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是对福楼拜所说的“经历一切生活”和抓住一切机会冒险的爱好，也就是每一次都发现一个新环境（或不过是开始一项新研究的刺激），让我拒绝社会学的唯科学主义定义，使我对各种各样的社会世界感兴趣。 

　　皮埃尔·布尔迪厄，《自我分析纲要》 

布尔迪厄在（去世后出版的）《自我分析纲要》（Esquisse pour une auto-analyse, 2004）中，以一种社会学家的自我分析和反思的方式审视自己。“我只想努力在这本书中集中和透露几个用作自我分析的因素……我采取分析家的目光，我迫使（和准许）自己保留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也就是对社会学解释和理解必要的合情合理的东西，仅此而已。而远非如人们所担心的那样，将我的阐释强加于人，由此产生一种中止作用，我试图让这种尽可能诚实道出的经验服从批评的对抗，如同涉及无论什么对象一样”。[①]也就是说，他只选择对他成为学术人（homo academicus）有用的和必要的经历，对自己进行客观化。基于这样的观念，他描述了他进入哲学场（和社会科学场）时可能性空间的状况，以及他在社会科学场中占据的位置。所以，他的自我分析不同于一般的自传，正如他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的：“这不是为自传而作。”他不喜欢像自恋主义者那般吐露隐私，也拒绝圣徒传记式的回想建构。他说：“最近以‘自我历史’的名目表现出来的东西，在我看来，还是离一种真正的反思社会学相距甚远。”②既然社会学家决意打破寻常的自传写法，不愿透露过多的生活细节，供传记作者使用的个人素材就微乎其微了。所以，我们只好舍弃为布尔迪厄描绘一幅肖像的想法，仅仅重构他从一个学哲学的外省青年学生变成社会学家的过程。这意味着我们要对布尔迪厄对自身的客观化实行客观化。那么，我们不妨使用布尔迪厄的生成结构主义公式：（习性）（阶级）+ 场 = 实践，描述他的学术轨迹。 

习性与可能性空间 

任何轨迹都有一个起点。所以，布尔迪厄的童年不容忽视，它对习性的形成至关重要。习性是布尔迪厄构建的一个主要概念：作为植入身体的社会性，习性构成了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个人是社会影响的生物学载体，社会影响是在社会化过程中产生的，首先出现在儿童阶段，然后持续一生。我们从《自我分析纲要》中可隐约看出布尔迪厄的成长经历、早期教育和家庭的影响。布尔迪厄1930年出生于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大西洋省贝亚恩的小村庄当甘。祖父是佃农，父亲是乡村邮递员。在他的记忆中，父亲整日忙着分发信件，闲时修整花园，锯木头，素性好批判并相当蔑视秩序，但他最乐于帮助贫困的人。父母将倔强的秉性和批判的倾向传给了他，也教他关注底层人的命运。他先后在坡城中学、路易大帝中学读书，学习优异，课余投入到橄榄球运动中。在巴黎高师预备班的时候，他怀着一种文学青年的梦想，渴望像福楼拜那样“历经各种生活”，希望成为法国历史书记官巴尔扎克那样的人物，他星期天外出时跟随陌生人，想要弄清他们的街区、房屋、邻居的状况。他对社会世界的细枝末节充满兴趣,好奇心促使他在后来的研究中不断发现新的领域。1948年他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哲学班，与德里达是同班同学。然而他在文化环境中的陌生感，并没有因学业成功而消除，他少年时代的朋友原本都是小商人、手艺人、农民之子，相形之下，充满自信的资产阶级子弟让他感到不自在，他们的爱好、衣着、谈话方式、行为举止属于他无法企及的另一个世界。所以，他的表现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表现出一个优秀生的驯服，另一方面，他嘲笑教育体系的神圣性；一方面，出身低微使他感到一种暴发户的谦卑，另一方面，学业成功让他有无所不能的高傲。正如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坛上说的：“一方面是一种倔强的秉性，尤其是面对学校教育体系这位具有对比鲜明的两面性的乳母，这无疑是因为这位乳母曾是修行者过度眷恋的对象，现在成了建立在债务和失望基础上的一种剧烈的和不懈的反抗的对象。另一方面是‘出类拔萃者’的高傲，自信，甚至傲慢，他倾向于把自己看作自身努力的神奇成果，能够回击所有挑战”。① 于是他在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中，他形成了一种分裂的习性：“但这种分裂的习性，作为一种‘对立面调和’的产物，也倾向于‘对立面的调和’，它无疑从未如此清楚地表现在我的研究的固有风格之中，表现在我感兴趣的对象类型中，表现在我研究这些对象的方式上。”②具体地说，这种对立面的调和表现为抽象的理论与琐碎的研究对象的完美结合，他把最抽象的思考纳入在社会上低等、政治上微不足道并在知识界受歧视的对象的高度经验分析，比如，他在《阿尔及利亚的劳动和劳动者》（Travail et Travailleurs en Algérie, 1964）中把时间意识的结构跟赤贫无产者与时间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在《区分》（La Distinction, 1979）把康德美学的主要问题与摄影联系在一起。另外，这种调和也表现在重要的理论阐述与低等的呈现方式的完美结合，比如，他把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放在插录或注释中，把成熟理论的初级纲要放在《一种一般的艺术·论摄影的社会用途》（Un art moyen. Essai sur les usages sociaux de la photographie, 1964）中，力图以配置的概念超越传统社会学理论中主观与客观、经验与思辨、结构与行动、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等之间的二元对立，把习性的概念及其对结构主义的批判意义放在帕诺夫斯基的一本书的后记中，把对福柯的批判放在题为“被禁止的再生产”的文章的尾注中，把对德里达的哲学风格的批判放在《区分》的“附言”中。 

