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林芸。感谢编辑部给予我撰写这篇小记的机会，也感谢编辑部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事件、经验与神话：“日帝铁桩断脉论”和朝鲜半岛的去殖民—去冷战课题》一文的初稿完成于2024年秋季，在许多学术会议或非正式场合得到诸多师友的帮助与建议，在此致上诚挚的感谢。在与匈牙利布达佩斯罗兰大学电影研究系Teréz Vincze副教授的交流中，Vincze副教授亦提出了与编辑部相近的修改建议，使我得以进一步思考当代朝韩大众文艺作品中“铁桩断脉论”的表现形式与意义。她曾告诉我：“电影在建构（或解构）公共记忆与情感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从这一意义上说，历史学者可以帮助理解这些叙事背后的历史脉络。”Vincze副教授建议我在论文中增补相关内容，讨论《破墓》如何作为“铁桩断脉论”的一种新叙事变体。
本文的研究动机，源自2024年韩国超自然恐怖电影《破墓》的上映。该片在韩国本土观影人次突破千万，成为年度最卖座电影。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为何《破墓》能够如此受欢迎？在2024年韩国的政治与文化语境中，应如何理解其所传达的主旨及历史意识？
与韩国成均馆大学千政焕教授交流时，千教授指出，大多数观众对电影中所呈现的“铁桩说”抱持怀疑态度。这一传说或许不会消失，但也难以被严肃对待，《破墓》更接近一种关于韩国文化的有趣“邪典电影”（cult film）。确实，大约四年前于台北聆听一位首尔市立大学退休教授讲授国际关系学课程时，我首次听闻韩国的“风水断脉论”，这是当时课堂中的一则趣谈。对细节已然模糊，我仅约略记得这位教授提及韩国社会中流传的一种说法：殖民时期，日本曾在青瓦台周边打下铁钉破坏风水，进而衍生出所谓韩国现代史上的“青瓦台魔咒”。这类说法在网络上屡见不鲜，听来不过是都市传说或奇闻轶事。当时我从未料想，2024年的自己竟会将这类茶余饭后的谈资当作一项学术研究。本文可以说是一位“入戏”的历史学学徒，尝试严肃对待朝鲜半岛历史文化与东亚问题的一次探索。
本文并非从文艺理论或电影批评的角度展开，亦不属于宗教学或殖民地宗教政策的研究范畴。相较之下，例如密歇根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John G. Grisafi（耶鲁大学宗教学博士）于2026年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年会上所发表的报告《当代韩国媒体中的日本殖民宗教遗产：村山智顺、<破墓>与<救救我>》，则是从宗教学的视角出发，分析影视作品中对日本殖民时期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再现，并探讨其如何与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遗绪，特别是与韩国宗教相关的面向产生关联，例如聚焦朝鲜总督府顾问村山智顺等人物。该研究立足于宗教学取向，尤其关注宗教与世俗性的批判理论。本文虽未直接处理日本的宗教殖民政策，但仍涉及风水、“迷信”与宗教现代性等相关议题。诚如Tristan G. Brown对风水在清代中国公共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研究所示，这一问题并非韩国所独有。本文亦试图反思以“迷信”理解风水话语的认知框架之局限，并提出“风水政治”这一概念，用以描述风水话语作为政治行动手段的运作方式。
在“风水断脉”的诸多说法中，本文将研究对象限缩于“铁桩断脉论”，而未将其纳入现代交通设施、宗教场所或大型建筑物所衍生的其他断脉论述。其原因在于，铁桩本身并不具备任何实质的经济或社会功能，几乎仅具有象征性的诅咒与破坏意涵。历史上，无论是1999年韩国大国家党总裁李会昌家族祖坟遭插铁桩，还是2019年前总统朴正熙墓地被插铁钉事件，均显示出铁桩所具有的诅咒与政治表达功能。这一现象并不限于韩国，例如2026年，英国哲学家休谟位于爱丁堡旧卡尔顿墓园（Old Calton Burial Ground）的墓地出现了插有铁钉的红色蜡烛。在欧洲基督教文化脉络中，这一现象与耶稣受难时被钉于十字架上的“圣钉”（Holy Nails）之间，是否存在象征或叙事层面的联系？类似“受难之钉”的意象亦出现在佛教叙事中。慈济证严法师于2014年“晨语开示”中提及一则国王“七日千钉求法”的故事，描绘国王甘愿在身上钉下千支铁钉，承受极端身苦以求法。这类宗教叙事母题在不同地区的民俗、文学与历史中如何流动，虽未纳入本文讨论范围，但亦为有趣的议题。
在研究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日本人是否真的在朝鲜半岛打下铁桩”这一问题本身并不重要。真正值得探究的，是为何“日帝铁桩断脉论”不断被提出，并在不同历史阶段被建构、流传与争论。换言之，唯有将铁桩断脉论视为一种话语，考察其生成条件、言说史及其历史意义，方为本文真正的主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文得以突破1945年的时间界限。
