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尔· 巴赫金的学术思想在当代中国的登陆与旅行，或者说，当代中国学者对巴赫金理论学说的“拿来”与接受，已然经历三十个春秋。巴赫金文论的一些关键词，诸如“复调”、“对话”、“狂欢化”，巴赫金文论的一些核心范畴，诸如“多声部”、“参与性”、“外位性”，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者文学研究乃至人文研究的基本话语。三十年来，中国学者一步一步地引进诗学家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哲学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文化学家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语言学家巴赫金的“话语理论”，并加以积极的阐发与运用，运用于外国文学文本的解读，也运用于中国文学文本的解读，运用于文学学自身的建设，也运用于美学、哲学等人文学科方法论上的反思，各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 

如果说，“复调理论”推动了当代中国的叙事学与小说美学探索，“对话理论”激活了当代中国的文学学乃至整个人文研究反教条反独断反霸权的自由精神与独立品格，“狂欢化理论”的应用深化了当代中国学者对经典作品深层意蕴与文化价值的发掘，那么，“话语理论”的探讨，正在推动当代中国学者对文学、文论乃至整个人文知识生产机制与文化效应机理的探究，巴赫金理论的“语境梳理“（比较研究、影响研究）则以其丰厚的“互文性”，将当代中国学者的视野卷入当代世界文论乃至整个人文科学思潮流脉交织纠结、学派学说互动共生的的磁力场。 

巴赫金的学说与思想，极大地拓展了当代中国学者的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研究的理论视野与思维空间，积极地推动了当代中国文论界的思想解放与变革创新。 

巴赫金文论的中国之旅，凸显出三大特点：其一，基于其多语种多学科跨文化的参与，而形成了巨大的覆盖面；其二，源于其文学理论建构与文学批评实践相结合，而产生了极强的可操作性；其三，缘于其既能与当代国外多种文论思潮学派理论资源相对接，又能与当代中国文论建设的现实需求相应合，而生成了极富有弹性的参与性与极富有潜能的生产力。 

正由于拥有巨大的覆盖面、极强的可操作性、极富潜能的生产力，巴赫金文论的新中国之旅，堪称外国文论在中国的接受这一话语实践中的一个思想极为活跃、空间极为开阔的平台，一个成绩相当可观、内涵相当丰富的案例。 

这一平台，生动地映射着当代中国文论界对国外文论的引进借鉴的曲折印迹；这一案例，典型地折射着文学理论在其跨文化旅行中被吸纳也被重塑，被传播也被化用的复杂境遇。 

（一） 

巴赫金文论在语言学、文学学、符号学、阐释学、美学、哲学等诸多人文学科间穿行，可谓博大精深。其博大，在于巴赫金文论的核心命题具有丰厚的内涵。其精深，在于巴赫金文论的轴心范畴具有多重的意指。面对这样的博大与精深，我们不妨就从一些关涉核心命题的轴心范畴即所谓“关键词”切入。巴赫金文论话语中的“复调”（（полифония，polyphony）“对话”、“狂欢化”、“外位性”便是这样的关键词。它们凝聚着巴赫金的学术理念，饱含着巴赫金的思想激情，而深为巴赫金所钟爱。 

这里且来看看巴赫金文论话语中的“复调”。 

在巴赫金笔下，“复调”这一术语具有多重涵义。在不同的界面它有不同的所指。在文学理论中，“复调”指的是小说结构上的一种特征，因此而有“复调型长篇小说”；在美学理论中，“复调”指的是艺术观照上的一种视界，因此而有“复调型艺术思维”；在哲学理论中，“复调”指的是拥有独立个性的不同主体之间“既不相融合也不相分割”而共同建构真理的一种状态，因此而有“复调性关系”；在文化理论中，“复调”指的是拥有主体权利的不同个性以各自独立的声音平等对话，在互证互识互动互补之中共存共生的一种境界，或者说“和而不同”的一种理念，因此而有“复调性意识”。 

