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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四十年中国文论反思:问题与导向

作者:党圣元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 2017第5期

 

内容提要:总结与反思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之成就与缺失,以敏锐的理论触角感知现实与时代精神,在既有业绩的基础上再次出发,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学精神的基础上续写当代中国文论发展之新篇章,是当前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当下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所呈现出来的新态势为我们的反思提供了一个新的价值参照。在反思的过程中,诸如文论何为、强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文艺乱象”批判、坚持问题导向、在古今融会贯通中发现传统资源的价值意义等问题,应该成为我们思考与探究的重点。

关键词:新时期  反思  中国文论  问题意识  文化自信 

 

 

在当下的思想文化语境中,“文论何为”仍是一个需要我们予以深度反思的问题。如何总结与反思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之成就与缺失,如何以敏锐的理论触角感知现实与时代精神,如何在既有业绩的基础上再次出发,如何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学精神的基础上续写当代中国文论发展之新篇章,凡此种种问题,均需要我们予以深思。

当下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所呈现出来的新态势为我们的反思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参照,即就是我们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应该积极面对现实和回应时代主题,“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1];应该“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把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为我们的民族描绘更加光明的未来。”[2]为此,我们非常需要以一种新的问题意识、新的思想姿态、新的理论目光、开阔而从容的胸襟,对新时期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文艺理论批评进行一番深入而具有建构性意义的总结与反思。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正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与时序”[3],在市场经济大潮涌来兴起和消费主义思潮扩张影响下,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逐步开始发生结构性变化,思想文化多样性、多元化的时代真正来临。与此同步,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批评受新的时代风气和社会语境之影响与制约,亦随之而呈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势,其突出的特征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以来学界普遍关注、甚至论争不已的许多问题逐渐退出了理论话语中心位置,有的被淡化,有的被悬置,有的甚至被驱逐赶或废黜,而一系列新的问题则渐次生发、呈现,由此而促成了九十年代以来、尤其是世纪之交以来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批评问题意识的切换和新的问题域的展开。

整体而言,新时期以来的四十年,是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发展的最好时期。与二十世纪初至1949年这一历史时段的现代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的发展状况相比较,以及与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78年这一时期的文艺理论批评的发展状况相比较,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批评在文艺理论基本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思想研究、西方文艺理论的译介和研究、文艺批评学研究、文艺理论批评自身的学科建设等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重大的理论突破,创新性学术成果相当丰硕。更为重要的是新时期以来由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理论、学术观念的开放,极大地激发、释放了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学术生产力,使其获得了新的理论、学术创生活力。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深化,以及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和全球化浪潮的奔涌,社会现实更进一步发生结构性变化,思想文化和学术研究因此而又呈现出一种新的态势,包括文学理论批评在内的中外文化和学术交流与对话渐次频仍,这些社会现实因素,深刻地影响、促进、形塑了文学理论批评的演变进程。在现实的影响制约之下,心态开放、观念和方法趋于多元,各种思想的传播给学术研究注入活力,纷纭复杂的创作现象给理论批评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域,这便使新时期以来的文艺理论批评进入了话语和观念增长期。概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开放性、多样化、多元化是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批评嬗变的基本特征。步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市场更进一步融入世界,资本市场的迅速兴起与强势扩张,消费主义思潮的进一步侵蚀,媒介技术的飞跃式发展与传播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大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勃兴,互联网文化与文艺新业态和新形态迅速崛起,社会生活乃至思想文化世俗化趋势加快,这一切深刻地影响、塑型了现实的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文艺多元化、多样性时代特征更加明显,文艺创作观念和理论批评思潮的分化愈发严重,文艺价值观念倾斜、裂变问题更加突出,而与此相伴生,理论碎片化、价值偏窄化、历史意识淡化乃至虚无化、非理性主义滋长、批评媒体化等现象,程度不等地相继呈现,导致了一系列文艺“乱象”、“丑象”的孽生蔓延[4],而文艺理论批评亦无不有染于其间,则说明现实中的文气、文风患上了特定的时代思想、文化症候,集中体现为文艺生态恶化、文气浊化、文风衰败,确实到了需要激浊扬清、革新文风的时候了。我们注意到,近五年以来,尤其是201410月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和习近平讲话精神的发表以来,文学理论批评领域出现了可喜的变化,正面、健康力量得到了支持和鼓舞,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和批评声音不再受到公开围攻,“正能量”开始聚拢,并且不断地得到释放;文学理论批评领域的思想价值混乱、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受到解构和诋毁攻击的状况得到了扭转,一些长期以来存在的负面问题开始得到了高度正视,一些针对文学理论批评中在思想价值倾向方面所存在的缺失性问题的批判性反思和正面倡导的声音逐渐发出。在这一过程之中,党的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对于文学理论批评的引导是强有力的,所采取的一系列调控措施和工作手段是行之有效的,因而相当程度上遏制住了一段时期以来存在于文学理论批评领域的理论批评生态恶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弱化、社会主义文学价值观念受奚落和围攻、种种错误思潮和观念畅行无阻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先前文学理论批评领域中存在的主流意识形态处于被动局面的状况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化。

