露铁钉乱象的文章，是第一篇揭露铁钉叙事的公开报道。

在《日帝的风水侵略史》中，传说与历史的关系是混杂糅合的。该文的调查结果指出，断脉行为的实施者有三方，分别是新罗末期的道讪国师、明朝将领李如松与日本帝国的殖民者。其实，断脉行为的实施者名单还可以列得更长。据日本学者野崎充彦研究，早在万历朝鲜之役以前，朝鲜就有来自中国福州的胡宗旦于高丽叡宗时代施行厌胜术、切断地脉的传说，以及明太祖年间被派至高丽的徐师昊施行巫术的传说。野崎充彦分析了这些故事的人物、情节、元素、历史来源，并与日本、中国的类似传说加以比较，发现朝鲜的传说特别强调外国势力破坏朝鲜地脉。从民俗学的分析路径可以看到断脉故事如何层累地堆积、传播和被改写：在相关传说的演变过程中，铁桩断脉的行为主体从中国来的人物变成了日本殖民者，这是一种被支配者的控诉叙事，反映了从传统宗藩体制的崩解到日本帝国殖民统治的转型，断脉故事的人物与情节要素沉淀为被支配者的创伤记忆。也就是说，断脉故事反映了部分的历史真实，但故事本身并非完全真实的历史事件，而是因时因地重塑的结果。可是在徐吉洙的讲述中，民族主义想象与受害者史观结合，经验、传说、历史掺杂混淆，合而为一。

比起从传说中剥离出历史的民俗学分析，笔者更关心“传说”如何成为一种“叙事”，制造出另一种可与“历史”抗衡的记忆，并变成政治动员的一环。徐吉洙对明朝将领李如松断脉故事的真实性不置可否，对日本帝国的铁桩断脉却有十足把握：

明朝将领李如松画像

野崎充彦于1992年表示，因为资料尚未完备，很难确认铁桩断脉究竟是日本帝国蓄意进行的阴谋，还是韩国人的集体幻想。但在笔者看来，问题症结并非资料的多寡，而是人们如何看待与诠释材料。野崎充彦认为铁桩断脉故事多来源于口传，虽不能断言为虚构，但也不能因流传广泛就当作事实；徐吉洙则批评文献中心主义者忽视口述历史的价值，是近代主义的偏见，不能以有无文献为判定真伪的唯一标准。徐吉洙强调亲自进行田野调查、搜集耆老证言的重要性，并指出部分证言者可能出于恐惧而噤声。当时主导铁桩调查项目的庆尚北道文化艺术科科长金奎卓在受访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韩国历史学家李梨花在其著作中主张铁桩是日本人绘制地图时所使用的工具，而此论被民族精神振兴委员会委员长苏闰夏强烈批评，认为这是“没有进行现场考察的书斋文人的偏见”。支持铁桩断脉论的论者都强调口述记录与实地调查是揭露被遮蔽的历史真相的重要来源，并为口述史、民间传说赋予了能与档案文献平起平坐的地位。口述史、民间传说之所以变得如此重要，与1990年代韩国与日本之间围绕慰安妇、强制征用劳工、领土纠纷等问题的争议直接相关。野崎充彦访问韩国中央经济报社文化部次长崔乐周时，后者表示铁桩断脉论的证据目前看来还很薄弱，然而他也认为“日本政府在战后一直否认从军慰安妇问题，但最近终于承认了，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或许有一天也会找到证据”。从此角度而言，正是日本政府与日本社会在争议问题上的历史修正主义态度召唤出了韩国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负面记忆。

当金泳三宣布以国家之力介入拔除铁桩事业、鼓励民众举报之后，出现了一项诡异的举报物——“明太鱼头”。据日本学者海野福寿的研究，1899年1月全罗北道群山市遭遇海啸侵袭，而后坊间开始流传一种说法，认为是日本人在该地区的山顶上埋藏或悬挂明太鱼以诅咒朝鲜人，从而导致了这场灾害。这一传说随后引发了朝鲜人袭击日本测量队的事件。1910年伊藤博文遇刺之后，朝鲜又广泛流传日本帝国将投毒灭绝朝鲜人的谣言，“传言称帝国计划通过将明太鱼埋入地下来传播传染病，以实施灭亡朝鲜人的政策”。因此，对于百年后明太鱼头传说的再次浮现，笔者认为比较好的方式是将其置于现实中的韩日关系与情感政治动员的过程中来理解，而不是简单套用“现代”与“前现代”、“科学”与“迷信”的框架来否证铁桩断脉论者所召唤的记忆，因为这些被殖民者的记忆反映了部分的历史真实，不能仅以“谣传”否定被殖民者的“经验”。这也正是铁桩断脉论与其他韩日之间的争议问题的差异所在：具体纠纷通常以审判或条约画下句点，而铁桩断脉论的不具体性反而使其叙事永不终结，能在特定时刻复活并被重新征用，作为一种情感控诉与记忆召唤而持续存在。

