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研究的史料与史观”全国学术研讨会

2016年8月23日至25日，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三十多个院校及研究单位的七十多位学者齐聚中国社会科学院北戴河培训中心，就“外国文学研究的史料与史观”话题展开讨论。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如果说以前是史料的难得限制了研究者的史观,那么,在当今这个史料易得的"e考据"时代，情形可能恰好相反，是史观的陈旧限制了研究者对文献的发现与选择。如何用充分的史料来拓展史观，如何用越来越复杂的史观来处理各类史料，是当今外国文学研究面临的问题和机会。 

在24日上午大会发言中，南京大学朱刚向大家阐述了文学研究中的政治“无”意识。认为詹明信通过对“元评论”概念的论述使得马克思主义与无意识理论结合起来，因而他的马克思主义“元评论”把“政治意识”转变成了“政治无意识”，使政治批评中的“审美”价值得到凸显，使“文学性”的分析深入到政治和文化历史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梁展对“世界文学”这个概念进行了知识考古学与权力谱系学的分析,认为这一概念是来自德国启蒙的发明，旨在使人们的精神和情感能够超脱于民族和地方的束缚，然后，战后“世界文学”新一轮复兴背后的驱动力则是美国实践其新的“西方文明使命”的欲望，之后，冷战结束，20世纪90年代，随着“民族文学”的复兴，“世界文学”应“多元文化主义”的语境似乎在重返启蒙时代的最初理念。北京外国语大学于雷致力于文学与认知科学之间的嫁接，他发现了文学描写中的很多替身现象，认为“替身”现象是一个独特的突破口，与替身文学有着紧密关联的是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当中的所谓“出体经验”。他还分析了替身现象与临床医学、弗洛伊德主义的关系及其在人类文化各领域如政治、宗教、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张哲俊通过自己在做学问的实践中遇到的困境，总结出第三种比较文学的观念，使得那些没有直接发生影响但其生活世界有过接触的作家的问题得到了阐释。与影响研究对文学交流关系的研究不同，第三关系研究的是没有直接文学交流关系的历史交流关系。上海外国语大学陈雷以弥尔顿的《失乐园》为主要文本，阐述了弥尔顿为上帝辩护的神正论，认为人生活在理性与上帝的独断性命令之间的矛盾中，撒旦对夏娃诱惑成功就是利用了这个矛盾和裂隙。堕落之后，参照系发生变化，“right”从正当变成了权力，夏娃割断了自己和上帝之间的联系，天理变成了人欲。中国社会科学院徐德林以中国城乡关系变化的问题意识为出发点重新阐释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他以“情感结构”作为概念和方法，分析了威廉斯本人的情感结构与情感结构这一概念之间的关联，包括他的经验主义、威尔士情结、与马克思主义若即若离、反对精英主义、以文学批评为媒介的社会史和文化史书写，等等。      

24日下午及25日上午，与会学者围绕“史观与英国文学史”、“莎士比亚研究”、“史料与文学再现”、 “族裔问题与文学”、 “文学史与国家建构” 、“中外文学关系史与史料”、 “历史性与现代性”、 “文学与社会史” 、“文学的内外”九个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在“史观与英国文学史”分组讨论中，浙江大学郝田虎论述了早期现代英国札记书与文学经典建构的关系，他认为关于札记书手稿和印刷两种媒介密不可分，手稿媒介和札记书体裁成为民族文学接受和经典建构过程中不可或缺、不可忽视的阶段。上海交通大学何伟文通过对锡德尼《诗辩》《与弟书》和《书信集》等作品的阅读与分析，论述了16世纪后半叶英国史学与诗学领域发生的温和革命，即出现了一种新史观，历史从仅注重事件本身演变为对事件发生的原因同等重视，历史从道德哲学变成了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历史书写不再以道德而是以政治教育为目的。重庆邮电大学史敬轩逆向推论了格兰德尔的文学化过程及其身份象征意义，他说，或许格兰德尔的真正身份只是北欧传统神话中盎格鲁-萨克森人内心恐惧的影子。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王卫新以新经济批评理论为指导，结合司各特《红酋罗伯》文本生成以及它所书写的1715年詹姆斯党人暴动时期的历史语境，阐释了《红酋罗伯》中的走私者对公平服务和公平贸易的追求。湖北大学陈西军分析了英国在宗教改革后由于加尔文教信仰焦虑等原因导致的个人精神自传书写中现代个人观念的兴起问题，早期现代英格兰政府对加尔文主义者的打压与迫害加剧了他们的信仰焦虑，使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审视自我，这逐步促进了现代个人观念的形成，逐渐确立了现代个人观念。东南大学刘超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知识分子勃朗宁对处于巅峰状态的大英帝国的意识形态神话始终报以怀疑的态度，他阐释了勃朗宁诗歌的反文化中心主义内涵及其成为美国文化自觉意识重要的思想资源的原因。 

