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在应对西方学术话语和现代社会转型的双重挑战过程中，迫切需要传统文论、美学精神的支持。传统文论、美学资源有效地参与当代中国文论思想和话语体系建构，关键点在于对传统文论与美学精神的当代价值之发现与重视，传统文论与美学精神是我们永远不无法割断、不应忘记的文化“乡愁”。因而，在当下的传统文论研究之中，充分尊重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文史哲合一的学术传统，在重新认识传统文论“原初性”事实本体与“整体性”真实面目的基础上，以当代眼光、 大文论观、国学视野和文化通识意识对传统文论进行“现代阐释”与“当代选择”，发现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性”价值和可能的理论生长点，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学观念与儒家文学思想精华之会通，便成为当代中国文论实现文化身份认同和核心价值话语体系建构、重建民族美学自信过程中的一个需要予以充分重视的问题。

[关键词]  文化乡愁  当代性  国学视野  大文论观 民族美学自信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跨国资本化的语境中，中国当代文学理论面临着来自于西方学术话语和现代社会转型的双重挑战。在应对这一挑战的过程中，我们迫切需要传统文论、美学精神支持。传统文论、美学资源有效地参与当代中国文论思想、话语体系建构，关键点在于如何发现和重视传统文论与美学精神之当代价值。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思想、话语体系建构而言，传统文论与美学精神是永远不应该割断、无法遗忘的文化“乡愁”；这一文化“乡愁”存在的价值意义，就在于其可以唤醒我们对于民族美学的文化自信，激发我们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文化自为意识。为此，在当下的传统文论研究之中，充分尊重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文史哲合一的学术传统，在重新认识传统文论“原初性”事实本体与“整体性”真实面目的基础上，在以“当代眼光”、“国学视野”、“文化通识”意识对传统文论进行“现代阐释”、“当代选择”和“大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过程中，发现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性”价值和可能的理论生长点，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学观念与儒家文学思想精华之会通，既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应对双重挑战、克服文化无根性危机，解除被西方文论“收容”、规训和“强制阐释”之困局，而实现思想文化层面上整体突围的重要途径之一，亦是当前中国传统文论、特别是文艺学研究实现文化身份认同和核心价值话语体系建构、重建民族美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意。我们认为，文化身份认同与核心话语体系建构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关键性问题之一，而当下中国的思想文化语境和发展态势，既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参照性目标和丰富的话语资源，也为我们从理论层面深入阐述并在实践层面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一、挖掘传统文论的“当代性”价值 

长期以来，囿于西方近现代哲学及文学观念的局限，学界往往将传统文论置于西方知识论和“现代性”背景下进行所谓的“现代”观照，致使对传统文论的本体论价值和当代性意义估计不足，传统文论的知识特征、表述方式、精神特质乃至学术担当、价值意义等一度被遮蔽和误读，中国传统文论在一段时间曾被认为缺乏对当代问题的回应而被视作一种过时的理论。由此，在经济全球化、文化跨国资本化冲击下中国文论遭遇的文化无根性危机的语境中，提出并强调发现传统文论之“当代性”价值，目的首先在于消除笼罩在传统文论领域内的种种遮蔽和误区，通过从学术立场阐发和彰显其当代意义，为突破文论发展危机和困境寻求一条可行之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重新获得生机不久的中国文学理论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现代西方的文学、文化理论以及美学、哲学观念随着改革开放大潮蜂拥而至，各种名目的新“学说”、新“主义”在知识和价值两个层面上冲击着业已形成的现代文论话语体系；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发展，社会转型对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中国当代人文活动及其观念体系提出了种种挑战，既有的文学理论批评观念、话语体系更是首当其冲，其所导致的原有价值体系破碎之程度非常剧烈。以历史的眼光看，在中国文学现代化初期，西方文学及其理论被视为最具有进步意义、最为中国的现代性生成和发展壮大所需借鉴的典范性标本，而为了迅速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不断接受这些资源，这在当时似乎是毋庸置疑、不证自明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现代化之后，加之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单纯地接受西方文化资源似乎越来越成为问题：在对西方新潮疲于奔命的一轮又一轮追逐中，我们的文化焦虑和灼伤感却愈加强烈，后革命时代到来之后文化认同感的缺失给我们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文化和精神压力，此即人们普遍感受到的中国当代文艺学文化无根性危机产生的根源所在。中国传统文论“当代性”意义之意识觉醒和传统文论当代资源价值之凸显，即与此危机密切相关。可以说，正是在对中国当代文艺学之文化无根性危机的超越中，中国传统文论之“当代性”价值获得其独特的时代意义。 