铁桩断脉论的支持者以口述证言模糊了传说与历史的边界，但是随之而来的挑战是口述材料多元且矛盾。例如，某些地区的居民需要通过多数表决的形式来认定铁桩为日本殖民时期所打下。此外，当政府出资支持拆除铁桩和举办山神祭时，经济因素也会影响当地居民的口述。2017年槐山乡土史研究会会员李相周教授撰文调查日本殖民时期槐山地区的铁桩断脉现象，文中特别强调槐山为全国铁桩分布最密集之地，而文末话锋一转，一反前人拆除铁桩的要求，主张保护、管理这些历史现场，甚至还要防止铁桩生锈，以将其作为爱国教育与观光资源。这个例子显示出地方社群更关心如何将铁桩断脉论转化为争取资源的策略，而未必在乎这一叙事的内在逻辑或真实性。

    1909年，《大韩民报》上一则贩卖三角测量工具的广告。当时处于日本控制下的朝鲜正开展全国地理测量，大量民众购买工具参与其中。图片来源：《日本帝国時代における朝鮮の 領土測量に関する研究》

作为一场由风水话语激发的拟史运动，铁桩断脉论经历了从民间到国家，再从国家到民间的历程。虽然徐吉洙批评文献中心主义是恶劣的近代主义，但除了对史料的运用有别，《日帝的风水侵略史》本身即是“拟仿”其所批评的近代实证主义史学编纂风格的结果，可以视为一部“拟史”著述。其内容包含序言、名词解释、调查结果、案例分析、故事情节、论证、编年、表格，这种体例使得该报告看起来具备科学气质。即便徐文在内容上模糊了传说与历史的边界，但在形式上恰恰不是挑战现代史学，反而巩固了文献中心主义。通过将未经记载的口述资料依循现代史学的编纂模式转化为书面文献，作者为长期被忽视与压抑的传说、野史赋予了正当性。然而，当“拟史”进入“正史”的位置，由于民族国家主导的历史叙事往往是单一、线性、垄断性的发展叙事，“拟史”的多元、矛盾、易变等特质反而容易成为叙事破绽，从而使其丧失原有的正当性。

当国家从这场纷争中撤退时，铁桩断脉论便从神坛滑落，重新回到“拟史”的位置。光复60周年之际，由金奎卓自费出版的《调查地名由来及寻找铁桩事业结果报告书》即是一个例子。该书早在1995年政府发起的寻找铁桩活动结项时就已完成校对，但因为预算问题迟迟未能出版。2001年金奎卓参加公务员研习时，听闻一位讲师痛批金泳三政府发动的寻找铁桩活动是“迷信”，大受刺激，因而决定自费出版该书以正视听。一项曾由政府主导的活动，最后却由当时参与的公务员自费出版报告书，这意味着国家不愿为该活动的成果背书。金奎卓表示出版该书的目的是“兑现自己曾经的承诺，整理各地流传的‘日本人切断穴脉，打下铁桩’的口传事实”，“希望这份报告书能在光复60周年之际，为研究日帝侵略史的历史学家们提供研究资料”，这显示他回到了徐吉洙的思路，即借正史的形式将传说野史编纂为“拟史”，以挑战正史或作为对正史的补充。

铁桩断脉论的反对者将其斥为“集体催眠的产物” 与“谎言”，然而从徐吉洙到金奎卓的努力，对历史研究并非全无贡献。与其说这些资料有助于重建“日帝侵略史”，不如说它们有助于重建“对日帝侵略的记忆史”。1994年出版的《十九种日本帝国主义残余》在前言中表示，该书旨在回应冷战结束后浮现的未完成的去殖民课题。铁桩断脉论的支持者虽然关注日本帝国时期的历史，但其针对的并非过去的日本帝国本身，而是殖民历史遗留的问题。正如崔吉城所言，韩国社会“反日”的主要对象并非日本，而是“自战后至今仍未被清算”的亲日派。