在莎士比亚研究方面，南京师范大学杨靖讨论了十四行诗的源起、兴盛与在英国的扎根与变奏，在英国实现了十四行英国化的重要人物是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戏剧也实现了十四行的“破格”。西南大学郭方云通过对拉斐尔·霍林斯赫编年史等史实与《李尔王》文本的比较分析，揭示了莎士比亚剧本的历史僭越与男性政治无意识。南京大学陈星以莎士比亚名剧《辛柏林》的解读为例，展示了“历史解读”文本带来的研究新思路和可能造成的褊狭。北京大学王雯指出14、15世纪的视觉艺术能直观地展现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骷髅头修辞意象，并有助于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她通过结合绘画与图像史料来谈莎剧中的骷髅头意象及当时基督教文化中的死亡意识。北京理工大学徐嘉认为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是时代的隐喻，杰奎斯是莎氏以新时代的话语对原著素材所做的改造，为他的时代所立的“一面镜子”。杰奎斯的形象涉及伊丽莎白时期的知识分子、贵族身份与阶层流动性三大热点问题，而他身份的模糊性与强烈的疏离感来自于早期现代英国知识分子对自身处境、身份及社会流动性的反思。   

对史料的挖掘与选择，不仅体现在古典研究上，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反映出了研究者的眼光与判断。南京大学但汉松将《坩埚》放置于美国新世纪反恐战争的视野下，以管窥米勒在剧中如何将“萨勒姆”隐喻为美国清教文化中恐惧政治的滥觞，进而希望从萨勒姆猎巫事件的史料与文学再现的再讨论，为“历史中的文学再现”和“文学再现中的历史”提供一种可能的批评范式。浙江大学张陟认为以南极想象为核心内容的《南塔基特的亚瑟·戈登·皮姆的叙事》以独特的美学方式再现了爱伦·坡对1840年代美国扩张主义文化政策的顺应与批判。中国社会科学院周颖就程巍《夏洛蒂·勃朗特：鸦片、“东方”与1851年伦敦博览会》一文谈了自己对夏洛蒂与东方和鸦片问题的看法,她认为东方不是夏洛蒂成熟期作品的重点和兴趣点，夏洛蒂也没有刻意去把东方塑造成一个野蛮、邪恶、落后的地方，尽管她不自觉地分享了西方常见的地域政治意识，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将东方视为他者的西方意识。南京师范大学林芸就拜厄特小说《占有》中的维多利亚“史料”问题作了真实与面具、发掘与掩埋、文字与叙事的显与隐的阐释，阐发了拜厄特对历史文本书写困境的思考。中国地质大学刘敏霞发现理查德·拉索以大学校园为背景、以美国当代知识分子为主要人物的校园小说和以美国东北工业小镇为背景、以朝阳夕阳产业交替时的蓝领阶层为主要人物的小镇小说虽有差异，但其主题都是“无处可逃”的现代人困境书写。 

族裔文学研究也是这次会议的一个热点。南京邮电大学王玉括对比了中美两国对待20世纪非裔美国文学的不同态度及其历史与现实原因, 受康德、黑格尔等人思想的影响美国社会与学术界长期歧视黑人民族及其文学，中国学界则不同，它比较关注非裔美国文学的反抗性，并反思其被殖民的位置。通过“冲突”与 “融合”两个范畴，上海财经大学王玮论述了非裔美国戏剧艺术围绕是“宣传”还是“艺术”而进行的几次论争以及非裔美国戏剧艺术传统的变迁。云南师范大学史丽玲通过述评美国普利策奖获得者当代黑人作家格温朵琳·布鲁克斯研究，反思了美国非裔文学研究的几次范式转变所表征的政治、文化、历史语境和方法论意义。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圣通过对索尔·贝娄“麻烦”的长篇小说《席穆勒先生的行星》中主人公席穆勒矛盾认同的分析，进而从贝娄向右转的问题开始，从1960年代美国由极权主义进入到民主制度的历史语境出发，展开了对美国犹太人“优势受害者”身份的谱系学研究。苏州大学黄芝指出日裔美国小说家尾关露丝的小说《时间物语》不仅揭露了军国主义、东亚金融危机、右翼势力横行等日本现当代政治经济事件对普通日本人造成的心理创伤，更旨在呈现和讨论佛教“有时”创伤疗愈的可能性。 