然而，在巴赫金笔下，“复调”首先是一个隐喻，是巴赫金从音乐理论中移植到文学理论中的一个术语。“复调”这一术语的意义涵纳，实际上是经历了从音乐形式到小说结构再到艺术思维范式直至文化哲学理念这样一种“垂向变奏”，一种滚雪球式的扩展与绵延。在“复调”的诸多所指构成的一环套一环的“意义链”上，“小说体裁”这一环，显然是巴赫金“复调说”的思想原点。巴赫金首先用“复调”来建构他的小说体裁理论，用它来指称长篇小说的一种类型，具体说，就是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巴赫金是在将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看成一位语言艺术家，而对其叙事艺术形式加以深入解读这一过程中，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复调型长篇小说”的首创者，进而提出其新人耳目的“复调小说理论”的。那么，“复调小说理论”的基本要点是什么呢？让我们先听听巴赫金本人对他所钟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大作家的艺术世界的解读，为此就要打开巴赫金的成名作------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谈起。 

（ 二 ） 

巴赫金在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个性时，几乎总是忘不了要使用“复调”这一隐喻。来阐述“复调性”这一概念。巴赫金在他的两部专著，或者说，一部书的两个版本，即1929年问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与1963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里，使用过，阐述过“复调”；巴赫金在他的一篇提纲，即《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修订》（1961）与两篇札记，即写于1959—1961年间的《语言学、语文学和其他人文学科中的文本问题》和《1970年----1971年笔记》里使用过，阐述过“复调”。甚至在晚年接受波兰学者兹·波德古热茨的访谈时，巴赫金还专门发表了自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小说的“复调性”的解说。考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一书成稿于1922年，其写作当起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百年诞辰之前这一史实，我们可以看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个性的解读，对“复调性”的解说，实际上贯穿了巴赫金长达半个世纪的整个学术生涯。“复调性”问题，可谓这位大学者的毕生至爱。巴赫金后来在不同场合下对“复调性”的解说，几乎是在重复他第一次界说“复调小说”这一概念时所指出的所有重要涵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里，巴赫金指出： 

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之众多，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性。 

恰恰是将那些拥有各自世界、彼此平等的众多意识，在这里组合成某种事件的整一，而相互间并不发生融合。 

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 

复调的实质恰恰在于，不同声音在这里仍保持各自的独立，作为独立的声音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这已是比单声结构【（同度齐唱的）主调音乐】高出一层的统一体。如果非说个人意志不可，那么复调结构中恰恰是几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从原则上便超越了某一人意志的范围。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复调结构的艺术意志，就在于将众多意志结合起来，在于形成事件。[1] 

在接受波兰学者访谈时，当人家请他讲一讲《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这部书的主要思想时，巴赫金应答道： 

-----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性。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作独白式的理解，不能像理解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其他的长篇小说家那样去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 

当波兰学者问他：在您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轴心思想是什么呢？巴赫金指出： 

----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多声部复调型长篇小说的首创者，这种小说是作为终极问题之紧张而热烈的对话而被建构起来的。作者并不去完成这种对话，并不去做出其作者的解决；他是在揭示那存在于矛盾之中、存在于未完成的生成之中的人类思想。[2] 

不难看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的解读，在巴赫金笔下简直转换成了一种音乐评论。巴赫金甚至将陀思妥耶夫小说艺术与巴赫的赋格曲相类比：每一情节性旋律同其他旋律的关系都是相对独立的：各自都在自由而独立地展开自己。巴赫金还引入“对位”这一术语，将之作为“复调”的同义词，来论述“小说中声部上的对位”。巴赫金何以如此热衷于用音乐理论术语来隐喻小说理论见解呢？巴赫金对这一“借用”有过解释：找不到更为合适的表述，小说艺术的建构在超越通常的“独白型”而出现的那些新课题，正类似于在音乐艺术中一旦走出单一声部的界面就会出现的那些新课题。“复调”与“对位”这样的艺术结构形象正可以隐喻那些新课题。可见，巴赫金有意会通文学与音乐这两个异中有同的艺术门类，而来深入考量其共通的发育机制。的确，巴赫金界说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诗学的基本特征时所用的基本语汇，与音乐理论家界说“复调”这一音乐形式时所用的基本语汇，构成了惊人的对应。在《音乐形式》这本教科书中，可以读到： 

称之为复调或对位的，乃是这样的一种多声部，在那里诸声部都是各自独立的并以其自身意义而具有同等价值，诸声部在旋律上保持各自独立地展开之同时，组合成一体。[3] 

然而，更为重要的还不是这一界说在术语上的对应，而是被界说的对象----这两个艺术门类之间在形式与结构上的对应。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艺术本身与复调音乐艺术本身是否真有这些对应？ 

