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26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要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因此，如何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并进行全面科学的把握和部署，是重大理论问题、核心实践要求和全面行动纲领。阶段性强调三个视角：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即从历史阶段、社会阶级和演进规律来看，我国处在怎样的一个历史时期；二是辩证唯物主义视角，即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互动与转化关系出发，我国表现出怎样的本质特征和动态趋势；三是从科学认识论的角度出发，阶段性特征既有应然和必然，但也存在着偶然，增强理论自信，保持战略定力，是我们认识必然，借力偶然的重要方法。 

一、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表现为全球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特征 

当今的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全球化浪潮席卷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以改革开放来拥抱整个世界，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一往无前的决心来引进人类文明的先进思想、体制机制和科学技术，以极富前瞻性、战略性的眼光和共建共享共赢的理念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中国既是全球化积极的参与者，也是全球化的倡导者和推进者。从全球化在当前的发展来看，多极化格局中“极点”互动的特点表现愈发明显。上世纪90年代，在“冷战”刚刚结束的世界版图上，美国确定了新的“蝶形”全球战略，该战略以美洲大陆为“体”，以太平洋地区和大西洋地区为“两翼”，形成“一体两翼”的战略架构。在20年来的持续推进下，美国已基本完成了“体”的构建，即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并将战略重心转向推进跨太平洋合作和跨大西洋合作。在美国积极推进“两翼”战略的同时，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也迅速布局并有效展开。目前，已经召开了“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组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中国——中东欧金融公司等一系列重要的国际组织，重点建设了6个经济走廊，布局了56个海外经济园区，重点建设了瓜达尔港、比雷埃夫斯港等重要国际港口，开通了渝新欧、义新欧等10余条中欧新通道，“一带一路”的地缘价值和全球战略地位已初具规模。中美“极点”互动成为这一时期世界经济格局的新亮点，并通过区域战略和经贸合作形成了“┤”型格局（也可表述成横T型）。即中美两国形成“极点”互动的G2模式，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为“─”，美国主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为“│”，世界经济以亚太和泛大西洋地区为主轴，形成了全球化的新格局。 

现代化既指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又指人民生活的现代化，还强调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我们的事业就是要面向继往开来的现代化。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强调生产体系的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和更可持续，强调实体经济的基础性地位，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民生活的现代化强调收入分配机制的公平公正，强调生活富裕、安定和谐、文化繁荣、法治昌明，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强调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法律法规措施系统完整，国家机构体制机制协调有序，国家治理的科学性、规范性明显提升。在当前，我国现代化的阶段性特征集中表现在“全面小康社会”和“第五个现代化”建设等两个方面，并成为了统领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两个主线。针对全面小康社会的时代性，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新的目标要求，这些要求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发展等各个方面。在经济发展上，强调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按照这一目标，我国在2020年的GDP规模将达到83万亿元以上，居民人均收入将达到3.5万元以上，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也应稳定在50%以上。在社会发展上，强调农村地区的全面发展和扶贫工作的有力开展。即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在生态发展上，要求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大力推进“两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提升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发展水平。 

我国最大的实际就是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解决我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更好实现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只有把基本国情作为谋划发展的基本依据，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才能在时代前进潮流中把握主动、赢得发展。严格的说，我国正处于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的进程之中。经济新常态的各个趋势特征正在形成并不断强化，经济转型的速度正在不断提升，以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动力正在不断积累，消费、投资、进出口和市场机制的新格局正在不断形成。2017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保持在6.9%，总体处于中高速增长的良好区间之中，增加值总量新增规模接近2.5万亿元，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支撑。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服务业主导经济增长的特征更加明显，服务业占经济的比重达到了54.1%，高于第二产业14个百分点。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上半年同比分别增长13.1%和11.5%，增速分别高于规模以上工业6.2和4.6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到了12.2%和32.2%。在需求方面，居民消费加快转型升级，服务消费和耐用消费品占比提升，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消费结构和投资结构正在调整优化。与经济转型相适应，经济增长质量也在不断提高。企业效益明显改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了22%，增速高于2016年同期1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利润率达到了6.11%，同比提高0.42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增速继续快于经济增长。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3%，高于2016年同期0.8个百分点，比同期的经济增速高0.4个百分点。在经济增长的动力基础中，根据初步的投入产出表的测算，2016年我国的全年全员劳动生产率为94825元/人，比上年提高6.4%。而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5500亿元，比上年增长9.4%，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08%，其中基础研究经费798亿元，累计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488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31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94个，国家企业技术中心1276家。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成为中国经济新的重要支撑。 

