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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9日，上海文艺出版社为最新出版的《世界文学史》举行了座谈会。包括徐振亚、娄自良、童炜钢、朱宪生、郑体武、宋炳辉在内，几乎上海所有知名的俄语文学研究学者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部由苏联高尔基世界文学所编撰的九卷本大部头(中文版翻译为8卷16册)为国内学者所重视，一直希望能够翻译出版，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上海文艺出版社早在2001年便为该书立项，直到今天才真正出版完成。一部由苏联学者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编撰的文学史大部头，究竟有何魅力让他们牵挂至今？在今日中国，一部来自欧美中心之外的《世界文学史》，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一套历时30余年的文学史

    其对整个世界文学的把握，至今无出其右者。

 

    在中国出版的1980年第二期《俄罗斯文艺》上，援引苏联《文学问题》1979年第4期和第10期上两篇报道，介绍了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两部多卷本文学史，其中一部正是十卷本的《世界文学史》。

 

    这是目前能够查到的，中国国内关于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版《世界文学史》的最早报道，当时这套文学史的编撰工作已持续了十五年。到1979年，已在苏联出版五卷。该报道中提到，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完成剩余五卷。

 

    此后不久，这套《世界文学史》便陆续以影印版方式引进中国。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谢天振也在这时见到了这套书。

 

    “我是在上海福州路外文书店二楼，看的还是内部图书影印版，也不全，就其中几卷。”但这也足以让一直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谢天振兴奋起来，“我对这本书的价值有很深感触，可以说它对整个世界文学的把握要远远超出当时所有国家，即便到现在，也无出其右者。”

 

    谢天振是著名比较文学专家，他对这套书的评价让人深思———在“苏联”已成为落后的代名词的今日中国，为何一套苏联时期的《世界文学史》仍具备这样的力量？

 

    与中国国内一般能看到的“世界文学史”不同，这套《世界文学史》几乎摒除了一切“中心论”的影响，从中国到欧洲，从俄罗斯到美国，从东南亚到非洲，史料极其丰富，全面而细致地反映了世界文学重心移动的轨迹。

 

    这套书采用编年史方式，第一卷从世界古代文学史入手，介绍、比较了埃及文学、古罗马文学和古中国文学；第二卷则集中在中世纪文学；第三卷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第四卷为启蒙运动文学；到19世纪，由于文学发展内容较多，又细分为“19世纪早期”和“19世纪后期”两卷，依此类推。

 

    每卷中，内容排序依据重要程度展开。比如在18世纪，西欧文学最重要，则放在最前；到19世纪，俄罗斯文学最重要，又将俄罗斯放在前面。严格按照文学史整体来权重、安排篇目，呈现出严谨的学院特色。

 

    “苏联的世界文学研究，历史非常悠久。从18世纪沙俄成立科学院开始，便对世界文学研究非常重视，成立了专门机构，有很多学者在钻研。当时便已经派人到埃及、中东等地去交流考察。即便是在社会极为动荡的20世纪初，苏维埃政权建立伊始，条件艰苦，高尔基仍组织编了一套《世界文学丛书》，这是很不容易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翻译家徐振亚解释道。

 

    正因为这一传统和积累，使苏联拥有了一大批高水准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几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每一种语言都有人研究。“这跟当时苏联科学院体制也有很大关系，它能够集中全部人力、动用巨大的财力，组织完成某项任务。”徐振亚说，单就《世界文学史》来说，一套书编了30多年，共有500多人参与，其中科学院院士就有8位，还有4位通讯院士，了不起。

 

    至于当时苏联文学研究从业人员的数目，对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非常熟悉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郑体武提供了一组数据。

 

   “在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鼎盛时期，光研究人员就有五百多位，后来苏联解体，社会转型，人才流

失很多，但现在仍有将近三百人的队伍，兼职不算；彼得堡俄国文学研究所人数还要略多一点；至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教职员工就有两千多人，要知道我们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职工加后勤工人在编也就1400多人；至于彼得堡大学，不算语文系，光它的东方系就有92个语种。”郑体武说。

 

