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学者

 

　　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后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

　　1935年至1938年与丈夫钱钟书一同留学英、法等国，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

　　1953年始，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1970年下放河南省息县干校，在菜园劳动。

　　1972年回北京。“文革”后继续研究和翻译外国文学，并从事散文创作。著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风絮》，译著《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西班牙著名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法国勒萨日的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和西班牙塞万提斯的著名长篇小说《堂·吉诃德》等。另有论文集《春泥集》。关于干校生活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很受推崇，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并被翻译成各种语言。长篇小说《洗澡》以客观超脱的白描手法记录了一群知识分子在1953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期间的生活遭遇，以及他们在政治运动中的不同心态和表现。在丈夫钱钟书和爱女钱瑗相继去世后，90岁高龄的杨先生翻译了柏拉图探讨灵魂的名篇《斐多》，又出版了回忆录《我们仨》。

 

1．散文集《干校六记》、《倒影集》、《将饮茶》、《杂忆与杂写》等

2．戏剧《喜剧二种》

3．长篇小说《洗澡》

4．论文集《春泥集》

5．散文《我们仨》

6．译著《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斐多》

7．《杨绛文集》

 

 

　　一位安静、优雅、博学的女性，她高贵、生动而深刻的灵魂，扣动着从知识界到普通老百姓的心。她是专家学者，是作家翻译家，是女儿，是姐妹，是妻子，是母亲。她守候着人类最小的社会单元，为人生创造了美丽的“第一秩序”——家。她有一个被时代熟知的称号“钱钟书夫人”，她是一个从容优雅的精神贵族，却有着一个世纪令人感动的平民情怀。

   

   

　　杨绛先生，字季康，1911年7月17日辛亥革命前百日出生于北京。出生时爱笑，家里人给她喂冰淇淋，她甜得很开心，小嘴却冻或“绛”紫色，不过她的命名却是因为排行老四，“季康”被兄弟姐妹们嘴懒叫得吞了音，变成了减缩版的“绛”，这也是她剧本上演时自己取的笔名。

 

　　杨绛父亲杨荫杭是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志士，是美国大学的法学硕士。父亲最著名的事迹是在浙江当高等审判厅厅长时，坚持原则判决了督军的恶霸亲戚；任京师高等检察长时，坚持司法独立．毅然传讯交通总长并搜查其寓所，在因此被停职后，竟公开发表了长篇《申辩书》，申明自己的合法与司法总长的偏袒之嫌。此案成为民国一桩著名公案。

 

　　杨家父母关系融洽，给每个孩子充分发展个性的机会，特别是对女孩，不要说是上世纪之初，即便是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让人赞叹不已。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杨绛说，我们姐妹个个都对自己的丈夫很好，但我们都不如母亲对父亲那样细致耐心。杨绛初嫁入钱家时，钱钟书父亲主张杨绛待在家里学学家务，不要出去工作，杨绛的父亲说：“钱家倒很奢侈，我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

 

　　三岁的杨绛从出生地北京回到故乡无锡时，充满自信和调皮，竟然对初次见面的三姐说：“叫声季康官嘛。”在教会学校读小学时，杨绛俨然是孩子王。她是被姆姆老师称为淘气的“小魔鬼”，她学会了两手抓着绳子双脚缠绕着一直爬到秋千架的顶端；上课讲话被老师罚站，她觉得冤，可以一直不停地大哭到班主任姆姆来哄她；她会当面顶撞老师姆姆，而奋不顾身地去救护陷在泥塘里的小同学；她也是功课好而两次跳级被宠爱地称为老师的“大零”(Darling，心爱的人)的学习尖子；同学中闹两派，她不愿学人家讨好两派说“都帮”，宁愿得罪人说“都不帮”；老师让她送没封口的信，尽管她很想看，但还是克制住了好奇心。杨绛认为，学会自我克制，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很重要。她童年想着的是“每天要为圣母做一件好事”。

 

 对祖国——“我们是倔强的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

 

　　人们总是对钱钟书杨绛夫妇留学时 沉溺于牛津总图书馆“饱蠹楼”津津乐道。在国外，甚至连他们两三岁的女儿都在埋头读书，用杨绛的话说：“圆圆坐在高凳上，也学我们读书。我们买了一大册丁尼生全集，专供圆圆学样。她拿了一支铅笔，面前摊开大书，像模像样地一面看，一面在书上画，不闹，很乖，”然而，他们并未忘记多难的祖国。

 

　　本来钱钟书的庚款奖学金还能再延长一年．但他们决定按期回国。

 

