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萨特和加缪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和文学家，他们在冷战时期特定的社会环境里，由朋友而变成仇敌，这固然是他们个人的悲哀，但也涉及到许多不由他们自己决定的因素。本文从他们的人生道路、创作风格、哲学思想和政治态度等几个方面，评析了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根源，对他们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关键词     萨特   加缪   存在主义   反抗者

　　

　　在法国启蒙运动时代，伏尔泰和卢梭这两位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在为出版《百科全书》而一度合作之后，竟然反目成仇、不共戴天。而他们的骨灰盒却在先贤祠里被并排安放在一起，使前来瞻仰的人们无不扼腕叹息。

 

　　历史上竟有如此惊人的巧合：两个世纪之后，法国又出现了两位最杰出的思想家，这就是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缪和萨特。他们曾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密切合作，后来却公开决裂、势不两立。然而他们去世之后，却同样受到人们的怀念和尊敬。

 

　　萨特与加缪之间的恩恩怨怨，似乎已经随着存在主义思潮的衰落、随着他们的去世而被人遗忘，因此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伟人之间的友谊和交恶，不仅是他们个人的事情，而是涉及到历史和社会的诸多方面，值得深入探讨和分析。

　　

　　为了纪念萨特去世2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七卷本的《萨特文集》（沈志明、艾珉主编，2000年）。2003年是加缪诞生90周年，河北教育出版社为此出版了四卷本的《加缪全集》（柳鸣九、沈志明主编，2002年）。这两套文集的出版，标志着我国文化界对这两位大师的尊重，同时也为进一步研究他们提供了极好的契机。

　　　　　　　　　　　　　　　　　　　　　　　　　　　

一　目标不同的人生之路

　　

　　人们把萨特和加缪相提并论并非偶然：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哲学家和文学家，都参加过抵抗运动，进行过反对殖民主义和专制统治的正义斗争，更为难得的是他们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们本该志同道合、亲密合作，可是最后却视同陌路，老死不相往来。其实仔细考察起来，他们从童年开始走的就是不同的人生道路。

　　

　　萨特生于 1905年，父亲毕业于理工学校，是个海军军官，在驻印度支那时患上了疟疾，于1906年去世。他跟随母亲到外祖父家里生活。外祖父是德语教师，家中藏书颇多。萨特幼年聪慧，喜爱读书写作，他觉得自己的家简直就是天堂，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不满现实。他一帆风顺地毕业于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接着到德国留学，师从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后来写出了《存在与虚无》（1943）这样的煌煌巨著，形成了他的无神论存在主义哲学体系。

　　

　　我们由此可以理解，萨特为什么既有哲学家的敏锐目光，又对社会现实不闻不问。他在35岁之前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尤其是当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法国进步作家几乎都在为法西斯势力的猖獗而焦虑的时候，萨特跑到德国去呆了整整一年，竟然根本没有觉察到战争的危险。

　　

　　加缪的祖上在阿尔萨斯，是被法国政府移民到阿尔及利亚来的。他的父亲在孤儿院里长大，后来当了一个管理酒窖的农业工人。母亲原籍西班牙，漂泊到非洲做了女佣。加缪是他们的次子，1913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他的父亲在大战爆发后应征入伍，不久就在马恩河战役中身负重伤而死去。加缪的母亲深受刺激，几乎成了聋子。她带着加缪兄弟俩和他们的外祖母，在阿尔及尔的贫民区里艰难度日。战后两年，加缪兄弟被确认为战争孤儿，应由国家抚养，才得以上学读书。

　　

　　加缪在小学里成绩优秀，靠着奖学金读完了中学。他从上中学开始就打工挣钱，生活的贫困很早就使他懂得关注社会现实，去做有益于穷人的事情。他在1933年进入阿尔及尔大学，1935年秋天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阿尔及尔支部，他先后组织过“劳工剧团”和“队友剧团”，到各地为劳动者免费演出。但是由于他与穆斯林作家和伊斯兰宗教领袖来往密切，对党在阿尔及利亚的政策有不同看法，因而在1937年11月被开除出党。

　　

　　加缪在大学里学习古典哲学，其他知识都靠自学获得，因此他的哲学修养无疑不如萨特。但是他在生活实践中获得的感受，却比萨特远为丰富和深刻。1938年，他应邀担任进步的《阿尔及尔共和报》的记者，亲自到阿尔及利亚北部山区卡比利进行调查，当地美丽的风光和极端的贫困，使他的思想得到了升华：“对我来说，贫困从来不是一种不幸：光明在那里散播着瑰宝。连我的反叛也被照耀得光辉灿烂。我想我可以理直气壮地指出，这反叛几乎始终是为了大家而进行的，是为了使大家的生活能够升向光明。”（1）

　　