然而,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风的改革、文弊的清除不是一蹴而就之事,需要持久不懈的努力,需要通过有力的调控、引导手段,以及符合文艺规律的实际工作措施,才能进一步聚拢、激发主流文学理论批评的话语力量,从而继续推进、不断深化当前文学理论批评领域业已形成的良好局面。当前,文学理论批评仍旧存在着一些需要予以努力改进的方面:1、马克思主义对于文学理论批评的指导地位仍需进一步得到强化;2、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声音的理论批评队伍有待进一步聚拢和强大;3、在如何通过文学理论批评来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仍存在一些错误的、非理性的认识,其中的意识形态交锋情况甚至是非常激烈的;4、互联网和自媒体文艺中存在的错误言论和攻击性话语仍旧严重,并且成为当前文艺“乱象”的主要集散地。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主要来自于“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因此,批判、抵制“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和毒害,消除消费主义思潮和极端娱乐化的影响,仍然是当前文学理论批评领域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任务。回顾与反思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文学理论批评的进程,曾经程度不等地存在过如下几个方面的倾向性问题:1、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不代表当代世界最前沿、最先进、最具阐释力的思想学说。2、继续以我们曾经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学理论批评方面所犯的庸俗社会学错误,抹黑、诋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权威和指导地位。3、将马克思主义“西马”化,否弃马克思主义的元典精神,脱离中国实际而移植 “西马”的问题意识,照搬“西马”的立场方法和结论,以全盘“西马”化取代我们自己的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和方法论的时代任务。4、放弃、反对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评价文学现象、总结和阐释文学规律,认为这样是僵化、极左,以及思想专制。5、在文学史书写和文学史规律探讨总结方面,放弃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以“碎片化”的手法,通过所谓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和革命作家,以及通过“挖坟”、“扒粪”的方式,抓住一些枝节性的问题,无限放大之,以达到抹黑、诋毁、否定中国现代革命文学传统和社会主义文学成就的目的。6、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这一时代赋予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重大思想、价值主题,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攻击、奚落。7、在文学的党性与人民性、主导与多样化的关系上有意地制造二元对立、彼此对抗,借后者否定前者。

对于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如何传承创新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问题,在认知态度和思想立场上亦存在着非科学、反历史理性的问题,主要体现为:1、从政治异见的立场出发,借古讽今,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攻击为“强化集权政治”、“实行思想文化专制”,或者攻击为是一种思想文化上的大倒退。2、从“全盘西化”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立场出发,在古今中西文化关系上制造二元对立,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价值意义,动辄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视为“复古”。3、颠倒错置“马”“儒”关系,从“新儒学”的立场观念出发,将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视为“以儒治国”、“以儒兴国”,而肆意提倡尊孔读经,并且借此而否定中国现当代革命历程中所形成的新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以及否定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4、用西方的所谓 “普世价值”来否定、排斥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战略性资源价值意义,认为当下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要路径是绝对应该走西方“宪政”道路和全盘照搬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念,而不是建构性发展二十一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以及传承创新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5、将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所有失误原因全归结为是传统文化在作祟,在意识形态方面制造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文化敌意和思想阻隔。6、蔑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人类思想文化史上所具有的普遍性价值意义,并且动辄通过声讨、抹杀传统来掩饰、影射对当下中国现实的反对立场。     