巴赫金的回答是肯定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恰似歌德的普罗米修斯，他创造出来的不是无声的奴隶（如宙斯的创造），而是自由的人；这自由的人能够同自己的创造者比肩而立，能够不同意创造者的意见，甚至反抗他的意见。[4] 

换言之，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人物是具有独立意识的主体，或具有主体意识的个性，是独立自主而有自己声音的活生生的人。 

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善于在同时共存、相互作用的关联中观照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欣赏格林卡关于“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对位的”这一深刻思想：倾心于在小说世界中艺术地表现“不同的声音各自不同地唱着同一个主题”这一有趣现象： 

在别人只看到一种或千篇一律事物的地方，他却能看到众多而且丰富多彩的事物。别人只看到一种思想的地方，他却能发现、能感触到两种思想------一分为二。别人只看到一种品格的地方，他却从中揭示出另一种相反品格的存在。一切看来平常的东西，在他的世界里变得复杂了，有了多种成分。在每一种声音里，他能听出两个相互争论的声音；在每一个表情里，它能看出消沉的神情，并立刻准备变为另一种相反的表情。在每一个手势里，他同时能觉察到十足的信心和疑虑不决；在每个现象上，他能感知存在着深刻的双重性和多种含义。[5] 

换言之，以巴赫金之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人物的主体意识世界是那么丰富多彩，人物的声音充满着矛盾两重性与内在对话性，其关联其结构，恰似一种多声部。 

巴赫金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多种形态的对话，无论是发生于不同人物的主体意识之间的公开对话，还是展开于某一人物的主体意识内部的内心对话，抑或是作者与人物之间的对话，最终都体现于小说话语的结构，落实于人物言语的“双声语”结构。巴赫金指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言语中， 

“明显占着优势的，是不同指向的双声语，尤其是形成内心对话关系的折射出来的他人言语，即暗辩体、带辩论色彩的自白体、隐蔽的对话体。”[6] 

双声语，既针对一般话语的言语对象，又针对别人的话语即他人言语而发。具有双重指向的双声语，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对话对位艺术植根于小说话语这一层面。 

可见，巴赫金是由人物的主体性来谈论其独立性，是由意识的流动性来谈论其多重性，是由话语的双向性来谈论其对话性，如此一层一层地论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在结构上与复调音乐的对应。 

后来，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修订》这篇提纲中，巴赫金以更为明晰的语言重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复调小说这一定论。巴赫金强调，作为杰出的语言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三大发现或三方面的艺术创新。其一是“创作（确切地说是“再造”）出独立于自身之外的有生命的东西，他与这些再造的东西处于平等的地位。作者无力完成它们，因为他揭示了是什么使个人区别于一切非个人的东西”；其二是发现了“如何描绘（确切地说是“再现”）自我发展的思想（与个人不可分割的思想）。思想成为艺术描绘的对象。思想不是从体系方面（哲学体系、科学体系），而是从人间事件方面揭示出来”。其三是发现了“在地位平等、价值相当的不同意识之间，对话性是它们相互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7]这三种创新，是复调这一现象的不同侧面。这三大发现，均可以“复调性”来概括。 

巴赫金的这种解读又有多少真理性呢？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巴赫金的解读只是其中的一种。学界同行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是如何评价的呢？让我们听听对“复调小说理论”的反对与赞成。 

（三）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问世后不久，卢纳察尔斯基就在《新世界》（1929年第10期）上发表了长篇书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声部性”》。卢纳察尔斯基对巴赫金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奉为复调小说的“鼻祖”持有异议，但对巴赫金的解读的成功之处却加以首肯。卢纳察尔斯基指出，巴赫金这本书中陈述的一个事实是有充分根据的，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实质上是创作出来的众多对话”。卢纳察尔斯基认为， 

 巴赫金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他比迄今以前的任何人都更加明晰地确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多声部性的重大意义，以及这一多声部性的作用，多声部性是他的小说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点，而且还确定了每一种“声音”特别的自主性和充分价值，这在其他绝大多数作家那里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这种特点可是完备得令人震惊。[8] 