　　所以当大战爆发、萨特准备介入现实斗争的时候，比萨特小八岁的加缪却已经饱尝人生的苦难，经历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对社会现实和党派斗争都有了清醒的认识，成为一个不追随某个 党派的自由思想家了。

　

 

　　1942年，加布里埃尔·马塞尔（2）首次把萨特的文学创作称为“存在主义”，萨特起初拒不接受，但是人们硬把这个标签贴在他的身上，他也就听之任之，而且成了这个流派的领袖。然而加缪始终否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自认为是一个不属于任何派别的作家。也许有人以为这是他的谦虚之词，其实只要阅读他们的作品，就不难看出他们在哲学思想和创作风格方面的重要区别。

      

　《恶心》（1938）是用第一人称写成的日记体哲理小说。主人公安托万·罗冈丹在印度支那呆了六年后回到法国，到布城的图书馆来收集18世纪探险家罗勒邦侯爵的资料。三年来他在这座小城里孤零零地活着，无所事事，只是在咖啡馆、餐馆里白白地消磨时间。他觉得这种单调的生活无聊透顶，一切都乱七八糟、毫无意义，以至于看到任何事物都会觉得恶心，而且永远无法摆脱这种感觉。他终于明白了存在本身就是荒谬，是没有理由的：

 

　　荒谬这个词此刻在我的笔下诞生了...我明白自己已经找到了存在的关键、我的恶心及我自己生命的关键...其实任何必然的存在都无法解释存在。偶然性不是伪装，不是可以排除的表象，它是绝对，因此就是完美的无动机。一切都无动机，这个公园，这座城市，我自己。当你意识到这一点时，你感到恶心，于是 一切都漂浮起来...一切存在物都是毫无道理地出生，因软弱而延续，因偶然而死亡...对这个巨大而荒谬的存在，我愤怒得喘不过气来。你甚至无法想象这一切是从那里来的，怎么会存在一个世界，而不是虚无。这毫无道理。（3）

 罗冈丹的存在是自在的存在，不是自为的存在，他来到世界上和碰到的一切都纯属偶然，他觉得自己在世界上是多余的，所以对自己生活的目的发生了疑问，发现了存在的荒谬。正如罗杰·加洛蒂指出的那样：“萨特的第一部小说《恶心》，是以否定和荒诞的哲学为起点，反对肯定论和价值论的古典哲学。这部小说是一份真正的哲学宣言。小说的主题是：一旦我失去了目的，世界便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了。”（4）萨特没有对荒诞生活的实际体验，他的荒诞感源自存在主义哲学。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首次把孤独个体视为世界上的唯一实在，主张哲学应该把孤独的个人作为研究对象，但是他的悲惨命运促使他从基督教传统中吸取了“存在”这个概念，认为“孤独个体”的存在状态是恐怖、厌烦、忧郁和绝望，是悲剧性的。萨特提倡的虽然是无神论存在主义，但是在大战之前，他对世界的看法与他的哲学前辈并无根本的区别。

       

    在《评让-保尔·萨特的<恶心>》（1938）一文中，加缪充分肯定了萨特的才华，独具慧眼地把它与卡夫卡的作品相提并论。但是他认为萨特仅仅描绘荒诞是不够的：“看到生活的荒诞，这还不能成为目的，而仅仅是个起点。这是一个真理，几乎所有的伟大思想都由此起步。令人感兴趣的不是发现（荒诞），而是人从其中引出的结论和行动准则”（5）。这正是加缪与萨特的区别所在。萨特通过《恶心》体现了他的哲学观念，令人感受到生活的荒诞，而加缪认为只把生活看成一场悲剧是错误的，徒然的焦虑没有任何意义。

       

    萨特随后发表的短篇小说集《墙》（1939）更加明显地宣扬了他的哲学观念。《墙》这个书名具有双重的意义：它一方面代表实在的墙，即囚禁犯人或精神病人的围墙；另一方面代表无形的墙，即人与人之间不可沟通的隔阂。萨特认为这些人物全都受着偶然性的制约，他们的一切思考都只能是枉费心机、徒劳无益，因此他们的人生道路虽然不同，但是必然都在墙上碰得头破血流。

       

    加缪指出这些人物都是死囚、疯子、色情狂、阳痿患者和同性恋者，萨特为了阐明自己的哲理，给他们安排了如此荒诞的生存状态，他把世界描绘得既紧张又悲惨，既忧郁又黯淡，这正是他的作品的特点和魅力。然而他对世界的描绘和说教，固然能使人清醒地认识荒诞，却也可能使人转向虚无。

      