无疑，布尔迪厄的习性是他从哲学转向社会学的动因之一。布尔迪厄在与瓦康的谈话录中这样说：“毫无疑问，我投身社会学与我的社会轨迹并非没有联系。我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度过的。我只有在放弃我的许多经验和先天的品质而不仅仅是某种口音，才能满足学校教育制度的要求……在法国，来自一个遥远的外省尤其当这个地方在卢瓦尔河以南这个事实赋予某些特征，这些特征与处于殖民地的状况没什么不同。由此而来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外在性关系类型有利于与法国社会的中心制度尤其是与知识世界的一种非常特定的关系。存在着一些无法不唤起某种洞察力的或多或少的种族主义的微妙形式；不断被人提醒外来身份让一个人看到别人可能看不到或感觉不到的东西。这就是说，我的确是背叛高等师范学校的一个产物。”[③]从这段话中，我们读出了他后来的社会学转向的原因和策略，首先，他的下层生活体验让他学到了方法论教科书上不教的东西，使他不轻视琐碎的经验，不鄙弃卑微的研究对象，不追求引人注目的决裂和耀眼的光环，不认同媒体褒奖的浮华。其次，他的外来者身份使他对学术世界的生产机制产生一种清醒的意识，使他从纯思辨的哲学世界转向鲜活的日常生活，最终回到一种崭新的哲学，践行了帕斯卡尔的名言：“真正的哲学嘲弄哲学”。 

布尔迪厄在不同时刻在社会科学场中占据不同的位置，这个位置是与其他思想家的互动 

也就是交流、碰撞或对抗形成的。他进入知识场之初，需要为自己寻找合适的位置。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哲学系学习，是一个很高的学术起点。哲学教授们反复灌输一种高贵的意识，认为未来真正的“哲学家”应该具备最大的知识抱负，不应该从事低级学科或研究卑微对象。雷蒙·阿隆指导他写博士论文时，就不赞同他把关于阿尔及利亚经济的经验研究和统计学分析当作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像一般的高师学生那样，布尔迪厄也被梅洛－庞蒂、胡塞尔、海德格尔和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吸引。他读了梅洛－庞蒂的《行为的结构》（1942），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关于公共时间、历史的篇章，胡塞尔的《理念II》和《逻辑研究》。通过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相对独立于经济基础的观点，他认识到象征结构的建构作用，海德格尔、胡塞尔、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则启发他关注社会的日常经验。显然，五十年代的哲学场是由萨特的存在主义主宰的。在布尔迪厄眼里，萨特超越了教授、哲学家、作家、批评家之间几乎不可超越的界限，将科学与天才、概念的沉重与文笔的优雅、学院的慎重与艺术家的大胆集于一身，将自己塑造为作家-哲学家和形而上学的小说家。萨特在战前发表过大量的评论文章和哲学宣言，尤其《恶心》大获成功，这部作品成了文学与哲学完美结合的典范。战后萨特创立了《现代》杂志，他在前言中宣告，“我们不该错过我们时代的任何东西”，这个杂志力图思考存在的所有特征，它实际上支配着整个知识生产，差不多可以说，它旗下的知识分子按照它的旨意作文。 

布尔迪厄也受到时代风尚的感染，意欲摆脱拉丁文和希腊文训练的封闭陈腐气息，读了高师学生的必读书——萨特的《存在与虚无》（1943）。他的阅读感受：长篇巨制，主题广泛，爱情，死亡，欲望，情感，认识，想像，记忆和历史，无所不包。尤其，作者在与黑格尔、胡塞尔或海德格尔的对话中试图超越和包容一切思想，比如心理学或社会科学。在这本书中，萨特表达了在存在的和思想的所有领域赋予哲学创始地位的抱负，把书房与咖啡馆、艺术宣言与政治游行完美结合的万能知识分子梦想，他把拒绝受到任何限制的对自身而言的透明性贯彻到底，竭力反对知识分子个体被还原为一般性和普遍性。布尔迪厄赞同萨特对实际经验的关注，但他认为萨特回到了笛卡尔的观念，把主体视为价值和真理的绝对创造者，把笛卡尔赋予上帝的至上地位推给了人。另外，他厌恶存在主义的贵族气和书生气，尤其是出现在所有思想阵线上的万能知识分子形象。“我最不喜欢萨特的，是使他不仅成为‘万能知识分子’而且成为理想知识分子即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的一切，尤其是他对自由知识分子神话的前所未有的贡献，这贡献使他得到所有知识分子的永久承认”。①在他看来，这些出身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如萨特和阿隆），是学校教育制度的宠儿，他们踌躇满志，试图为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提供哲学依据并最终解决政治体制或人类未来的终极真理问题，他们对自己的智慧满怀信心，天真地相信智慧的力量，对实证科学毫无兴趣。来自底层的布尔迪厄自然没有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原罪需要救赎，不免厌恶他们肤浅的人道主义和政治伦理主义姿态。他甚至说：“我不喜欢自己身上的知识分子成分。”② 

我们不妨把布尔迪厄与福柯进行对比，这样就会看到转向人种学研究的布尔迪厄与从事知识史研究的福柯与采取了不同的决裂方式。两人在一个变化很大的学院空间里占据一个相似的位置，都有反体制的立场。福柯违反了法定的对象等级以及哲学与历史科学之间的界限，努力扩大哲学的传统定义，以精确而具体的实证方式把残酷的、不正常的现实世界和被排斥的对象如疯狂、监禁、权力纳入哲学。而在布尔迪厄身上，决裂体现在揭露大学制度及其象征暴力，质疑社会秩序，拒绝与制度妥协。这是由两个人的习性决定的。布尔迪厄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与他的导师康吉扬声息相通，康吉扬同样出身平民，来自外省。而福柯出身于大资产阶级家庭，与萨特和阿隆的气质接近。习性决定了两个人对科学和文学的态度。布尔迪厄坚定地投入到社会科学场中，先是人种学，随后是社会学。他同样具有深厚的文学艺术素养，但他为了建立科学的科学，牺牲了法国人文传统无比看重的文学效应。他在一个特定的学科中，从事与法国知识场的期待特别对立的一种社会学，比如对艺术实践和知识世界进行分析，最终与哲学世界的期待和要求决裂。而福柯尽管处在大学体制内的边缘位置，有时远在美国，却一贯保持哲学家的身份并关注巴黎知识世界的期待。布尔迪厄投入到团队合作的冷僻任务中，而福柯总是依恋艺术和文学世界，一直从事保持独特性的个人研究。所以，两个人的颠覆行动就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社会学家的可能被视为粗俗的冒犯，而哲学家的可能被视作优雅的违抗。布尔迪厄最赞赏福柯的，是他“努力把相对于社会世界特别是相对于政治的自主，与以科学为装备对社会世界的干预结合在一起”，①实现了学术研究与承担责任的完美调和，堪称“特定知识分子”的典型。我们看到，布尔迪厄晚年也终于成了这样的知识分子。 

