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现场

应外文所文学理论研究室邀请，8月28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赵勇教授在科研大楼1133会议室，为我所做了一场题为“阿多诺‘奥斯威辛之后’命题试解读”的讲座。

理论室主任徐德林研究员首先代表外文所对赵勇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赵勇教授的研究方向与学术成果。赵勇教授长期从事文学理论与批评、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多年来深耕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他早年的博士论文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的力作，此次讲座的内容即围绕阿多诺“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广为人知又遭遇众多误解的诗学命题展开。在本次讲座中，赵勇教授通过呈现该命题形成的历史语境，分析阿多诺在不同文章中对该命题的回应和论述，得出这一命题本身具有二律背反之框架结构的结论，并在最后指出该二律背反命题的价值。

讲座伊始，赵勇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的研究动因：2008年的汶川地震。灾难发生后，文学活动首先以诗歌的形式参与到抗震救灾中去，有些诗歌如朵渔《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广为流传，有些诗则格调低劣。而阿多诺曾就第一自然的灾难（里斯本大地震）和第二自然的灾难（奥斯威辛大屠杀）发表看法，认为与后者相比，前者只能算“小巫见大巫”。那么在灾难之后，为什么写诗是野蛮的，阿多诺关于“奥斯威辛之后”话题的历史背景和思考进路到底是什么，这些疑问促成了赵勇教授对这一问题连续数年的研究。

接下来，赵勇教授详细阐述了该命题的出处和历史背景，指出含有这句名言的论文《文化批评与社会》乃是阿多诺1949年重返西德时所作，被西方认为是他进入“后纳粹德国”的入场券。在当时西德讳言罪责的社会氛围下，阿多诺此文通篇都在声讨极权主义时期被纳粹污染和扭曲的文化，指出战后的文化重建不可能在已是失败的文化之上。基于这样的文本背景，赵勇教授认为，阿多诺的学生蒂德曼将“写诗”视为一种提喻法是可以成立的——“诗”代表艺术本身，并最终代表整个文化。因此该命题的第一要义应是奥斯威辛之后艺术创作的不可能性与文化的非正义性，提喻法便表现为一种话语策略——以局部（诗）替代整体（艺术乃至文化），阿多诺由此将文化问题的严重性推向了极致。

对这一命题的解释与辩驳在当时形成了非常有趣的症候，反对者把该命题视为一道文学禁令而加以批判。赵勇教授紧接着列举了反对阿多诺“奥斯威辛之后”命题的作家与学者：恩岑斯伯格、君特•格拉斯、京特•安德斯、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南非作家库切等。

其后，通过重点分析阿多诺对此的两次公开回应和一次上课讲稿，赵勇教授仔细地追踪了阿多诺的思路和理路。在分别阐析了阿多诺1962年的广播讲话、《否定辩证法》“形而上学的沉思”部分以及1965年的一次上课录音讲稿之后，赵勇教授认为，尽管阿多诺在前两次公开回应中似乎表现为“收回”了他的命题，但实际上更像是以退为进的“战略撤退”，在撤退中既有对“介入文学”的进攻，又有对艺术难题的确认，甚至在第二次回应中把这一艺术问题拖进了形而上学的框架中，将其揭示为更加尖锐的哲学问题——“奥斯威辛之后你是否还能继续活下去”。而1965年的上课讲稿，是阿多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以二律背反的形式来解释自己的命题，据此，该命题被分解为“必须去写诗”和“不能再写诗”的正题与反题。

最后，赵勇教授得出对“奥斯威辛之后”命题的解读结论：阿多诺正是以摇摆于正题和反题之间的方式来看待艺术问题的，这一命题的二律背反结构应被明确为“正题：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可能的；反题：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不可能的”，或者尖锐化为“正题：奥斯威辛之后不写诗是野蛮的；反题：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赵勇教授最后指出，奥斯威辛之后艺术是否可能的问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阿多诺形成了以如此方式来看待艺术问题的视角。这也恰恰表明，对终极问题的哲学反思才是最重要的，而反思的目的也许并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呈现问题。在不可解决的矛盾之前，反思展开了，认识也便完成了。

讲座过程中，赵勇教授使用了大量的文献，材料详实，条分缕析，不仅为在场学者呈现出阿多诺的思路和理路，也同时展现了研究者对此思考和研究不断深入的路径。在互动环节，吴晓都副所长、钟志清研究员和戴潍娜助理研究员还与赵勇教授就德国的战后反思、文学呈现与现实之关系以及中国诗歌该如何进行自我反思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