    战争改变了萨特的思想，他在集中营里写出了第一个剧本《巴里奥纳或雷之子》(1940)，借用基督诞生的故事号召人民起来抵抗外国的侵略，在圣诞节上演时吸引了全体法国战俘，使他明白了戏剧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他获释回国后出版了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1943），同时创作了寓意剧《苍蝇》（1943）和《禁闭》（1944），配合了反法西斯的斗争，形象地体现了“他人即地狱”的哲理，提倡通过自由选择的行动来赋予人生以意义和确定人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的存在主义是一种行动的哲学，在当时无疑起到了进步的作用。

        

    萨特在《七十岁自画像》中承认：“一个人，不管什么人，人们只有把他看作一个社会存在才能理解他，任何人都有政治性。不过这个道理我是在战争中为自己发现的，而且从1945年起我才真正理解它。”（6）所以他在战后提出了“介入文学”的主张，创作了一系列反映现实的“处境剧”。例如抨击种族主义的《恭顺的妓女》（1946）、揭露共产党内部斗争的《脏手》（1948）和讽刺帝国主义反苏反共的《涅克拉索夫》（1956）等。

        

    处境剧里的人物都处于极限的处境之中，必须进行需要承担道德责任的、甚至需要付出生命的艰难选择。因此它的艺术特色是人物不多、时间不长，但是简洁、紧张，正如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三一律那样，把人物、场景和情节结合得无比紧密、令人窒息，从而引起观众的共鸣，所以在上演时往往引起轰动，取得极大的成功。然而萨特的作品往往被苏联和美国用来作为攻击对方的武器，再加上政治风云的变幻，使他越来越感到无所适从，最后终于放弃了文学创作，专门去从事现实的斗争了。

 

　　 与萨特相反，加缪的荒诞感来自他自己的生活体验，他笔下的世界是荒诞而快乐的：

 

　　无论如何，那美好的炎热天气伴随我度过童年，使我不会产生任何怨恨。我固然生活在经济拮据之中，但也不无某种享乐。我感到自己有无穷无尽的力量，所需要的就是给它们找到用武之地。贫困并不是这种力量的障碍。在非洲，海洋和阳光不取分文。（7）

 

    加缪的第一部作品《反与正》（1937）包括五篇散文，主要是对他的外祖母和母亲的素描，他在国外旅行时的感受，以及对来自现实的素材进行哲理性的思考。加缪认为它们具有很大的见证价值，是他永远保留在心灵深处的创作源泉。第二部作品《婚礼集》（1939）则是一曲对生活的颂歌，充满了地中海的明媚阳光、阿尔及利亚夏日的鸟语花香。在发表这两部作品之后，加缪还创办了杂志《海岸》，“他打算借此提倡某种文明形式，并与萨特的文明形式相对立：‘这种压倒一切的对生活的热爱，就是真正的地中海精神。’”（8）

      

    《局外人》（1942）是加缪的代表作，主人公莫尔索是阿尔及尔一家法国公司的职员。母亲去世后，他平静地参加了葬礼，然后到海湾去游泳，和从前的女同事玛丽看了一场喜剧片，并且共度良宵。玛丽想和他结婚，他觉得也可以。邻居雷蒙和别人打架，要莫尔索到警察局作证，他也同意了。后来雷蒙在海滩上被那群人打伤，莫尔索被强烈的阳光照得头晕目眩，用雷蒙给他的手枪打死了一个阿拉伯人，结果被捕入狱。法官们根据他在埋葬母亲时没有流泪、而是去寻欢作乐等事实，认定他没有人性、预谋杀人而判处死刑。莫尔索拒绝悔过，既然要死，怎么死和什么时候死都是无所谓的。

      

    莫尔索对一切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看起来似乎麻木不仁，其实是个正面人物。他一向与世无争、实话实说，与女友和邻居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无害于社会和他人。当神甫要他努力从牢房的墙壁上看出上帝的神圣面孔时，他坦然承认已经看了好几个月，不过他想看到的是“一张充满了阳光色彩与欲望光焰的面孔，那就是玛丽的面孔”， 这是他热爱生活的表现，又有什么错呢？可是这样的人却为世俗观念所不容，最终被社会置于死地。

      

    在单调枯燥的日常生活里，莫尔索按照本能的需要生活，看起来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实际是拒不接受社会强加给他的价值观念，因此才被社会的统治力量视为异己。直到临刑的前夜，莫尔索向神甫发泄出满腔的怒火，我们才明白他并非浑浑噩噩：

 

    现在面对着这个充满了星光与默示的夜，第一次向这个 冷漠的世界敞开了我的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9）

 

    莫尔索并非不珍惜生命，而是他懂得在荒诞的生活中，连未来的岁月都吹过来一种阴暗的气息，使得现在的一切都不那么重要了。面对荒诞的命运，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吵吵嚷嚷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他对什么都无所谓，实在是大智若愚，是看破红尘后淡化七情六欲的结果。与沉迷于争权夺利的芸芸众生相比，他对世界的认识倒显得格外清醒，所以他相信自己掌握着真理。面对社会的不公正，他并未大声疾呼，然而一切传统价值都在他的沉默面前崩溃了，读者从他身上认识到了世界的异化和人生的荒诞。