尽管布尔迪厄试图与当时的哲学决裂，但他从哲学转向社会学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如何解释这个雄心勃勃的高师哲学毕业生从一个哲学王沦为一个“卑贱”的社会学家呢？按照他的习性观点，这不是有意识的决定，而是主观愿望与客观条件的契合。依据他的结构主义建构理论，在当时的社会科学场的状况下，行动者持有的资本总量和资本结构决定了与正统哲学的决裂模式。尽管存在主义当时取得了话语霸权，但别的声音依稀可闻。甚至可以说，一个类似钟摆的运动出现了：曾在二十年代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和历史的传统，虽被四五十年代存在主义这种重视经验的哲学贬低，又被一些青年哲学家重新发现。于是在哲学场中就有了福柯所说的一条“分界线”，这条分界线“区分了一种经验的、感觉的、主体的哲学与一种知识的、理性的和概念的哲学。一方面，是萨特和梅洛－庞蒂一派；另一方面，是卡瓦耶斯（Cavaillès）、巴什拉、科伊雷（Koyré）和康吉扬（Canguilhem）。无疑，这种划分源远流长而且可以通过十九世纪寻觅踪迹：柏格森与庞加莱（Poincaré）、拉舍利耶（Lachelier）与库蒂拉（Couturat）、迈内·德·比朗（ Maine de Biran）与孔德……不管以后有什么样的分支、冲突甚至调和，这两种思想形式在法国构成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相当‘异质’的两条线索。”② 

对存在主义不满的布尔迪厄，终于找到了一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新哲学：“我趋向科学哲学，科学史，趋向在科学思想中扎根最深的哲学家，比如莱布尼茨，我曾经交给乔治·康吉扬关于《情感生活的时间结构》的论文题目，写这篇文章时我想既依靠胡塞尔的哲学著作，又依靠生物学和生理学的研究成果”。③1953年他在帕斯卡尔、卢梭和孔德专家昂利·古耶（Henri Gouhier）指导下做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莱布尼茨的“认识”（Animadversiones）的翻译和评论——《莱布尼茨对笛卡尔原则的总体部分的认识》（Leibnitii animadversiones in partem generalem principiorum Cartesianorum）。莱布尼茨是他对抗萨特代表的笛卡尔主义的解毒剂。因为萨特对时间性的看法是即时的、非连续的、典型笛卡尔式的，不像莱布尼茨那样考虑惰性、意图（conatus）。另外，两部与科学史密切相关的哲学史著作，马夏尔·盖鲁（Martial Guéroult）的《莱布尼茨的动力学和形而上学》（Dynamique et métaphysique leibniziennes）和朱尔·维耶曼（Jules Vuillemin）的《康德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Physique et métaphysique kantiennes），还有巴什拉、康吉扬和科伊雷的认识论和科学史著作为他提供了对抗存在主义的依据。康吉扬是被布尔迪厄称为“另一个灯塔”的人物，他是萨特和阿隆在巴黎高师的同学。布尔迪厄认为康吉扬的贡献在于发扬了巴什拉的理论，“对历史认识论甚或认识论的历史化，对科学概念的生成和科学概念出现的历史障碍的分析做出了一种决定性的贡献，这尤其是通过对科学思想的病理学、对伪科学和科学尤其是生物学的政治功用的描述实现的”。④在布尔迪厄眼中，康吉扬代表了法国理性主义传统的精华，因为这种理性主义植根于一种政治传统，植根于一种真正具有普遍性的公民传统。他一反萨特的自由哲学家形象，一丝不苟地完成哲学教师的职能，不参与无动机的哲学思辨活动，也不介入对赫尔德林和海德格尔思想的文学神话崇拜，为布尔迪厄建立科学的认识论和关于科学的科学很有启发。在他的帮助下，布尔迪厄认识到他可以以别的方式过知识生活。此外，在人文科学领域，邦弗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杜梅齐（Georges Dumézil），在英美分析哲学领域，维特根斯坦，都对布尔迪厄产生了影响。另外，与认识论潮流平行的结构主义也起到了路标的作用。尤其列维-斯特劳斯创立的新兴人类学成为一门显学，对哲学的霸权提出质疑，要求与科学同等的地位。所以，尽管列维－斯特劳斯领导的杂志《人》（L’Homme）几乎完全以人种学研究为主，却对布尔迪厄这类刚刚起步的研究者很有吸引力。他开始考虑一种新的研究可能性。他从“感情生活的现象学”入手，尝试进行人种学研究，希望借助结构的或关系的思想方式对社会学进行变革。布尔迪厄一度非常仰慕列维-斯特劳斯并成为他的追随者，但他在阿尔及利亚的人种学调查中发现，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亲属关系的规则与他的调查结果存在着很大差距，由此他提出规则的实行条件问题，并在《实践理论大纲》和《实践意识》中对结构主义的客观主义展开了批判。在他看来，结构主义通过建立构成实践和关于实践的表象的客观关系，对实践采取一种纯粹理论的视角，把与本地世界的学术关系推向极端，把实践简化为规则的执行，把行动者简化为执行者。此外，斯特劳斯的思想浸透了一种科学主义的自然主义，他擅长的隐喻和对自然科学的参照，表达了他对社会现实的非历史化观念，自然科学不仅成了他的灵感来源和分类工具，还成了他否定社会性的合法手段。这正是列维-斯特劳斯的极端保守主义观念的思想根源。在《遥远的目光》中，列维-斯特劳斯赞美德国和瓦格纳，维护现实主义绘画，主张专制的教育。他采取“遥远的目光”，其实就是远离社会世界，甚至否认社会世界，美化社会世界。《忧郁的热带》同样带有文学游记的色彩和对异国情调的崇拜，鼓励作者或读者采取一种审美的姿态。作者采取了至高无上的静观角度：“人类学家自己是人类的一分子，可是他想从一个非常高远的观点去研究和评断人类，那个观点必须高远到使他可以忽视个别社会、个别文明的特殊情境的程度。”①布尔迪厄把这种人种学视为这种不关注现实的、纯理论的科学，它只会轻轻拂过社会无意识的表面，但不会对社会产生根本影响。 