　　在沦陷的上海，一次杨绛乘公交车遇到日本兵检查。愤怒的杨绛低头侧视，一位日本兵竟然伸手猛地把杨绛低着的头抬起来，杨绎忍无可忍，一字一顿地大声呵斥：“岂有此理!”一下把日本兵镇住了。在那个杀人如草芥的岁月里，这需要多大勇气啊!当时，钱钟书杨绛宁愿忍受贫寒，拒绝为敌伪机构工作。钱钟书写于抗战、定稿在胜利后的古典文学论集《谈艺录》序言中说“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

 

　　1949年3—4月间，钱杨夫妇在任鸿隽家和胡适讨论去留问题，母校牛津大学、香港大学都来函高薪聘请。但他们依然留下来了。“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也许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文化，爱祖国文字，爱祖国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留在上海，等待解放。”所以杨绛说“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

 

 

　　振华中学上海分校校长，是杨绛一辈子当的最大的“官”，尽管她为学校中兴付出了巨大努力，她却说：“我做小小一个校长，得到一个重要经验，影响我一生：我自知年轻无识，留心在同事间没半分架子．大家相处得很融洽。但是他们和我之间，总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我无法融人群众之中。我懂了做‘领导’的与群众的‘间隔’，下决心：我一辈子在群众中，一辈子是老百姓之一。”“我在上层是个零，和下层关系密切。”“我生平做过各种职业，家庭教师、代课先生、中学教员、小学教员、灶下婢(大家庭儿媳妇也是一项)、大学教授、研究员。经验只有一条，我永远在群众中。”

 

　　“我永远在群众中”，说自了就是对身边的普通人都平等相待。辞去振华校长后，为生计她去当了上海北区工部局小学教员，当时有个一年级班都是淘气孩子，杨绛硬是几堂课下来就能准确叫出每个孩子的姓名，把小调皮们给镇住了，一年下来把这个班调教得很顺。

 

　　留学归来，杨绛作为大家闺秀、留学生，已然成为家族的“灶下婢”；上世纪50年代末下乡时，年近五十的杨绛居然学会了掌握平衡难度很大的推独轮车，装载着比人还高的秫秸秆上坡下坡；“文革”中被打倒，住大杂院，“造反派”以打扫厕所羞辱她，杨绛能把污垢厚结的厕所打扫得照得见人；在乡下劳动，杨绛说，“我并未可以和老乡打成一片，只是老乡喜欢接近我。”

 

　　杨绛以92岁的高龄挤公共汽车去看望已离开她家的老保姆。当她听说一个老朋友的侄女在外地开了家小书店进不到她的书时，她会把留的样书寄过去。

 

 

　　“钱钟书夫人”是杨绛的终身职务和最响亮的称号。但杨绛之于钱钟书的重要性，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说是“不写杨绛，钱钟书的形象就不全面的”。

 

　　1994年，在杨绛的力促下，钱钟书编定了自己的《槐聚诗存》，杨绛把全书抄完后，钱钟书拉起妻子的手说：“你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在钱杨的人生结合中，杨绛是一直站在钱钟书身后的。1949年5月，按清华的旧规，夫妻不能同时在本校任正教授，杨绛只能做兼职教授。

 

　　50年代中期，钱钟书参加《毛泽东选集》翻译不在文学所，他的《宋诗选注》出版后即遭“拔白旗”运动，所领导让代领传达，杨绛每天带着本子去记录众人的批判发言。

 

　　“文革”开始后，有人又把钱钟书早已查清楚的“黑材料”贴出了大字报，杨绛贴了一张小字报来说明真相。红卫兵小将拉她上台批斗，她跺脚说“就是不是事实!”结果被游街批斗。杨绛说，“文革”中“牛鬼蛇神”敢和革命群众大发脾气的，整个外文所就我一个。她的学生认为她“无事，决不去惹事；有事，绝不怕事”。她在“文革”中的检讨得了“披着羊皮的狼”的批语。

 

　　《堂吉诃德》是1973年5月出版的。定稿时，钱钟书的《管锥编》也正好校订，钱钟书希望能和杨绛交换题写书名。杨绛打趣说：“我的字那么糟，你不怕吃亏吗?”钱钟书道：“留个纪念，好玩!”以后，他们两人出版作品都互相题签。

 

　　1946年，抗战胜利后，钱钟书杨绛夫妇和全国人民一样，一下子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这年4月，钱钟书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人·兽·鬼》，这书能保存出版是因为“此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书出版后钱钟书用英文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名言：“赠予 杨季康  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钱钟书”。60年后．杨绛对此说道：“我认为三者应该是统一的。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之心朋友．至少也该是能做伴侣的朋友或相互尊重的伴侣。情人而非朋友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够朋友，只好分手。”

