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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勒克莱齐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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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以来,获奖者从罗曼·罗兰到萨特、从海明威到肖洛霍夫,大多是世界驰名的欧美作家。到20世纪后期,颁奖范围逐渐扩展到世界的其他地区,例如尼日利亚的索因卡(1986)、埃及的迈哈福兹(1988)、西班牙的何塞·塞拉(1989)、墨西哥的帕斯(1990)、南非的戈迪默(1991)、圣卢西亚的沃尔科特(1992)和日本的大江健三郎(1994)等。他们的获奖一开始令人惊讶,但在报刊的大力宣传之下也就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了。
 
  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获奖者的名单似乎越来越令人难以捉摸。从匈牙利的伊姆雷(2002)、南非的库切(2003)、奥地利的耶利内克(2004)、英国的品特(2005)、土耳其的帕慕克(2006)到英国的莱辛(2007),他们的名字使人感到陌生,作品当然也不为人们所熟悉,甚至令人难以理解。今年10月9日,法国小说家勒克莱齐奥(1940.4.13-)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媒体纷纷报道。作为从事法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我本来以为勒克莱齐奥的获奖应该并不出人意料,但实际上国内了解他的人似乎并不多,甚至有人把他视为三流作家,由此便涉及了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价等问题。
 
  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存在着种种问题,不可能做到完全公正,但迄今为止,它作为世界最权威的文学奖的地位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每次颁奖都会引起各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就是证明。不过与上个世纪相比,获奖者的知名度确实似乎有所下降,我以为主要的原因并不在于作家本身,而是由于作家队伍的变化而导致颁奖范围的扩大等因素造成的。
 
  毋庸讳言,由于世界文学历来具有以欧美文学为主的传统,再加上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会就设在北欧的瑞典,因此诺贝尔文学奖一向是以欧美作家为主要对象的。在20世纪上半叶,除了印度的泰戈尔在1913年获奖之外,其余获奖者全部是欧美作家。尽管20世纪下半的颁奖范围有所扩大,出现了世界文学多元化的趋势,但就整个20世纪来看,欧美获奖作家仍高达79人,非洲只有3人,澳洲只有1人。亚洲也仅有4人,即印度的泰戈尔、以色列的约瑟夫·阿格农(1966)、日本的川端康成(1968)和大江健三郎(1994)。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首先是欧美的作家作品在世界上一贯具有深远的影响。欧美作品的各种译本,在数量上要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作品的英译本,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其他地区作家知名度不如欧美作家的现实。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更是如此,因为翻译成中文的欧美作家的作品,要远远多于其他地区作家的作品。然而随着欧美老一代著名作家的先后去世,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等其他地区文学的崛起,欧美文学的统治地位已经动摇,所以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范围的扩大乃是必然趋势。
 
  获奖者知名度降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读者对新的世界文学作品的兴趣,似乎已经不如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发之初那么强烈,那种对文学作品的饥渴早已远去,被代之以对新的享乐时尚的追求与对文艺和体育明星的追捧,这也许是社会转型时期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我们出于写作论文等现实需要,往往对西方晦涩的文艺理论思潮趋之若鹜,而对文学作品、尤其是欧美之外的文学作品缺少关注,当然这与现代派作品缺乏可读性和趣味性也是分不开的。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家不如从前那样引人注目也就并不奇怪了。
 
  不过凭心而论,在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文学大奖之中,最下功夫的还是诺贝尔文学奖。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文景》上发表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如何评选出来的》一文中已经说明,这里不再赘述。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因为对获奖者的不甚了解而完全否定评奖的结果,而是应该对获奖者的作品进行深入的解读,以便客观地认识其作品的价值和意义。
 
  这方面有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一个是1994年获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他的《我的书》等作品读来并不生动有趣,甚至有些拗口,但是在阅读他的多数作品之后,可以看出他的创作道路是何等艰难。他不仅努力抵制国内右翼势力干扰,坚持反对核武装,主张日本走和平的道路,对中国人民怀有极为友好的感情,多次来华访问,而且要克服患病儿子的带来的种种困难,才能不断地写出内容进步和技巧新颖的作品。又如2006年获奖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他的作品更是晦涩难懂,起初让人看不明白,只有在阅读他的全部小说以后,才能体会到他内心的“呼愁”,他的作品正是深刻地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以及介于欧亚文化之间的土耳其民族的矛盾和焦虑。这两位作家的获奖,是因为他们的文学成就不仅在本国引人注目,而且涉及到世界文学的多元化等问题,这正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不再囿于欧美作家作品的具体表现。
 
