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对曼迪·冯克的论著《接受理论与接受美学》作了评介。冯克运用话语史和概念史方法，对东德接受理论和西德接受美学之间的相似和差异做了梳理，肯定了这两种理论话语的趋同和东德学者的理论创新，并将两者之间的理论交流定性为文化领域的杂交过程。

[关键词] 姚斯  瑙曼  文学接受  辩论  理论交流

对读者作用的揭示乃是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常数。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浪漫派文论拔高作者的创造力，二十世纪二十至五十年代的英美新批评则推崇作品的独立自足，两者皆把读者排除在文学过程之外。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西德诞生的接受美学和在东德产生的接受理论均属于读者取向的文学理论，它们对浪漫派的生产美学和新批评的表现美学做了纠正，它们重视读者在文学过程中的作用，系统地研究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两国的历史、政治体制和学术传统各异，这两个阵营于是展开了辩论，继而转入交流与合作。

德国学者曼迪·冯克（Mandy Funke，1974— ）的专著《接受理论与接受美学：对东西德辩论的思考》（2004）以丰富的文献资料证明了东西德关于文学接受问题的理论交流。该书篇幅为201页，共六章。第一章“绪论”；第二章“《社会—文学—阅读》与姚斯接受美学对堪”；第三章“对姚斯接受美学的讨论”；第四章“对《社会—文学—阅读》的讨论”；第五章“采访时代的见证人”；第六章“结论”。书后详列了完备的参考文献。作者描述了两个阵营的理论输出、引进、辩论、交流、采借和扬弃，并将它们之间的理论交流定性为两种异质文化的“杂交过程”。[①]

一．主旨、论点与论证

《接受理论与接受美学》是一部文学学著作。作者在《绪论》中介绍了德语文学学的研究现状。她认为德国学者们首先关注的是文学学的机构、人物和杂志的历史，他们忽视了学科的对象和方法、学科内部的交流和自我反思，不重视两德学科话语的特质。龚特·山德拉的专著《专制比较：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对德语文学学的政治控制》（1996）和佩特拉·博登的论文《对两个德国1945至1989年的德语文学学的比较考察》（1997）则开了一个好头，他们通过“对两个德国学科话语之间的联系与分歧进行梳理”[②]，取得了建设性的成果。冯克著作的主旨就在于接续比较文学的良好开端，对西德的接受美学和东德的接受理论之间的趋同和差异进行梳理和评价，充分肯定“东西德文学理论和理论发展的趋同”和东德的理论创新。[③]

姚斯的接受美学研究文学的历史性和文本接受的历史制约性。冯克将姚斯的文章《文学史作为向文学学的挑战》（1967）确定为西德接受美学创建话语的文本，并将瑙曼、施伦斯泰特和巴尔克等人合著的论文集《社会—文学—阅读》（1973）视作东德接受理论创建话语的文本。伊瑟尔的效应美学探讨文本与读者的互动以及文本与环境（即社会现实）之间的相互影响，他的研究方向不同于姚斯，因此不在冯克的考虑范围之内。姚斯的接受美学试图为一种新型的文学史编撰确立标准，它把读者视作新型文学史的主管机构。瑙曼等东德学者则把马克思关于生产和消费之间辩证关系的学说引进文学理论，研究文学生产、文学流通和文学接受在文学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其目的在于制定一种“交往和功能的文学理论”。[④]

关于西德接受美学和东德接受理论之间的关系，丹内贝格、谢尔努斯和宣内尔特撰有论文《民主德国对接受美学的接受》（1995）。丹内贝格等人详细分析了姚斯接受美学在东德的理论旅行，得出了一条错误结论：东德的接受理论乃是对姚斯接受美学的引进（Import）。[⑤]这种贸易论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它受到了三种情况的限制：第一，论文作者只局限于描述东德对姚斯接受美学的接受，而不考虑西德对这种接受的反应，并且排除了西德学者对东德接受理论的反应。第二，作者们认为《社会—文学—阅读》（1973）一书的发表乃是东德学界研究接受美学问题的开端，因此他们将研究范围限制在七十年代初期发表的文本。除了时间限制之外，他们的研究资料只局限于已发表的文本，未发表的档案材料例如提纲和通信，均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第三，作者们并不关心东德对接受美学的讨论的理论内涵，他们只重视修辞学问题和讨论的各种模式。[⑥]

冯克非常重视东西德理论辩论的两位主角姚斯和瑙曼的观点。姚斯在《回顾两德辩论》一文中谈到了西德接受美学家和东德接受理论家之间的关系：双方“从最初的对手逐渐变成了两条平行道路的盟友”，而1976年6月在因斯布鲁克举行的小型学术会议则堪称“双方转向对话式合作”的开端。[⑦]

