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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对法国现当代左翼文学的影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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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左翼文学与法共的关系
 
  法国是否存在左翼文学,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早在1871年,法国就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涌现出了献身于公社事业的诗人鲍狄埃、女诗人米歇尔[1]和作家瓦莱斯[2]。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拉法格,本身就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巴比塞(1873-1935)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罪行的小说《光明》受到了列宁的赞赏,192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法朗士,还以77岁的高龄加入了刚刚诞生的法国共产党。在红色的30年代,进步文学空前繁荣,阿拉贡和艾吕雅等法共作家,在抵抗运动中成为杰出的爱国主义诗人。在战后文坛上,作为法共领导人之一的加洛蒂发表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法共批评家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戈尔德曼提出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理论,都在法国乃至世界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仅从这些最著名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出左翼文学在法国现当代文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与法共的关系极为密切。然而法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却没有“左翼文学”这个概念,这种自相矛盾的奇特现象正是法共本身造成的。
 
  作为法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和反法西斯斗争的中流砥柱,法共理当重视无产阶级文学和左翼文学,但事实恰恰相反。表面上是因为在1920年7、8月间,俄国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国际局成立以后,计划在各国建立相应的协会。但是到莫斯科出席会议的法国代表雷蒙·勒菲弗尔(1891-1920)乘船回国时在北冰洋上遇难,致使法国未能像英国和德国那样建立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实际原因是在1920年12月,法共从法国社会党分裂出来以后,以加香[3]为首的老一代社会党人在党内处于领导地位,他们对苏联的文艺政策并不亦步亦趋,而是保持着比较独立的姿态。
 
  巴比塞从1926年4月底开始担任《人道报》的文学主编,是法共在文化方面的马克思主义权威。当“拉普”在1927年末成立“国际革命作家联盟”,要求西方各国建立工人作家队伍,创造本国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时候,他并未执行“拉普”的路线。他在1928年创办了《世界》杂志,在创刊号上就提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否存在无产阶级文学这个根本问题,而且认为这种文学只有将来才有可能存在。1930年11月,国际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在哈尔科夫召开,通过了《关于法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决议》和《关于<世界>杂志的决议》,把《世界》说成是“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杂志,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敌人。”[4]因病缺席的巴比塞受到猛烈批判,但法共却允许他发表《作家与革命》(1931)来为自己辩护,从而使他的威望基本上未受影响。
 
  正如马克思主义批评家、1930年任《人道报》文学主编的弗雷维尔[5]所说的那样:“文化革命只能在政治上夺权之后发生,认为它能产生于夺权之前是一种天真或一种背叛。”[6]在30年代,法共根据国内外的形势,采取了与党外知识分子结成统一战线、进而组成人民阵线以利于反法西斯斗争的策略。1932年,巴比塞、瓦扬-古久里[7]和弗雷维尔等建立了“革命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以团结一切愿意为反法西斯和保卫文化而斗争的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不要求它的成员必须信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经远离了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学。在法西斯主义阴影的笼罩下,许多作家在彷徨之中对苏联产生了希望。例如罗曼·罗兰就发表了《向过去告别》(1931),决心站在苏联一边。向左转的作家大多对法共怀有戒心,而联合会正好符合他们的要求,所以加入联合会的作家批评家等知识分子多达5000余人。法共因此团结了大量的作家和艺术家,使他们有了从事共同斗争的统一组织。
 
  但是以多列士[8]为总书记的法共没有充分利用这种极为有利的形势,而是越来越追随苏联的政策,对党外的民众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作家小组进行猛烈批判,把凡是不同意党的政策的党员作家统统开除出党,例如在1927年加入法共的布勒东等超现实主义者,不赞成法共的阿尔及利亚政策的加缪,反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尼赞等。对党外作家则按照他们的政治态度区别对待,例如纪德在表示信仰共产主义并接近苏联的时候,就被视为左翼的进步作家,而当他反过来揭露和批判苏联的时候,就理所当然地被斥为右翼的反动作家了。法共对待文学的态度既然只是使文学从属于政治的需要,当然就只能收效于一时,而不可能形成兼容并蓄和影响深远的左翼文学大潮了。
 
  法共在战后成为法国第一大党,围绕在它周围的进步力量,即所谓的左翼集团势力非常强大,萨特就是左翼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这本来为法共的执政和左翼文学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法共发起了大规模的清洗运动,逮捕了三万人,包括一些著名作家在内的许多人被枪决了。其中有些人是因叛国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也有一些人是被公报私仇,从而造成了运动的扩大化,也使左翼集团内部产生了分裂。广大民众对此深感疑虑,法共的威望因而随之下降。
 
  1956年2月,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抨击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由此导致了当年10月份匈牙利事件的爆发。许多在抵抗运动期间加入法共、但是反对苏联出兵干涉匈牙利的作家,例如韦科尔[9]、瓦扬[10]和鲁瓦[11]等纷纷脱党或被开除,萨特等左翼作家也与法共断绝来往。到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之后,就连法共的马克思主义权威加洛蒂也被开除出党了。经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匈牙利事件和苏联入侵捷克,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分三批先后脱离了苏联和法共。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更是沉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左翼势力,法共党员锐减至10万人,已经从法国解放时的第一大党衰落为一个小党,左翼文学的创作自然也随之一蹶不振了。
 
  综上所述,可见法国的左翼文学虽然与法共密切相关,却不能仅仅限定为法共领导的文学。左翼文学的范畴要比法共领导的文学远为广泛,除了法共作家之外,还包括左翼集团作家,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各种批评流派,特别是许多被法共开除的作家。其中有些人虔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例如积极创办《马克思主义杂志》的尼赞,因反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被开除出党。也有一些人虽然不一定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的作品在特定的时期里很有影响,加缪的反法西斯杰作《鼠疫》,无疑也应该列入左翼文学的范畴。


[1] 路易丝·米歇尔(1830-1905),巴黎公社的女诗人和女英雄,作品有《红石竹花》和《囚徒之歌》等。
[2] 于勒·瓦莱斯(1832-1885),法国作家,巴黎公社委员,作品有长篇小说《雅克·万特拉》等。
 
[3] 马塞尔·加香(1869-1958),法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长期担任法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职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参与领导抵抗运动。
[4] 《成问题的无产阶级文学》,《欧洲》文学月刊,法国联合出版社,1977年3-4月合刊,第187页。
[5] 让·弗雷维尔(1898-1971),马克思主义批评家,1930年任《人道报》主编。著有《黑夜在图尔终止,法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我们时代的见证者》等,1955年参与创立巴黎马克思主义图书馆。
[6] 让-皮埃尔·贝纳尔:《法国共产党和文学问题,1921-1939》,第1页。
[7] 保尔·瓦扬-古久里(1892-1937),法国作家,曾任法共中央委员,《人道报》的主编,作品有小说《童年》等。
[8] 莫里斯·多列士(1900-1964),1920年加入法共,1930起任法共总书记直至去世,曾任政府副总理,著有《人民的儿子》等。
[9] 韦科尔(1902-1991),原名让·布吕莱,大战初期参加法共,在巴黎秘密创办了午夜出版社,1943年化名韦科尔发表了《海的沉默》。
[10] 罗歇·瓦扬(1907-1965)参加过抵抗运动,1942年加入了法共,在匈牙利事件后脱党,作品有获龚古尔奖的小说《法律》(1957)等。
[11] 克洛德·鲁瓦(1915- 1997)是诗人、批评家和小说家,他在1943年抵抗运动期间加入了法共,匈牙利事件后于1957年被开除出党。
 
作者:吴岳添
原载《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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