  获得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也同样如此。他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与莫迪亚诺和佩雷克并称为法国文坛的三个明星。在新小说派于60年代末衰落之后,他们融合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风格,以笔调新颖的作品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其中莫迪亚诺是犹太人,擅长以回忆的手法描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犹太人的命运;佩雷克则以文字技巧著称,而勒克莱齐奥的作品的特色则是表现了当代人对于文明社会的厌恶以及对原始生活的向往。
 
  勒克莱齐奥的风格与他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的祖先从法国布列塔尼的乡村来到非洲的毛里求斯岛,祖父是岛上的法官,在寻找传说中的宝藏时失踪。他的父亲是英国人,在伦敦学医后被编入殖民军派到非洲,遇见并爱上了他的来自巴黎的母亲,他们回到法国后在尼斯结婚,勒克莱齐奥就是在尼斯出生的。他几乎是在封闭的环境里长大的,书本就是他的全部生活,因此他不善言谈,但是酷爱写作,也喜欢画连环画,养成了在笔记本上随手画些小动物的习惯。他在这个海滨城市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后来到英国布里斯托尔和伦敦大学求学,在泰国服兵役后到美国新墨西哥州任教。
 
  由于祖先血统的影响,勒克莱齐奥经常到墨西哥和巴拿马的印第安人部落去旅行。1963年,他在23岁时发表了第一部小说《诉讼笔录》,因获得勒诺多奖而一举成名。小说的主人公亚当·波洛是个从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病人,他把所在的城市视同荒漠,只凭自己的感觉行事。亚当没有现代人的抽象思考,他就像人类的始祖亚当,只感觉到原始人的各种本能,只记录那些微不足道的事物。小说通过他的目光,抨击了超级市场、高速公路等一切现代文明,把城市描写得喧哗荒诞,犹如一个精神病院。接着发表的小说《洪水》(1966),写主人公不适应社会生活,成了一个流浪汉,他不愿意看到眼前的现实,故意直视太阳以弄瞎自己的双眼。《逃遁录》(1969)中的主人公为了逃避现实而漫游世界,但是从亚洲到美洲,他看到的都是高速发展的城市与贫困而死的人群,自己也碰到无数的困难,无处容身,表现了对当代文明的忧虑。小说《战争》(1970)细致地描绘了灯光、汽笛、广告和汽车,显示出城市活动的疯狂节奏,把现代的生活环境写得险象环生、如同战场,呈现出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以至于女主人公在大商店的包围中惊恐不安,只想一死了之。《巨人》(1973)运用寓意的手法,反映了当代消费社会的不合理,社会提供的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反而扼杀了生活的欢乐。
 
  勒克莱齐奥最有影响的小说是《荒漠》(1980),主人公是一位名叫拉拉的孤女,她的祖先属于一个被法国殖民军征服的部落。她热爱沙漠和大海,不愿意顺从姑妈嫁给有钱人,而是与相爱的牧童一起出走。她在沙漠里垂死之际被人救起,来到法国马赛,然而大城市里的生活却只是使她感到冷漠、肮脏和罪恶。最后牧童被汽车轧死了,她终于回到了渴望的荒漠,在海边的树下生出了他们的孩子。小说生动地表现了人们对大自然的憧憬,描绘了移民和妇女们的悲惨命运。
 
  勒克莱齐奥在90年代接连发表了小说《奥尼察》(1991)、《漫游的星星》(1992)、《40岁》(1996)、《金鱼》(1997)和《偶遇》(1999)。《金鱼》比以往的任何作品都更富于人道主义精神。女主人公莱拉出生于南方山区的一个村庄里,六岁时就被拐走卖给了一个老太婆。她是个半聋的、黑皮肤的野孩子,却仍然时时遭到男人们的骚扰。从摩洛哥、巴黎、尼斯到加利福尼亚,只有妓女、瓜德罗普岛的女人、印第安的女护士才能使她感到安慰。最终是音乐与茨冈语、克里奥尔语、阿拉伯语等处于社会边缘的语言给了她力量,使她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根。
 