“当代性”是传统文论的资源价值意义与当代文论话语建构的理论资源诉求相适应的一种理论视域，是传统文论参与当代文论话语建设的重要切入点，亦是传统文论与当代文论互相融通的内在结合点。传统文论之“当代性”价值形成于古今文论话语的对话之际。这一“对话”，既包括克服古今知识层面上的隔阂，亦包括对古人文化处境及心路历程的了解，其实质是把传统文学观念和文论话语带入当代文化语境和文论中来。在此需明确的是，“对话”的深入必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有效性应建立在文化平等的原则和基础之上，这意味着：一方面，我们与古人均处于特定的文化时空之中，这赋予我们与古人不尽相同但却都同样无法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虽然文化总是受到特定的历史时空限制，但文化同样也对特定的历史时空具有超越性，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超越历史时空的普适性。也就是说，“对话”是探究传统文论“当代性”意义的一个交汇点，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性意义和价值可以在一种持续而深入的跨文化时空对话中不断地得到彰显和关注。在此意义上，我们对于传统文论当代意义的发现过程，也就是传统文论的当代性和当代叙事功能的创生过程。具体说来，发现传统文论的“当代性”意义，应着重关注如下问题：（一）将传统文论作为当代文论一种必不可少的“视角”。即中国当代文论研究应当回到中国思想文化和文论的原点去理解和阐释传统文论，并以此为基础强化中国文论的文化身份意识，树立中国文论的文化主体性。在此需特别注意的是，在研究过程中，不能时时、处处以充满现代优越感的理论来挑剔、裁判传统，更不能单单以西学的框架式样来裁剪传统文论和评定传统文论的优劣。（二）强调对待传统文论的“当代眼光”和“当代选择”。所谓“当代眼光”，并不是在“现代转换”的名义下完全以今天的理念与方法去改写古人，苛求古人；所谓“回到传统原点”，亦不意味着最终要以古绳今、以古律今。强调对待传统文论的“当代眼光”和“当代选择”，是要从当前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思想、美学资源需要出发，去发现传统文论的“当代性”价值和意义，关注传统资源对于当代中国文论之思想内涵、美学意蕴、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文化原典意义。这是因为，许多在传统文论中有价值的问题和观点，在古人那里可能萌而未明或明而未融，而当代的思想文化和学术实践恰恰可以为这些问题和观点的展开提供一种新的现实可能性。（三）当代文论的困境使得传统文论的“现代阐释”获得新机遇。在对传统文论的“现代阐释”中，不能局限于传统文论自身的历史来理解其当代意义，不是将传统文论当作现成的理论框架简单地与当代思潮进行比较，而要在一种广阔的学术视野下去理解前人已经提出却没有解决的诸多问题，认识其与当代各种思潮之间对话、互动、互补的关系。也就是说，捕捉和响应时代性问题，才是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在二十一世纪得以活力重现并得到传承和发展的根本途径所在。（四）传统文论当代性意义的生成来自古今思想、中西思想的“碰撞”。当代性寓于传统的连续性之中，当代性实为中国文论的本土性与全球化之间真正互动的结果，亦是民族文化与全球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全球化、信息社会既给不同国家、地域的文化、文学提供了对话交流和实现人文资源价值共享，同时也强化着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意识，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全球化”过程又是民族人文价值再发现的过程。需要说明的是，在处理中国文论本土性与全球化之互动关系的过程中，要审慎地防止出现这样的“当代性误区”，即在问题意识、提问方式、内涵阐释、价值判断等方面，完全以西方文论作为选取和品评尺度，以致使传统文论资源成为西方文论的注脚。 

