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参加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以及韬奋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17暨邹韬奋年度外国小说奖”颁奖典礼，回到家中后产生了许多联想，其中有两条值得公布于众。

一是获奖小说中有德国作家博多·基尔希霍夫的《遇见》（该小说同时荣获2017年度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和第四届邹韬奋年度外国小说奖），讲述的是一对德国恋人的爱情故事。但是，他俩的感情在遇到一位难民女孩时产生了分歧，就是如何对待非洲难民。同情并且伸出援手是一种态度；嫌弃、排斥甚至辱骂又是一种态度；当然，不予理睬、漠然处之又是一种态度。这让我又想到了西班牙作家爱德华多·罗斯塔尔的长篇小说《无神国度的儿子们》（2016）。小说中，一位非洲青年逃亡美国，一所大学接纳了他，一位美国姑娘爱上了他。幸福之余乡愁难解，于是跟爱人商量回去探亲。姑娘表示理解和支持，小伙子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乡。不料，他的祖国爆发了内战，大批难民为了逃避战火而涌向欧洲，这个小伙子也被席卷其中。他随着难民大潮奔向边境，一路上遇到了种种危险：炮火连天、土匪抢劫、瘟疫疾病……病死的、饿死的、被打死的人难以数计，侥幸活着的人各奔东西。小伙子历经千难万险回到了美国，他发现美国大学的师生对非洲难民问题有种种不同的态度……

用文学的形式表现难民问题，我们可以称之“难民文学”。它具有普遍性：非洲有难民，中东有难民，亚洲的菲律宾、缅甸也有，拉美也有难民流向美国；它具有深刻性：用文学的形式挖掘难民问题背后的人性变化，深刻揭示出人类面对大灾大难的种种态度。这个问题拷问着全世界：你为什么不闻不问？你为什么听之任之、熟视无睹？更加需要追问的是：是谁制造了这样的灾难？谁来制止灾难的发生？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难民问题？享受着美丽青山绿水的人们要不要读这一类的文学？

二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更多文化交流，当代外国文学作品中逐渐出现更多中国人的形象。那么，外国作家怎样看待中国人？如何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对此，令我印象深刻的有两本书。一本是我刚刚翻译完成的阿根廷作家塞萨尔·艾拉的小说《弹子游戏》（2010），故事讲述失业的男主人公进入一家华人开设的超市购物，老板在结账找零时想方设法用小商品充当零钱，价格单位从元到角，推销出去一堆小商品，直到最后老板居然精打细算到了分，给了主人公几个没用的大理石石子。翻译到此处，作为译者的我颇有些不悦。难道这就是外国人眼中的华人形象吗？这般精明算计、锱铢必较？我有些愤愤然，国民劣根性这东西，自己人内部说说也就罢了，一个外国人直截了当地指出来，身为中国人的民族情感自然无法接受。但是继续逐字逐句翻译下来后，才发现作者对华人的态度逐渐有了180度的转变。主人公通过与华人青年何纳丹的接触，发现了华人身上的很多美德，而那些充当零钱作用的小商品也成为故事中的道具，每一样都物尽其用，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它们完美地组合在一起，居然蕴含了中华文化的精髓。看来只有相互交流沟通，不同国度的人们才能逐步消除误解，相互理解，求同存异，而文学恰恰是这一过程不可或缺的承载。另一本书是古巴女作家梅赛德丝·比利亚特的《中国人在哈瓦那》（2016）。她把19世纪以来中国劳工在哈瓦那的艰苦奋斗、勤劳勇敢和经受的苦难描述得生动感人，资料翔实可信，尤其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文学、音乐、舞蹈、神话、传说、武术、烹饪、民间习俗都作了详细介绍。我估计这类介绍中国最新情况、由外国作家来撰写的文学作品会越来越多，根据就是：中国的巨变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但是，变化的内因，尤其是普通老百姓的思想意识变化，是个十分有魅力的谜团。这位女作家在评论刘震云的《手机》时说：“原来中国人民的思想面貌有这么大的变化啊!”各类外国文学作品说说中国人，等于送来了各种镜子，我们应该举手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