  《偶遇》讲的是一个混血女孩的故事。她的父亲是白人,抛弃了她和母亲,使她面临着两条道路:一条是过一辈子默默无闻的生活,另一条是漂洋过海,进入父亲的那个社会。她偶然爬上了一艘名为“阿扎尔”的大帆船,被发现后受到船主莫凯的照顾,但最后还是遇到了海盗,未能逃脱悲剧性的命运。小说充分表现出勒克莱齐奥对大海、波浪等自然景色和神秘冒险的热爱,同时也揭示了人的命运的偶然性。
    
  勒克莱齐奥共出版了30多部作品,他的小说着重描写具体的感受和日常的动作,但始终贯穿着对当代社会的批判。他的两部短篇小说集也是如此:《发烧》(1965)收入了九篇作品,描写人在发烧、牙痛、失眠等身体不适时的种种感受,实际上仍然是表现当代人的孤独和焦虑;《蒙多和其他故事》(1978)中的蒙多是个随遇而安的少年流浪者,他的境遇再现了卢梭回归自然的理想。
 
  2006年,勒克莱齐奥发表了小说《乌拉尼亚》,它描写的是一个现代的乌托邦社会。勒克莱齐奥兄弟为了逃避被德国人抓进集中营的命运,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幻想的国度里,那就是用希腊神话中的缪斯“乌拉尼亚”为名的国家。如同他先前的小说那样,小说中的主人公对现代文明提出诉讼,与物质社会展开战争,逃离城市,穿越荒漠,如星星一般地自由流浪,在现实中创造出了一个想象的国度,在现代文明之外的大地上找到了一个天堂。尽管这个理想的乌托邦最后还是在当今的物质文明面前归于失败,但是小说毕竟说出了人类必不可少的梦想,这正是勒克莱齐奥为人类所做出的贡献。
勒克莱齐奥的获奖轰动了整个世界。然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今年是双喜临门,年初刚刚来到北京领取了中国颁发的“21世纪外国最佳年度小说奖”。这是我国唯一对外国作家颁发的重要奖项,由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创立于2000年,虽然时间不长,而且没有奖金,只有中译本的版税,但是由于中国拥有人数最多的读者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评选委员会在2007年年底把这个奖项授予了勒克莱齐奥的小说《乌拉尼亚》(2006)。勒克莱齐奥一向不务虚名,很少在巴黎露面和竞争文学奖。然而他对中国却情有独钟,对老舍更是十分崇敬。他在得知获奖之后非常高兴,于2008年1月专程来到北京出席颁奖典礼,并且与在京的法国文学专家吴岳添、董强、李玉民、谭力德、余中先、姜丹丹等合影座谈。与会者包括他本人都未能料到他会获得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但如此幸运的巧合确实也并非偶然,因为他不仅早在1994年法国《读书》杂志进行的读者调查被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法语作家”,而且作为一棵文坛的常青树,在成名近半个世纪后仍笔耕不辍,因而他的获奖可以说是众望所归、理所当然。
 
  勒克莱齐奥衣着朴素、为人谦和,给人以谦虚朴实的印象。他在座谈中把自己比作农夫,表示自己不会退休,要写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顺便也对当代的法国文学进行了评论,认为当代没有什么文学流派了,许多作家只是关注自己的事情,由此显示出他与畅销书作家的区别。现在法国的畅销书作家很多,但是诺贝尔文学奖不是靠一两本畅销书就能得到的。正如法国作家马丁·杜加尔用将近20年的时间写作了《蒂博一家》而获得193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一样,勒克莱齐奥的获奖正是对他毕生努力的最高奖赏。
 
  大江健三郎、帕慕克和勒克莱齐奥等获奖者纷纷来华访问,表明在世界文学多元化的潮流中,我们对诺贝尔文学奖已经不再感到陌生。在我们越来越了解诺贝尔文学奖和世界文学的同时,相信世界对中国的文学也会有越来越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作者:社科院外文所 吴岳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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