互联网文化兴起以来,在互联网文艺和自媒体文艺方面更是出现了一些触目惊心的倾向性问题,主要体现为:1、否定和奚落、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思想文化和文艺建设的成就,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和文艺政策与制度,宣扬只有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宪政”制度,才是中国今后唯一可选择的发展道路。2、攻其一点而不即其余,利用一些历史细节或枝节性问题,抹黑、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进步意义,质疑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合法性,主张只有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才是唯一的合法性依据。3、或从极右或从极左的角度,煽动、挑起思想文化事件、事端,撕裂大众的思想文化共识,或者说惟恐大众在思想文化方面形成共识,从而达到削弱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方面的领导力量和建构力量。4、经常在网络和自媒体上散布一些未经验实的事情或事件,以丑化、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抹黑、攻击主流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力量。5、动辄以所谓“文学已经死亡”、“艺术死了”等等骇人听闻的话语,通过标题党的话语行为来制造噱头,吸引眼球,以便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文艺的历史功绩。

回望历史行程,总结过往经验与教训,是为了今后更好的发展与进步。在全球文化交融和思想、价值碰撞更为激烈的当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强音中,基于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联,及其在思想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中所处的特定位置,当下的文艺理论批评需要承担、发挥重要的文化自信、观念整合、理论创生、价值重构作用。因此,系统地总结、反思新时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文艺理论批评的发展演变轨迹,整体上把握新时期以来的文艺理论批评的成就和得失,并且重点对若干影响了新时期文艺理论批评进程的重要理论问题重新予以梳理和认知,比如文艺的社会功能定位问题,文艺与政治、经济的关系问题,文艺与伦理道德的关系问题,社会学批评、阶级分析的有效性与局限性以及如何重构问题,文艺理论批评中的话语权力问题,文艺及理论批评的思想和价值创化问题,文艺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及其重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当代形态化、大众形态化问题,古代文论资源当代价值之再发现以及如何转化问题,“西马”文论、西方文论本土化问题,等等。这就需要我们结合当下思想文化发展所呈现出的新趋势、新形态,在新的历史起点与时代高度上,对上述诸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和深度反思,矫正在以往行进过程中所出现的偏失,并且结合当下中国的现实重新定位文艺理论批评的思想航向与理论功能。我们认为,这对于当前文艺理论批评的思想深化和理论创新,确实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

 

