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顺利举行，使人们对中非交流的前景充满了期许。而非洲，这块拥有3000多万平方公里、约12亿人口的大陆所发生的文学现象显然也不容忽视。近日，由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首届非洲英语文学专题研讨会”在沪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对非洲英语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非洲英语文学的文化表征与美学特色、非洲英语文学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的走向及意义等话题进行了研讨。本报特约上海师范大学朱振武教授撰文对非洲英语文学的这些话题进行了梳理和介绍。 

——编者 

英语文学的源起和发展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起初的英国文学的一枝独秀，到美国文学崛起后的花开两朵，再到爱尔兰、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新西兰、加勒比海地区以及非洲的南非、尼日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强劲势头的英语文学的 “众声喧哗”，再到沃莱·索因卡、纳丁·戈迪默、德里克·沃尔科特、维苏·奈保尔以及库切和爱丽丝·门罗等非主流英语文学作家先后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等多项重要奖项，已经出现了“喧宾夺主”的势头。但英语文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被看作是英美文学，而非洲，基本被视为文学的不毛之地，更别提英语文学了。多年前我就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么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里，我们都过多地关注英美文学，过多地关注英美文化，对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化的关注和研究明显不够。而吸收外来文化，要做到均衡，像我们的人体吸收营养一样，不能太单调单一。英美之外的国家都有各自的文学文化，一样有它的精彩，非洲英语文学当然也不例外。我们应该多层摄取，广泛吸收，尽量多地了解、学习、吸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学文化精髓，才有利于我们开拓视野，打开思路，有利于创新写作。

渐近主流：英语文学不再仅是英美文学 

非洲英语文学是指非洲作家用英语创作的文学作品。非洲英语文学的版图覆盖整个非洲大陆。作为英语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起之秀的非洲英语文学已渐成气候，并在多方面产生了影响。但同其他“非主流”英语文学一样，非洲英语文学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得到良好的待见。其实，非洲文学有它独特的文化蕴含和美学表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借鉴意义。而英语文学作为非洲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应该成为我们关注和研究的要点之一。

非洲的库切、戈迪默、索因卡、阿契贝、恩古吉、奥克瑞等都是非洲英语文学的代表作家，他们的作品在世界许多地方不但拥有广大读者，也引起了学者的密切关注。以尼日利亚著名作家钦努阿·阿契贝为例，他被称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是非洲文学史上作品被翻译得最多的作家。他的长 篇小说 《瓦 解 》（Things Fall Apart，1958，又译作《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在全球获得了 100多万的发行量。他的代表作《崩溃》（No Longer atEase，1960，又译作《再也不得安宁》）、《神箭》（Arrow ofGod，1964）、《人民公仆》（AMan of the People，1966）和《荒原蚁丘》（Anthills of the Savabbah，1972）在英语世界也都拥有较多读者。他的这五部长篇小说书写了尼日利亚近75年的历史。阿契贝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一直提倡非洲作家应该是非洲文学和非洲形象的代言人。特殊的成长和生活环境使阿契贝成为一个有距离的观察者，让他以更加客观冷静的态度去呈现真实的非洲原貌，为非洲寻找出路，并且帮助非洲以外的人揭开非洲的神秘面纱，让人一睹非洲真容。作为非洲英语文学的代言人，阿契贝极力将最真实的非洲呈现在作品中，为非洲英语文学争得发言权。他关于尼日利亚的一系列小说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不同时期的非洲梦。

三大表征：不一样的英语文学 

非洲英语文学作为作者使用习得语的创作，其总体表征、文化蕴涵和美学特色是怎样的？它到底和英美等国的主流英语文学有什么不同之处？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基本也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英语文学又有什么不同？这些确实值得我们讨论，也会给我们不同的启示。经过考察，我们发现，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所致，非洲英语文学具有本土表征、流散表征和混杂性三个主要特征。

所谓本土表征，指的是其文本渗透着沉淀在非洲作家血液深处、积淀在非洲作家灵魂深处的传统文化和本民族语的特性。

比如以英语进行写作的尼日利亚小说家和诗人本·奥克瑞，他被认为是非洲最重要的后现代和后殖民作家之一，其作品《饥饿的路》中的幽灵世界是非洲人心中的一方净土，象征着非洲人对原始非洲文明的崇拜与依附。幽灵世界的贤王象征着非洲祖先，鬼孩阿扎罗象征着脱离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新生的尼日利亚，贤王在冥冥之中给阿扎罗提供保护，体现出古老文明对新生国家的指引与帮助。通过幽灵世界中贤王对阿扎罗的多次指引与庇护，奥克瑞实现了对古老的非洲梦的回望与追溯。奥克瑞在《饥饿的路》中借鉴了许多古老的非洲神话传说，其中最关键的则是关于路之王的传说，这个神话传说正是 “饥饿的路”的由来。

非洲英语文学的第二个特征是流散表征，为数相当多的曾经流散到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作家的作品大都具有这一鲜明的表征。作家们在旅居国的求生经历、求学经历等各种体验成为他们创作的素材来源，成为他们审视和反观自己祖国的参照，但他们主要还是写自己祖国的人和事。这些非洲流散作家与其本土作家的写作特征明显有别。

