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特·格拉斯在《头生》与《伸舌》中对启蒙辩证法之反思

 

　　内容提要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对启蒙辩证法进行深刻反思，一直是格拉斯创作的重要主题。本文通过分析他《头生》与《伸舌》两部作品，论述了他所关注的亚洲主题与这一反思过程的密切关联。亚洲发展中国家遇到的问题不仅使他意识到了启蒙危机的深度与广度，更为其提供了新的视角来诠释这一主题。通过(反讽地)运用亚洲在传统欧洲文学中的特殊形象，他还巧妙地点明了理性所面临困境的出路何在。

　　关键词  格拉斯《头生》  《伸舌》  启蒙辩证法

   

　　上世纪70年代，是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思想上的重要转型时期。在此之前，他将欧洲启蒙精神的理念奉为金科玉律，并赋予启蒙的核心手段——“理性”——以至高无上的地位：理性不仅代表着人类基本的理解与判断力，是“所有认识的基础”(14，146)①，可等同于我们对“科学的好”(14，115)，它更代表了一种客观、冷静的思维方式，可以有效地抑制人类“本能的攻击性”(14，228)。鉴于德国在历史上“一再地成为非理性主义的杂草园”(15，48)，格拉斯企望能借助理性的力量，彻底铲除德国民族这一劣根，除此之外，理性还意味着对现实与意识形态具有批判性的反思和理智的行为方式。只有立足于启蒙与理性传统之上的、伯恩斯坦式的改良主义传统，才能抵制充斥当时德国政坛的、非理性主义的又一表现形式——(左、右翼式的)极端主义。因此，从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即格拉斯参政的活跃期，“理性”作为万能的妙药灵丹频繁地出现在其演讲中，被奉若神明：  “哦，神圣的理性呀!”  (14，519)，只有它才能“彻底照亮德国政治生活的阴暗角落”(14，136)。

 

　　70年代中叶，格拉斯逐步淡出德国政坛，重新潜心于文学创作。与此同时，他对启蒙与理性的态度也似乎突然发生了根本的逆转。由此前的推崇备至，转向对理性局限之批判与对启蒙辩证法的大力挞伐。在他看来，技术与科学的被神化；通过理性而获得的对自然界与对他人的控制及其灾难性的后果；由对自然的数学化与公式化发展至思维的机械化与程式化，等等，都说明作为思维基础的理性已经不再具有道德的判断力，它已沦为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即法兰克福学派所称的“工具理性”。启蒙危机的这些表现形式不仅被格拉斯这一时期的演讲，如《对理性的放弃》、《理性之梦》与《这还是启蒙吗?》等反复强调，它们也是格拉斯七八十年代两部代表作的主题。《比目鱼》(1977)讲述的便是在男人占主导地位的人类历史中，理性如何逐渐被滥用，并在当代发展到了一个荒谬的阶段。《母老鼠》(1986)则是格拉斯“用叙述的方式来继续书写已受损的启蒙工程”的一种尝试(16，255)。在格拉斯高度关注启蒙危机的时期，即70年代中叶至80年代后期，他还曾先后四次造访了亚洲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对中国与印度印象深刻。80年出版的《头生》的主要情节之一便是作者1979年的中国之行。在《比目鱼》的第三章中，叙述者详尽而真实地记录了初见加尔各答时，这座城市所带给他的强烈震撼。在1988年出版的《伸舌》中，作者更是集散文、诗歌与绘画三种艺术形式于一体，表达了他对以加尔各答为代表的第三世界问题的思索。对第三世界问题的关注与对启蒙危机的反思发生在同一时期，这究竟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还是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关联?亚洲主题在他对启蒙辩证法的反思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本文将借助《头生》与《伸舌》这两部以亚洲为核心主题的作品，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与分析。

 

作者：余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