 

 

　　杨绛的人生决断力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她在小学时，有低年级的小朋友陷在泥塘里，她不顾别人的反对，依然跑去为解救小伙伴们想办法。所以她从小就有“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雅誉。她和钱钟书订婚后，与钱家远亲、著名学者钱穆先生结伴从南方北上清华，钱穆给她的评价是“你是个有决断力的人”。

 

　　这种决断力也源于家教。杨绛上中学时，一次不想做学校要求的事，回家和父亲商量，想借父亲名义拒绝。杨老先生对她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要敢说不)”

 

　　杨绛一生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她对事业和家庭的决断。杨绛一心想到清华读文学．却因为清华大学不招女生，只能读东吴大学法学预科．后读政治学专业：曾有机会去美国卫斯利学院(宋庆龄姐妹的母校)，但因不愿给老父亲增加负担．也不喜欢政治学专业，从而拒绝了。由于她的坚持．终于如愿以偿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读了外国文学专业，而一入清华．杨绛就戏剧性地碰到了钱钟书，并确定了恋爱关系。后来母亲常和杨绛逗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与多数人理解不同，他们并非感性地一见钟情。70多年以后，杨绛谈起这一段说：“人间也许有一见倾心的事，但我无此经历。”杨绛和钱钟书还是略有曲折经过相亲相恋才走到一起的。这也符合杨绛理性的人生态度。杨绛回忆道：“钱钟书曾和我说他‘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我觉得这点和我的志趣比较相投。”杨绛就是这么决断地“选对专业嫁对郎”的。

 

 

　　常言道：“机会总偏爱有准备的头脑”。1934年，出国留学前夕，为了赶时间，老师朱自清同意杨绛用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代替大考，结果这篇小说被朱先生投给《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了杨绛第一篇创作并公开发表的小说，还被林徽因编入《大公报丛刊小说选》。一生享受妻子服务的钱钟书对妻子文才的“发现”要迟得多。10年后，钱钟书看到《小阳春》才肯定畅绛“能写小说”．40年后看了杨绛写的《洗澡》后，钱钟书说“你能写小说，你能无中生有”。

 

　　抗战胜利后，储安平办《观察》杂志约杨绛写稿．杨绛把自己正在看的散文《世界公民》翻译了一段投稿，居然得到了大翻译家傅雷的好评。为了这个称赞，杨绛还受了傅雷的责怪。杨绛回忆道：“有一次他称赞我的翻译……我只当傅雷是照例敷衍，也照例谦逊了一句，傅雷佛然忍耐了一分钟，然后沉着脸发作道：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1958年，她47岁，开始学习西班牙语，翻译西班牙不朽名著《堂吉诃德》。在20世纪50年代，著名美学家、翻译家朱光潜在回答学生提问时说，中国的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最好”。

 

　　从《小赖子》、《吉尔·布拉斯》到《堂吉诃德》，杨绛的翻译被誉为是在忠于原作基础上用中文的重新创作。杨绛把翻译比作“一仆二主”，即翻译必须忠于两种文化。为一个注解读完一本书，为一句话重译一个章节，为文气接不上，把总共八章的小说《堂吉诃德》已经译了的七章半推倒重来。这就是杨绛的翻译为什么好的原因。

 

　　1942年冬，陈麟瑞、李健吾两位戏剧专家在聚餐时建议杨绛写写剧本。杨绛写出了《称心如意》，被大导演黄佐临看中，一炮打响。1943、1944年，杨绛的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相继在上海公演，一时盛况空前，以至于1946年2月《围城》在郑振铎主编的《文艺复兴》上连载后，人们问：“钱钟书是谁?”有人答：“杨绛的丈夫。”其实《围城》还真是钱钟书杨绛同去看杨绛的喜剧《弄假成真》时，钱钟书提起要创作一个长篇小说而激发的。钱钟书以每天500字的速度写了两年《围城》，杨绛包揽了后勤，每天急切地等着看他写了什么。

 

　　《称心如意》得到剧作家李健吾高度评价，被誉为世纪著名剧作家丁西林之后，中国现代文学中喜剧的第二个里程碑。

 

　　吴宓女儿吴学昭问她的文章为什么写得又多又好，杨绛说：“写文章其实就是偶尔心有所感，渐渐酝酿，渐渐成熟，然后写出来了。”杨绛的写作是以人物塑造为核心的，因此她的作品往往在人物个性的鲜活上独树一帜，这与她的阅读视角是有关系的。她常说，读书就好像去别人家串门，经常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老朋友新朋友。