      

    接着发表的《西西弗神话》（1943）是一篇关于荒诞的论文，副标题就是《论荒诞》。面对众神的判决，西西弗没有自杀，没有逃避，只是用无休止的努力默默地反抗荒诞的命运，，用成功的希望支持着自己，从而在痛苦之中成为荒诞的英雄。加缪指出现代人的生活单调之极，整天干着千篇一律的工作，他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个神话来启示现代人对荒诞的认识。《局外人》使人感觉到荒诞，《西西弗神话》则从对荒诞的意识和蔑视发展到了对荒诞的反抗。加缪设想西西弗的内心深处是幸福的，正显示了他直面悲剧人生的勇气和力量。

      

    萨特尽管揶揄了加缪在哲学方面的弱点，认为“加缪先生不无卖弄地引证雅斯贝斯、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虽说他似乎并不每次都对他们理解得很透。”（10）但是他肯定了小说的风格和叙述技巧，准确地指出加缪区分了荒诞的感觉和荒诞的概念，“我们可以说《西西弗神话》旨在提供这个概念，而《局外人》企图启发我们产生这个感觉。两部作品的发表次序似乎证实了这个假设；先发表《局外人》，不容分说把我们投入荒诞的‘氛围’；论著后出版，照亮了这片景色。荒诞即是脱节、差距。《局外人》因此是一部关于差距、脱节、置身于异域他乡之感的小说。”（11）

      

    《西西弗神话》发表以后，加缪被称为荒诞哲学家，他明确表示：“不，我不是存在主义者...萨特是存在主义者，而我发表的唯一理论著作《西西弗神话》，恰恰是反对那些存在主义哲学家的...”（12）因为存在主义要表现的是世界的荒诞，而《西西弗神话》注重的是对荒诞的反抗，体现的是一种新的人道主义。

       

    加缪接着创作了一系列宣扬人道主义的剧作。例如《卡里古拉》（1944）写暴君卡里古拉实行荒诞的统治，随意杀人，想改变世界的秩序，剧本既有反对专制和暴政的意义，又是在提醒人们认识和理解荒诞的命运。《正义者》（1949）是关于是否可以把大公爵和他的两个无辜的侄儿一起炸死的争论，探讨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与雨果的《九三年》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鼠疫》（1947）这部寓言式的哲理小说里，加缪宣扬的人道主义精神达到了顶点。在40年代奥兰城里流行鼠疫的时候，医生里厄等道德高尚的人挺身而出，组成志愿防疫队日夜抢救病人，坚持了七个多月，终于获得了胜利。奥兰城象征着占领时期的法国，也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缩影。里厄发展了西西弗的反抗精神，他对病人的抢救已经从个人的反抗变成了集体的反抗。

      

    加缪与萨特决裂之后很少写作，直到1956年才发表了小说《堕落》，通过主人公克拉芒斯对一个顾客的忏悔式的独白，显示了人的双重性，揭露了同时代人的普遍的伪善。小说蕴含的哲理是要表明：克拉芒斯不是别人，就是小说的读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既是罪人又是审判者。无论多么著名的人，在内心深处都有堕落的一面。加缪在剖析自己内心的同时，很可能是在暗示那些批判他的人也并非那么高尚。

        

　　1957年，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受到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抨击，他从此保持沉默，不再创作。但是他在车祸中去世之后，人们在他的挎包里发现了一部小说手稿，这就是基本上已经完成的《第一个人》。这部小说从他的出生写起，叙述了他寻找阵亡的父亲和自己的童年生活，以及成为这个赤贫家族里第一个读书人的经历，实际上就是他的回忆录。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虽然也有哲理的思考，但是语言通俗、明白易懂，具有写实和抒情的风格。不难想象，如果天假以年，加缪一定能为人类贡献出更多的传世之作。

      

　　加缪曾在一张纸上“列出他心爱的词：世界、痛苦、大地、母亲、人类、沙漠、荣誉、苦难、夏日、大海。”（13）这些正是他作品的关键词。尽管世界充满了苦难，但人类有大地和母亲，有夏日和大海，因而就有希望。归根结底，加缪认为人生的荒诞性虽然是永恒的和无法改变的，但是人的本性给人生带来了一线光明。人渴望美好的生活，追求自由和爱情，这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从坚持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到为了大众奋不顾身的里厄医生，都充分显示了人类对美好理想的向往。

      

　　综上所述，可见萨特和加缪的作品不仅大相径庭，而且都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后人是无法模仿的，因此存在主义文学作为流派不可能被人继承，这就是它的代表作家只有萨特、加缪和波伏瓦三个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