与此同时，法国社会学的状况令人沮丧。在1960年代，社会学是在哲学的夹缝当中生存的，地位非常低。布尔迪厄和帕斯隆1967年为美国《社会研究》杂志合写了一篇文章《法国的社会学和哲学·一种无主体哲学的死亡和复活》，强调了法国社会学的两个特征：“首先是这个事实，即致使1930年代的高师毕业生尤其是萨特和阿隆反抗被视为有点‘总体化的’涂尔干主义的钟摆运动，在六十年代初期，特别是在列维－斯特劳斯和结构人类学的推动下，在反方向上重返《精神》杂志和保尔·利科（从1980年代起，他又回到相反的方向……）所说的“无主体哲学”。其次是这个事实，即社会学是一门庇护学科，它服从于拉扎斯菲尔德带来的美国唯科学主义的统治模式。”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学呈现一种割据的局面。无论是从社会定义还是研究者来看，社会学都是卑微的学科，呈现出一种模糊的甚至分裂的面貌。首先，在老一代中，《论社会学》(Traité de sociologie)的作者乔治·居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统率巴黎大学，他主张社会学要分门别类，让·施特策尔（Jean Stoetzel）在巴黎大学教授社会心理学并主持社会学研究中心，雷蒙·阿隆则试图摆脱居尔维奇的理论化社会学与施特策尔的唯科学主义的和美国化的社会学。其次，四十岁左右的年轻一代，如阿兰·图海纳、弗朗索瓦—安德烈·伊桑贝尔（Jean-François Isambert）、昂利·芒德拉（Henri Mandras）等，致力于社会学的专门领域研究：劳动社会学，教育社会学，宗教社会学，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等等。在社会学领域还有几本主要刊物，包括《法国社会学杂志》（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国际社会学手册》（Les 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欧洲社会学档案》（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劳动社会学和农村研究》（Sociologie du travail et Etudes rurales）。这个时期，社会学主要致力于经验研究，严重依赖美国社会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经验上都无法立足，既与传统学科如历史、文学或哲学对立，又无法融入法国大学重视文学和纯思辨哲学的传统之中。可以说，社会学当时处于双重的被统治地位，原因不言自明：一方面，有人从事毫无理论想像的经验研究，他们提出的问题与其说来自一种真正的理论思考，不如说来自一种“学究”的共识；另一方面，也有人从事完全与经验研究无关的宏大理论研究。还有一点不容忽略：社会学与哲学之间的界限几乎是无法超越的，唯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特点使得社会学天生卑贱。从学科等级的观点来看，哲学与社会学有本质的差别，哲学家要与“唯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思想家划清界限，认为后者不仅“把高级还原为低级”，还从高级学科（哲学）获取他们的对象，甚至借助哲学社会学，颠覆法定的知识秩序，把高级的学科当成他们的对象。 

最重要的是，在知识分子热衷于介入政治现实的境况下，这种社会学却远离真正的社会世界，社会世界受到知识世界的压制和忽视。布尔迪厄看到，当时的法国大学沉浸在泛文学的氛围中，过分关心新闻时事，无法产生美国大学中的自足的、自主的研究者，由不同学科专家组成的紧密网络，以及灵活而严格的交流方式。尤其是法国盛产二流的、掺假的随笔作家，他们寄生在别人的成果上，却给人一种创新的假象，这是布尔迪厄深恶痛绝的。他不愿重蹈法国文人传统之覆辙。所以，在写作风格上，他有条不紊地组织严肃的论证，确立严格的科学性和逻辑性，拒绝一切“主观性”，甚至有意与崇尚轻盈的巴黎文人唱反调，不怕牺牲优雅和效果，宁可风格沉重，也要概念准确。这就是布尔迪厄进入社会科学场时的可能性空间（l’espace des possibles）的状况。 

从哲学到社会学的转向 

1954年，布尔迪厄获得哲学教师学衔之后，被任命为穆兰中学的哲学教师，他开设了关于胡塞尔的哲学课程。1955年，他被召到阿尔及利亚服兵役。这时布尔迪厄的学术生涯出现了转折点。布尔迪厄并非有意识地选择做人种学家。他最初从事人种学调查时，每天晚上都在写关于胡塞尔的时间经验结构的著作。他计划一旦完成这项工作，他就回到哲学上。他只是在服兵役的最后几个月才开始关注阿尔及利亚社会，在此期间他写出了“我知道什么”丛书中的《阿尔及利亚的社会学》（Sociologie de l’Algérie, 1958），他试图在这本书中讲述法国人尤其是左派不知道的阿尔及利亚现状，面对一场悲惨的战争，他想当一个无能为力的证人。他在阿尔及利亚曾与普通士兵朝夕相处，替他们站岗，甚至替他们写情书。他们对等级制度俯首贴耳令他震惊：“我身上残存的民众主义受到了严峻的考验，这种民众主义是由加入资产阶级少年的享有特权的闲暇的沉重负罪感形成的，这种负罪感使我刚刚获得学衔就离开了高等师范学校，为的是教书和有点儿用处”。①通过这段经历，布尔迪厄进一步体会到下层人的疾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更强烈，他想为他们做一点有用的事情。他在晚年终于走上街头，成为萨特那样的介入政治的哲学家，并出版了《世界的苦难》（La Misère du Monde, 1993）。  

布尔迪厄服完兵役之后，担任了阿尔及尔文学院的助教，继续从事在阿尔及利亚的人种学和社会学研究，他进行了系统的调查，比如收集关于服装的资料（与传统服装和欧洲服装进行对比），拍了大量照片，在公共场所进行谈话录音，与知情人谈话，搞问卷调查，查阅档案，去社会团体参加讨论。这个国家的一切，风景、人民、风俗对他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他常常在宵禁之后一直工作到深夜。他在调查过程中数次历险，受到法国军队的盘查，与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的士兵遭遇。有一次，他经过一个村庄，为防手榴弹袭击，所有咖啡馆都关门了，下午四点钟，街上空无一人。在这种惨淡的状况下，他顽强地坚持下来，这是为了获得对这个国家和这场战争的亲身体验，而不是以列维－斯特劳斯那种局外人的遥远的和充满异国情调的目光观看这个国家的现实。聚集在橄榄树下的阿尔及利亚老人，给他当向导的阿拉伯学生，为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有用的信息，帮助他“形成了一种既内在的又遥远的、亲切的以及可以说是深情的、热烈的但并不幼稚或愚蠢的表象”。①在战争中从事社会学调查需要把一切都考虑周全，尤其是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关系。调查者只有不断地进行必要的实践反思，甚至动用自己从早期的社会经验中获得的知识和技能，才能应付极端紧急和危险的状况。他由此受益匪浅：“我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投入的批判警觉，无疑可在这些早期的研究实验中找到根源，这些实验是在什么都不是天经地义并且一切都不断受到质疑的情况下从事的”。②他不知疲倦地投身于人种学调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习性中固有的对哲学经院观念的拒斥，他认为经院观念是一种高傲的根源，远离社会的根源。炙手可热的社会问题压迫着他，阿尔及利亚的现实让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哲学固有的非现实的和虚幻的成分，他决心与这种经院式哲学决裂，把实践变成他的理论基石，投身社会科学并以自己的方式从事社会科学。就这样，他从情感生活的现象学转向一种既保持距离又关注现实的科学实践。 