反思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批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当下和未来文艺理论批评的发展。当下的文化、文论语境,是我们直接的思想资源,决定了我们的问题意识,并且给我们提出了需要解答的问题。我们需要对新时期文艺理论批评不断地进行认识和反思,历史的发展演进,社会意识与生活形态的转变,思想文化资源的不断增长,使得我们审视反思对象的角度、方式不断地发生变化,这样就能使我们对于新时期文艺理论批评的反思与当下的思想文化建设合辙接榫,从而成为一种鲜活的反思性的思想创生和理论建构过程。我们认为,站在发展和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这一学术立场之上,针对以往研究之中存在的批判性反思不足情况,进行再反思、再批判,或曰反思之反思,实属必要。因此,针对当前文艺理论批评所面临的文化使命,以及新世纪以来文艺理论批评中所出现的一些新的学术生长点,我们应该对新时期文艺理论批评的发展历程、观念演变、关键词转换、重大理论问题、热点问题及争鸣、阶段划分和特点等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理论反思,并且力求对新时期文艺理论批评的各个领域和具体问题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从而深化我们对于新时期文艺理论批评成就的正确评价,以及树立对其缺失之处的修正意识与勇气。历史是需要时时回顾与反思的,那怕是刚刚过去不久的“历史”。但是,我们回顾、反思某一段历史,并不是要重新回到那个历史中去。因此,对于近年来出现的所谓重新“回到八十年代”的主张,我们并不能完全同意,因为“无论是《八十年代访谈录》以精英知识分子立场的历史叙述,还是《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一个人’立场背后隐藏的质疑讲述历史话语权的精神,无疑都把八十年代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正如有论者指出的,这种‘重返’的努力,‘实际上是对自己业已流逝的青春所作的一次努力的挽回’”[5]。 “八十年代文学”当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经验值得总结并扬厉之,但是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在理论批评方面出现的一些偏失也需要加以反思,比如当时“通过对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等的反思,发现以‘反对政治意识形态’为旗帜的‘纯文学’、‘纯审美’以及‘重写文学史’运动当初虽然充满了挑战性和批判性,也都无一例外地被预设出光荣的梦想和神话,但是作为历史性的生成,却又不可避免受到政治的规划,具有政治实践的意义,虽然‘此政治’的标准不同于‘彼政治’的标准,但是二者的思维所产生的‘盲视’和‘偏狭’却如出一辙,这种嘲弄犹如拔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地球一样的荒诞。”[6] 因此,与其过度地沉溺于“八十年代”,倒不如以一种饱满的思想文化“通变”意识与“时序”眼光,来深度总结、反思“八十年代”、超越“八十年代”,既使“八十年代”所代表的积极奋进的革新、进取精神得以承传,又能使已被社会发展所证明而需要革除、需要出新之处得以实现,这才是一种我们所需要的既体现历史与现实理性,又有社会与人文关怀的思想姿态。总之,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层面而言,“文论何为”与“文论为何”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而要对这一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有效性的回应,就必须深入地对诸如文艺与文化自信的互动关系、文艺在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和传播方面的作用、文艺在民族国家文化价值塑造和文化软实力提升方面的功能等重要问题进行再反思、再阐释,并且在此基础上作出与当下主流思想文化发展态势方向一致、符合时代精神和思想主题的理论建说。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在再反思、再阐释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立场与方法论是不可缺失的,因此我们认为,这一过程同时又是解决在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文艺理论批评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意义被解构、功能弱化问题的过程,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的唯物史观理论叙事功能之重建、现实性品格和批判性眼光之激活,亦将一并达致。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批评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对中国现当文论体系的构建起到了积极的导引、推动作用。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参与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思想文化转型,同时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知识生产和传播也出现了新的特点。马克思主义“三化”(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问题的提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级学科之确立,尤其是近几年来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发展、创新、深化的这一具有时代思想主题意义的命题之提出,确实给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提出了许多新任务和新目标,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其中所包含的一系列新论域,需要我们系统梳理新时期以来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诠释的过程,并且接合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语境来分析这些研究、译介、诠释与现实需求的对应性,及其影响效果。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从文艺理论思想、知识生产的层面,针对新时期以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论、美学方面出现的缺失性问题,重新思考、定位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与中国当代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而旗帜鲜明地提出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价值立场、思维方法、拓展路径、学术旨趣,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化之间的交互性思考,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和创新的新路径,以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及核心话语体系之构建。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与价值体系,实际上始终处于话语调整和建构过程中。文论与变化中的社会现实、思想文化语境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等密切相关,现实的变化必然以或显或隐的方式反映到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之中,这为文论思想、话语创新提供了现实契机和发展动力。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包括当代中国文论在内的我国的理论创新、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反思当前我国的文论研究,原先的那套文论话语和价值体系已不能完全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现实,新的文论话语和价值体系又没有及时、很好地建立起来。文论与现实相脱离、相脱节,文论面对变迁中的文艺业态、文艺观念、文艺实践、文化现实而“失语”、“失踪”、“失声”的情况仍十分严峻。与之相伴,由于文论与现实的疏离,我们作为专业从事理论批评者关注现实的意识有所不足,针对纷繁复杂的文艺、文化审美现象所表现出的分析阐释能力和话语建构能力仍显匮乏。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警惕。当前我国的文论发展,不仅需要克服与现实相疏离的缺陷,更需要面对来自生态环境、电子媒介、艺术化生存、消费主义、全球化等带来的巨大冲击。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不仅改变了原有的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同时也带来了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发展,使得文艺乃至社会文化同样面临着重大变革。如何应对来自生态环境、电子媒介、消费主义、全球化等带来的一系列冲击,如何适应在文艺形态、文艺观念、文艺实践、文化现实等方面的重要变迁,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论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成为当前我国文论研究界的当务之急。20165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7]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三化”问题,对于文学理论批评而言,同样是一个关乎学科发展、深化的至关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即根据中国国情、时代特征、大众特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是既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基本观念和一般规律,又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下文艺、文化现实,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之“共性”与中国文艺、文化问题之“个性”间的辩证统一。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过程,实质上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民族性”或“中国形态”特征。从历史层面看,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从现实层面看,近年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文艺文化领域的活跃状况、面向世界的开放姿态等,都要求马克思主义文论进一步加深和完善中国化的进程,成为真正“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文论“时代化”,是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还必须具有“当代性”、“当代形态”。人们常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艺,同样,一个时代也应有一个时代之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时代化”,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联系起来,在面向当下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实践之“中国经验”的过程中,提炼出有利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多元和谐、可持续发展、人们生活幸福的“文论命题”,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大众化”,说到底是一个立场问题,它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人民性”立场。“大众化”在我国是有着特定含义的概念,它源自苏区文艺、延安文艺时期的文艺大众化传统。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大众化”的内涵得以扩展,新的大众文艺创作形式,比如网络文学、手机短信、影视创作、动漫、新媒体艺术等等,正处于快速生长期,而新的文化理论批评,比如大众流行文化、消费文化、图像文化、审美泛化、亚文化、狂欢与速朽体验等方面的研究,亦正处于观念与话语活跃期。由此,现实的文化、文艺景观尤其需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大众化”立场,即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使文艺创作、理论批评走出“象牙塔”,走向人民大众,把理论触角和批评眼光伸向新媒体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伸向大众文艺、大众文化,实现文艺理论批评与人民大众文艺、文化生产和生活实际的结合。由是言之,主张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当代形态化、强调文艺的“人民性”,实质上就是为了凸显中国当代文艺创作、传播、理论批评的当代性、人民性特征。