196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的修订版《《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面世，轰动了苏联学术界与文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很快，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格·弗里德连捷尔在《俄罗斯文学》（1964年第2期）上发表书评，不同意将“复调小说”与“独白小说”截然对立起来，但这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很有研究的专家也认为，我们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耳畔响彻的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众多的形形色色的“声音”。在进行陈述的并非作者一个人的观点，而是整整一系列反抗性的现实观。[9]格·弗里德连捷尔看中的，是巴赫金将这种“多声部性”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内在形式，与这些小说的审美本质联系在一起了，而强调这正是该书中最有价值的东西。 

   法国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文学理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在其《批评的批评》（1985）一书中指出，作者与人物“平等的观点在原则上就无法成立”，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些众多声音的唯一的创造者”。但这位对俄苏文论十分熟悉的法国文论家也肯定了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多声部性”特征的把握是一大发现。托多罗夫也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并没有化为唯一的意识（他本人的意识）”。托多罗夫写道，“的确，巴赫金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一个特点，但他的表达方法有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之处在于同时在同一水平线上表现上众多的意识，而且个个都栩栩如生。”巴赫金“那丰富且具特色的著作，是苏联人文科学方面任何【其他】成果所无法媲美的”。[10]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文学理论家钱中文1987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译本前言”中，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作了生动而深切的解说。钱中文认为： 

主人公的自我意识的强调，横截面式的艺术描写，即我称做的共时艺术，以及复调性的对话的纷繁形式，形成了复调小说的真正的独特性，同时也是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最精彩、最有价值之处。[11] 

北京大学俄文系资深教授，多年潜心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世界的知名学者彭克巽，在其《巴赫金的文艺美学》（1999）一文中，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的要点作了十分精辟的评述。彭克巽指出： 

“就文学创作的实际来说，纯然复调思维的小说并不多见，常见的倒是复调思维和独白主义思维的程度不同的混合。”但这位相当熟悉小说体裁理论的学者也看出，“巴赫金提出独白主义和复调艺术思维是有创造性的，它有助于从一个新角度分析小说的结构特征。”[12] 

可见，中外学者们虽然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有着种种保留或争议，但对这一理论的核心，即复调式小说世界的“多声部性”、复调式叙事结构的“对话性”、复调式艺术思维的反“独白主义”精神，几乎予以一致的首肯。巴赫金用“复调”来隐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艺术（结构原则或结构特征），应当说基本上是准确的。 

然而，“复调”在巴赫金笔下，不仅仅是对一个小说家艺术个性的隐喻。它还是一种用来指称新的小说体裁的概念，它更是一种用来指称新的艺术思维类型的范畴。这新的小说体裁，新的思维类型，都是针对（同度齐唱的）主调音乐的“独白主义”而提出的。因而，要全面理解巴赫金的“复调”之所指，有必要先关注其对立面“独白”，关注这样一对相反相成的范畴-----“复调性”与“独白性”。 

（四） 

巴赫金的“复调”究竟指的是什么？或者说，巴赫金的“复调性”基本内涵是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面对另一个问题：巴赫金的“复调性”的对立面，即“独白性”的所指是什么？ 

在巴赫金笔下，与“复调性”构成反义词的乃是“独白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这两本书里，“独白性”的同义词为“（同度齐唱的）主调音乐”。巴赫金对“独白性”的阐述，立足于他对长篇小说体裁发育的历史检阅，立足于他对“独白型”长篇小说的局限性的分析。巴赫金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所有的语言艺术创作，尤其是欧洲与俄国的长篇小说归结为“独白型”。在这种类型的小说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作者一人的意识，小说的艺术世界完全由作者一人的意志所主宰。在这种类型的小说中，可以清晰地听出主导性旋律，与之伴随的是均是对这主调的附和与唱和。作者在这里以“包罗万象和全知全能的视野”描写人物，人物完全受制于作者，体现着作者的意图，作者的声音淹没人物的声音。作品中即便有人物的对话，这种对话关系也完全被小说作者本人终结性的声音所取代。这类小说里，只有作者声音是独立的、具有充足价值的，其他人物声音则没有这样的地位，只是屈从于作者声音。以巴赫金之见，这类小说便是“（同度齐唱的）主调音乐”式的“独白主义”小说，或“独白型”小说。 

小说体裁这种类型的发育，是与艺术思维方式上“独白性”的盛行密切相关的。巴赫金认为，小说家的审美视界长期受制于单一调的思维模式。欧洲小说的盛行，起始于理性主义、启蒙主义成为时代精神的十七、十八世纪，起始于单一调思维占统治地位的时期： 