但是，这种智识的和情感的转变不能是突兀的和不牢靠的。对布尔迪厄而言，人种学足以保证合法的转变，由于它的结构地位，它可以充当哲学和社会学的中间地带。这种新的学术定位具有一种深刻的社会意义，因为这种转变在学科等级中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从哲学到人种学和社会学，再到农村社会学。于是，他少年时代在贝亚恩的生活和成年时期在阿尔及利亚服兵役的经历都进入了他的研究领域。他的研究工作不断地在贝亚恩和卡比利亚之间展开，两个地理上和风俗上相当异质的地域成了他的“田野工作”的必不可少的对象，成了他的实践理论的永恒出发点。关于阿尔及利亚，布尔迪厄写了四本社会学著作《阿尔及利亚的社会学》（1958），《阿尔及利亚的劳动和劳动者》（Travail et travailleurs en Algerie, 1963），《背井离乡》（Le Déracinement, 1966），《阿尔及利亚60》（Algérie 60, 1977），以及两本人类学著作《实践理论纲要》（Esquisse d’une théorie de la pratique, 1970），《实践意识》（Le Sens pratique, 1980 ）。在《阿尔及利亚的劳动和劳动者》中，布尔迪厄依靠详细的田野调查，对阿尔及利亚各个层次的赤贫无产者进行了访谈。《背井离乡》的核心内容是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期间被法国军队迁移的农村人口状况，这种迁移对社会结构和这些人的世界观产生了很大影响。通过对这些原始材料的分析，布尔迪厄得出结论说，暴动和革命的差别是以对现时的把握为基础的。在这两部写于六十年代的著作中，布尔迪厄还没有使用后来产生的概念如习性、社会资本、象征暴力等，但是他使用的社会学理论工具如精神气质（ethos）、时间意识（conscience temporelle）已具有习性的雏形。那时布尔迪厄认识到涂尔干功能主义的局限性，他试图以行动者的集体表现的归并（也就是后来的习性）来解决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二元论问题。在1977年出版的《阿尔及利亚60》中，已经出现了习性的概念。布尔迪厄受到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概念的启发，构造了习性的概念：“这个习性可以通过与诺姆·乔姆斯基先生的‘生成语法’进行类比，被确定为内在化模式的系统，这些模式允许产生一种文化特有的所有思想、认识和行动，而且仅仅是这些思想、认识和行动。”③习性可用来分析作为经济实践根源的经济结构与时间结构的关系：“作为客观状况的内在化，阶级习性是全部配置的统一结构，这些配置意味着对客观的未来的实践参照，无论涉及对眼前秩序的服从或反抗还是让经济行为服从预见和计算的禀赋，都是如此”。④《实践理论纲要》则提出，象征暴力和不同社会资本之间的斗争都以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为目的，行动者的习性使他们倾向于参加他们作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社会状况的再生产。配置、习性、象征暴力等概念在《实践意识》中得到强化，由此，布尔迪厄提出了关于卡比利亚人类学模式的理论公式，为他分析整个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 

1960年，布尔迪厄回到法国，先后在巴黎大学和里尔大学担任助教，担任阿隆在巴黎大学的助手和阿隆在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创立的研究中心的秘书长。1964年，他成为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当时，社会科学领域中一切具有革新色彩的事物都发端于费尔南·布罗代尔主持的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这种氛围无疑有助于他在社会学领域进行创新。一个新型的社会学家，一个以哲学和人种学装备自己的社会学家诞生了。他把他的学术抱负带进了这个社会学这个低等学科，把自己从哲学和人种学中学到的东西带到社会学中，比如他在阿尔及利亚大量使用的摄影手法，人种学观察和访谈方法，尤其是导向方法论多元化的问题和思想方法。在布尔迪厄看来，“这是一种转向社会学而且是一种被重新定义和变得高贵的社会学的方式”。①他非常重视调查的作用，与轻视田野调查的哲学人类学划清了界限。他不仅在阿尔及利亚从事“田野调查”，还在法国进行了关于摄影、参观博物馆、学校教育遴选机制的调查。他在《阿尔及利亚的劳动和劳动者》的“序言”中，强调了统计学在社会学和人种学调查中的重要地位。他在《一种一般的艺术·关于摄影的社会功用》中指出，他的社会学实际上是一种未明言的人类学。在他看来，社会学中没有微不足道的对象，只要它们能够有助于更好地掌握人类行为的逻辑：“社会学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和社会行动的继承人，难道应该将人类学计划让给其他学科，而且它既然以研究经验和行动的最普遍和最抽象的条件为专门目标，它能把没有提供其历史重要性的直接明证的人类行为列入无意义的范畴吗？”②在调查的基础上，1964年，布尔迪厄和让－克洛德·帕斯隆合作出版了《继承人》（Les Héritiers），强调出身环境造成了大学生学习成绩的差别。1966年，布尔迪厄和阿兰·达尔贝（Alain Darbel）共同出版了《分红》（Le Partage des Bénéfices），表现出对经济发展中的社会不平等的关注。1968年，布尔迪厄担任欧洲社会学中心的主任，开始研究教育和文化如何成为社会阶级差别的原因以及这种差别的再生产如何实现的问题。他在《再生产》（La Reproduction, 1970）中明确指出法国教育体系再生产社会文化差别。他强调，在教育活动的“象征暴力”与国家对“身体暴力”的合法运用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布尔迪厄对社会阶级的分析在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区分》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这本书中，他并未受到社会学的经验主义束缚，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概念体系，资本、场、习性，等等，用于解释他的社会学调查结果。对分类系统（趣味）与生活条件（社会阶级）的分析最终导向了对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分类系统通过客观上系统的选择，变相地体现了生活条件。他认为，判断力是分类行为的根源，也是被分类产品的根源。判断力是实践、话语或作品的根源，实践、话语或作品既能被分类，也有分类能力。但判断力并不是有意识的理智活动，而是习性的实践活动，因为习性是被分类的和可分类的实践活动的发生模式，这些发生模式在实践中运作，却没有明确的表现，它们是社会空间中的不同位置以习性的方式被归并的产物。习性的自然倾向是再生产策略的原则，再生产策略的目的就是维持间隔、距离和等级关系，并在实践中促进对构成社会秩序的差异体系的再生产。 