二、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看，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稳中求进是最具典型意义的阶段性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把握当前经济社会运行阶段性特征的基本方法和理论原则。辩证唯物主义的三大基本规律与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相结合，就形成了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对立统一规律也即矛盾规律是新发展理念作为阶段性特征的重要基础。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当前阶段的主要矛盾。随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实现了基本小康之后，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些需求的满足则需要转变我们的发展方式，树立全新的发展理念，即：以创新发展作为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以协调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基础支撑，正确处理发展中的城乡、区域、产业等重大关系；以绿色发展作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要求，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以开放发展作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手段，推动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以共享发展作为增强发展动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扶贫工作是其中之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面向“十三五”提出，作为当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适当的，合乎规律的。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指对发展模式、组织方式和产品形态的“扬弃”，即通过“否定”形成“去芜存菁”，通过“再否定”形成“青出于蓝”，从而把表面上的循环往复转变成了“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表现出的阶段性特征。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形成了较为完备和较具竞争力、影响力的国民经济体系，通过创新投融资方式和支持企业滚动发展实现了产能的极大扩张；通过引进外资和扶持龙头企业的方式，形成了“中心—外围”结构的产业生态；通过延长产业链、细化分工形成了标准化的生产组织方式；通过产业积聚和专业园区实现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完美融合。以“标准化产品+价格竞争+同质市场覆盖”的模式，中国制造遍布全球，并一举解决了国内供给短缺的问题，对传统的分散型、小型和非标准型生产的“否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随着“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渐成主流”，“模仿型和排浪式的阶段基本结构”等趋势的形成，标准化生产体系匹配个性化消费需求的难度就越来越大，我们必须要对现有的生产体系进行调整和完善，以使其能够匹配最终需求，“再否定”的阶段性表现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增加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即强调供给必须匹配需求（有效供给），而且着力点并非单一厂商，而是整个供给体系，即通过供给体系的改革实现高效率、低成本、高质量的差异化产品生产，实现对个性化、多样化需求的匹配。具体到理念和手段上，“制造+再制造”、“增材制造”、“柔性生产”、“虚拟现实”、“工业机器人”、“区块链协同”等就成为新的时代名词；而表现在企业的组织模式上，小型化、专业化和智能化成为新的趋势和方向。“再否定”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也成为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内生动力。 

质量互变规律强调量变的重要性和面对质变的信心、决心和能力，稳中求进就是质量互变规律在当前发展阶段的典型特征。“稳”强调量变的环境，即通过系统性、渐进性、小幅度的量变实现对发展瓶颈和机制制约的突破，进而为局部质变的“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重要的突破口，从而量变带动局部质变，局部质变为系统性、全局性变革创造和准备条件。2013年以来，我国一直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量变在不断的积累，局部质变也在有序的发生，至2016年年末，主要领域的“四梁八柱”性改革基本出台。以垄断行业改革为例，在不少人民群众还在报怨垄断企业的各种“恶行”的时候，随着今年5月21日国务院“油气改革指导意见”的颁布，我国能源、交通、通信、金融和军工等领域的垄断行业改革方案已基本完成，改革的重心转入推进落实阶段。量变带来的局部质变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随处可见，坚持稳中求进的时代特征，将改革进行到底。 

