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南非有11种法定国家语言，其中主要本土语言都有悠久的口语文学传统。19世纪初，一些本土语言如祖鲁语和科萨语开始了文字化进程。19世纪80年代，以这些语言为依托的进步报刊相应出现，最早的黑人启蒙思想得到传播。及至20世纪20年代，一批作家开始使用殖民语言进行创作，南非黑人英语文学自此产生。

南非第一部黑人英语小说《穆迪》发表于1930年，享有很高声誉，至今仍一版再版。小说讲述了19世纪姆兹利卡兹王国因残暴统治导致衰败的故事，寄托了当时南非知识分子希望将非洲部落变成现代民族国家的愿望。作者索尔·普拉杰兼作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于一身，博学多闻，通晓包括英语、德语及荷兰语在内的7种语言，是首位将莎士比亚作品译成非洲语言茨瓦纳语的学者。

20世纪50至60年代是南非黑人现代文学的成熟时期，产生了一批作品至今仍被广泛阅读的作家。短篇小说作家坎·坦博是其中最为才华横溢的一位，他的作品以擅长揭示黑人城镇伦理生活著称，代表作《外套》讲述了一个丈夫为惩罚妻子的不忠，将情人逃离时留下的一件外套当成尊贵的客人，供奉在家中羞辱妻子的故事，具有英国作家霍桑的小说《红字》的味道。然而，因对现实失望而长期酗酒，坦博44岁时在斯威士兰辞世。

女作家贝蒂·黑德同样命运多舛。她的母亲是白人，父亲是黑人奴隶，这使她具有明显的左翼思想倾向。黑德48岁时在博茨瓦纳去世。她死后声誉日隆，代表作《马鲁》和《权力的问题》探讨女性社会困境和身份危机，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倾向，风格颇似英国作家勃朗特姐妹。这批作家生活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强化实施的时代，目睹压迫加剧却无能为力，自杀、流亡或被杀成为普遍命运。

20世纪50年代之后，南非黑人写作盛极一时。这一代作家大多接受了很好的英文教育，阅读面非常广泛。其次，围绕大都市发展起来的黑人和有色人种混居的乡镇产生了自己的日常文化，并形成一套市井语言和价值观念。不同于较为封闭的乡村和部落文化，这种成熟的都市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现代性和丰富性，成为作家创作的依托。

然而，这种有利的创作条件如昙花一现。二战过后，当非洲其他地区开始兴起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时，种族隔离制度对南非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种族隔离制度，破坏了已经发展成熟的黑人和有色人种，甚至白人混居的城镇生活，导致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作家纷纷离开南非，定居海外。

离开南非的黑人作家接触到国际上进步的左翼文化运动，如社会主义阵营发起的亚非拉文化运动、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黑人艺术运动”，以及独立后的非洲大陆上的泛非主义运动，对他们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南非桂冠诗人凯奥拉佩策·考斯尔于1961年离开南非，先去了坦桑尼亚，后来前往美国，加入“黑人艺术运动”，成为南非代表性诗人。1972年，考斯尔返回非洲大陆，先后在不同国家的高校执教，并开始为非国大新成立的艺术和文化部工作，为建立国际反种族隔离的文化战线做出了贡献。

共产党员阿历克斯·拉·古马是南非著名马克思主义作家，他的一系列作品如《月夜独行和其他故事》《石国》和《季末之雾》，描写并歌颂了革命者的斗争生活，其文学手法对苏联文学和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作品多有借鉴。彼得·阿伯拉罕姆斯是一位为中国读者熟知的作家，许多反映劳工生活的作品如《矿工》《雷霆之怒》和《夜深沉》等，使他成为最早的南非黑人马克思主义作家。

由于许多作家流亡海外，南非黑人文学传统断裂了。南非国内新一代作家能接触到的书目非常有限，非洲进步作家的书籍、南非黑人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偶尔读到。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烽火逐渐点燃，进步青年和工人运动渐渐结合起来，革命文学伴随群众运动在工人中流行。穆拉玛尼的《索韦托的孩子们》、米里亚姆·特拉丽的《力量》、西弗·塞巴拉的《乘风破浪》和蒙格尼·瓦历·瑟罗德的《浴血而生》都描写了当时的革命运动。

1994年，长达半个世纪的种族隔离制度终得废除。但直到2000年左右，新一代黑人作家才陆续发表作品，文学创造力开始复苏，其内容基本以重塑对黑人日常生活的理解为主。

作家塞罗·迪克不到30岁便写下《一毛三》《梦的沉默暴力》等经典小说，探讨了黑人青年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的长期双重匮乏生活。弗雷德·库马洛写出《春酒》《摸摸我的热血》等小说和自传作品，揭露了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金钱伦理和底层社会形态。尼克·穆隆戈的作品《愁云过后》《你死我活》等，将黑人大学生与社会体制对抗的心理活动描写得惟妙惟肖。女诗人菲利帕·维利叶斯发表了著名诗集《高于处所》和《每日妻子》，分析肤色困惑和身份认同的缺失。同时，作为金山大学写作课老师，她还指导学生通过诗歌写作治愈心灵创伤。文学作为分析自我身份和治愈创伤的工具，是南非人民对文学功能的一个重要理解，这源自于如何从旧日种族隔离噩梦中解脱、获取新生的内心渴望。

后种族隔离时代的黑人写作围绕“发现正常生活”展开。尽管对历史和现实具有深刻分析能力的作品为数不多，依然有一些作家保持着对现实世界的关注与开掘。例如姆普特拉尼·布费洛的诗歌创作和文学评论写作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他的诗歌和工人运动密切结合，《布鲁斯神学和布费洛哲学》则是一部引导写作回到对现实具有洞察力的轨道上的理论批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