 “历史”的钩沉也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勾勒了轨迹，成为文学研究者的扎实依靠。北京大学丁莉结合古代东亚世界的文化交流、人员交流、物品贸易等历史背景和事实，分析了《竹取物语》的作者如何将遣唐使、西行僧与丝路贸易等历史记忆编织进文本叙述和文学想象中。台州学院高平认为“诗史”是日本近代汉诗学的核心范畴，他介绍了诗史的各种功能，评述了太田真琴所辑的、以戊辰战争为书写对象和主要内容的《近世诗史》为何和如何成为明治维新的一面镜子的。中央财经大学李炜以日本著名的女性史学家高群逸枝的论著为中心论述了皇国史观与女性主义的共谋关系，高群逸枝从女性原理出发的书写使得“大东亚共荣圈”思想得以正当化，她还试图通过借助历史书写解放女性。中国社会科学院钟志清认为在迄今为止希伯来语世界唯一获得诺奖的作家阿格农的创作中，传统与现代、过去与现在、西方与东方等各种价值的冲突反复出现，现代性是把握阿格农创作的不可忽视的重要话题。从阿拉伯传统主流文学批评的忽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西方现代性阿拉伯知识界的重估，对外经贸大学余玉萍考察了《一千零一夜》的经典化过程及其与阿拉伯近现代文化复兴运动和民族建构的耦合关系。新加坡华文戏剧记录了新加坡从摆脱英属殖民地到建国后的现代化历程中种种纷繁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现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郑杰通过对《戏聚百年》和《东南亚华语戏剧史》的考察讨论了建构新加坡华文戏剧史的对象、困境与方法。 

从中外文学关系史入手反思中国的现代自我与他者问题也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对中国新诗的译介为黃灜诗歌创作从个人叙事走向更贴近时代和祖国的宏大叙事提供了变化的契机，四川外国语大学杨伟考证了黃灜在日本诗坛上的中国新诗译介情况，并由此将译介的、媒介、途径、时代和历史语境带入译介的意义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王冬青从自身研究的困境“比较文学是什么”出发，强调了我们不能只关注比较的对象而忽视构成近现代知识生产方式的“比较”本身，并以19世纪前后英语世界对华想象为例，探讨欧美帝国如何在贸易、传教、外交的社会网络中想象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孙柏在现代学科建构的意义上考察了晚清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戏剧理念与文学建制问题，他指出了19世纪西方戏剧形态的繁杂、多样，探讨了为何要破除文学建制对戏剧研究的辖制，在“视觉现代性”的问题意识上定位和认识西方戏剧。浙江师范大学张鑫认为对浪漫主义研究进行研究的学者并不多，她因而对新文化体系下国内外英国浪漫主义研究的模式和语境进行了探究，强调了历史宏观背景、创作主体的心理认知和传播实践对研究的重要意义。江西景德镇陶瓷大学侯铁军探究了文学为“器物”的旅行所赋予的情境。他从“瓷器”与“中国”之间同音同形的联系入手，借助18世纪英国人通过瓷器了解和想象中国的文学书写，说明了“瓷器的中国化”与“中国的瓷器化”背后所暗藏的都是英国的种族话语和身份建构目的。 

“历史”是“现代”的参照，“现代”是“历史”的延伸，历史与史料从来不是“死物”，而是活生生地参与到现代性的建构中。上海外国语大学李尚宏以《樱桃园》《玩偶之间》《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等为例分析了西方现代正剧由于象征的表现形式而导致的批评家与受众和剧作家之间理解的错位，并强调了作家在阐释文本上的权威性。中国社会科学院何恬解释了瑞斯沃尔德“文化菱形”理论的含义与意义，并以《文艺复兴之复兴》为中心，考察了“文化菱形”理论的构成与实践，以期以此来探讨社会学方法在文学艺术研究中的优势、局限与未来完善的可能性。中国人民大学饶静认为“预示论”概念对重新思考文学的历史性有所助益，她立足奥尔巴赫和弗莱的文本，通过回溯现代文学批评领域围绕“预示论”的争论，表明“预示论”所开启的文学阐释空间是抵制变化的变化空间。北京语言大学李晖分析了捷克作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在他晚年创作的系列书信集《致杜卞卡》当中，对T. S. 艾略特的现代主义代表作《荒原》里的“四月”意象的重读与重释，赫拉巴尔让“四月”的意象成为潜在贯穿于整部书信集里的叙事建构要素。 