按照（习性）（阶级）+ 场 = 实践 这个公式，布尔迪厄意欲解释和理解一切社会文化现象，他不断扩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把整个社会科学场都纳入了他的视野，正如他本人承认的：“我出现在整个社会科学场中”。③在这方面他无疑受到了法国社会学之父孔德和涂尔干的影响。在孔德看来，社会学乃桂冠学科，在思考社会事物的总体性方面能够与哲学媲美。涂尔干在他创办的杂志《社会学年鉴》（L’Année sociologique）中并不进行社会学、人种学、历史或地理的区分，主张所有这些学科都为人文科学服务。布尔迪厄继承了这种总体社会学观念，首先，他反对社会学的学院式划分，如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工业社会学、家庭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等等。其次，他反对学科的人为划分，主张按照一种构建对象的科学逻辑实行划分。他试图将一种被人为地分割得支离破碎的学科进行整合。1975年，布尔迪厄创办了《社会科学研究杂志》，终于把他关于总体社会学的学术抱负付诸实践。他提出社会科学场的概念，重申了几个原则：取消研究对象的社会等级，拒绝表述研究成果的学术惯例，促进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合作。后来他在自己主编的“共识”丛书中，收入了社会史和社会学、哲学史和艺术史、人种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著作。应该说，这种总体社会学的地位不亚于萨特赋予哲学的地位。阿隆将萨特哲学那种无所不能的抱负带入了社会学，写出了《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和平》（Paix et guerre entre les nations,1984）。布尔迪厄也表达了类似的雄心：“我不是不知道我的事业可能表现为一种追求万能知识分子抱负的方式，但这是以另一种要求更严格也更冒险的方式进行的：事实上我很有可能两面不讨好，在纯粹的经验论者看来过于理论化而在纯粹的理论家看来过于经验论”。①也就是说，他的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社会学，也力求达到哲学认识论的高度。他虽然转变为社会学家，仍旧是“人种学家”和“哲学家”，所以他能够差不多同时出版关于卡比尔人的文化和阿尔及利亚的《实践意识》与关于文化实践的《区分》，这两个研究领域并不是互不相干的，而是互相补充的。人种学家布尔迪厄曾经描绘卡比尔人的房屋构图，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也曾经描述他在故乡贝亚恩的房屋布局。他穿行于卡比利亚与贝亚恩，异国文化与故乡文化，熟悉的和遥远的，这种实践的眼光使他对理论和理论的作用产生了新的看法。 

那么，布尔迪厄眼里的新社会学该当如何？一方面，他尽力复兴涂尔干学派，借涂尔干模式反抗当时在社会学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模式，当时法国社会学界对美国社会学持两种态度，要么完全服从美国社会学对科学的定义，要么断然拒绝与美国实证主义相关的统计学方法。在他看来，以帕森斯、莫顿和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美国模式将“理论”和“方法论”割裂开来，简化和歪曲了社会科学，应该回到涂尔干及其追随者（如莫斯）和马克斯·韦伯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他也到德国寻找盟友，但他发现这些经院式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和卢曼）与服从美国正统论的经验主义之间的鸿沟几乎是无法超越的。于是，他制定了一个计划：“这意味着建立一条现实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能导向一种从事社会科学的新方法，拿对手的武器（尤其是统计武器；但是我们法国也有一种伟大的传统，这就是我颇从中受益的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对他反戈一击，重新恢复被美国转译误解和歪曲的欧洲传统（在“共识”丛书中大量再版涂尔干和涂尔干学派的著作，通过一种积极的重新阅读或更确切地通过一种自由的重新阐释解放韦伯，这种重新阐释使他既脱离帕森斯又脱离阿隆、舒茨和社会世界的现象学）；因而最终避免去掉了标签的方法和概念的简单引进者与僵持在对韦伯和经验社会学的拒绝之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其同类之间的对立显示的非此即彼”。②另一方面，他反对制度哲学家，因为他们一心维护学衔和过时的教学大纲；还反对还有所谓反制度的哲学家，他们表面上与“主体哲学”决裂却继续轻视社会科学，比如阿尔都塞轻蔑地说“所谓社会科学”，福柯将社会科学置于“知识”的底层：这些哲学家想方设法与社会科学保持距离，却模仿社会科学特有的科学性的修辞方式，尤其通过某某学（-logie）比如文字学、考古学等的作用，暗中占有社会科学的问题和成果。在布尔迪厄看来，他们虽与人道主义的天真正统观念决裂，又落入了人类学和结构语言学之窠臼，回到了二十世纪初社会科学维护的“无主体哲学”。在这里，我们看到布尔迪厄对社会科学价值的信仰，以及他从哲学彻底转向社会科学的原因，正如他通过“哲学的田野工作”这个措辞所表明的，“我对这些完成一半的转变从无很多好感，因为它们以最低的代价兼得科学性的利益和从属于哲学家身份的利益。那时我想应该把哲学家的身份及其所有权威牵扯进来，以便实现一种真正的科学转变。”①  

最终，布尔迪厄通过反对结构主义、互动论、主观主义，建立了自己的生成结构主义理论：“如果用两个词概括我的研究，我会说是‘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或‘结构主义的建构主义’，这要在与索绪尔或列维-斯特劳斯传统赋予结构主义这个词的意义极其不同的一种意义上理解它。通过解构主义或结构主义，我想说，在社会世界中，而不只是在象征系统如语言、神话等之中，存在着一些客观结构，这些客观结构独立于行动者的意识和意志，但能够左右或限制他们的实践或他们的表象。通过建构主义，我想说，存在着一种社会生成，一方面是认识、思想和行动的模式的，另一方面是社会结构的。”②对他来说，“社会学的目的在于揭示构成社会空间的不同社会群体的最深层结构，以及倾向于确保社会空间的再生产或者变革的‘机制’”。③布尔迪厄强调，对客观结构的探索也是对认识结构的探索，因为行动者就是把这种认识结构用于对具有如此结构的社会世界的实践认识。在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社会世界的客观划分与行动者划分社会世界的观念和区分原则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行动者从自己的观点和利益出发来建构社会现实，进行着以推行自己的观点为目的的斗争和妥协，但这些观点和利益是由他们在这个他们企图改变或维护的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他以习性的理论说明被统治者总是促成对他们自身的统治，由于习性的作用，他们把统治者的认识和评价体系用于自身和统治者，由此成为统治者的同谋。象征暴力就是这种特殊形式的统治，它离不开被统治者的同谋，但这种同谋并不是有意识的和自愿的。正是由于客观结构与认识结构的同谋关系，绝对的、即刻的服从建立了。 