    “拿俄罗斯跟中国比较，中国现在从事外语研究的，中级职称以上的约有11万人。听起来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外语从业人员队伍，但这个队伍结构极其不合理，严重失衡，在11万人中大概有10万人在研究英语。”郑体武说，这造成我们脑中的世界文学版图支离破碎，对很多地方可以说一无所知，“我们对身边的东南亚文学能说什么？即便是日本，我们日语从业人员仅次于英语，但真正做日本文学研究的人很少，你也几乎说不上话，更不要说编一本像《世界文学史》这样的百科全书了。”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当谢天振看到这本书时，他非常清楚，要想把它翻译成中文几乎是不可能的，所需要的人力物力难以想象。有数十年俄语翻译经验的徐振亚，也婉拒出版社的翻译邀约，“这部作品涉及内容非常广，世界五大洲，尤其是非洲、南美，要翻译这些东西非常不容易，我是不敢接，没有这个胆量和能力。”

 

    事实上，早在1980年代末，人民文学出版社便组织过专家翻译这套《世界文学史》，搁浅十余年后，在社科院外文所吴元迈等老先生的力促之下，200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最终决定对《世界文学史》立项。

 

    “立项后，虽然大家都清楚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但有六七年，整个项目进展非常慢，就拖着。”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陈征说，根本原因还是对这书缺乏信心，毕竟翻译成本太大，最后市场反应也不会特别好。

 

    直到2007年前后，出版社内部才取得共识，哪怕亏损也要把这套书做出来。“如果出版社只为了赚钱，只做一些短平快的畅销书，这对学术出版的伤害是很大的。”陈征说，退一步想，即便没有实际的经

济收益，至少我们能培养出一批耐得住寂寞的编辑。

 

    最后由吴元迈和刘魁立担任总主编，历时6年，前后共120多位译者参与，其中还不包括提供意见的前

辈学者，以及参与校对工作的青年学者。“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可以看到俄罗斯文学与世界文学界，老中青三代学者之间的学术传承。此外，《世界文学史》的编辑团队非常年轻，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岁，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学术训练。”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曹元勇说。

 

    “从1980年代末，中国学界开始注意并翻译《世界文学史》，历经二十多年，很多老一辈学者都非常关心这部书。”曹元勇提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翻译家孙绳武老先生。

 

    2014年5月，《世界文学史》大体翻译完毕后，上海文艺出版社曾专程前去告知孙绳武这个消息。孙老先生非常激动，一向不喝酒的他甚至叫人去买了两瓶啤酒庆祝。一个多月后，孙绳武在睡梦中去世，《世界文学史》最终得以翻译出版，也算是了却了他多年的一个心愿。

 

    看清中国文学的位置

    只有把中国放到世界文学史的谱系中，才能看清自己。

 

    1988年，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童炜钢曾参与最初的翻译工作，但此后一搁就是十几年，直到2001年，才再次参与进来。

 

    这套书翻译出版后，童炜钢甚至跟朋友打趣说，“在未来50年内，中国不会再有另外一套世界文学史出来，这一套书，至少能够顶上50年。”

 

    “《世界文学史》这套书教会我很多东西，在读这本书之前，世界文学对我来说仅仅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只知道一些伟大的作家，至于许多不算‘大’作家但确实有‘大’作品的作家，则几乎可以说闻所未闻。”童炜钢说，《世界文学史》对于诸如东欧、中东地区等小语种国家文学的介绍，都让他眼界大开。

 

    除此之外，《世界文学史》对文学本身的定义也非常宽广，除了一般意义上我们理解的纯文学外，其他诸如重要的政论、影响整个社会变迁的哲学著作，还有一些宗教出版物、民间文学等等都囊括进来，非常宽阔，“实际上这一部分确实是不应忽视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文学理论，乃至民间艺人的创作，对纯文学的影响非常大。既有直接的影响，同时又在影响整个社会发展后，再反过来间接影响文人文学。”童炜钢说。

 

    “这里其实涉及的是俄罗斯学者的世界文学眼光。”上海文艺出版社负责《世界文学史》的资深编辑赵南荣说，从古埃及开始的几千年里，世界文学产生和发展极不平衡，世界文学的中心也在不断变迁，而以编年体撰写《世界文学史》的俄国学者叙述的笔触却都一直追随着文学中心。

 