历史地看，经典文本的原生形态是真正代表传统文论之精神实质的理论表述，其经典性和原创性的获得跨越了数千年历史文化的检验，其学科知识谱系的呈现连贯而完整，文本自身的思想影响力持续而长远。这也就是说，回到传统文论的原生形态和历史语境，是理解其“当代性”的一个前提。当然，回到原生形态，或者说回到原典，并不是要抛弃自身在当前时代应有的学术立场和兴趣而回归到文化守成的立场上去，更不是要无视解释者所身处的现实生活、文化场域同传统文论之间的互动关系，其目的是为了深入体认传统文论自身所独具的认知方式、话语类型、生存样态和知识宗旨，为面向未来的传统文论创新构建出一个可靠的理论平台，其结果是通过阐释者的时代性、前见与传统文论的视界融合，使传统文论中那些对当代社会精神生活富有阐释力和范式意义的资源得到激活和释放，从而使传统文论资源和文化遗产保持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 

二、秉持“国学”视野和“大文论”眼光 

在中国文论百余年的现代化、知识化进程中，我们多少年来奉行的是以现代学科界限划分疆域的“小文论”格局和“窄而深”的问题取向的研究理念。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学界对西方近代线性发展观的深入反思，此种文论格局和研究理念愈加显现出缺乏大理论视野以及无法对历史文化作出全面整体把握的弊端。“国学”视野与“大文论”眼光的提出，针对的正是线性发展观和西方中心主义范式影响下形成的“小文论”传统，亦即在西方“纯文学”、“纯审美”观念影响和导引下，将传统文论中具有文学理论批评意涵的观念性话语从整体文本中析出，遮蔽这些话语“纯审美”之外的其他指向功能，并且改换语境，将其置于“文学”或“文艺”这样一个预设的论域之中进行过滤、提纯式的阐释，将之加工为似乎是“原生态”的纯文学理论批评话语。另外一个原因是，以往我们对于传统文学思想的研究，往往习惯于以作家和作品分门别类地设篇定章，这种方法虽具一定的普适性，但却易于忽略思想体系发展之内在逻辑和历史的连续性。有鉴于此，应重视内在的文学观念史和外在的思想文化史并重的研究方法，将文论史放在历史时代的变局之中，考察各个时代文学思想的不同衍生形态以及与诠释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思想氛围和关联。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一种务实求真的态度，重建“国学视野”下的文化通观意识，充分尊重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文史哲合一的学术大传统，在还原的基础上阐释和建构中国传统的“大文论”话语体系。即使在个案研究中，史述性质的历时性梳理与文论范畴间的关联性研究也是不可分、不能分的：在研究范式上，个案研究也应该采取宏大叙事与微观范畴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注重知识学角度的梳理，包括思想谱系、知识谱系以及阶段特征的论述，以便深入探讨传统思想文化对于传统文论生成、发展的整体性影响，从而对文学思想发展历程中的转型、变迁等重大过程进行有效的解释；另一方面，应以问题为线索，从观念史进程的层面对单个文论范畴进行系统的梳理和阐释，尤其是对文论元范畴和原初批评意识进行梳理和阐释，旨在通过源流分析和衍生范畴、概念的研究，达到以更微观的单位诠释思想文化本源之可能性。这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采用的“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和“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文心雕龙·序志》的态度和方法，应奉为方法楷模。只有这样，我们方可对中国传统的以“天—地—人”、“道—圣—经”为轴心，层层展开、交织在一起，与传统的伦理、政治、哲学、历史、宗教等同生共长，因而具有超乎寻常的开放性和生命力的传统“大文论”体系达到较为深切的认识。也正因如此，“国学”视野以及“大文论”眼光之投射，便能够更为贴切地发现和体会传统文论固有的话语品格、意义世界，及其所蕴含的具体的民族文化精神特质。因此，“国学”视野和“大文论”眼光，不失为重建中国文论体系自我叙事能力的一种可能的思想理路，体现着一种建设性的理论姿态。 