独白型原则在现代能得到巩固，能渗入意识形态的所有领域，得力于欧洲的理性主义以及对单一的和唯一的理智的崇拜；又特别得力于启蒙时代，欧洲小说的基本体裁就是在这个时代形成的。[13] 

一旦那种对单一和唯一的理智之绝对的信任成为小说家们的世界观，小说中出现的多种声音便都要受到作者独白主义声音的制约，都要聚拢于那由作者独断独裁的“话语中心”。于是，作者在这里犹如《旧约》中的耶和华；人物在这里简直成了可任意塑造的沉默的材料；作品在这里是以单个观念为轴心以单个主题为基础的统一体；读者在这里看到的是那种“在作者同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由“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的”“统一的客观世界”。这样的小说，就是巴赫金所说的“独白型”小说。其“独白性”，体现于作者之造物主般的塑造性格终结形象的艺术立场，体现于人物完全成为作者意识中的客体这一艺术功能上。换言之，作者声音的高度权威化，作者意志的高度绝对化，与人物主体性的失落，人物向无生命之物的降格，可谓“独白性”小说的基本表征。 

 “复调性”要突破的，正是作者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上这种不平等的格局；“复调性”要颠覆的，正是这种由作者意志独断独裁的“独白主义”取向。 

巴赫金对“复调性”的阐述，是建立在与“独白型”小说相对的“复调型”小说特征上的。这种小说中的人物不仅是作者意识中的客体，同时也是“直抒己见的主体”：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不是一个客体形象，而是一种价值十足的议论，是纯粹的声音；我们不是看见这个主人公，而是听见他；[14] 

 陀思妥耶夫斯基构思中的主人公，是具有充分价值的言论的载体，而不是默不作声的哑巴，不只是作者语言讲述的对象。[15] 

作者意识不把他人意识（即主人公们的意识）变成客体，并且不在他们背后给他们作出最后的定论。作者的意识，感到在自己的旁边或自己的面前，存在者平等的他人意识，这些他人意识同作者意识一样，是没有终结，也不可能完成的。…… 

 但是，他人意识不能作为客体、作为物来进行观察、分析、确定。同它们只能进行对话的交际。[16] 

也就是说，作者将人物本有的主体性还给人物，人物与作者一样具有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相对于“独白型”小说，人物的艺术功能在“复调型”小说中得到了“提升”，而作者在“独白型”小说中独断独裁的意志，在这里则受到“节制”。 

作者没有把对主人公的任何一个重要的评价，把主人公任何一个特征，任何一个细小的特点只留给自己，亦即仅仅留在自己的视野内。他把一切都纳入主人公的视野，把一切都投入主人公自我意识的熔炉内；而作为作者观察和描绘对象的主人公自我意识，以纯粹的形式整个地留在作者的视野之中。[17] 

也就是说，在“复调型”小说中，人物及其生活、周围世界不再只是处于作者唯一的视点上，而是同时也成为“人物自身进行反射的客体”。经过这样对人物功能的“提升”与作者意志的“节制”，“复调型”小说中人物的意识便具有与作者意识并列的权利和平等地位。 

人物的意识与作者意识比肩并列的格局，正是突破“独白性”形成“复调性”的条件。 

“复调性”小说的主旨不在于展开故事情节、性格命运，而在于展现那些拥有各自世界、有着同等价值、具有平等地位的各种不同的独立意识。“复调型”小说所追求的是把人和人（作者和人物）、意识和意识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展示世界是许多具有活生生的思想感情的人在观察和活动的舞台，是众多个性鲜明的独立自主的声音在交流和争鸣的舞台。那么，在这种人物与作者平起平坐的新格局中，在人物的意识与作者的意识一样都自成权威，因而作者的统一意识便无从谈起的新状态中，各具独立性的意识之间又如何交流？各具主体性的声音之间又如何争鸣？依巴赫金之见，这就是意识之间的“对位”，声音之间的“对话”。人物的意识与作者意识在同一平面相并列，实际上就为意识之间的“对位”提供了保障。“复调型”小说，也就是不再有作者的统一意识所管制，各具独立性的意识相并列，各具主体性的声音相争鸣的“对位”小说，“对话”小说。 