在姚斯观点的启发下，通过对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东西德关于文学接受的理论辩论之原始资料进行梳理、比较和分析，冯克在其专著中提出了三大论点作为她的研究目标。第一，东德和西德研究文学接受问题的文学理论乃是“各自独立地”发生和发展的。第二，产生于“不同的学术传统”的东德接受理论和西德接受美学之间的交流建立在这两种理论方案的相互影响的基础之上。第三，双方积极参与的理论辩论，经过相互批评、双向交流和相互启发“最终于1976年走向合作”。[⑧]

为了证明其论点，冯克首先采用了比较和对照的方法。专著的第二章就是通过《社会—文学—阅读》与《文学史作为向文学学的挑战》对堪，来研究瑙曼等人的接受理论和姚斯的接受美学。冯克分别重现了六十年代两个德国文学学的研究状况，由于不同的历史、政治和学术原因，两国的文学学均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从学术上来看，西德接受美学产生于对以沃尔夫冈·凯泽尔为代表的“作品内在性”（Werkimmanenz）学派的不满，东德接受理论则诞生于对以卢卡契为代表的“反映论”的批判。通过对比研究，冯克发现了这两种新理论方案各自的特色和相似之处：姚斯采纳了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他穿梭在形式主义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之间，创建了以“期待视野”为核心的接受美学；瑙曼等人则以马列文论和卢卡契的文学功能论为基础，创立了以“接受指令”为核心的接受理论。两个不同的理论方案各自独立地产生，但它们在概念、目标和论证方面仍具有共同点。专著的第一个论点于是得到了证明。与丹内贝格等人不同，冯克特别强调了东德接受理论的独立性：早在六十年代中期，通过对卢卡契美学和布莱希特叙事剧理论的探讨，东德已开始研究文学的接受与影响；文学史中央研究所于1969年6月启动了“阅读文化”项目，以研究读者对文学发展的影响。[⑨]

专著第三章试图证明第二个论点。冯克依次阐述了西德和东德学者对姚斯接受美学方案的评论。西德学者对《挑战》褒贬不一，但总的倾向是肯定。冯克从西德学者众多的评论中总结出了姚斯的理论创新：能动的读者、期待视野和视野融合的构想乃是对新型文学史编撰和理论写作的贡献。东德学者瑙曼和魏曼等人对姚斯接受美学的批评性观点如下：没有生产就没有接受，没有发生史就没有文学史，作品的客观性缺失，唯心主义，接受和影响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瑙曼认为西德学者高估了接受而忽视了生产，接受美学并没有实现范式转换，它只是以接受的视角取代了生产的视角而已。瑙曼的结论是：“接受美学必须植根于生产美学，如果它要想为生产美学奠定基础的话。”[⑩]姚斯采纳了瑙曼的意见，他在《总结报告》（1979）中写道：“接受只是审美活动的三个要素之一，生产、接受和交往三者不可偏废。”[11]

专著第四章力图支持第三个论点。冯克追述了东德和西德对《社会—文学—阅读》一书的评论，介绍了姚斯和瑙曼的通信，分析了姚斯的文章《“资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的对话续篇》（1975）。文集《社会—文学—阅读》在东德获得了一致好评，东德学界普遍认为瑙曼等人的“接受和影响”研究与“交往和功能”理论堪称文学理论领域的重大创新。[12]西德学界对《阅读》的好评大致如下：瑙曼等人站在了西欧学术研究的高度，他们抛弃了陈词滥调，赋予生产美学以优先地位，他们对文学理论的研究堪称楷模。尽管姚斯批评瑙曼等人的接受理论忽视了“活动的读者”的创造性，他还是将东德同行视作对话的“伙伴”。在1974年4月2日致瑙曼的信中，姚斯表达了他对“接受指令”概念的首肯，这封信标志着姚斯与瑙曼工作小组进行友好对话的开端。[13]1976年6月，在比较文学家康斯坦丁诺维奇的邀请下，姚斯、瓦尔宁和瑙曼、施伦斯泰特等人在因斯布鲁克召开了一个小型学术会议，探讨两德的“接受理论”，双方从此开始了真正的学术合作。1980年，康斯坦丁诺维奇、瑙曼和姚斯共同主编了论文集《文学交往与接受》。

二．研究方法

冯克的论著旨在对西德接受美学和东德接受理论之间的趋同和差异进行梳理和评价，因此她必须阐明这两个学派理论话语的特性。由于每个学派各有其理论来源、知识体系及其发展变化，因此她采用了话语史（Diskursgeschichte）的研究方法，以发现、证明并联结“选择性的观察方式和观念世界、思想和意义范式、认识前提和主导概念之各种语言表现”，[14]从而重建每个学派的共识与分歧以及连续性与非连续性

在研究方法上，冯克采用了布瑟和托伊伯特在《话语是一个语言学的课题吗？论历史语义学的方法问题》（1994）一文中所提出的话语方案。布瑟和托伊伯特的“话语”（Diskurs）与福柯的“话语”相似，但略有不同。福柯的“话语”指的是某一学科的言说方式和概念系统，它是一种陈述的网络和学科知识要素的总和。学科话语“是与一定文化精神相联系的，作为某种知识载体和特定价值指向符号的概念、范畴体系，它包括概念范畴、话语规则和文化架构三个层面。”[15]