就体认传统文论之知识生成而言，“国学”视野与“大文论”眼光强调的是“返本”与“开新”相结合。所谓“返本”，就是在探寻和深度体认传统文论的整体意义时，将研究对象置于由先秦思想文化所开启的文、史、哲合一的生成语境中去，回到传统的文化原点上来，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论自身关注的问题，进而破除西方文论具有普世性与元理论特质的认识遮蔽和价值规制。对整体性意义世界的把握，是先秦以来思想文化的固有传统，通过对《周易》所提供的意义世界的体认，我们可以发现易学“三才”（天、地、人）之道对于传统人文思想学说的深刻影响，而《周易》所强调的天、地、人的合一，既是天道、地道、人道的合一，也是天文、地文、人文的合一，这一点应该成为我们理解包括传统文论在内的整个传统宇宙伦理话语系统的理论基点。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论当代性意义的确认，是一个思想和话语生成的过程，而非对传统文论中某种现成东西的剥离。因此，“开新”成为必然之路。所谓“开新”，决非凭空臆想，而是基于本土文论之深厚资源，开放吸纳西方哲学的解析之法，秉持马克思主义之基本精神，运用科学方法，面向社会时代之进步的思想和话语建构。简言之，在融会贯通中国传统文论、西方现代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三个向度的基础上，通过“国学”视野和“大文论”眼光，可以使我们的研究及用思导向一种开放的、综合基础上的文化创新的思想追求境地，其既不同于“以西释中”、“援西入中”，也不同于“荣今虐古”、“荣古虐今”。“国学”视野和“大文论”眼光，有助于我们发现传统文论的意义世界和知识话语的“成像”过程，具体而言，即有助于我们体认、整合传统文论如何在“道”这一逻辑原点和核心观念的统领下，所形成的“天、地、人”这一系统框架，以及如何循着“气、人、文”或“物、心、文”这一生成模式，通过诸多层次、论域、话语建构点而依次展开的种种具体情状。 

在研究方法上，“国学”视野和“大文论”眼光坚持事实认定与价值判断并重，强调“顺着说”而非“倒着说”，力图重返学术史、文学史以及价值论的整体语境。对于所谓的“价值中立”，我们用以考察的视野和立场不可能是纯然“中立”的，而只能是“中国式”的，当然其中实际上也必然暗含着一种比较的视野和眼光，这就意味着：（一）“国学”视野和“大文论”眼光实际上体现着一种特定的文化视野和价值立场，其与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存在着巨大差异，因而这一探究过程本身就包含着两种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理解方式的对话与比照。（二）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描述和揭示事实真相，更主要的是通过文论传统的比照和对话，探寻建立一种新的中国式现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可能性。这样的价值立场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无批判地认同西方的文论价值观念体系，也不会无条件地接受西方文论在文化建设和价值实践上的天然合法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中国文学思想自身的资料和本然的历史脉络“顺着说”传统文论史，而非从现代西方思想的预设价值立场“倒着说”中国传统文论思想的意义。因此，“国学”视野与“大文论”眼光不是画地为牢，其隐含的比较对话性质决定了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并非排除中西文论之间的平等比较和对话。而且这种比较与对话，可以使我们立足传统、回应当下、面向未来，寻求一种古与今、中与西、心与物、主与客、史与论、科学与人文、理论与现实、文学和文化之间的“间性存在”，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单向度存在”。作为交流与视界融合的结果，“国学”视野与“大文论”眼光所代表的理解与对话，不是如考古发掘般地去发现一些已经躺在传统文论典籍中的现成的东西，而是一个不断阐释且新的意义不断生成的过程。 

中国文论的现代知识生产，相当大程度上是在对传统文化与思想资源的诋毁性批判立场上进行的，与传统断裂的中国现代文论缺乏内在的资源传承与积累。因此，未来中国文论的建设，更需要的是培养思想资源的自我内生能力。如果说上世纪的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论的着眼点，在于力证中国文论思想与知识的发展符合人类历史文化的普遍规律，那么当今的研究则应该更多地着眼于探寻中国传统文论自身发展的内生性特质，研究这些特质如何丰富了人类文学思想的多样性。有鉴于此，“国学”视域与“大文论”眼光所提供的思想与知识工具，就可以使我们以一种新的学术高度、深度、广度，在中国传统文论这块文化沃土上重新精耕细作，以一种建立在充分文化自觉、自信基础上的美学自觉、自信，走出曾经束缚几代学者的学术创新困惑，重建传统文论的原始气象与生命活力，开创中国文论的创新之路。 