 

 

　　20世纪50年代禾，杨绛写了《艺术与克服困难：读《红楼梦》偶记》，文章结尾引用了16世纪意大利批评家卡斯特维特罗的名言：“欣赏艺术，就是欣赏困难的克服：“当时中国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理论家周扬很欣赏．在讲话中引用说“艺术就是克服困难嘛”。

 

　　珍惜光阴和自强不息是杨绛克服困难的两大法宝。今年7月20日，著名艺术家黄永玉谈起杨绛时说，给百岁老人打电话，那是增加人家的负担。钱钟书杨绛先生的时间是真宝贵，我们以前住得近时，有时从湘西老家带点笋等土产，我送去，都是敲敲门，放下就走，由他们开门取。

 

　　无锡这么一个小地方，在近现代中国，名家辈出，仅文化艺术类的就有徐悲鸿、刘半农、刘天华、钱穆、钱基博和钱钟书、杨绛夫妇等。同为无锡人的冯其庸先生说，正是因为读书风气浓，所以人才就出得多。

 

　　钱杨夫妇生活的主旋律就是惜时如金地读书。留学时，钱钟书取得了牛津大学学士后，再也不愿去读学位了。他们俩双双放弃了读巴黎大学博士学位的机会，因为觉得花那么多时间去修学位不值得，不如省出时间读书收获更大。这种求其实而弃浮名的读书法，被一代代大学者所看重。

 

　　在英国，经常出现钱钟书不小心甩墨水污染了房东的桌布、台灯弄环了、门环了等生活难题，每当他听到杨绛告诉地“不要紧”，就“又佩服又放心。”“ 文革”在乡下劳动时，有关系的先回城了，杨绛指着一个草搭的窝棚说，给这么个棚子我们住下好吗?钱钟书想了想说“没有书”。在他们被迫半夜转移到一间废弃的学生宿舍时，60多岁的杨绛一会儿就把满是尘垢的屋子收拾出来了…难怪有人说，怎么看着钱钟书一天到晚总是笑嘻嘻的，原来是有个这么好的wife(妻子)。

 

 

　　在大海的风浪中如何不晕船?在归国的海轮上杨绛感悟到了：不以自己为中心，而以船为中心，顺着船在波涛汹涌间摆动起伏，让自己的身躯与船稳定成90度直角，“永远在水之上，平平正正，而不波动。”这种在波浪中牢牢地把握“地平线”的办法，钱钟书一试真的管用。同样，这也是杨绛在生活中和文学中的诀窍。

 

　　杨绛的文学创作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对汉语文字的贡献；二是突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心灵的历史再现。

 

　　著名文学家、报人施蛰存评价杨绛“自是语文高手”，“语文纯洁，本来是读者对作者，或作者对自己作品的最低要求。但近十年来，却已成为最高要求，在一群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中，要找像《洗澡》那样语文流利纯洁的作品恐怕很不容易了。”

 

　　文学界一直把文学创作分为人生派和艺术派，杨绛是有高雅艺术性的人生派。杨绛的散文、戏剧、小说从不无病呻吟，都有着深刻的内涵。

 

　　在唯一的女儿、一生的伴侣辞世后，92岁高龄的杨绛出版了记述三口之家风雨历程的回忆录《我们仨》。有评论家认为：“《我们仨》展现了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境遇，很具有代表性。对于我们回顾上个世纪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特别引起国内外关注的是杨绛在国内率先出版的几部描写极“左”思潮下乃至“文革”中知识分子命运的散文集和小说，如《干校六记》，杨绛回忆说：“我动笔前告诉钟书，我要写一篇《干校六记》，他泼冷水说：‘写什么《六记》!’我写完后给他过目，他不声不响，立即为我写了一篇‘小引’，我就知道他是真的觉得好，不是敷衍。”胡乔木评价说：“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干校六记》被译为多国文字，产生了广泛影响，被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评价为：“20世纪英译中国文学作品中最突出的一部。”198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洗澡》堪称是杨绛的文学创作的顶峰，施蛰存评价《洗澡》是：“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并说“(杨绛)运用对话，与曹雪芹有异曲同工之妙”。杨绛自谦道：“《洗澡》是我的试作，我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写小说。”杨绛的一切都是“试”，从散文、翻译到剧本、小说，而每试即拔头筹。这个“试”是一种从容不迫的平常心，没有一丝跳着跑着争名夺利的浮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