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马克思主义对法国左翼文学的影响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在19世纪末的法国就已经存在，拉法格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苏联的建立和各国共产党的壮大，以及反法西斯文学的繁荣，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进步的知识分子都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一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理论著作被译成法文，而法共“所吸引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一些文化人，这些人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遗产更着重于感情上的联系而不是科学上的联系。”[1]例如纪德就说过：“我完全应该承认这一点：把我引向共产主义的不是马克思，而是福音书。”[2]

 

　　马克思主义在30年代的巨大影响，主要是通过法共领导的反法西斯斗争中体现出来的。法国最早的《马克思选集》到1936年才由弗雷维尔编辑出版，说明法共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相当薄弱，但正因为如此，才使源自卢卡契的《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了发展的可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和平环境，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法共压制党内异己思潮的同时，各种独立于法共的流派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它们被统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使法国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中心：“战后时期依然有从新的批判立场出发的马克思主义，这次主要产生在法国，出现在让－保尔·萨特和吕西安·戈德曼的著作中。戈德曼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直接传人……萨特的隶属关系不同，但他与马克思主义联系的模式却被夸张为最典型的。”[3]

 

　　匈牙利事件与后来的越南战争，在西方引发了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潮和运动，也就是所谓的新左翼或新左派。这个激进的运动没有明确的理论或原则，但是总的来说是要破坏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反对帝国主义和种族歧视，并且要付诸革命行动。新左翼运动在60年代初出现于英美，到1968年在法国形成了轰动世界的“五月风暴”。勒菲弗尔和萨特等左翼知识分子坚决支持学生运动，因为他们看到自己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被“五月风暴”所证实；而造反的学生和工人则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奉为自己的思想武器，进而导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空前繁荣。英国新左派理论家佩里·安德森在他的论著《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1977）中，列举了13位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其中法国就占了四位：勒菲伏尔、萨特、戈尔德曼和阿尔都塞。

 

　　亨利·勒菲弗尔（1910-）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和评论家。他生于加斯科涅地区的黑格特莫，曾在艾克斯大学和巴黎大学学习哲学，1928年加入法共，参与创办《马克思主义》杂志。1933年，他与诺伯特·古德曼将马克思的《巴黎手稿》（1932）译成法文，并参照《巴黎手稿》的内容修订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1939）。战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方法，撰写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美学概论》（1953）等著作。

　　

　　勒菲弗尔在《辨证唯物主义》中突出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意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认为人类由于把自己从自然界分离出来而造成了自身的不幸，因此只能以“总体的人”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来结束异化，重新回归自然界。这种人本主义的世界观，与苏联模式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对立，所以“从《辨证唯物主义》这一著作开始，勒斐弗尔就走上了用人本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4]这部著作从此也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对后来萨特的《辨证理性批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以后，勒菲弗尔参加左派俱乐部活动，成为法共党内的反对派。他发表了《向着革命浪漫主义前进》（1957）和《马克思主义的现实问题》（1958）等著述，于1958年6月被开除出党，后任图卢兹大学哲学教授。

 

　　《向着革命浪漫主义前进》几乎是法共党内最早否定社会主义的论文：

 

         通常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们（仿佛他们构成一个统一的

　社会集团似的），新近得到了一次痛苦而又可贵的经验。……

　　　　在这方面，有一点是新鲜的，即：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想

　　再也逃脱不了疑问了。这个理想成了问题，它逃脱不了批判性的

　　检验，逃脱不了既衡量消极方面、也衡量积极方面的总结。它需

　　要新的论据。直到去年为止，这种理想（即作为思想来看的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依然是完整无缺的。……今天呢，即便是在它

　　最忠实、最虔诚的拥护者的心目中，这个辉煌的理想也就黯然失

　　　　　色了。它在诚挚的心灵里尤其败坏不堪，它再也不能激起行动和勇气。

 

　　勒菲弗尔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也陷入了危机，于是顺理成章地否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把它看成是一个“历史概念”，所以他要用新浪漫主义、也就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浪漫主义美学来填补由此产生的空虚。作为法共资格最老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之一，他最早站出来发表这样的文章，其影响之大是无庸置疑的，因此他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激烈的批评，第二年就被开除出党。但是作为法国最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实际上只是早走了一步，加洛蒂和阿拉贡不久就步了他的后尘。