在这种小说中，作者与人物之间、人物与人物之间是“严格实行和贯彻始终的对话性”关系。对作者来说，人物不是第三者的“他”，更不是“我”，而是作为对话伙伴的“你”。人物不再是由作者的艺术观照给予完形的客体，不再是宙斯所创造的无声的奴隶，而是具有独立性、主体性，因而也有创造性，有自己的意识和自己的声音的自由人，是有意志有能力与其创造者比肩而立互动共存的活生生的人。对人物而言，作者的干预降至最限度。作者的位置在哪里？作者不是在笔下人物之上，像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那样；不是在笔下人物之下，像果戈理在《死魂灵》中那样：不是在笔下人物的身旁，像萨克雷在《名利场》中那样；作者应放弃他那种君临万物之上的、《旧约》中耶和华似的特权，而降身于他的那些被创造者之中，就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基督那样，以自己的沉默促使他人去行驶其自由。作者应当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占据那种巴赫金称为“外位性”的位置。正是这一位置，在保障着作者对人物的对话性艺术立场、对话性审美姿态。作者意志的这种“节制”，并不意味着作者由积极变成消极甚至放弃自己的意志，不去表现自己的意识。“作者并非仅仅汇集他人的观点，而完全放弃自己的观点”，而是“在特定的方向上”“不同寻常地扩大、深化和重建”自己的意识，“好让它能涵纳具有同等权利的诸多他人意识”。作者不仅从内部，即从“自己眼中之我”，同时也从外部，即从他人的角度，“他人眼中之我”，进行双向地艺术思考，使人物不被物化。作者意识与人物意识一样都处于运动之中，处于不断建构之中，处于开放的对话之中，一样是未完结而在不断丰富的，未确定而有待充实的形象。“复调型”小说，正是内在于若干各自独立但彼此对立的意识或声音之对话关系中互动共生的统一体。“复调型”小说的艺术世界，就是“多样性的精神之间以艺术手法加以组织的共存共在和交流互动”。复调世界就是多种声音平等对话的世界。 

可见，巴赫金的“复调性”的核心语义乃是“对话性”。巴赫金所谓的“复调”，可以说，就是与“独白性”振针锋相对的“对话性”艺术思维的别称。“对话性”作为一种新的艺术思维方式，在全面地革新作者的艺术立场、人物的艺术功能与作品的结构范式。这种确认笔下人物也具有主体性而恪守“外位性”的作者立场，这种获得内在自由具有独立意识因而能与他人（作者与其他人物）平等“对话”的人物功能，这种以作者与人物、人物与人物这些不同主体之间不同声音的并列“对位”而建构的作品范式，充分体现了“复调性”对“独白性”艺术思维方式的突破与超越。巴赫金很推重这一突破与超越，甚至把艺术思维的这一变革比喻为“小规模的哥白尼式的转折”。 

（五） 

当巴赫金将“复调性”艺术思维对“独白性”艺术思维的突破，与哥白尼的“日心说”宇宙观对“地心说”宇宙观的突破相提并论时，“复调性”这个概念的所指便升级了：“复调性”不及指称一种艺术思维方式，更是指称一种哲学理念乃至一种人文精神。“日心说”使地球移出其宇宙中心的“定位”，天文学家由此而得以进入宇宙复杂的交流互动实况的重新观察；“复调性”使作者迁出其在作品世界话语中心的“定位”，文学家由此而得以进入对生活本相、对“内在于若干各自独立但彼此对立的意识或声音之对话关系中互动共生的统一体”作生动逼真的艺术描写；“复调性”更可以引导思想家由此而得以进入对自我意识如何运作于文学世界以外的人际交往活动的重新理解，对主体间的交往机制乃至真理的建构机制、意义的生成机制等一系列关涉哲学、社会学、美学、伦理学、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文化学等重大命题的重新思考。“复调性”作为一种哲学理念乃至一种人文精神，在现代人文学科诸领域引发的变革，用“小规模的哥白尼式的转折”来比喻，实不为过。尊重他人的主体性，确认交流中的多声部性，倡导彼此平等的对位对话与共存共生，这些“复调性”的基本元素的思想原子能量，确实难以估量。 