    赵南荣举例说，“在19世纪之前，俄罗斯还是一个很封闭的社会，除了口头民间文学，几乎没有任何文学创作。所以在《世界文学史》的前四卷，没有安排一点俄罗斯文学的章节，非常实事求是。”

 

    至于中国文学章节，由于先秦文学很发达，所以在第一卷描述世界古代文学时，中国文学的篇幅占到了四分之一。此后中国文学章节篇幅逐渐减少，到第七、八卷，19世纪的中国文学章节被压缩到了一两万字，“这也基本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可以看出他们是非常严谨的。”赵南荣说。

 

    “苏联的文学全球观比我们强很多，在他们看来，世界每个民族的文学都有其自身的地位，可能小民族的篇幅会少一点，但有一点是要明确的，那就是小民族不是不能出大作家，小民族不是不能出好作品。”童炜钢说。

 

    童炜钢特别提到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例子，在《世界文学史》中提到一位十八世纪库尔德地区的小歌手，名不见经传，在一般文学史中根本不会提到他，但他有一首《哀诗》，硬是被俄罗斯学者找了出来，认为这首诗比波斯大诗人菲尔多西、哈菲兹的同类诗都要技高一筹。

 

    “这就是一种辩证的看法，不是说大作家的作品一定是好的，而二流作家、三流作家的东西就一定不好，或许他们也有一些作品反而就能超过这些大作家。这样的例子在书中并不少见，对于编撰者来说，他们能将这些作品在文学史上提出来，反映的也是编撰者的眼光。”童炜钢说，这也正是“整体世界文学”的含义之所在，对于全世界文学、不同民族的文学，他们都要试图给出恰当的地位。

 

    “我们过去对‘世界文学’的理解非常片面，似乎把世界上一个个国家的文学写全了，集到一起，就叫世界文学了。”童炜钢说，这种方式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一个民族文学发达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它是从哪里来，又会对后世有怎样的影响？这些我们都只字不提，没有整体的理解。

 

    “但这种彼此影响、流动性，却正是文学发展的一大特色。”童炜钢说，苏联原版《世界文学史》直译应为“整体世界文学史”，但出版社为了适应读者习惯改成现名。“这种流动性，正是之所以称为‘整体文学’的道理，简单静止地并列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互动，是死的，你必须将它还原成一个整体，找出那种动感。就像是全世界的气象一样，美国的一片云可以飞到中国上空来下一场雨。你必须要揭示出这种有机联系。”

 

    割裂带来的后果，就是在中国编撰的世界文学史中，看不到中国文学的影子，“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如果你把世界文学史等同于外国文学史，不把中国放到整个世界文学史的谱系中，你也很难看清中国文学的真正位置。”童炜钢说。

 

   对翻译《世界文学史》的学者来说，这段翻译经历的特殊性也在于审视我们的文学。

 

    “在我们翻译的过程中，有人跟我们讲，中国的唐诗宋词非常伟大。”这时童炜钢就会建议他们去看看阿拉伯民族的文学史，“你会发现阿拉伯同时期的文学也非常伟大，他们可能没有我们这么多作家，毕竟他们的民族小。但你看他们的诗，文体非常丰富，在用法变化上所能表现的情感空间也比我们大很多。而且他们确实出了很多有名的作家，这些作家对西欧和印度的影响都非常大。”童炜钢说。

 

    “在面对这些非西方民族时，我们很容易产生自大的想法，这其实都是源于不了解。尤其是对像阿拉伯这样的民族，我们尤其不能小视，不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夜郎自大。”童炜钢说，这也正是推介世界文学的一大目的，“我们不是纯粹介绍文学，纯粹介绍几本书给你看，关键还是希望阅读者能够真正用心去读，能够摆正心态。”

 

    “你首先要相信中国是这个文学宇宙中的一颗星星，即便不是太阳，也是不可或缺的。然后你再用心去了解别人，抱着学习的心态去看问题，多看一些外国作品和外国理论，给自己多开几扇窗。只有真正融入到整个世界文学潮流中，中国文学才可能会在未来有更大的发展。”

 

    减少意识形态的痕迹

    “比我们这里曾经有过的，甚至现在还存在的都要好。”

 