 

坚持问题意识和价值导向,也是当下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中需要格外关注的一个问题。问题是创新的起点和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召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推动理论创新;只有凸显问题意识,以问题为中心开展学术研究,才能推动学术进步;只有在正确的价值导向的牵引下,我们对问题的剖析和评说,才能准确而有力度,才能与时代的发展节拍保持一致。强调当代文论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和价值导向,与对理论联系实际、现实关怀和当代意识的强调是一致的。我国当代文论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和价值导向,是指面对中国当代的文艺发展状况、文化思潮和社会文化现实进行提问的意识,是对当代中国的文艺、文化现象和发展经验进行批评实践时应该具有的分析和理论提炼的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要使当代文论介入当代文学思想和文学思潮的话语实践之中,介入当代文化产业、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以及图像阅读、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文化现象之中,推动文论研究从一味的形而上诉求转向现实优先的关切,从思想游戏转向实践精神,从概念拼图转向问题意识,从理论世界转向生活世界,从学科构建走向问题意识重塑。笔者认为,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论话语和价值体系,应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重把握好如下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体现民族性。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和价值体系构建,要坚守中华文化本体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使当代文论体现出特色鲜明的民族性特征。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思想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当代文论建设,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文论资源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当代文论与当前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强调文论的民族性特征,不是要排斥世界优秀文化、文论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我国文论更加符合当代中国的文艺、文化现实。因为,只有解决好民族性问题,才能有更强的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只有把中国实践总结好,才能有更强的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方法。