“复调性”作为哲学理念，其精髓乃是“不同主体间意识互动互识的对话性”，其根源乃是“人类生活本身的对话性”。巴赫金从“复调性”与“对话性”出发，考察作为主体的人相互依存的方式，考察两个个体俄相互交往关系，进入他那独具一格的哲学人类学建构。他谈的是文学学问题，实际上阐发的却是哲学思想。巴赫金的文学理论已然溢出其传统的界面。譬如说，“复调性”艺术思维要求不同的意识保持对位状态，巴赫金便以此为思想原点，论述人的存在问题。当人物与作者平起平坐，人物的意识与作者的意识并列对位，就构成存在的事件，就形成一种交往。“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性的交往”，“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巴赫金的文论也不仅仅向美学延伸，譬如说，他论述两个不同主体各自独立的意识“既不相融合也不相分割”，才构成审美事件；两种意识一旦重合，就会成为伦理事件；一个主体意识面对一个客体时，只能构成认识事件；而当另一个意识是包容一切的上帝意识的时候，便出现了宗教事件。在这个意义上，就可以理解巴赫金本人用来描述他一生的活动领域所用的并不是“文学理论”，而是“哲学人类学”。在这个意义上，就可以理解虽然一生以文学教学与研究为日常的职业，巴赫金却要人家注意到他“不是文学学家”，而是“哲学家”。 

巴赫金的文学理论，的确是以深厚的哲学思想为底蕴为支点。艺术思维方式上的“复调性”与“对话性”，是建立在巴赫金关于真理的建构机制、意义的生成机制等伦理哲学与语言哲学之上的。巴赫金文论中的“对话性”，植根于他的伦理哲学的本体论。巴赫金认为，真理并不存在于那外在于主体的客体，也不存在于那失落了个性的思想之中。真理不在我手中，不在你手中，也不在我们之外。真理在我们之间。它是作为我们对话性的接触所释放的火花而诞生的。巴赫金甚至坚持，创作过程即主体间对话过程，意义只能在对话中产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小说结构与艺术思维中的“复调性”，乃源生于巴赫金的“大对话哲学”。对于“大对话哲学”，“复调说”只不过是一种局部的、应用性的变体。 

（六） 

巴赫金的“复调说”本身也是“大对话”的产物。它孕生于20世纪二十年代巴赫金向苏联文学学界两大显学-----偏执于文学的意识形态内涵之“解译”的社会学文论与偏执于文学的语言艺术形态之“解析”的形式论文学学-----的双向挑战，或曰“左右开弓”。巴赫金看出了弗里契、彼列韦尔泽夫及其弟子们“一律以文学之外的要素来解释文学现象”的“可悲倾向”，看出了将拉斯柯尔尼科夫或伊万 ·卡拉马佐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完全等同的庸俗荒唐，看出了什克洛夫斯基及其同道们执迷于艺术创作手法技巧的局限，看出了将诗学束缚在语言学之中而陷入“材料美学”的危险。巴赫金批判地吸纳了社会学文论与形式论文学学的积极成果，主张“从文学内部去阐述文学的社会特性”，从话语内在的对话本质，从话语创作总体上的对话品格切入文学研究，这一路径，对于20世纪二十年代苏联文学学两大研究范式的偏颇，无疑是一有力的校正。 

然而，巴赫金的“复调说”所挑战的对象，远非局限于文学学这一界面。“复调说”的核心语义，即“多声部性”，诸种声音“既不相融合也不可分割”，各自独立而又彼此相关，在对位对话中并存共生，等等，都是一些意蕴丰厚的隐喻，可以指涉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在不同界面，“复调说”的思想能量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在小说体裁上，学界对“复调小说理论”仍有争议（譬如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就是“复调型”小说的首创者，或者，“复调型”小说是否一定优于“独白型“小说而最终将它取代），那么，在艺术思维上、哲学理念上，甚或人文精神上的“复调性”，在学界对巴赫金的一次又一次的“发现”与“开采”中则已然得到普遍肯定。历史的曲折表明，多讲一点“复调性”，少来一点“独白性”，对于保障文学理论建设乃至整个人文学科探索在健康的氛围中进行，乃是十分必要的。真正富有成效的学术“对话”的前提之一，就是具备了“复调性”气质，或者说，具有“复调性”意识，而追求“复调性”境界的不同主体。可见，巴赫金的“复调”作为一个范畴，其内涵甚为丰厚，我们要悉心听取它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含义。巴赫金本人也一再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一术语的隐喻性出身”[18]。也正是这一隐喻性，滋生了“复调说”所指的丰富性。 

