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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客观准确,“论”深入有效——对外国文学著史现状的分析及建议

作者:张竹筠 沈童 来源:文艺报
 
 
 

 

 

近年我国外国文学著史工作步入快速发展期,数量多,质量总体上有所提升,当然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

从史著命名情况看,因体例、内容及使用对象不同而名称繁多,如《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简史》,《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简编》《外国文学新编》《外国文学教程》《外国文学通用教程》《外国文学基础》《外国文学名著批评教程》,《世界文学史》《世界文学简史》《比较世界文学史纲》,《欧美现代文学史》《20世纪欧美文学史》《20世纪外国文学专题》《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概论》等。

从使用情况看,除兼顾文学爱好者外作为教材的史著面向的对象也不同:绝大部分是作为中文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教材;有些作为非中文专业本专科学生的公共素质教育教材,如陈洪、王立新等主编的《外国文学通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王若珺主编《外国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还有的作为高校小学教育专业教材,为培养专科程度的小学教师而编写,如汪介之主编的《外国文学教程》(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从编写情况来看,绝大部分由主编负责的集体编写,极少数由个人撰写,如杨烈的《世界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编写规格也不尽相同,组织者有国家教委,如郑克鲁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朱维之等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外国文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有的发起者来自地方省市,何峰主编的《外国文学教程新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就是安徽同行为本省高校的外国文学教学而编写;有的牵头者是某所院校,如王钦峰主编的《当代外国文学专题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由湛江师范学院教师编写。从编写体例来看,综合史、国别史、断代史、比较史、作家作品批评史等不一而足。其中以时代、文学思潮流变为线的占绝大部分,极少数以文体为纲。后者如王向远、张哲俊主编的《比较世界文学史纲(上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一编为世界神话、世界史诗,聂珍钊等主编的《20世纪西方文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刘象愚等主编的《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均以诗歌、小说、戏剧分章。

从内容来看,大部分外国文学史只有西方欧美文学,少部分兼有东方亚非文学。不过东方文学所占的比例一般只有四、五分之一,也有比例较均衡的版本,如朱维之等主编《外国文学史》的欧美、亚非两卷(南开大学出版社)。此外还有基于世界文学观念的东西方文学共时呈现体例,如24所高等学校编写的《外国文学史(1-4)》(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按古代、中古、近代、现代四大时间板块共时阐述东西方文学,其古代文学包括埃及、巴比伦、巴勒斯坦(希伯来)、印度、希腊罗马文学。在相同体例的导读类中,东方文学所占比例依然很少,如刘亚丁、邱晓林主编《外国文学史》(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共选介37部作品,东方文学只有5部,不足七分之一。有的学者把中国文学也纳入东方文学,如杨烈的《世界文学史》在四个时代分设中国文学专章,出版时仅存目录。

与整体呈现世界文学的体例不同,一些文学史在西方文学框架中部分添加东方文学内容。有的在开头以平行研究方法概述世界文学,为阐述同时代的西方文学提供背景支持;有的则在结尾处延伸补充,着重从影响研究角度阐述东方各国、西方各国、东西方尤其是中西之间的文学传播影响。王忠祥、聂珍钊主编《外国文学史(1-4)》(华中理工出版社,1999年),在绝大部分章节开头添加了同期的世界文学概述,如《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世界文学》。曾艳兵主编《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概论》均以此流派在中国传播流传结束章节,如《象征主义文学在中国》。刘象愚、曾艳兵主编的《比较世界文学史纲(下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也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专节。

尽管外国文学著史工作已果实累累,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就编写人选方面,鉴于外国文学史的广博性,需由主编负责的团队完成,组建过硬的写作队伍十分重要。主编的科研、组织能力直接影响制定体例、遴选作家作品以及选定编写成员,理想的参编者应该是对所承担部分研究成果显著的学者。解决的途径既取决于有实力的研究者对主编意图及史著价值的认可加盟,也取决于出版方、主编的正确选人标准。当然目前高校科研评价奖励机制,也不利于在基础但重要的文学史编写中聚集优秀的学者,参编教材的成果权重不如发论文、出专著。一部高质量的史著需要主编、绝大部分撰写者足够优秀,如梁坤主编的《外国文学名著批评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就是好的范例。

出版方的选题定位、甄选主编、策划运作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不必赘言,下面谈谈著史体例的问题。编写体例首先取决于对“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史”“世界文学”“世界文学史”概念的理解。“外国文学”即中国以外的文学,应是不包括中国文学的欧美文学、亚非文学,还应涵盖拉丁美洲、大洋洲等区域文学;从阐述对象来看,其侧重点在文学,即经典作家作品。“外国文学史”是关于外国文学的发展史,正是史著阐述的内容,所以用它命名比“外国文学”更科学。需要指出的是,文学史不能回避文学理论,必须有对作家作品的批评,应该辅以作家作品批评史增加深度,但也不要把它写成文学理论史。“世界文学”即全球全人类的文学,包括中国文学。“世界文学史”即全人类文学的发展史,撰著者一般以古代、中古、近代、现代四大时间板块阐述人类文学。采用此体例,特别注意进行有效的平行研究和相互关联的影响研究,否则就成为以时间简单切割、重新排列的碎片化的国别史。换言之,如果没有各国文学的异同比较、影响关系梳理的内容,终难副“世界文学史”之实。