有趣的是，铁桩断脉论传说不仅只在韩国民间流传。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也流传着类似的故事，称“日本军队为了切断凤梧洞的灵气打下铁桩”，这显示出铁桩断脉论与中国抗日独立运动的历史记忆的关联性。朝鲜官方报纸则在金大中与金正日首次会晤的前一年介绍了韩国《新东亚》杂志刊登的《日帝“铁桩风水侵略”是高明的心理战》一文，但没有多作评论。2010年，直属韩国总统的统一和平咨询委员会统一发言台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作者在介绍自己参与的拔除铁桩和祭祀活动后，期望北方同胞也能早日清除日帝对风水造成的危害，从而改善生活。2011年起，朝鲜方面开始大幅报道日帝铁桩断脉论，其中包括朝鲜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播报。由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赵熙胜撰写的长篇评论第一次引用了金正日对铁桩断脉论的评论，并且提及朝鲜开城山区发现了日本人打下的铁桩。2012年的一篇文章再次报道朝鲜开城地区松岳山、圆马山与镇海山发现多处铁桩，并进一步揭露了日军在平安北道朔州郡的山上设置铁桩并屠杀村民的事件。此后朝鲜政府将在开城发现的铁桩送至平壤中央阶级教养馆进行展示，用于抗日爱国教育。2017年，从事拔除铁桩行动逾三十年的韩国民族精神振兴委员会委员长苏闰夏在专访中首度谈及朝鲜地区的铁桩问题，呼吁展开相关调查，并坚信“只要彻底拔除日本铁桩并恢复原貌，南北终将以和平方式统一，重生为正常国家”。由此可见，铁桩是否真为日本人所埋并非关键，重点在于南北双方通过共有的风水话语来表达国族情感。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再发现与再创造，更是一种面向当下与未来的自我预言式展望。

2011年，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调查全罗北道南原市的传说时，有一说法称“南原的风水本是‘行舟形局’，风水很好，但是每逢战乱，总是死伤惨重。因为日军在南原的龙脉处打入了铁桩，锁住了船的动向，使南原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后来，人们将这些铁桩拔出，改了地名，南原才逐渐发展起来”。可见，1980年代开始的拔铁桩运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变成了自证的预言，当地民众相信拔除铁桩让他们迎来了更好的生活。

1991年底，日本人类学者野崎充彦与哲学研究者三浦国雄前往中国台湾南部进行田野调查，记录了两则与韩国铁桩断脉论相似的当地传说。一则故事与台湾屏东县满州乡的敬圣亭有关，这一建筑原为台湾汉人农村常见的焚字炉，后被风水师解释为“风水塔”，认为是日本人于1904年为镇压原住民而设；另一则类似的传说是，日本武装入侵台湾高山族地区的牡丹社事件后，日本在恒春兴建了“白虎鞭”塔，旨在镇压原住民、削弱台湾气脉。野崎充彦认为这样的故事恐怕是对日本统治的抵触情绪所催生的“共同幻想”。然而，敬圣亭与白虎鞭塔亦可被视作“记忆之场”，它们呈现了汉人社群对日本殖民台湾初期的历史的再诠释。

此外，还有一个围绕“山下宝藏”的传说，将朝鲜半岛、中国台湾与东南亚串联在同一记忆场域之中。有“马来之虎”之称的日本陆军大将山下奉文因马尼拉大屠杀等战争罪行在美国主导的战后审判中被判处绞刑，1946年2月23日被处死。1999年8月韩国《新东亚》杂志刊载了东洋养生院院长申东植与其父亲申世宇的故事。据称，申世宇在日本战败前被征兵，与山下同囚于菲律宾达沃战俘营，因有留学英国经历而在战犯审判中担任山下的翻译兼辩护人，并使山下得以改判绞刑，保留全尸。山下临刑前向其坦白自己曾在朝鲜半岛打下铁桩并埋藏宝藏，申世宇返韩后将此事告知儿子申东植；申东植又将此秘密转述给苏闰夏，后者再度转述并增添了不少戏剧性细节，如申世宇曾向李承晚透露此事，但未获重视，后又告知朴正熙，拔铁桩行动才得以展开。尽管上述故事除人名外多属附会，难以考证，但其意义不在于史实本身。“山下宝藏”传说不止流传于韩国，但山下奉文打下铁桩的叙事是朝鲜半岛特有的版本，可视为“山下宝藏”传说的“铁桩断脉论”变体。

