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以雨果为首的法国浪漫派，在推翻古典主义的统治之后发生了分化。雨果等坚持积极浪漫主义的道路，巴尔扎克等转向批判现实主义。除此之外，还出现了波德莱尔、戈蒂埃和奈瓦尔等著名诗人，以及许多与浪漫主义分道扬镳、却又藕断丝连的无名作家，他们可以统称为波希米亚，本文就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关键词  浪漫主义   行吟诗人  波希米亚    布波族  

 

　　18世纪的启蒙运动，导致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但无论是大革命本身的激烈和恐怖，还是大革命之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都只是使启蒙思想家们的美好理想化为泡影。被推翻的贵族阶级感叹今不如昔，资产阶级则由于残酷的派别斗争而惊魂未定，它们都需要尽情地倾吐自己的忧伤或梦想。由于大革命摧毁了崇尚理性的古典主义审美趣味，作家们得以抒发内心的感情，由此产生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夏多布里昂和斯塔尔夫人。然而在拿破仑的独裁统治之下，刚刚萌芽的浪漫主义没有发展的余地。直到拿破仑帝国垮台，法国社会进入了相对自由的复辟时期，雨果等一代新人才掀起了浪漫主义的洪流，并且以雨果的剧作《欧那尼》的上演为标志，推翻了古典主义的统治。

 

　　《欧那尼》是在1830年2月25日上演的，几个月之后法国就爆发了七月革命，建立了以路易·菲力普为国王的奥尔良王朝，实行君主立宪制，金融贵族掌握了统治大权。浪漫派尽管取得了推翻古典主义的巨大胜利，但他们只是暂时聚集在雨果的大旗之下，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自然就迅速分化。缪塞依然在发出世纪病的呻吟，雨果、大仲马、乔治·桑则摆脱了早期浪漫主义的忧郁和感伤，他们同情人类的苦难，把希望寄托于光明的未来。斯丹达尔、巴尔扎克和梅里美等更是直面社会和人生，走上了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这些灿若群星的作家，在诗歌、戏剧和小说领域里放射着绚丽的光彩。

 

　　“由于1830年七月革命后建立的奥尔良王朝镇压工人和农民运动所引发的冲击，法国浪漫主义开始意识到它的政治使命，并吸取了大革命的美学成果和社会成果…正因为如此，1830年之后，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才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同时期的英、德文学，甚至还有俄罗斯文学，都没有多少政治色彩。”[i]这一特征看起来非常明显：乔治·桑的田园小说讴歌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大仲马的通俗小说《基督山伯爵》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司法和金融界的腐败，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也赞扬了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雨果后期的诗歌是法兰西民族的战斗号角，他的《悲惨世界》等不朽杰作，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的苦难，达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高度，使浪漫主义文学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更不用说法国文学史家朗松在他的《法国文学史》里，丹麦评论家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潮》里，都是把斯丹达尔、巴尔扎克和福楼作为浪漫主义作家来评述的。

 

　　但是在浪漫主义文学这个争奇斗艳的百花园里，也开放着许多奇花异草，他们都是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文人，他们不满社会现实，不愿受到任何限制或束缚，却往往只能空怀雄心壮志，流连在咖啡馆里消磨时光，能够名垂青史的只有波德莱尔、戈蒂埃和奈瓦尔等极少数佼佼者，这些人就是波希米亚。

 

　　波希米亚一词的原意，是指前捷克斯洛伐克西部以布拉格为首府的地区，这里人口最为密集，其中最多的是吉卜赛人。吉卜赛人又称茨冈人，原来居住在印度西北部，从10世纪开始向亚洲西部和欧美等地迁移，过着以歌舞和占卜为生的流浪生活。1372年，波希米亚一词首次被定义为“波希米亚的居民”，而在17世纪法兰西学士院编辑的第一版《辞典》里，它就有了新的含义，指“生活放荡不羁的人”[ii]。到19世纪，这个词才开始广为流传，成为“过放荡不羁生活的作家、艺术家、无财产的知识分子等的总称”[iii]。因此把“波希米亚”译成“波希米亚人”是一种误译：“波希米亚人”是指波希米亚地区的居民或流浪者，而“波希米亚”是指脱离社会的艺术家和他们的生活方式。

 

　　波希米亚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出现了不少被称为艺人的行吟歌手，他们与医生和卜者一样到处流浪，演唱流传的或者自编的歌谣。其中有一部分是盲人，荷马就是他们最卓越的代表，他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已经成为千古名篇，被视为智慧的宝库。行吟诗人在中世纪非常普遍，直到文艺复兴初期还出现在巴黎的街头，他们世代传唱的英雄史诗和骑士故事诗，就是现代长篇小说的前身。

 

　　法国有些作家不是行吟诗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不得不四处漂泊，居无定所，实际上成了波希米亚的先驱。例如中世纪的著名诗人弗朗索瓦·维庸（1432-1463？），由于经常偷盗和斗殴，而且犯有杀人罪，所以多次被捕入狱，以至被判死刑，也多次被赦免和减刑。他常常在被驱逐出巴黎后到处流浪，最后竟不知所终，在文学史上连他死去的年份都无法确定。又如17世纪的喜剧作家莫里哀，他早年曾率领剧团周游法国，由于负债累累而进过监狱。还有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卢梭，他本来是日内瓦的公民，29岁时跑到巴黎，在政论、小说和音乐等许多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然而他的启蒙思想为统治阶级所不容，他的处世之道也受到昔日友人的误解，因而被迫逃亡英国等地，在流浪中度过了不幸而孤独的晚年。

 

　　浪漫派作家反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向往自由和爱情，所以他们对放荡不羁的吉卜赛人情有独钟。1830年七月革命前后，吉卜赛人的形象经常出现在法国著名的小说里，例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1831）里的爱斯梅拉达，梅里美的《嘉尔曼》（1847，后来被作曲家比才改编为歌剧《卡门》）里的嘉尔曼，她们为了爱情和自由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些富有异国情调、既美丽动人又渴望自由的吉卜赛女郎，正是浪漫主义作家们崇尚的偶像。

 

　　在17世纪的法国，除了宫廷之外，最重要的文化场所是由贵妇主持的沙龙。上流社会的贵族名流在朗布绮公馆[iv]等著名沙龙里聚会，贫穷的文人只能在街头的咖啡馆里闲聊。卢梭在被迫流亡后回到巴黎时，也曾在咖啡馆里朗读他的《忏悔录》，向公众诉说他蒙受的不白之冤。到了19世纪，大众文化迅速发展起来，“1818年以后，巴黎陆续成立了几百个歌唱团，当时被唤作‘快活团’。成员大多是手工业者，他们聚在一起演唱歌曲，朗诵诗歌。这些歌唱团既是群众自我教育和学习的课堂，又是批判政府和教会的群众‘沙龙’。”[v]

 

　　而巴黎拉丁区里那些不满现实的穷知识分子，那些生活放荡的作家和艺术家，就只有到咖啡馆里去碰头了，因为他们只有在这里结识伙伴，进入巴黎的文学界和艺术界，才能希望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于是在咖啡馆里的聚会就成了时尚。现在巴黎咖啡馆的桌椅从屋里摆放到门外的人行道上，法国人守着一口就能喝光的咖啡高谈阔论，甚至能聊上整整一个下午或晚上，与这种传统也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