 

　　让－保尔·萨特（1905-1980）是无神论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法国刚刚解放，他就在1946年创办了无党派的社会主义杂志《现代》，在创刊号社论里抨击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态度，提出了“介入文学”的口号，在50年代成为法共的同路人。他的政治介入导致了哲学思想的变化，因而极力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他的存在主义哲学，《辩证理性批判》（1960）就是这一努力的成果。

 

　　《辩证理性批判》的主要内容，是论述人与历史的关系。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发展过程决定着历史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人创造了历史，但是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里，人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控制历史，因为人被异化了，被剥夺了自身的本质，萨特认为这种异化是命定的，因为我们只是以孤立的个人在行动。

 

　　萨特指出，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世世代代的人共同创造的，个人的行动只是体现了集体的愿望和要求，所以总体的人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如果我们能集体意识到我们所能起的历史作用，把我们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的组成部分，向着同一个方向，努力实现同一个“设计”，历史就会与创造它的人融为一体。这就是存在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交会点：为了使两者互不矛盾，必须使人能够永远超越他自身的生存条件，人的本质就在于能够把自己变成与别人把他造成的样子不同的人，正如他早就指出的那样：“存在主义的第一个作用是它使每一个人主宰他自己。”[6]

 

　　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世界不可超越的哲学，而存在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寄生的思想体系，因此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框架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本来是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本当包含存在主义，但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懒汉式的马克思主义”，它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人学的空场”。它用一般的真理去分析具体的个人，忽视了每个人的具体实在，由于剥夺了人的主观性而陷于僵化，所以应该用存在主义这种“人学”的活力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以人的主观性为出发点去建立一个不同于物质世界的王国，一个由“自为”的人的意识所规定的王国，一个“自在”的客观世界。

 

　　萨特主张个人第一性，社会第二性，就个人属性来说，个人的心理和生理属性是第一性，而社会属性则是第二性。鉴于马克思主义把人从一开始就当做成年人，因此有必要回溯到人的童年时代，以便完整地理解他成年之后的思想和行为，萨特为此创立了自己的辩证法，即“前进－逆溯法”或“存在精神分析法”。也就是研究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用精神分析方法追溯他的童年时代，然后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他的一生，他研究福楼拜的巨著《家中的低能儿》（1971-1972）就是这一学说的体现。

 

　　吕西安·戈尔德曼（1913-1970）自认为是卢卡契的学生，完善和发展了卢卡契提出的文学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他从卢卡契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出发，早在1947年就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在文学研究领域里的基本观点，认为文学和哲学是世界观的不同的表达方式，世界观不是孤立的个人现象，而是社会现象”[7]，并且由此形成了他称之为“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扼要地说，他认为任何个人都是某个社会集团或阶级的一分子，任何行为的主体都不是个人而是集体，因此作品的真正作者不是个人，而是社会集团，而越是杰出的作品就越能清楚地反映出作家所属集团的世界观。在《隐藏的上帝》（1955）里，他把卢卡契的术语“阶级意识”转换为“世界观”，以便更容易被西方的读者所接受。

 

　　戈尔德曼在《论小说的社会学》（1964）里继承了卢卡契关于“物化”的观点，着重分析了社会经济生活结构与小说结构之间的同源性。例如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作品的主人公往往是努力奋斗的个人主义者，而到了垄断机构高度发展的帝国主义时代，个人奋斗的价值日益丧失，因此出现了卡夫卡式的没有主体的小说。戈尔德曼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西方的社会现实相结合，改变了过去左派批评家只看作家和人物的阶级属性、把资产阶级文学一概斥之为颓废文学的教条主义态度，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获得了新的活力，他也因此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

 

　　路易·阿尔都塞（1918-1990）的理论被称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概括地说，他是利用60年代兴起的结构主义方法，对《资本论》等著作一行行地进行“对症阅读”，即从字里行间的空白处去发现未被充分提出来或根本没有被提出来的问题，试图在科学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的解释。1961年，他在《关于青年马克思》一文中，指出了青年马克思与成年马克思的区别，并把马克思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间即1845年作为这一区别的界限，他称之为“认识论的断裂”。他把“断裂”前称为意识形态阶段，“断裂”后称为科学阶段。为了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和科学性，他主张把异化观念等意识形态杂质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清除出去。