四川大学王一平以皮耶·诺阿主编的“记忆所系之处”丛书中《马塞尔·普鲁斯特对逝去时光的追寻》一书为例，说明普鲁斯特的小说是民族国家记忆留存的场域，而《普鲁斯特》的研究正是在这样一个宏大系统即克默德所谓的历史意义模式之下展开，它属于法兰西社会文化史的一部分。华南理工大学周皓认为拉伯雷的《巨人传》和蒙田的《随笔》一样，体现出过度的“展示”倾向和对“矫饰”保持的戒备意识，这与同时期艺术领域中盛行的怪诞之风和矫饰主义的影响与互动有关，究其根本，“过度展示”与“警惕矫饰”体现了文艺复兴时代下疯狂与理性在文艺创作中的缠斗。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征以巴尔扎克小说的真实性为研究主线，以信贷模型为切入点，分析了巴尔扎克所揭示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与冲突背后的经济根源以及不同社会阶层在经济战场上的角力，试图表明巴尔扎克对社会状况的“如实的体现”并不是复制现实，而是将已存在的矛盾表现得比原来还要尖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余杨以赫塔·米勒的长篇小说《呼吸秋千》为范例讨论了20世纪灾难的创伤书写与见证文学的可能方式，关于创伤的“二手书写”同时引发了米勒对写作与回忆二者之间密切关联的深层思考。浙江师范大学赵山奎继续詹姆斯·维特拉克在解读卡夫卡《变形记》时所注意到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和欧洲的反犹浪潮战争，从文本内外解析了卡夫卡《变形记》中的两个“战争”场面和“战争”议题，表明了“战争”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文本与历史之间复杂的表征关系。杭州师范大学杨柳通过列举文学史对柏林高等法院的文学表述，说明了文学对法学的反哺和法律机构的文学化问题，进而讨论了文学与历史中的法律案件的关系以及历史对史料的文学化应用的限制。北京大学闵雪飞结合葡萄牙诗人佩索阿“神秘的民族主义者”、“理智的塞巴斯蒂安主义者”、“第五帝国” 等多重复杂的身份讨论了佩索阿被称为“现代性的史诗” 的组诗《音讯》中的国家认同，进而指出民族神话书写与历史的关系。 

在“文学内外”分组讨论中，复旦大学段枫认为库切的小说《耶稣的童年》更应为人关注的主题是人类在走出历史的牢笼之后，如何发现普世规则和善意之外的个体生命愉悦和乐趣,重建某种新生活。她认为通过构建诺维拉和相关虚构人物，库切的小说创作已经跨出了所谓的“历史的牢笼”。对外经贸大学刘炅强调了在田园传统方面拉金对希尼的影响，拉金表明诗是占有英国的方式，拉金通过田园诗对即将消失的英国性进而了保卫，而希尼则颂扬了苏格兰本土文化，二者都通过田园表达了文化抵抗的姿态。重庆邮电大学王江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进行了反思，从历时的视野爬梳了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的融通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在现代性文化中的总体性作用，试图步出“经典现代主义”和“高峰现代主义”等概念的认知含混。大变革时期持各种思想立场的知识分子都试图通过对西方这一重要“他者”的近距离考察重新定义和建构“俄罗斯性”，浙江大学龙瑜宬以屠格涅夫的“旅行”为关键词论述了大变革时期的俄罗斯文化及大变革时代俄罗斯作家的西方之旅及其对想象和建构“俄罗斯性”的意义。对外经贸大学金冰对当代社会的“达尔文热”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论述了达尔文主义被赋予的不同理论蕴含及其在当代大众话语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从达尔文笔下“枝蔓缠绕的河岸”这一意象入手，对英国当代作家拜厄特的小说《占有》中的进化叙事和达尔文主题展开了分析。四川大学黎婵则论述了威尔斯《摩罗博士的岛屿》中达尔文主义与拉马克主义的纠缠关系，指出无论是对自然选择的再现，还是对自然选择与宗教及历史因素相互生产关系的表征，《摩罗》都几可视为一部对《物种起源》的文学和历史编撰。 

在各组主持人语评议人的互动下，各组讨论十分热烈，各位作者既在探讨中进一步完善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也对别人的提问与补充进行了回应，围绕着文学研究中的“史料与史观”，大家都认为外国文学研究通过史料的择别与史观的鉴照，将大有可为。 

在25日上午的大会发言上，苏州大学朱建刚以乌瓦罗夫的著作为基础，结合当时俄国国情与欧洲形势，分析了官方民族性的内涵及其对俄国文学发展的影响，即官方民族性的提出，一方面是为了彰显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也源于与横扫欧洲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理念相抗衡的需要。因此不难发现19世纪俄国文学与政治的无尽纠葛。北京大学陈明则强调了在古代东方文学研究中图像学的意义和功能。他指出了图像在中国的渊源，以及在古代东方文化中的丰富内容，认为很多图像史料可以帮助研究者实现图文互证，具体历史语境和意识形态的有机结合，走向图文并重的研究格局，也有利于促进“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乔修峰以狄更斯的《董贝父子》为文本，结合相关社会史资料以及自身的体验，考察了小说与现实中既非城市又非乡村的郊区，分析了推动当时城市化进程的种种因素如何影响了狄更斯的空间想象，指出空间与记忆情感的关系。在土地成为资本、“风景”成为商品的背景下，“斯塔格斯花园”提供了关于伦敦北郊的另一种想象。本次会议的代表均为《外国文学评论》近几年的作者，他们在年龄层和地域上的分布特征充分说明了国内外国文学研究人才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