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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文学翻译:关注当代优秀作品

作者:陈岗龙 来源:文艺报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达·纳楚克道尔基、呈·达木丁苏伦、乔·齐米德、宾·仁钦、洛岱丹巴等蒙古诗人和小说家的代表作被翻译到国内,受到我国读者的广泛青睐和喜爱。蒙古国文学在我国的译介,可以分作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体现出中蒙两国文学翻译和文化交流的时代特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现代文学被集中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个阶段,也是中蒙建交平稳发展的美好时期。当时,翻译蒙古文学主要有根据蒙古文原著翻译和根据俄译本转译两种途径。霍尔查、陶·漠南、诺敏等一些蒙古族翻译家根据蒙古文原作,翻译了达·纳楚克道尔基的《我的祖国》、呈·达木丁苏伦的《白发苍苍的母亲》等名诗和歌剧《三座山》,蒙古国文学的译介代表作还有伊·霍尔查、陶·漠南译的《我的祖国——蒙古人民共和国诗集》(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特别要提到的是,内蒙古大学教授陈乃雄一人翻译了洛德依当巴(洛岱丹巴)的小说《我们的学校》(作家出版社,1955年)、达·塔尔瓦的小说《达米伦一家》(作家出版社,1956年)、焦吉等著《红旗勋章》(作家出版社,1957年)、达西登德布的小说《光明之路》(作家出版社,1961年)、仁亲(宾·仁钦)的长篇小说《曙光》第三部“在战斗中成长的祖国”(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等多部蒙古文学作品,为中蒙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包括丰子恺先生在内的一些翻译家则根据俄文译本转译了当时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文学作品。其代表性译本有丰子恺译的《蒙古短篇小说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53年)和于平、熊源平译的《太阳照耀着自由的蒙古》(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等。因为是从俄文转译的,所以包括作者名字等都带有明显的转译痕迹。

上世纪80年代,洛岱丹巴的《清澈的塔米尔河》等一部分优秀蒙古小说被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因为翻译者的水平和对蒙古文化的理解不够深入,译本在国内读者中的反应比较平淡。

众所周知的原因,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蒙古国社会转型和思想变化直接引起各种文学思潮的涌现和创作方法的多样化,打破了原来单一的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格局,进入了摆脱单一模式、向多样化发展的趋势,我国评论界和翻译界一时很难用一种标准概括和定位蒙古国文学。进入21世纪,蒙古国文学呈现出多元繁荣的态势,经过社会变革的老作家们写出了更具历史厚重感和思想深度的作品,新锐的青年作家们写出了与时俱进的艺术性很高的作品。随着中蒙两国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面对蒙古国文学的繁荣,国内一批青年翻译家把眼光转向了蒙古国文学的译介。其中,哈森、朵日娜等青年翻译家对蒙古国现代诗歌的翻译和照日格图对蒙古国现代小说的翻译都已经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哈森翻译的蒙古国诗人巴·拉哈巴苏伦的诗集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并获得了首届朵日纳文学奖。而照日格图翻译的僧·额尔德尼的小说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体现了国内翻译蒙古国小说的最新水平。

我多年前曾经重新翻译过达·纳楚克道尔基的《我的祖国》,并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外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的最主要的基础和前提就是高质量的文学翻译,而且文学翻译的版本不应该是孤本,这样读者和研究者才能在比较不同翻译版本的过程中找到参照点,也就更好地理解一部外国文学作品。我认为这些都是在东方文学研究中蒙古现代文学不受重视的最主要的原因。如果不提供高质量的文学翻译,东方文学的研究者们就无法了解蒙古现代文学的情况,其结果只能给蒙古文学留个空白。”从达·纳楚克道尔基的《我的祖国》开始到《清澈的塔米尔河》,我们也积累了不少经验,翻译的质量也在逐步提高,其中的关键是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对蒙古文化的深度把握。在小说翻译中,精确的翻译不仅仅涉及到故事情节的准确表达,而且还涉及到对小说文化语境的正确理解。而把蒙古国现代小说准确移植为符合国内读者阅读习惯的翻译精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蒙古国的小说创作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出版了几百部长篇小说,这个比例在人口不到300万的蒙古国来说是相当高的,其中《清澈的塔米尔河》《动荡的岁月》等已经成为经典。早期蒙古国长篇小说主要反映蒙古人民革命和历史题材、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内容,而社会转型后,作家们更多地关注人性和社会乃至人类的普世性命题。同样,随着时代的发展,蒙古国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关注的视野越来越广泛,除了反映时代和社会发展,更多地关注人性、生活、环境生态。近来出版的照日格图编选和翻译的《蒙古国文学经典·小说卷》,选取了代表蒙古国现代小说不同发展阶段的15位作家的26部小说。其中,僧·额尔德尼的小说因为解剖人的内心、窥探人类灵魂深处并富有抒情性而深受广大读者喜爱。而近二三十年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们,从选题到表现手法上都更加大胆探索,写出了现代性十足的作品。小说创作的场景也从过去草原牧区的游牧生活逐渐转向都市蒙古人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表现和反映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蒙古人的所做所思。在积极探索创作方法的同时,蒙古国青年作家们没有忘记现代性语境下对传统文化的审视和反思。譬如,程·宝音扎雅的《红鸟的呼唤》讲述了大城市中不断搬家、居无定所的当代蒙古青年的“都市游牧”生活,《目连救母新传》则把蒙古文学传统和新的国际性语境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国内读者对蒙古国文学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蒙古国文学比较陌生,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学译介数量、质量不足有关系。除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集中译介蒙古国文学外,几十年来中国文学界对蒙古国文学的翻译介绍是比较滞后的;而近二三十年的蒙古国文学,别说一般读者,就是专门研究国外文学的学者都比较生疏。其实,蒙古国现当代文学中有不少优秀的、能够引起中国读者共鸣的好作品,这需要翻译家去做更多的工作,把蒙古国文学高质量地介绍给中国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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