虽然论文未直接引用美国历史学家Paul A. Cohen的著作，但其关于义和团研究所建立的分析范式，构成了本文的基本框架。研究初期，我一度担忧铁桩断脉论在历史重要性与影响力上的“厚度”不足，从而限制讨论的展开。事后看来，这一顾虑实属多余。本文所关心的，是前殖民地人民如何面对从日本帝国崩解到冷战秩序形成的历史，而朝鲜半岛正是一座经验丰富的“矿脉”，不仅可以延展Cohen的讨论，也能够与中国史展开对话。电影与漫画中常见对经典作品的致敬镜头，若本文具有视觉画面，其第一幕当是向2025年辞世的Cohen致敬。
本文虽对所有曾介入铁桩断脉论的日本、韩国学者及相关言说者均提出批评，但必须强调，正因他们在各自时代中勇于面对现实，本文方得以成立。我并非较其他学者更高明，仅因所处时代位置不同而已。对此，我心怀感激与敬意。
在理论层面，我受益于韩国历史学家林志弦（임지현）关于“受害者民族主义”的讨论。许多文艺作品常宣称其创作“基于真实历史”，然而也正因背负历史之名，往往招致最严厉的批评，其中最常见的指控便是“扭曲历史”。对此，林志弦分析了美籍日裔作家Yoko Kawashima Watkins的自传体小说《离竹林如此遥远》（So Far from the Bamboo Grove，1986）如何在韩国社会及在美韩裔社群中引发巨大争议。这类小说描绘日本战败后自朝鲜撤离、返回日本的苦难经验，在叙事中，日本人成为受害者，而朝鲜人则被塑造成加害者。批评者据此指责该作品缺乏客观性、捏造谎言，并掩盖日本殖民朝鲜的历史暴力。然而，林志弦指出这类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批评，其实对“历史”抱持过于天真的想象。他进一步分析了韩国、以色列、波兰的“世袭受害者情结”，以及日本、德国的“免罪受害者情结”：前者通过过度脉络化，后者通过去脉络化的叙事策略，竞相争取受害者的位置，最终形成不平等受害者之间“受害者民族主义”的对立共谋。本文亦借用这一概念分析铁桩断脉叙事，进一步指出韩日之间受害与脱罪民族主义的共振。
在方法论上，本文亦不断反思历史学与民俗学、文学之间的界线。1991年，日本中国哲学与思想研究者三浦国雄曾赴中国台湾地区调查风水术。三浦国雄自谦地表示：“这听起来很堂皇，但实际上，我们这些书斋派、文献派只是尝试模仿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罢了。”他将在当地听闻的风水故事与韩国轰动一时的断脉论联系起来。然而，站在2024年的时间节点上，我的关怀已无法止于民俗学层面的记录与分析。本文一方面承继顾颉刚古史辨与孟姜女研究的路径，另一方面亦隐含对该方法的反思，但终究无法脱离现代史学的框架。
汪晖在《历史幽灵学与现代中国的上古史》中对鲁迅与顾颉刚史论的分析，使我得以在论文中安放研究对象的位置。本文的核心研究对象——西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徐吉洙——在论辩与运动倡议中，占据某种“鲁迅式”的位置；然而，他并非鲁迅，而是一位情感强烈、立场鲜明的民族主义者。本文未提及的是，徐吉洙在1980年代以“铁桩教授”之名活动，1990年代开始投入高句丽遗址踏查，创办高句丽研究协会。其思想与行动轨迹，恰恰是林志弦所批判的对象。
最后回到铁桩断脉论与“去殖民-去冷战”课题。2024年，我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的“慰安妇”少女铜像旁，看到由青年学子24小时轮班驻守，并定期举行“反日行动”集会；2026年台湾地区当局因韩国电子入境卡系统标示问题，引发对韩改名“南韩”“南朝鲜”“汉城”等不满情绪，均显示东亚地区背负着各不相同且纠缠不休的经验与情感。从时间维度来看，论文所讨论的“去殖民-去冷战”问题，并不局限于2024年的现实政治情境：韩国新右翼（뉴라이트）崛起，政治极右化不断加剧，最终以一场自我毁灭的戒严闹剧形式爆发。然而，即便时移势易，这一问题仍属于中长时段的结构性议题，不会因短期事件而动摇（借用布罗代尔所谓“大海上的泡沫”之比喻）。近年来，学界对“帝国”“帝国主义”“冷战”“新冷战”的重新讨论持续深化。日本殖民朝鲜的历史认知、韩日之间关于强制征用劳工与“慰安妇”的争议、领土冲突，以及朝鲜半岛分裂所带来的核武器与战争风险等现实情况，均显示殖民与冷战遗绪仍深刻作用于当代东亚。在这些冲突现场中，“去殖民-去冷战”是否可能，亦是我抛给读者的问题。希望本文抛出的困惑比解答的问题多更多。
铁桩断脉论，作为这些历史问题的象征性附着物，其重要性不在于真假，而在于其所揭示的问题结构。更为重要的，是在“真问题”上持续推进研究与公共倡议。在此意义上，本文谨献给将朝鲜“慰安妇”问题引入中文世界的学者——2024年夏天于首尔离开我们、宅心仁厚的黄永远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