 

　　自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1932年出版之后，其中提及的“异化理论”以及“人的本质的全面实现和发展”等观点，就被某些社会民主党人作为 “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依据。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之后，有关人的自由和尊严等成了普遍关注的问题，更导致了人道主义思潮的流行。作为法共领导人之一的理论家加洛蒂，也在1957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由此可见在20世纪50年代，“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思潮。在这种情况下，阿尔都塞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1963）一文，提出了“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的问题。他认为人道主义有两个历史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是在阶级社会里进行阶级斗争，因此人道主义只能是阶级的人道主义，要消灭阶级剥削就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第二个阶段是在阶级消灭之后，阶级国家变成了全民的国家，阶级人道主义就被社会主义的个人人道主义所取代。归根结底，他认为人道主义只能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理论，他的指导思想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来反对理论人道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由此形成了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论文集《保卫马克思》（1965）的出版，使他被公认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法国当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权威。

 

　　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繁荣，法共不甘心放弃自己的正统地位，在1959年创办了由加洛蒂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中心”，每年举办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周”，与萨特等党外的哲学家进行公开辩论。这种辩论不仅恢复了法国的古老传统，而且还推广到了希腊、瑞士、德国和美国等其他国家，为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做出了贡献。

 

　　1963年，加洛蒂发表文艺论著《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在东方和西方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他主张开放和扩大现实主义的定义，把卡夫卡、圣琼·佩斯[8]和毕加索这三位现代主义文艺大师的作品也列入现实主义的范畴，从而打破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一贯把现代主义视为“颓废文艺”的僵化局面。加洛蒂认为“我写《论无边的现实主义》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色，用马克思原有的思想来分析当代的问题，这是我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点贡献。”[9]但是他却因此在1970年被开除出党，这就表明他不再是法共所承认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可以归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而且是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亨利·勒斐弗尔指出：“什么叫马克思主义？它不是一个教条的统一体，不是一个最终的和封闭的体系。它是马克思矛盾地、辨证地发展的思想本身。马克思主义的多样性应该被看作是丰富、收获，而不是衰落的迹象，今天是不可能用同样的方式去看待法兰克福派和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言以蔽之，“经过辩论、思想活动、注释、1968年那样的事件和无数大的动荡之后，影响不断扩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深入到法国文化的各个领域，改变着文化本身的观念。”[10]而“马克思主义的敌手们不得不一再地宣布它的灭亡，正是它生命力的一个不由自主的最好证明。”[11]

 

　　上述五位作家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其中三位被法共开除或批判，但他们的著作无疑都属于左翼文学的范畴。实际上，法国当代的其他文学评论，也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董学文所说的那样：“有一个基本事实是不能回避的，那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学说——当然包括文艺学说——在被广泛解构、拒斥的同时，也被广泛地扩散和利用着……我们在当代西方诸多的文艺学说里，一直可以感知到各种被改装的马克思主义在其中‘幽灵’般地徘徊……这一事实从另一个层面证明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无限生机和旺盛活力，任何想解决当下某些理论问题的思想界都是绕不开马克思主义这个‘不可否定之物’的。”[12]

即使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从1999年到2005年，英国剑桥大学和英国广播公司等权威机构，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关于千年伟人的民意调查，马克思都以最高的得票率当选为“千年第一思想家”[13]。这无疑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和不朽的生命力，但同时也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长期研究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应当予以客观的评价。

 

　　在回顾左翼文学的发展历程的时候 ，我们欣慰地看到西方左翼思潮在经受长期严峻的考验之后，似乎已经出现了某种复兴的迹象。欧洲左翼联盟于2004年5月8日在罗马立，拉丁美洲政坛出现了“左倾化”的现象，法共也对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积极推行适应时代形势的“新共产主义”理论，认为“21世纪共产主义的继续变革将是一场更加伟大的革命实践。”[14]这些左翼政党虽然各有不同的历史和背景，但是总的来说，它们都反对和抵制美国的霸权主义，正在或准备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因而必然会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产生促进作用，自然也就为左翼思潮和文学的崛起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世纪之初的这些令人鼓舞的迹象，必将在21世纪发展成为滚滚洪流，也使我们有理由乐观地期待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左翼文学的又一次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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