巴赫金理论学说基于文学研究但其辐射力已超越文学研究。我国学者已经意识到巴赫金理论学说对于语言学研究、哲学研究、美学研究等诸多人文学科都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有文章指出，巴赫金提倡的对话思维模式，提出了整个人文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的原则问题（白春仁----求索对话思维/《文学评论》1998/5）；有学者将巴赫金理论作为“交往对话的理论”而强调其人文科学方法论意义（钱中文：论巴赫金的交往美学和人文科学方法论/《文艺研究》1998/1）；有学者关注巴赫金把“理解”视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强调巴赫金的思想对于确立一种促进人文科学发展的思维方式的重大现实意义：真正的人文科学研究，真正的人文科学研究，应是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更应是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新，同时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即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钱中文：理解的理解---巴赫金的人文科学方法论思想/2007 北京“跨文化视界中的巴赫金”学术研讨会论文）。 

巴赫金理论学说对于当代中国学术之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其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上的启示，在于其积极的“参与性”理念与自觉的“外位性”立场。巴赫金以其理论学说在召唤我们对生活要葆有一种有责任心的“参与性”----参与生活，参与理论世界与生活世界的互动与建构，这是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巴赫金也以其理论学说在提示我们对现实要葆有一种自觉的外位性-----高扬主体性、尊重差异性、守持超越性、追求对话性，这又是一种高远的出世精神。 

巴赫金理论学说的独创性与深刻性、开放性与可操作性，已经引来多种多样十分丰富的话题。巴赫金理论思想内在的对话性、互文性、跨学科性，正在引领一批又一批中国人文学者驻足其中，领略其思想艺术的无穷魅力。2007年成立的全国巴赫金研究会，已经启动多卷本“巴赫金研究”丛书[19]，其旨趣在于以跨文化的视界，对40年来俄罗斯学界、欧美学界的巴赫金研究精品展开一次系统的译介，对30年来中国学界巴赫金研究的力作进行一次集中的汇集，以期为我们在巴赫金研究上的“接着说”、“对着说”、“有新说”，提供新的参照，开拓新的空间。当代中国学界对巴赫金理论的阐发与运用，正方兴未艾。 

[1] 参见：米·巴赫金 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一章//《巴赫金著作系列·诗学与访谈卷》 

第4-、第27页，钱中文  主编，白春仁   顾亚铃 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 参见：《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性-----巴赫金访谈录》，周启超 译//《俄罗斯文艺》2003年第2期 

[3] 参见：斯波索宾 И.В. ：《音乐形式》，第293页，莫斯科，1967 

[4] 米·巴赫金 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一章//《巴赫金著作系列·诗学与访谈卷》 

第4-页，钱中文  主编，白春仁   顾亚铃 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5] 同上，第40—41页 

[6] 米·巴赫金 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五章//《巴赫金著作系列·诗学与访谈卷》 

第270-271页，钱中文  主编，白春仁   顾亚铃 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7] 米·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修订》//《巴赫金著作系列·诗学与访谈卷》第374页 

[8] 阿·卢纳察尔斯基：《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声部性”》，干永昌 译//《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 

[9] 格·弗里德连捷尔：《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若干新书》//《俄罗斯文学》1964年第2期 

[10] 茨·托多罗夫：《批评的批评》，王东亮  王晨阳 译，三联书店，1988，第85--86、73页 

[11] 钱中文：《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译本前言，第14页//巴赫金 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  顾亚玲 译，三联书店，1988 

[12] 彭克巽：《巴赫金的文艺美学》//彭克巽主编：《苏联文艺学学派》，第18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3]米·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著作系列·诗学与访谈卷》第106页 

[14] 同上，第70页 

[15] 同上，第84页 

[16]米·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著作系列·诗学与访谈卷》第90页 

[17]米·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著作系列·诗学与访谈卷》第62页 

[18] 米·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诗学诸问题》，基辅，1994，第31-32页 

[19]“跨文化视界中的巴赫金”丛书由周启超、王加兴主持，包括《俄罗斯学者论巴赫金》、《欧美学者论巴赫金》、《对话中的巴赫金》、《当代学者心目中的巴赫金》《中国学者论巴赫金》；即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