布尔迪厄从哲学到社会学的转向也是他的世界观的转变，他对社会世界的研究过程也是他认识自我的过程。他一直植根于法国理性主义传统，不断地依靠巴什拉和法国认识论传统，试图将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建立在一种建构主义的科学哲学基础上。他把从社会世界获得的科学用在社会学家身上，分析他的理论态度、他的问题体系、他的概念工具等，总之就是构成学者的信念（doxa）的东西，因此他的社会学最终发展为一种反思的社会学，一种社会学的社会学，但这种社会学不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应该利用它为社会学科学服务，“社会学的社会学应该不断地伴随着社会学的实践”，④它与脱离实践的理论截然不同。布尔迪厄对经院式哲学的反思集中体现在《帕斯卡尔式的沉思》（Méditations pascaliennes, 1997）中，这本书是布尔迪厄与哲学的一次关键对话，他提出了哲学产生的社会条件问题，这就是闲暇（skholè）使哲学家能够摆脱日常生活的必需，造成经院式封闭与社会世界之间的距离。在《科学的科学和反思性》（Science de la science et réflexivité, 2001）中，布尔迪厄对科学进行了进一步的反思，提出了科学产生的社会条件问题，“我觉得很有必要对科学进行一种历史的和社会学的分析，这种分析丝毫不力求将科学认识归结为并还原为其历史条件，进而归结为并还原为地点和时间确定的情境，从而把它相对化，而是恰恰相反，试图让那些从事科学的人理解支配科学实践的社会机制，并因此不仅成为笛卡尔从前奢望的‘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而且成为社会世界的‘主人和拥有者’，对自然的认识在社会世界中产生”。⑤ 

科学与政治 

我们看到，布尔迪厄首先考虑的是社会学思考的自主性和科学客观性的要求，在他看来，社会学家应该避免预言家的使命，不要自诩拥有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否则就会为社会主体提供虚假的科学保证。而且，社会学家不应该接受外部力量强加的研究对象、问题体系、概念框架，否则就可能被直接的或间接的统治策略收买。但他试图走出科学中立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取舍。他以自己的方式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政治行动、政治意义和社会学的政治功用。也就是说，他不想把智识生活政治化，而是把政治生活智识化。对他而言，社会学客观上就是一门政治科学。他逐渐认识到，社会科学能够直接加入政治斗争，因为政治介入与科学并不对立，社会分析越是科学，在政治上就越有效。他的社会学研究具有强烈的政治功能：揭露统治策略。也就是说，对社会关系的描述不是简单的科学报告，而是被统治者的解放手段，他们由此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布尔迪厄的著作浸透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即使社会学不以行动而以认识为首要目标，它仍旧为社会行动者提供了反抗形形色色的统治的工具。但是，一直以来，布尔迪厄像主张价值中立的韦伯一样，反对专业知识分子直接涉足政治领域，“很常见的是，知识分子准许自己以社会认可的能力（在这个词的近乎法律的意义上），远在他们的技术能力的范围之外，尤其在政治领域，作为权威讲话。”①他曾与萨特代表的介入知识分子保持距离，他认为萨特这样的万能知识分子出现在所有战线上，却只配备了哲学思辨的武器。他不喜欢他们上流社会般的请愿活动，他们高雅的示威游行，他们为艺术家商品目录写的序言。但他也与以论文和竞赛评委会为第一要务并加入再生产的权力游戏的大学教授保持距离。 

1981年，布尔迪厄担任法兰西学院的社会学教授，八十年代末期他已成为在美国引用最多的学者。1993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为布尔迪厄颁发了金质奖章，表彰他“革新了法国社会学，永远把实验的严格与建立在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方面的一种深厚修养基础上的理论结合在一起”。随着他的声望和威信日益增大，他无法像歌剧院的幽灵那样在隐没在黑暗和阴影里：“我把自己看得有点像这个中世纪的石匠，他在拉苏泰莱纳（La Souterraine）的教堂里，雕刻一个表现连结并高高在上的柱头，柱头淹没在穹顶的黑暗里，注定让人完全看不到。”②但是，萨特、阿隆、福柯的死让批判话语空间沉寂下来，他必须接替他们，把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延续下去。所以，他无法满足于书斋里的干预了，终于走上了街头，与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和解了。正如他所说的，萨特的社会影响大到“一个人可能不知不觉地受到他的引导”③。于是，就有了所谓“学术布尔迪厄”与“政治布尔迪厄”的分野，后者试图把前者的科学权威带到政治领域。实际上，布尔迪厄从未放弃对于公共讨论的中立性态度，他只是加入了他从前拒绝的政治行动，但是，无疑，“在公共空间实施干预，就是在自己的领域内冒着让一些人失望甚或震惊的危险，这些人选择了退隐在象牙塔里的道德便利，在承担的义务中看到著名的‘价值中立’的缺乏，而‘价值中立’被错误地等同于科学客观性”。④他把学者的立场与战士的姿态结合起来，让科学知识为政治斗争服务。他亲自参加了各种政治介入活动，参与公共讨论，推动社会运动，自称“左派的左派”，也就是拒绝社会党的妥协的左派。他看到，社会党掌权的十年把七十年代开始受自由主义侵蚀的国家信念和福利国家破坏殆尽。面对政治家的沉默，他呼吁知识分子行动起来。他尤其以统治机制为反抗目标，捍卫受到压迫的阶层，支持工人罢工和无家可归者。1993年，他主编的《世界的苦难》一出版便成了畅销书，他领导的研究团队进行了五十多次访谈，描述了当代法国出现的各种形式的苦难：不仅包括“状况”的苦难，还包括“地位”的苦难，不仅包括社会痛苦，还包括个人痛苦。他把访谈结果公之于众，希望社会能予以干预，由此创立了“从事政治的另一种方式”。1996年，他创立了“Liber/行动理由”出版社，出版了“行动的理由”丛书。在这套丛书中，《论电视》揭露了电视受到的看不见的审查以及电视上的图像和话语的生产程序，分析了媒体场的运行方式。《隔离火：为反抗新自由主义入侵》（Contre-feu :pour servir à la résistance contre l’invasion néo-libérale, 1998）力图为反抗新自由主义提供战斗武器。他的这些激进立场可被视为他的批判社会学的延续。1998年，围绕“行动理由”出版社的一个研究者小组变成了“1901法律”协会，力求为反抗占统治地位的话语，尤其为关于大众媒体日常传播的经济话语的研究、思考、分析，提供更多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因为这些话语不断地以科学的名义，宣称经济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铁律不可避免，所有领域和活动都要服从资本主义进步。布尔迪厄努力在公共空间中，在政治场中，创立批评的和理性的位置，以知识分子批判反对自由主义智囊团、市场经济学家和无处不在的传媒知识分子。 