三、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与儒家文学思想精华的会通 

我们知道，新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面对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问题，二是传统文论资源价值意义的再发现问题。笔者认为，这两个问题可以也应该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统一的思想过程去进行思考并付诸于理论话语实践。原因有二：其一，如果没有建立在充分民族文化自觉、自信基础上的民族美学自觉、自信，当代中国文论就会失去发展的文化内驱力，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也就无法落到实处。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除了依据现实需要，以及在总结提炼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拓展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范畴，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解释学方法外，同时需要进一步加大研究传统文论尤其是儒家文学思想精华的力度，以之作为弘扬传承民族美学精神、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重要思想资源。其二，儒家文学思想中的确有一些要素由于历史的发展而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甚至变成了历史包袱，但其中的许多精华成分则具有潜在的当代性意义，需要我们对其进行重新发现、开掘、回采。对此，我们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以批判地继承和创新的思想姿态，以开放的现代科学和人文眼光，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使之转化成为培育、创新民族美学精神的有效营养成分。以此出发，需要我们拆除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与儒家文学思想精华之间的意识形态阻隔，打通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传统文论、儒家文学思想的对话途径，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与儒家文学思想精华的会通。当然，我们既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过程视为向中国传统文论的完全复归，即所谓在核心价值理念方面完全复古化、儒家化；更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化的过程视为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又一次抛弃，以致当代文论在思想文化血脉上与传统文论更加隔膜甚至彻底断裂。 

这种新的理论话语体系和核心价值理念，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现着充分的创新姿态、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艺思想精华、与世界先进思想文化相通声气的一种新的思想文化形态。当前，这一新的思想文化形态的创生已经起步，最终的成败与否，寄希望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学观念与传统文论精华、尤其是儒家文学思想精华之会通方面。在此会通过程中，既要以历时性的方法探寻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时代背景、历史进程、理论前提与内在机理，又要以共时性的方法探究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文论苏俄化、西方化之间的根本差异和共同规律，明了哪些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特殊规律、哪些是普遍规律，明辨哪些问题可以进入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的问题域，又有哪些异域的方法路径、经验教训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和吸收。我们有理由相信，“外在视域”和“他者视域”的引入，有助于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学理认识，拓宽其研究的问题域，催生我们的问题意识。不仅如此，这种“历时聚焦”与“共时比较”并重的研究理路，亦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路径、机制与特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过程中“中国式提问”的基本原则。 

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与儒家文学思想精华的会通，需特别强调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借助于“国学视野”、“当代眼光”和“现代阐释”，大胆吸收中国哲学智慧和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外，更有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大智慧的支持和运用，二者的成功结合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的成功经验。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式提问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要继续大胆吸收中国哲学智慧和传统文化精华，这不仅要求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论应该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更为重要的是要始终突出实践逻辑，运用中国哲学和文化智慧来解决实践提出的中国问题。第二，努力将当下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文艺实践过程中的“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经验”的提法，本身即意味着在实际上还处于探索发展的过程之中，在理论上还没有上升到“中国理论”，特别是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尚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不确定性。因此，自觉地将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哲学化是当前我们学科性研究的一个重大的问题，而始终直接面向中国经验进行哲学层面的提炼和升华，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研究中提问方式转型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其最直接的理论资源和内容。第三，中国与世界互为方法。中国与世界互为方法的现实发展趋势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文论研究中提问方式创新奠定了现实基础：一方面，中国经验受到西方世界的普遍关注，这使得以中国为方法看世界成为现实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又是以世界为方法的，这就要求我们将中国问题放在世界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进行思考，以世界为方法，以开放、平等的姿态进行学习和借鉴。在今天，全球的对话，不同文化价值体的共存是人类共同的认识。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中西的互看，乃至东方文化体系内部如中国文化与日本、与中东伊斯兰文化的互相看视，在比较对话和交流沟通的过程中创造出文化交融的胜景，乃是当代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主题。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应该置入这种语境之中，在各种文化碰撞的相互吸取中发展自身。我们相信，作为一个思想育化和创生过程，通过与中国传统文论的对话，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现实生命力、文化生命力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而传统文论的当代意义亦将进一步地得到彰显，并且通过积极介入当下的思想文化和文学理论批评而获得新的生长点。 

概而言之，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性”价值和意义需要不断生成，这就需要我们充分尊重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文、史、哲合一的学术大传统，秉持一种“国学”的视野和“当代”的眼光，既注重在体现中国传统文论精神本真的原初形态与历史情境中发现其可能的“理论生长点”和“当代性价值”，又注重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学观念与儒家文学思想精华之会通。中国传统文论作为历史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的思想文化遗产，其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化身份认同和体系重构的意义，对于我们重新发挥建立在充分的文化自觉、自信、自为基础上的民族美学自觉、自信、自为所具有的作用，必将愈加充分地展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