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要想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必须通过翻译，使之成为域外文学的独特景观。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一个经典化的过程，翻译文学经典是原文和译文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中，巨大的阐释空间是文学经典之所以为文学经典的内在原因。越是优秀的作品蕴含的可阐释空间往往也越大，文学经典翻译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目的语文化中创造一个类似的可阐释空间。唯有如此，才能促使翻译文学在目的语文化中被不断阅读、不断解释、反复出现乃至变异衍生，加速其在异域的经典化进程，形成原语母体经典与译语衍生经典并存的局面。

《红楼梦》在国内之所以被奉为经典，主要在于其思想的深刻性、文化的丰富性、艺术的精湛性和语言的优美性，再加上作者、版本、脂批等文本外因素，更是进一步拓展了小说的可阐释空间，体现了小说主题的复调性与解读视角的多元性。

译者的补偿策略

中西语言文化存在巨大差异，如何才能把《红楼梦》的阐释空间“运送”到国外；译者历经艰辛，运送过程中阐释空间是否会发生变异；如何正确看待译文在艺术层面与思想层面的变异；译文中的阐释空间大多是再现原文或是由译者再创造，译者的补偿策略对译文的阐释空间有着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在《红楼梦》的翻译研究中亟待深入探究的问题。

在英语世界，《红楼梦》有编译本，如王际真、麦克休姐妹（F. Mchugh & I. Mchugh）等人的编译本，有全译本，如杨宪益、戴乃迭和霍克思、闵福德（D. Hawkes & J. Minford）的两个全译本，还有早期的片段选译，如马礼逊 （R. Morrison）、德庇时（J. F. Davis） 等人的选译，以及稍后的节译，如包腊（E. C. M. Bowra）、裘里（H. B. Joly）等人的节译。诸多早期译本（文）为《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然而，要讨论译文的阐释空间问题，最好的对象还是全译。已有几家编译本基本上都是出于市场考虑，聚焦于宝黛爱情，注重小说的故事情节，删除了原文的有机整体性，也大大缩小了原作的可阐释空间。海外红学研究者若基于编译本研究《红楼梦》，结论的可靠性就很难保证。早期的片段选译或节译大多出于帮助英语读者学习汉语的目的，如马礼逊、裘里等人的译文，对小说的艺术性与思想性不够重视，也不可能再现原文的阐释空间。在《红楼梦》英译史中，还有一个彭寿（B. S. Bonsall）的全译本，偏重直译，可读性与艺术性不是太高。由于其未正式出版，影响也不是太大。相对而言，杨译与霍译的知名度更高，尤其是后者，更是诸多国外红学研究者的参考译本。

杨译本比较忠实原著，包括很多加注补偿，有利于译文读者对译文进行深入解读。杨译的注释往往是点到为止，不做过多解释，旨在为译文读者提供一些交际线索或深度解释的突破口，尤其是原文一些互文资源，如引用《西厢记》《牡丹亭》中的话语。值得注意的是，杨译对一些语言文化现象并没有过度解释，越俎代庖，剥夺译文读者的解释权。小说毕竟是小说，译文注解要适度、适量，在引导读者解释与保留译文解读空间方面保持适度的张力。

针对中西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霍译也有很多补偿，但往往把补偿的内容有机地整合在译文之中，读起来更加流畅、自然，如对《红楼梦》中戏剧名《满床笏》《南柯梦》的整合补偿。这类补偿同样起着引导译文读者对其进行深入解读的作用，同时还不会打乱译文读者的阅读思路。中国文学作品外译也不妨多采取这种翻译补偿策略，但不宜补偿过多内容，尽量不露痕迹，巧妙引导，适度保留，为译文读者营造一种与原文读者类似的阅读体验，建构一个类似的阐释空间。

开放的阐释空间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个有机整体，译者翻译时要有强烈的整体意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稍有不慎，便很有可能缩小原文的阐释空间，减损原文的艺术性与思想性。《红楼梦》有典型的“尚红”意识，“红”不仅是小说的标志性色彩，更是一种象征，象征众多红颜女子，如“悼红轩”、“怡红院”、“千红一窟”、“落红成阵”、“红消香断有谁怜”等，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象征语义场。杨译通过再现这些核心短语中“红”（red）之意象，为译文读者创设了类似的解读空间，结合具体语境、文本整体以及中华文化传统，精英读者也不难体悟其中的微言大义。若对每个含“红”的核心意象都加注说明其中象征意义的话，译文就会变得索然寡味，文学性也会随之大打折扣。翻译文学经典的意义也是一个开放结构，译者不能一味地填补空白，把意义的开放结构“封死”，还要给读者留下足够的品位余地。霍克思认为“红”在中西文化语境中有不同的联想意义，基本上对这些核心话语中的“红”进行舍弃，如把“悼红轩”译为“Nostalgia Studio”（怀旧轩），把“怡红院”译为“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快绿院），把“千红一窟”译为“Maiden’s Tears”（女儿泪）等。霍译体现出极大的创造性，若逐个评论，也不失为有效的选择。不过整体而言，原文“红”之象征语义场便大大减弱了，不利于表现小说为（年轻）女子呐喊与平反的主旨。

贾宝玉有强烈的“女儿崇拜”思想，最典型的言论便是“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针对“女儿”的翻译，杨译、霍译皆为“girls”，措辞准确到位，裘译和彭译分别为“woman”与“females”，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宝玉的女性观。宝玉类似的话语还有很多，如“凡山川日月之灵秀，只钟于女儿”等。裘译与彭译很少注意到“女儿”与“女人”的区别，使贾宝玉的思想（形象）出现了较大的变异，原汁原味的解读空间也随之受损。若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红楼梦》，裘译与彭译的措辞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空间，与作者的女性观（不等于贾宝玉的女性观）并不冲突。所以译文的解读空间也不一定完全是移植原文的，误译的现象有时也可为译文读者创建新的解读空间。如果把译文作为独立文本的话，这种新的解读空间的创立便有了存在的合理性。

整体而言，杨译对小说中思想话语的翻译更到位，这与译者的身份有关。作为中国人，杨宪益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理解更为透彻。英语读者想通过研读《红楼梦》了解中国文化与思想的话，杨译无疑是较好的选择。换言之，若从文化交流层面解读译本，杨译的解读空间似乎更大，也更有利于实现文学经典翻译的跨文化传播。从审美空间的大小而言，霍译却更优秀，更具有作为独立文本的价值。霍译尤其注重在文学性上下功夫，出现了很多“创造性叛逆”，也给译文带来了不少灵气，有助于实现“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的阅读胜境。海外红学研究的视角很多，如文体叙事学、神话原型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互文性理论、寓言与反讽等，多从文本内部挖掘《红楼梦》的潜在价值。如果海外学者对《红楼梦》译本进行分析的话，杨译自有其不可忽略的研究价值，更加接近小说的“真面目”，也更有利于中西文化与思想的交流。如果把译文作为独立的文本来阅读的话，霍译或其他编译本也许更适合当下英语读者的胃口。不同的翻译目的（如文化传播、文学译介、学习汉语），会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不同的受众群体在不同译文的阐释空间中会发现不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