中国台湾省屏东县满州乡的敬圣亭

将二战末期的历史延伸并嫁接入冷战脉络的民间传说，也可在其他地区见到。围绕“山下宝藏”的叙事在东南亚流传更为广泛，其故事核心为：日军在战争期间搜括大量金银财宝，因无法于战争结束前运回本土，遂就地埋藏。此一“就地”涵盖中国台湾和菲律宾、新加坡等地，各地依不同时空背景发展出各具特色的在地版本。在台湾地区，1951年国民党当局曾颁布《台湾省区统一发掘打捞日人埋沉物资办法》，并成立“台湾省发掘打捞日人埋沉物资监理委员会”以受理民间挖掘、打捞各种金银财宝的申请。台湾各地的日本人遗迹或军事设施至今仍吸引着众多寻宝者，关于山下宝藏的叙事往往牵涉各种其他社会问题，如不寻常的经贸活动、地方发展与旅游资源开发、灾难记忆与财富分配不均、族群产权纠纷等。菲律宾亦然，除日军遗迹外，战后未返日的日裔社群坟墓亦因宝藏传闻而遭到挖掘。语言人类学家皮尔斯·凯利通过研究菲律宾南部保和岛上的少数族群艾斯卡亚人的语言文字与口传故事，指出菲律宾无数的“失落宝藏”故事“对于被剥夺的殖民地人民能够唤起特殊的共鸣”，也反映了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同时这类叙事又被用于克服文化上的自卑情结，恢复民族自豪感。从流传于东亚和东南亚的山下宝藏传说中，可以看到前殖民地社会共享的情感结构与集体记忆。此类叙事一方面承载着对战争暴力的创伤记忆，另一方面则传达出对未来的乐观和期许。通过这些故事，前殖民地人民实现了对自身历史的赋权与复权，也表达了对地方的潜能与发展的自我肯定，正如铁桩断脉论也包含着将朝鲜半岛视作风水宝地的自豪感。从这一角度来看，铁桩断脉论叙事中也存在着超越将“铁桩”视为负面象征的单一视角的可能性。

1966年，朝鲜作家李炳秀发表了一篇极具寓言性质的短篇小说《铁桩》。该小说关于铁桩断脉传说的叙事结构与日后韩国流行的版本大同小异，但其特殊之处在于，铁桩断脉在小说中被设定为虚构的故事：一位历经日本人迫害的老人向主人公讲述了日本人在山上打下铁桩以压制将军之气、断绝民族人才的故事。主人公深信不疑，决意上山拔除铁桩，一路遭遇日本人及其协力者的暴力阻挠。最后，老者却含泪坦白：“我说了没用的话，害你们遭受这样的劫难。关于铁桩的事，只是恨日本人入骨的人编出来的故事罢了。”主人公沉思片刻后回答：“可是那铁桩已经深深地扎在我和您的心里了。那个掳走玉别［小说中的朝鲜女孩］的卑鄙的日本人，与那个依附日本人讨生活的韩尚准，他们就是铁桩！ ”然而直到小说结局，主人公既无法拯救被掳走的女孩，也没能抓到加害者。

目前虽无证据显示该作品的灵感源自韩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过程，但是若回到小说发表的前一年，可以发现惊人的巧合。1965年，韩日双方签订《韩日基本条约》《日韩关于解决对日财产请求权和经济合作的协议》等条约。在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中，日方未就殖民责任正式道歉，仅以“经济合作”名义提供援助与贷款，韩方则放弃后续财产请求权。朴正熙政府将所得资金用于推动经济发展，却未妥善补偿受害者，引发社会强烈反弹。从这一历史情境来看，《铁桩》结局中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缺席，不仅呈现了历史正义的悬而未决，更象征着当时两国政府对殖民责任问题的回避与模糊化，成为对现实的隐喻性批判。

1965年，韩日双方签订《韩日基本条约》

李炳秀让小说中的人物“虚构”出铁桩断脉故事，这一双重虚构的叙事手法穿越了时空与38度线，预示了20年后的历史。对小说主人公而言，铁桩象征着具体的加害者——日本人及其在朝鲜半岛的协力者，这也正是1980年代韩国铁桩断脉论的支持者所试图清算的对象。但李炳秀并未将铁桩断脉视为历史真实，反而将其设置为虚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小说家将铁桩断脉论贬斥为谬说，而是开启了另一种批判并超越殖民历史的叙事路径：“他们学习如何寻找埋藏于地下的宝藏。唯有如此，才能拔除日本人深植于内心的铁桩，这也是击溃那些效忠日本的‘铁桩’的唯一途径。他们也明白，唯有自己成为传说中的勇士，才能找到玉别，为了这一天，他们付出了一切力量。 ”在此小说巧妙融合了铁桩断脉的诅咒叙事与山下宝藏所蕴含的积极寓意：真正拔除“内心的铁桩”的方式并非寻找甚至制造作为证物的铁桩，而在于重新发现自我价值。小说拒绝“诅咒与压制”的受害者叙事，转而强调通过日常中的自我锻炼与实践，每一位前殖民地的个体皆有望成为“传说中的勇士”，这才是真正拯救受害者的方法。

