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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走出后现代》兼及几个重要理论问题(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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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崇杰先生通过细读澄清了关于“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几种误读,还原了马克思文本的原初面貌。我们应该感谢他的这一贡献。但是,他在与这一问题相关的其中两段论述中的观点似可商榷。一次是,“苏联东欧的解体证实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在世界同时实现的预见”(“社会发展模式与‘卡夫丁峡谷’问题”之“六列宁主义与自由主义”)。另一段中说:“历史表明,真正的‘大同’必须在全球同时实现,不可能在一国首先实现。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曾被十月革命道路修正,但苏联东欧崩解使之重新昭然”(“民主/民本与德政”之“(五)尧舜之世与孔孟之道”)。笔者以为,苏联东欧的解体不能证明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在世界同时实现的预见,因为它们远未实现共产主义,也远未进入“大同”世界。用我们清醒后认识问题的标准看,苏联东欧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对于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已达七十年的苏联,是很遗憾的,但事实确实如此。苏联东欧的崩解只能说明,它们没有很好地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没有很好地发展生产力,没有加强法制和民主建设(而代之以人治),没有扎扎实实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和公平公正的思想。苏联东欧生产力没有得到很好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实行完全指令性的僵化的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年谈论的计划经济是对未来社会面貌的一种憧憬,计划经济的具体内涵尚不清楚;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或者共产主义社会,当生产的目的已经不是谋求超额利润或最大剩余价值而是安排人民生活,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时,亦即资本已经失去了它与利润相挂钩的传统意义时,上述憧憬仍可以继续,仍然需要具体讨论和探索。完全指令性的僵化的计划经济是从斯大林开始的,后来成为一种模式被推广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下经济也得到了发展,有时甚至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相比之下还是落后不少,否则我们今天也就不用搞经济体制的转型了。完全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形式上是垄断的,国家依靠少数计划管理人员,决定产、供、销整个链条的全部活动。但笔者并不主张把它界定为垄断性质,而将其视为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的某种失误,因为它并不以谋求最大利润为宗旨,而资本主义的垄断行为是以谋求最大利润为宗旨的。另外,向“大同”世界的迈进有一个不平衡发展的过程,这即是说,“大同”世界有可能在局部世界逐渐实现。即使将来人类进入真正的“大同”世界,全世界也不可能完全均质,总会有不平衡现象发生。马克思的论述是概而言之。
  
  国内外学术界有人以“卡夫丁峡谷”问题为据(我们已经看过,这是对马克思的一种误读),主张中国全盘私有化,先补资本主义之课,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想法首先不适合中国国情,也建立在对西方不很了解的基础上。西方在古罗马时期即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私有权(与今天的产权法或物权法性质相同)的神圣地位,相对于奴隶社会的奴隶主占有制和新兴封建社会的帝王、贵族、僧侣占有制,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奠定了“耕者有其田”的法律基础并肇始了西方的私有制传统。而中国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依然实行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王权政治。这种封建帝王政治下的私有的基础是风雨飘摇的。私有权法一方面培养了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但也养成了公私分明的习惯。西方的教授、公务员、商务人员等,但凡有私事要打电话时,都会自觉地走出办公室,去找公用电话。用公家电话办私事也将受到严厉的法规制裁,有被辞退和处分的危险。王权政治则培养了“王者思想”和顺从习惯。20世纪上半期中国多次出现的军阀割据现象,五十年代初中国农村很快出现的土地兼并现象,实行市场经济后中国许多地方出现的黑社会现象和无法无天现象以及面对这些现象时敢怒而不敢言的态度,前几种都是“王者思想”作祟,而后一种则与顺从习惯有关。在王权思想和王权制度统治下生活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人,又经历了二十多年“一大二公”氛围的熏陶,公私观念淡薄,既有大公无私的高尚行为,也频频曝光少数人以权谋私、化公为私、权钱交易、千方百计把国有资产化为私有的丑闻。在没有强力监督控制的情况下,全盘私有制只能导致国家四分五裂、两极分化严重、整体国力下降的后果。另外,上述想法也是一种倒退。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这方面的论述很多,这里不再赘述。解放以后,我们虽然有过多次失误,犯过很严重的错误,但改革开放年代是我们不断解放思想、认识水平不断提高的年代,二十多年来,我们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经济以年均10%的高速持续增长。我们也已经清醒地看到了市场经济形势下封建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思想体系所带来的社会病症。在现有基础上,只有继续大力发展生产力,普遍强化法制和民主建设,坚持公平和正义,把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落实到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政府的行为中,使市场经济从秩序不强走向规范化、法制化、有序化,扎扎实实地推进精神文明和先进文化的建设,我们就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并用我们的成功证明,我们跨过了“卡夫丁峡谷”,而完全没有必要倒退到我们其实并不熟悉、风险很大、根本没有成功把握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年代。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 史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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