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非资本主义全球化”指称全球化的第四阶段即未来阶段还是有道理的。毛先生用资本主义的“自身否定性”作为达到这一阶段的宏观的逻辑力量，也是说得通的。但“非资本主义全球化”这一概念自身的性质和内涵有点模糊。它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吗？那个时候还有资本、投资行为和竞争吗？如果有，它们是如何实施的，如何达到非资本主义的高尚境界？如果没有，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如何进行的，“全球化”又是就何而言？

 

　　关于未来社会的图景，还有另一种预测，即当代资本主义已经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或全球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或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该阶段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准备了更加充分更加完备的物质基础，世界社会主义在21世纪将再次走向复兴与高涨！

      

　　 笔者以为，这种预测存在着理论上的几个不准确和不明确的地方。首先，把凯恩斯主义等同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是不准确的。凯恩斯主义主张通过财政、税收、货币、计划和福利等调节机制，加强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而非垄断，使市场经济有序地进行。应该说，凯恩斯主义不是国家垄断理论，而是宏观调控理论的开端，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社会公正问题。战后，由于人民群众的持续斗争，西方国家从两次世界大战吸取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把国家机器与经济实体相分离。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能够赢得几十年稳定发展的原因之一。这里有必要重新理解“垄断”概念的意义，以避免含混不清的词义影响我们准确界定资本主义不同阶段的经济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似乎没有使用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一文专门有一节名曰“竞争和垄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两个基本概念之间的关系：“垄断产生着竞争，竞争产生着垄断。垄断资本家彼此竞争着，竞争者逐渐变成垄断资本家。如果垄断资本家用局部的联合来限制彼此间的竞争，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要加剧；对某个国家的垄断资本家来说，无产者群众愈增加，各国垄断资本家间的竞争就愈疯狂。合题就是：垄断只有不断投入竞争的斗争才能维持自己。”[2]列宁在1917年9月即十月革命前夜写就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使用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词，而在1918年起与新经济政策出台相关的几篇文章里，使用的却是“国家资本主义”概念。两个概念的区别是明显的。前者强调，在革命民主国家，通过国家监督，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那么，“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列宁当时列举的最主要的监督办法包括：

 

　　（1）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并由国家监督它的业务，或者说实行银行国有化；

　　（2）把各个辛迪加即资本家最大的垄断组织（糖业、石油业、煤业、冶金业等等辛迪加）收归国有；

　　（3）取消商业秘密；

　　（4）强迫工业家、商人以及所有企业辛迪加化（即强迫他们参加各种联合组织）；

　　（5）强迫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或者说鼓励加入并且对此实行监督。

 

　　列宁说：“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列宁并且感叹“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3]据笔者理解，这里讲的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进入社会主义前过渡阶段实行的政策。列宁把帝国主义称作“垄断资本主义”，而把夺取政权后革命民主国家实行的强硬经济政策称作“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现在学术界往往误引列宁的这段论述。

      

　　 在与新经济政策相关的文章里，列宁却使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1921年5月28日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主要体现在下述方面：（一）批判了国家制订计划经济中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二）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征收制，使农民有剩余粮食进行自由贸易；（三）在工业和运输业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国有的情况下，在国家调节私营商业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允许贸易自由和发展资本主义；（四）在已经社会化的国营企业中实行经济核算，通过市场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实行竞争。列宁把新经济政策概括为一句话，即“在一定贸易自由的基础上，使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复活。”在1921年4月21日的《论粮食税》一文中，列宁指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形式：（一）租让制：由国家与资本家签定合同，包括国内和国外的资本主义企业，让他们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资本家得到的是利润，国家得到的好处是发展生产力，“就是立刻或在最短期间增加产品数量”。（二）合作制：租让制的基础是大机器工业，合作制的基础则是小规模的、手工业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经济。（三）国家雇佣方式，国家以付佣金的方式把资本家当作商人吸引过来，由他们来推销国家货物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四）国家把国有企业或产区、森林区、土地等租给资本家。[4]由此可以看出，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到“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政策的变化。前者是国家掌控一切，后者是国家给资本主义以发展的自由。

      