在奇玛曼达·阿迪契的小说《美国佬》（Americanah，2013）中，奥宾仔和伊菲麦露在英国和美国为了获得“合法”身份吃尽了苦头，因为唯有“解决身份问题，然后你的生活才真正开始”。没有身份就不会得到他人/寄居国的认同，不被认同就会被视为“非法”“异类”而遭到歧视、排挤和驱逐。在获得“合法”身份前，奥宾仔和伊菲麦露等移民为了生存或融入当地的生活不得不冒用他人身份，寻得一份工作，赚取些微收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虚假身份和自我认同之间产生了矛盾与冲突。在自己的祖国，他们“是”其“所是”，而在异国，他们“是”其“所不是”。

这种流散表征的第二个方面是本土流散表征。在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的非洲，除了同时拥有“帝国飞散群体”和“第三世界飞散群体”以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值得关注，这个群体就是非洲原住民。由于非洲作家都生活在殖民文化之中，他们都经历过对本土文化与殖民文化从排斥到认同的心理挣扎和纠结，许多作品都是非洲本土流散心态和流散文化矛盾中的产物。当然，无论他们怎么流散，他们最后的根或落脚点还在非洲本土，在他们的那个国家或地区。

非洲原住民虽然没有跨国经历，没有遭受跨越国界之后所面临的异质文化的冲击，但是西方的侵略、扩张与殖民统治客观上造成了跨越国界所带来的效果，即殖民者在非洲设立政府、教会、法庭，制定法律，兴办教育，这些对非洲原住民的文化习俗造成了非常剧烈的冲击，对非洲原住民的精神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肯尼亚作家恩古吉·提安哥的第一部小说《孩子，你别哭》中，霍尔兰斯是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厌倦了战争而从英国来到肯尼亚的白人移民，后来当上了地区行政长官。他以微薄的薪资雇佣当地黑人耕耘、管理他的大片土地，但他从没把黑人放在眼里，那些土生土长的非洲人在自己的国土上遭到驱赶、排斥，成了自己土地上的流浪者与边缘人。

非洲英语文学的第三个表征是混杂性表征。非洲英语作家用英语创作，最初有的人还想摆脱本土影响，但到最后许多人又回归本土和传统文化，甚至有的人出去之后再回来还想摆脱自己作为流散作家这样一种特殊身份。但实际上他们越是这样做，就越表现出一种复杂性，表现为一种身份认同上的纠结和作为蝙蝠人的困惑。

阿契贝的 《再也不得安宁》中的主人公奥比奥贡咯沃的孙子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对传统的部落文明了解甚少。他曾在英国留学四年，学成归国后，在政府任职。作为殖民入侵后的第三代尼日利亚人，奥比身上有着明显被西化的痕迹。虽然身上流淌着尼日利亚的血液，但他的衣着与言行却是西化的。他是学成归来的精英，却因白人支持下的殖民政府的腐败而锒铛入狱。小说探讨了独立后的尼日利亚的非洲梦。在对待殖民入侵问题的态度上，阿契贝并没有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对于原始的非洲传统，他也保持着乐观的心态。与最初的抗争和摇摆不同，人们将新时代非洲梦的实现寄希望于精英分子，而现实却仍然令人失望，人们“再也不得安宁”。

非洲英语文学虽然由于地域广和跨度大而表现出各自的差异性，但其总体上都呈现出这三大表征。这些表征使非洲英语文学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文化蕴涵，使之成为迥异于其他英语文学的文学参照系。

龙狮共舞，讲述各自的民族故事 

在我国，非洲英语文学与英美文学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我们还没有系统深入地对它做过研究。我国对非洲英语文学的零星译介最早可追溯到五四时期，但相关研究则萌发于上世纪80年代，苏联和英国的部分非洲文学研究成果得到了介绍，戈迪默、库切、索因卡、阿契贝、恩古吉、奥克瑞等名家的作品也得到了集中译介。新千年以来，中国非洲英语文学研究有了一定进展，在科研项目、学术专著、译著、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果，如李永彩的著作 《南非文学史》和译著《20世纪非洲文学史》都涉及相关研究。但学界相关研究的明显问题是过度关注少数几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另一个问题是跟风西方批评话语、评判和定性，不能较好地立足本土视角。我们还没有系统整理过南非、西非、东非、北非和中非英语文学的发生、发展、嬗变及传播和影响等方面的资料，对非洲英语文学的发展脉络、流派谱系、艺术表征、美学蕴涵、文化认同以及传播影响等方面进行综合系统的学理考察还远远不足。

所以，我们在做到不对西方的英语文学研究路径和方法亦步亦趋的同时，要尽力体现本土视角和中国情怀。中国学者就应该有中国学者的视角和中国学者的立场，我们要弄清非洲英语文学被广为接受，并渐近主流的深层原因，从中获取启示和经验。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精彩故事，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和地区的人都有讲述自己国家故事的能力和方式。世界文学不再是也不应该是少数经济发达和拥有强势话语权的国家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