布瑟和托伊伯特所说的“话语”指的是研究某个课题、理论方案或知识总体的文本集合体（Textkorpus），所有这些文本都具有语义上的联系，都处于某种共同的表述、交流和功能语境之中。[16]在冯克的个案研究中，“话语”就是研究和评论接受美学和接受理论的文本集合体。每个学派的文本集合体又可分为创建话语的文本和传播话语的文本。冯克将姚斯的文章《文学史向文学学的挑战》确定为西德接受美学创建话语的文本，而将瑙曼、施伦斯泰特和巴尔克等人合著的论文集《社会—文学—阅读》（尤其是瑙曼撰写的第一章《理论和方法的主要问题导论》）视作东德接受理论创建话语的文本。《挑战》和《阅读》面世之后，东西德详细探讨这两个新的文学理论方案的论文论著、姚斯本人和瑙曼工作小组对同行批评的反应、未发表的原始资料（研究计划、提纲、姚斯和瑙曼等人的通信以及冯克于2000年对瑙曼、施伦斯泰特和巴尔克所做的采访）均属于传播话语的文本。创建话语的文本和传播话语的文本共同构成了冯克论著的研究对象。

在这两个学派的文本集合体中，有已发表的文本和未发表的文本。已发表的文本展现了学派话语的外观，未发表的文本则提供了学派话语发展的内景。[17]丹内贝格等人的论文《民主德国对接受美学的接受》没有采用这两个学派未发表的原始资料，因此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冯克则确立了外观和内景这两者的等值地位，因此得出了较全面的、令人信服的结论。

话语史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就是概念在各种具体语境中的用法。话语史方案只有通过概念史的研究方法才能得到实施，换言之，研究者必须考虑到每个词位（Lexem）的词义及其用法。研究者之所以必须考察具有概念意义的词位，是因为单个的概念或关键词（作者、作品、读者、接受、影响、交往等）属于“建构话语和命名话语流派的成分”，[18]它们能够反映话语的关系网络。同一个话语流派中某个概念的涵义在不同的理论家那里不一定是一致的，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文本中可能有不同的用法，同一个概念即使在同一个文本中也可能发生意义的变化。由于相互竞争的概念群和陈述群代表不同的观察方式，因此必须把词义、句义和文本意义之间的关系考量纳入到话语分析的整体之中。概念史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单个的概念及其演变，而且包括“一个文本和许多文本中同时展开的概念网”。[19]

冯克运用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从概念、概念群及其意义的横向联系出发，成功地推导出了每位学者的世界观、创造概念和进行陈述的前提以及解释和论证的根据。她采用话语史的研究方案，考察了西德接受美学和东德接受理论的主要概念和概念网络，揭示了这两种学派话语的背景、多层次的复杂性及其发展过程。话语史的视角使她超越了概念史研究，在文学学话语与哲学、文化政策以及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建立起了广泛联系。

冯克的论著以翔实的原始资料为依据，运用话语史方法，对东西德理论话语之间的相似处和分歧点进行了认真的梳理，阐明了西德接受美学和东德接受理论双向交流的全过程：这两种关于文学接受的理论话语各自独立地发生，通过相互批评、相互启发、相互影响和平等对话，最终走向学术合作。该书不仅为东德的接受理论和文学学恢复了名誉，而且为国际理论交流研究树立了一个好的样板：理论交流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输出和引进过程，而是文化领域复杂的“杂交过程”。

该书对文学学的最大贡献在于肯定了东德接受理论的创新，创新主要表现在其主导概念“接受指令”、“收件人”与“活动的读者”方面。瑙曼等人通过探讨文学生产、流通和接受之间的辩证关系，创造了“接受指令”这个核心概念。“接受指令”（Rezeptionsvorgabe）指的是作者所生产的作品的指导功能。每一部作品都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都有它自身的结构，都具有社会历史的、文学语言的、个人生平的等发生学条件所决定的特质，它们都为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和作品对读者的影响确定了方向，作品的这种指导接受的特性被瑙曼等人称为“接受指令”。[20] “收件人”（Adressat）则是瑙曼等人在布莱希特诗学和比勒语言理论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心理学概念，它指的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想象的读者”，作者与收件人的关系表明了交往倾向和创作过程的对话结构。[21] “活动的读者”（tätiger Leser）是瑙曼等人根据马克思的“活动主体”概念和歌德的读者理论推出的概念，它指的不是享受型的文学消费者，而是主动的、生产性的读者，“离开他自己的领域去干预生产美学”的接受者。[22]冯克对瑙曼等人理论创新的高度评价必将激发学界对东德文学学的研究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