1991年，日本学者三浦国雄在屏东田野考察期间听闻中国台湾风水师陈启铨讲述风水断脉的故事后表示：“陈先生提到的这一说法，让我们看到历史中的一些暗流。其真伪仍有待历史学家考证……”这段评论反映出一种对历史学与历史学者职责的普遍误解。也正是此类误解，使得在铁桩断脉论的争议中，无论是拥护者、质疑者，还是持不可知论者，实际上都受制于狭隘的实证主义史观，而忽略了更重要的问题：档案可能虚构，传说亦蕴含真实，对历史的讨论不应变成判断真实与虚假的零和游戏，而应进一步阐释事件与经验的历史意义。

日本学者三浦国雄

本文从2024年上映的电影《破墓》切入，回顾了1990年代朝韩大众艺文作品中涌现的日帝铁桩断脉论。这些叙事在个人身体与国土之间建立起象征性关联，拔除铁桩因而既是文化民族主义的自我净化行动，也带有去殖民-去冷战的意味。1980年代，对殖民历史的检讨在朴正熙与全斗焕政权下持续遭受压制，异议者遂开始将威权政府视为日本殖民统治的延续；同一时期，韩国民间登山团体自发展开文化民族主义行动，通过拔除铁桩来恢复“山川正气”。1993年，金泳三与保守势力合作当选总统，基于政治需求启动了旨在与威权军事政权划清界限的历史重塑工程，以国家之力介入寻找铁桩的行动。然而，当铁桩断脉论因带有“迷信”色彩而引发质疑后，国家很快从争议中撤退。

进一步分析铁桩断脉论支持者的发言情境与动机，可见其在民族主义驱动下，试图将经验、记忆、传说融入历史书写以挑战文献中心主义的官方叙事。记忆的多元性与传说叙事的包容性、易变性，使得铁桩断脉论作为在野叙事时曾是批判霸权历史叙事的利器，然而当这场拟制历史运动因国家介入而取得正史地位时，上述特质反倒成为其弱点。铁桩断脉论因此迅速跌落神坛，但再造的神话已在现实中产生深远影响。与铁桩传说相关的、横越朝鲜半岛与东南亚的山下宝藏叙事也展现了后殖民情境中普遍的心理状态——对“复权”的渴望。这些传说经由不同时空语境中的改写，将对于殖民统治的记忆嵌入冷战时代的地方叙事中。

铁桩断脉论的反对者往往批评韩国民族主义的受害者叙事之偏颇，却忽略了日本政府对历史责任的回避和日本社会的历史修正主义，这表现为1980年代起围绕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等问题的争议，以及1990年代多位日本政客在韩日历史问题上缺乏反省的发言。事实上，韩日两国的记忆政治存在共构关系。历史学者林志弦指出，“受害者民族主义”是在记忆全球化时代出现的民族主义再生现象，处于对立情境中的国族往往竞逐受害者的位置。因此，日本对战争与殖民历史的脱罪倾向，反而促成并强化了韩国的受害者民族主义。受害者意识是去殖民与去冷战的情感动员资源：它将殖民遗产与分断体制体验为对身体/国土的持续伤害，从而通过“拔除铁桩”等各种文艺形式标示敌人并克服创伤。但是，当受害者与加害者被想象为固定、单一的民族，去殖民也容易滑向封闭、排外的民族主义。

在众多铁桩断脉叙事中，朝鲜作家李炳秀的小说呈现出综合把握殖民历史的遗产与债务的视角，为朝鲜半岛的去殖民进程提示了新的可能性：作家并不完全否定看似非理性的民间传说，但也坦然承认其中虚构与夸大的成分，从而直面伤痕，并指出真正拔除“铁桩”的方式不是仇恨的再生产，而是经由自我锤炼以重建主体价值。正如韩国学者洪宗郁所说，“去殖民只能通过直视自我并肯定自我来实现”。去殖民与去冷战并非两条平行线，而是相互纠缠的课题。如果说“柏林围墙倒塌后，德国人方得以直视自身复杂的历史”，那么在仍被38度线分隔的朝鲜半岛，可以说冷战并未真正结束，日帝铁桩断脉论所提示的“去殖民-去冷战”课题仍然是当今时代的问题。

新媒体编辑：高士嘉

新媒体审读：乐   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