    8月9日的座谈会后，《世界文学史》出版的消息在网络上不胫而走。对于《世界文学史》中文学史料的作用，大多数相关领域的学者都表达了积极的看法。但对于苏联时期编撰的文学史，是否会带有过浓的意识形态色彩，也有疑问在。

 

    上海文艺出版社负责《世界文学史》的资深编辑赵南荣最初也有类似的担心，“其实这个问题隐含的意思就是，意识形态究竟会不会影响对文学事实的判断与评价？”直到整部书编完，他才松了一口气，“不是说毫无意识形态痕迹，个别术语肯定会有一些痕迹，但它完全不影响这部著作的学术严谨性，这一点跟中国的情况非常不同。”

 

    童炜钢也有类似的感受，“所谓的机械论、教条论，也有，但是比我原先想象得要好，也比我们这里曾经有过的，甚至现在还存在的都要好。”为什么会这样？在童炜钢看来，这要归功于俄罗斯丰厚的文学功底和人文精神。

 

    “从一开始，俄罗斯就跟西欧是紧密相连的，它跟法国、英国和美国始终都保持着参照性。没有参照是非常危险的，它意味着封闭，意味着头脑僵化，意味着夜郎自大。”童炜钢说。

 

    也许可以列举《世界文学史》原作者对待民间文学的态度来说明他们的思维和眼光。“他们重视诗歌传奇、民间笑话之类的底层文学，但跟我们国内一般理解的不一样。我们过去喜欢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待民间创作，而他们基本上是以有没有世界性的影响为根本依据。”童炜钢说，“这个依据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把这些东西列入文学史，并不是强调它们是劳动人民的斗争武器，而是强调它们是一种民族智慧，强调它们同文人文学、经典文学的互动关系。”比如，阿拉伯民间诗歌中的“玛卡梅”体，据专家研究就是后来欧洲“流浪汉小说”、“骗子小说”最直接的源头。在《世界文学史》中着重谈的也是

它对世界文学的这种影响。

 

    “实际上，对于意识形态痕迹这个问题，苏联学者非常谨慎。”赵南荣说，原本《世界文学史》共有十卷，进入20世纪后还有两卷，“二战”前后各一本，但第十卷一直都没正式出版。

 

    “第九卷实际已经出来，有一个所谓的征求意见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原作者们自己提出这一卷还不成熟，更不能译成外文出版。这虽然有遗憾，但也正好避免了可能的错误。”第九卷中不可能没有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对西方文学的批判，一个是对苏联文学的颂扬”，童炜钢说，现在不出反而倒好。赵南荣也谈到，第九卷的内容及1979年以后的文学，苏联学者认为有必要重新研究。

 

    除了严谨的学院派态度外，在赵南荣看来，《世界文学史》所呈现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也是足以让它数十年来屹立不倒的一个重要原因。

 

    “比较文学的核心在于传播，正是因为在不同语种的传播，才使文学得以发展。这一特点在欧洲文学中特别明显，中国文学也是如此，诸如印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学对日本、越南和朝鲜的影响等等。”赵南荣说，聚焦故事在不同语种中的迁徙变化，是苏联学者在《世界文学史》中一以贯之的。

 

    “但在苏联解体之后，几乎不可能再出现像《世界文学史》这样，不计成本、动用这么多力量、有这么多小语种专家参与、涵盖如此多资料的大创作了，在欧美不可能，在中国不可能，在今天的俄罗斯也是不可能的。”赵南荣说。

 

    “在今天的中国，出版这样一本介绍经典文学或学院派著作的书，其实是久违了。”童炜钢说，这几年市面上，都是所谓的流行文化做主力军，适时能推出这样的经典文学很有必要，“毕竟只有经典文学才能称得上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主食，流行文化最多也就能算得上是零嘴，既不能充饥也不能提供营养，长期吃还有可能贫血。”

 

    除此之外，《世界文学史》也是一个契机，让国内学者清楚自己的短处和差距：“写世界文学史必须具有世界眼光，眼光开放后，脑子也会开放。如果你不向外看，你的脑子就容易被禁锢。”童炜钢说。

   

                                                          来源：南方都市报

                                                          记者 颜亮 实习生 张巧惠 朱人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