　　 学术界现在使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词通常包括两个涵义，一是民族国家层面的垄断资本主义，与跨国垄断资本主义相区别；马克思和列宁把这两者都称作垄断资本主义。二是把这一意义与列宁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概念相混淆，普遍化地用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身上，于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一概变成执行国家垄断政策的资本主义国家了。两种意义常常混在一起，使用者也不知自己到底用的哪一种词义。

      

　　 其实，“国家垄断”并不符合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在于自由竞争，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体制的基本特点，但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总是追求本企业和本企业产品的垄断，甚至是跨国垄断。即使在军工领域和高科技领域，资本主义国家也奉行自由竞争的政策，这与它们联合起来，在这两个领域对社会主义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实行封锁政策，不是一回事。

      

　　 其次，《当代资本主义新论》一书的作者把战后西方国家的国有化现象视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证据，也是不准确的。战后西方国家的国有化现象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中下层或原工人阶级的强烈要求和积极斗争下发生的，多实现于社会党执政时期，恰恰是反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带有在西方国家环境下如何部分实现社会主义思想的探索性质。另外，不管是从哪个角度看，我们都不应夸大这种现象。据《当代资本主义新论》一书提供的数据，当时西方国家已经达到的国有化程度分别是，奥地利82%，意大利75%，法国60%，联邦德国54%，英国20%（第63页）。笔者以为这些估计普遍偏高，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有必要重新核实。这些企业大多后来运行的效果并不理想（这再一次说明，社会主义对人的思想觉悟的要求是很高的），当资产阶级右派上台后，又被陆续股份化了。

      

　　 从上述我们的简单梳理和澄清来看，用“垄断资本主义”表示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和二战以后、新阶段以前的资本主义符合马克思和列宁的用法，而用“跨国垄断资本主义”或罗文东先生的“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表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比较合适，也比较明确。“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和“全球垄断资本主义”都表示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的意思，夸大了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贬低了类似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实际情况和类似印度等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或者有把后两类国家都混为垄断资本主义之嫌。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或“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概念的提出者或坚持者关于如何实现未来图景的设想也是模糊的。他们肯定，世界社会主义在21世纪将再次走向复兴与高涨。但如何达到这种复兴和增长呢，则语焉不详。从他们的逻辑看，既然全球都是强大的资本主义的垄断势力，何种途径可能把这种一统局面扭转为世界社会主义复兴和增长的局面呢，只能是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已经不适合当今世界的综合水平和普遍观念。它所引发的战争可能会对全人类和全世界的自然资源造成极大的甚至毁灭性的破坏。

      

　　 笔者以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以人民不断反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渐进的改良或改革的和平革命的形式，走向和谐社会。这即是说，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也将通过发展生产力、加强法制和民主建设、弘扬公平正义并缩小贫富差别和城乡差别而进入和谐社会。全世界人民反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追求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之实现的共同斗争，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斗争以及世界范围内在发展方面各国人民的相互支援，也将逐渐地缓慢地缩小南北国家的差距，使全世界进入一个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一个社会主义因素愈来愈多、愈来愈符合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社会。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序言中说：“可是，当我们写这个《宣言》时，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因为当时流行着种种错误的社会主义思想。但《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基本思想是社会主义思想。小平同志在设计香港回归后发展远景时曾经说过，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保留五十年不变。当记者问及五十年以后怎么办时，小平同志回答说，五十年以后如果发展得好，就更没有理由改变了。他的话是意味深长的，有可能已经考虑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通过和平革命的方式逐渐进入社会主义这一问题。

      

　　 美国左派激进主义学者沃勒斯坦乐观地估计，今后五十年间，即到大约2050至2075年，人类有可能进入一个“真正合理的世界”，那时“我们将不再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我们将转而生活在某种新秩序（一种秩序或多种秩序）——即某种新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体系（一种秩序或多种秩序）中”。（W1995, p.48）在我们的逻辑思维中，这种新秩序即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从全球人口迅速增长和资源迅速减少带来的巨大压力和竞争趋势看，从缩小南北差距的艰难程度看，从需要对所有年龄层面之年轻人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艰巨任务看，沃勒斯坦的估计可能过于乐观；但是，科学技术巨变的可能性，20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大陆民众思想观念奇迹般整体转变得淳朴的现实，以及欲望整体被切断的可能性和切断后可能出现的新气象，又使我们相信，五十年的期限也不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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