三、从科学认识论的角度看，坚持区间意识、底线思维和战略定力把握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认识论是关于人类的认识来源、认识能力、认识形式、认识过程和认识真理性问题的科学认识理论。它首先是可知论，即从“必然”的角度出发，人们不仅能够认识物质世界的现象，而且可以透过现象认识其本质；它其次是反映论，即将人的经验和意识与分析和归纳相结合，从而在“偶然”的基础上产生正确的预期和判断；第三还是实践论，即“应然”的角度产生理论总结，并将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认识的目的和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区间意识是认识论中“应然”原则的阶段性特征。具体是指对经济运行设定合理（意）区间，当经济在区间内运行时，无论增速高一点，还是增速低一点，都属于正常的现象。这一方面使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规范，另一方面也给改革以必要的空间和时间。2012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转向区间调控，即只要经济在合理的区间内运行，就不安排“强刺激”政策，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并以“点调控”和“微刺激”来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2015年则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基于对政策效果的认识和判断，实施了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使政策与经济的匹配程度更好，政策效率更高，并成功的在2016年完成了经济“探底”、2017年经济“企稳”的目标。 

底线思维是认识论中“必然”原则的阶段性特征。由于经济效率的提高，社会文明的发展都将导致一定程度的生产要素和组织因子的活跃，从而加大不确定性。我们坚持底线思维，在没有达到底线（已知的“必然”）之前，通过提升监管水平和处置能力应对风险的变动；而一旦达到了底线，则以控制风险作为第一要务，予以系统、规范和有效的处置。底线思维最主要的表现就是2016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其中规定，在风险达到IV级之前，地方政府应有序安排本地的财政支出和投资事项，确保政府运转和公务员工资，并协调推进地方经济发展、社会保障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和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等项工作。而在风险达到IV级之后，在恢复正常偿债能力前，除国务院确定的重点项目外，原则上不得新上政府投资项目。在建政府投资项目能够缓建的，可以暂停建设，腾出资金依法用于偿债，此外，市县债务管理领导小组或债务应急领导小组认为确有必要时，可以启动财政重整计划。而当风险达到I级的标准后，除缓建项目、出售资产、压缩经费和降低福利之外，还将由省级政府暂停相关涉及市县的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格，并启动债务风险责任追究机制。相关风险底线以风险应对为第一要务，部分管制性措施在约束风险进一步扩张的同时，也将减少风险的处置和缓冲空间，但从底线思维的角度出发，这种牺牲是值得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阻止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滥用信用，确保我国财政体系的平稳、可持续发展。 

战略定力是认识论中“偶然”原则的阶段性特征。“偶然”不代表趋势，但又反映变化，因此，面对“偶然”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改革的方向，坚持发展的目标，但又不忽视可能存在的环境变化。比如面对当前的中国经济，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即使不刺激，速度也跌不到哪里去。因此，对一些经济指标回升，不要喜形于色；对一些经济指标下行，也别惊慌失措。保持战略定力就一定可以迎来中国经济的新局面。比如今年刚刚公布的8月份经济数据，引发了市场的一片哗然，许多重要的运行指标在数据上表现出了明显的下滑。例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降至10.1%，比1-7月份的均值下滑了0.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7.8%，较1-7月份下降了0.5个百分点；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同比实际增长为6%，较7月份回落了0.4个百分点。但实际上，社会消费品的结构正处于改善之中，汽车、通讯器材等耐用消费品的增速均明显超过年度均值，不断优化的国债收益率曲线也在为市场的消费融资提供强大的支撑；而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中，汽车、造船、铁路、电气机械等装备制造业的投资增速均保持在8%左右的良好状态，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投资增速高达25.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产出中，机电类、装备制造类的增加值增速均远远的超过6%的平均增速，主要产品的产量在去产能的大背景下，均保持稳定增长或增速加快的情况。这些隐藏在表面数据背后的变化实际上是真正意义上趋势性变化，随着积极因素的不断积累，我国经济的基础条件、要素构成、动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都将形成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