另一种体例是在西方文学史中部分加入东方文学内容,如王忠祥、聂珍钊主编的《外国文学史(1-4)》,为在世界文学背景下阐述西方文学发展史进行了有益尝试,但也还没有完成“提供世界文学的整体面貌”的设想。书中最早的世界文学概述是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这样前希腊的世界文学就没有被提及。需要强调的是,不管采用哪种体例,一旦选定就要贯穿始终。王向远、陈惇、刘象愚等主编的《比较世界文学史纲(上中下)》三卷三主编三体例,时而按文体标准,时而按区域标准;时而是整体的世界文学,时而是分立的东、西方文学,可能给读者接受理解造成一定的困难。

外国文学时空跨度大,作家作品浩如烟海,一部史著要分为若干卷册,但即便如此还是难以完成全面阐述的重任,仍需其他辅助书籍,组成供读者自主选用、灵活实用的配套系列。作为使用量最大的高校教材,文学史可用于课堂教学,配套书可用于自学拓展研究。因课时限制目前大部分中文专业的外国文学课只把西方文学列为必修课,东方文学还只是选修课。史著分东西方文学两部分更方便实用,但应添加世界文学的背景以及相互影响关系的内容。例如,南开大学出版社的外国文学史著系列中有《外国文学史》欧美卷(2014年)、亚非卷(2001年)两部,有方便教学与自学的崔宝衡、张竹筠编著《外国文学史导读(欧美卷)》(2014年),还有作品选读崔宝衡主编《外国文学名篇选读(上、下)》(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当然如果再配有名著批评史、中外文学交流简史作为延伸阅读本会更理想。

外国文学作品选读,最好以史话的形式整体突出文学鉴赏性。徐葆耕的《西方文学之旅》(上、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在这方面做出有益的尝试。突出文学鉴赏性不是局部改变,更不是只有形象题目的标题党。何峰主编的《外国文学教程新编》为了强化“感性化”新特征,“具体章节不再以概述、作家作品命名,一律改为能概括本章节重点内容及特征的标题”,如“人类童年时代的美丽幻想——古希腊神话”“倒在舞台上的喜剧大师——莫里哀”,但正文还基本沿用旧制。其中个别形象化标题的准确性值得商榷,如“冲破中世纪阴霾的曙光”不是《神曲》而是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标题,把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喻为“曙光”明显欠妥。编写时感性的自由与理性的严谨要尽可能统一。

最后谈谈文学史具体内容问题。几部影响较大的外国文学史都有修订本问世,如南开版的《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已出第五版。其实无论是编写还是修订,在内容方面面临的问题都是相同的。目前各种外国文学史的章节、代表作家作品比较一致、稳定,但还有值得商榷的内容,如把海涅归入浪漫主义,把莫泊桑归于自然主义。此外还要增补具有发生学意义的内容,比如根基和延展部分。著史者一般都持有“薄古厚今”的立场,但对“古”也要辩证分析,对待根性本质的部分一定要“厚”,以便更好地理解种种衍生现象。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和日耳曼文化,分别为西方文化提供了理性、信仰和习俗三大基本要素,忽视任何一方都不能准确把握欧洲中世纪乃至近代文化。希腊文学尤其神话传说的世俗性、哲理性和命运观,孕育了希腊文化的人本思想、理性精神及悲剧精神,代表西方重理性、重现实的文化模式。希伯来人的六大宗教观念创世观、博爱观、救世观、平等观、弥赛亚观念、原罪观均为基督教接受,对西方文学产生深广的影响。以尚武冒险进取实干、个人主义、尊重妇女为突出特征的日耳曼精神,也给西方文学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如骑士制度与骑士风度、血亲复仇、勇高于善的价值观、永远追寻的人生观等。同是日耳曼文化背景的英格兰和德意志,分别孕育出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在物质、精神领域的追寻者鲁滨逊、浮士德。遗憾的是大部分文学史只在中世纪文学概述中简介《埃达》《萨迦》《贝奥武夫》几部作品,鲜有论及日耳曼文化根基。

对延展内容的编订十分重要,如梳理作为浪漫主义先声的卢梭的创作、狂飙突进运动、感伤主义等,福楼拜的客观中立说、一字说与作家隐退、自然主义,唯美主义的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思想意识与诗学艺术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关系等。此外,还应注意作品之间互文影响关系,如“荷马史诗”与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格林兄弟整理、巴塞尔姆戏仿的同名童话《白雪公主》,由此揭示或隐或显的发展脉络。列为专节的作品应是公认的体现作家创作风格的代表作。入选标准要公允客观,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既不能标新立异,也不能片面失准。如有的文学史不选《哈姆莱特》而选《罗密欧与朱丽叶》,有的舍弃最能体现狄更斯整体创作风格的《大卫·科波菲尔》,而只从思想性角度考虑选择反映劳资矛盾的《艰难时世》。

有价值的文学史要求“史”客观准确,“论”深入有效。尽管文学史不是文论史,但也要运用、更新重要批评理论,如巴赫金的复调小说。但并非多用理论就能保证质量,理想的途径是理论内化为编写者的批评鉴赏能力,用简明易懂而非生僻晦涩的语言剖析本质,有效启发读者。比如分析《简·爱》,既要充分肯定男女平等主题的意义,也要指出解决平等的空幻性:一场大火、一笔遗产只能解决一个简·爱的平等,而不能解决千百万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平等。分析《玩偶之家》要讲清为什么娜拉的抗争代表马克思主义以前西方妇女解放的最高峰,她带着对社会、道德、法律的全面质疑勇敢出走,震撼了资本主义社会家庭根基。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的深层主题并不是资本主义入侵农村小农经济破产的悲剧(只是背景),而是深刻揭示男女贞操观不对等的误区。

总之,外国文学著史任务艰巨,其导向、导学的意义重大,希望出版方、编写者共同努力,以更科学严谨的编排体例、合适的文体形式、充实深刻的内容,完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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