2002年1月24日，布尔迪厄在巴黎的圣安托万医院因癌症病逝。在当年的法国《社会科学》杂志的布尔迪厄纪念特刊上，有一幅堂吉诃德的画像，形销骨立的骑士站在瘦骨嶙峋的马上，手持长矛大声呼喊，感人至深。布尔迪厄在阐述习性的滞后性时，曾谈到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地以堂吉诃德为例证。毫无疑问，布尔迪厄深受堂吉诃德悲怆的理想主义的感染，也许他暗中把自己比作堂吉诃德。他像这位伟大的骑士一样，战斗过，犯过错误，但他按照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尽最大努力度过了一生。他拼命地工作，以自己的著作和行动揭露了这个世界的统治机制和苦难现实：“科学工作，不是怀着好感来干的，是怀着激情来干的。为了工作，应该愤怒。也应该为了压制愤怒而工作。”所以，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应该像堂吉诃德一样地平静，没有悔恨，尽管这个世界的公平和正义还远远没有实现。他的社会等级分层理论，他的非物质决定论（文化资本，象征性），归并论（习性），互文论（场），成了当代社会学家使用的基本概念：“毕竟，正是这种背景概念的地位标志着一种思想模式、一种知识‘范式的力量’，尤其因为它几乎不是有意识的，而是显而易见的。”①他的批判社会学并不是沙漠中的呐喊，他为推进普遍主义的现实主义政治做出了切实的贡献。他的老朋友德里达在1月25日《世界报》的悼文中说，布尔迪厄是法国当代社会学的伟大创新者，他以创立一种“社会学的社会学”为己任，试图解释所有社会行动场，他的方法的核心是围绕客观化的高度批判的建构。他们两个人曾经为了改善移民的处境而并肩战斗。他承认：“我感到至少与激发他的东西相当接近，尽管我们行为不同，我们接触事物的方式并不相似。但我失去了一个见证人和一个不可替代的朋友。”布尔迪厄死后，谁能填补他在批判知识分子阵营中留下的空缺呢？ 

　　2012年10月于通州 

　　[①] P.Bourdieu, Esquisse pour une auto-analyse, Paris, Raisons d’agir, 2004, p.11-12. 

　　② 布尔迪厄，《帕斯卡尔式的沉思》，刘晖译，三联书店，2009年，第28页。 

　　① P.Bourdieu, Science de la science et réflexivité, Paris, Raisons d’agir, coll.《Cours et travaux》, 2001, p.214-215. 

　　② Ibid, p.130-131. 

　　[③] P.Bourdieu avec L.J.D.Waquant, Réponse...Pour une anthropologie réflexive, Paris, Le Seuil, 1992, p.176 -177. 

　　① P. Bourdieu, Esquisse pour une auto-analyse, op.cit., p.37. 

　　② 布尔迪厄,《帕斯卡尔式的沉思》，第9页。 

　　① P.Bourdieu, Esquisse pour une auto-analyse, op.cit., p.104. 

　　② M.Foucault,《La vie:l’expérience et la science》,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n°1, janvier-mars 1985, p.4. 

　　③ Ibid, p.58. 

　　④ P. Bourdieu, Esquisse pour une auto-analyse, op.cit., p.41. 

　　① 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三联书店，2000年，第55页。 

　　② P. Bourdieu, Science de la science et réflexivité, Paris, Raisons d’agir, 2001, p.188-189. 

　　① P.Bourdieu, Science de la science et réflexivité,op.cit., p.56. 

　　① P.Bourdieu, Esquisse pour une auto-analyse, Editions Raison d’agir, Paris, 2004, p.77. 

　　② Esquisse pour une auto-analyse, op.cit., p.69-70.  

　　③ P. Bourdieu, « Postface », in Erwin Panofsky, Architecture gothique et pensée scholastique,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1967, p.152. 

　　④ P.Bourdieu, Algérie 60,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77, p.115. 

　　① P.Bourdieu, Science de science et réflexivité, Paris, Raisons d’agir, 2001, p.196. 

　　② P.Bourdieu, Un art moyen.Essai sur les usages sociaux de la photographie,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64, p.17. 

　　③ P.Bourdieu, Science de science et réflexivité, Paris, Raisons d’agir, 2001, p.197. 

　　① P.Bourdieu, Esquisse pour une auto-analyse,op.cit., p.89-90. 

　　② P.Bourdieu, Science de science et réflexivité, Paris,Raisons d’agir, 2001, p.201. 

　　① P.Bourdieu, Choses dites,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87, p.16. 

　　② P.Boudieu, Choses dites,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s, 1987, p.147. 

　　③ 《国家精英》，第1页，有改动。 

　　④ P.Boudieu, Science de science et réflexivité, op.cit., p.220. 

　　⑤ Ibid.,封底。 

　　① P.Bourdieu, Questions de sociologie, Paris, Minuit,1980, p.73. 

　　② P.Bourdieu, Esquisse pour une auto-analyse,op.cit., p.92. 

　　③ L.Pinto (ed.), Pierre Bourdieu,Sociologue, Paris, Fayard, 2004, p.89. 

　　④ P.Bourdieu, Interventions,1961-2001. Science sociale et action politique, Marseille, Agone, 2002, p.473. 

　　① N. Heinich, Pourquoi Bourdieu,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2007, p.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