第二,体现原创性。当代文论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的文论,也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只有以中国经验、中国问题、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原创性的文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文论学科、学术、话语和价值体系,我国文论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当代文论体系的构建,应该以我们当前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特别是文艺创作和文化建设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有关文艺、文化问题的分析研究,提炼出具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新观念、新方法,这是构建中国特色文论的着力点、着重点。

第三,体现系统性。当代文论要特别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和价值体系建设,体现出文论的系统性。在解读中国文化实践、构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方面,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然而,当前我国文论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为此,要善于从文艺创作实践中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文论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建立起以人民为中心、以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中国精神为灵魂、以“中国梦”为时代主题、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以创新为动力,融会了当代中国经验的“大文论”话语体系。

 

多年来,国内学界关于当代中国文论如何建构、如何发展的讨论,一波未平,又起一波,语速滑快,观念凌乱,其中话语空转、思维倒悬的现象在在有之。愚意以为,无谓的争论、虚假的观念构建、空洞的言语机锋、一味地跟在他人后面学舌,都是没有意义的,切实可行的则是回到历史与现实的经纬度上来,回到当下中国思想文化和文艺理论批评的事实语境中来,立足自我、面向现实、守正创新,庶几才有可能步出当代中国文论学科发展所面临的种种困惑、重重迷雾,才能规避、戒除实践已经证明了的完全无效的纯粹原则与理念构想、规划行动策略,少作空洞浮泛之想,少为英雄欺人之语,切切实实地进行一些深度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学理性反思,扎扎实实地开展一些贴近现实国情、贴近本土文化、贴近人文诗意、贴近具体问题的思考和研究阐述,此之为立足自我、面向现实、守正创新。在当今强调文化自信、文化自为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氛围中,我们应该对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度思考:

一曰立足本土。在这方面,要树立文化自信和文化自为意识,礼敬传统、弘扬传统,注重发掘中华传统文艺思想精华,以克服当代中国文论中的西方文论话语霸权现象,突破思维和观念建构过程中的唯西倾向。有无结构与体系,一直是中西文论比较研究中存在的一个分歧很大、争议不已的问题。中国传统文论有无结构?较为普遍的认识是中国传统文论“概无统系”,是经验的、直观的、模糊的,缺乏理论性、逻辑性、思辨性、分析性、系统性,至多是一种“潜体系”。基于此认识,形成了中国现代学术中古代文论研究方面的“以西释中”的解释传统与思维定势,以西观中、以西解中、援西入中等西化方式便成为常态性思维定式。比如,陈钟凡“以远西之说,持较诸夏”[8];王国维之“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9];杨鸿烈之“把中国各时代所有论诗的文章,用严密的科学方法归纳排比起来,并援引欧美诗学家所得的一般诗学原理来解决中国诗里的许多困难问题”[10],等等,无不如此。从而,在西方理论具有“元理论”性、“普世性”,而中国文论仅具“地方性”、“特异性”的认识之下,中国传统文论被纳入西方的现代学科体系中,不以体系胜的传统文论被体系化为西式文学理论,以西方的概念框架剪裁中国文论,将中国文论牵强附会于西方的某种理论,将中国传统文论的范畴、观念从具体的文学史、文论史和文化语境中剥离出来,把中国文论变成西方理论的注脚。从史学建构的角度观察,中国传统诗文评确实面临着历时维度的结构性建构即体系化的因难。然而,从共时性看,诗文评自有体系,这种体系当然不同于西方文学理论的体系与结构。中国文论范畴具有理论指向和诠释方面的多功能性、范畴间的关联性、概念衍生性,从而形成概念家族;有美感意蕴、情感性、意象性、虚涵性。但是,中国文论并非只有体验而没有分析,只有具象而没有抽象,只有直觉而没有理性,只有体悟而没有思辨,只有模糊而没有确指,而是二者之间的结合,追求的是相互之间的间性与张力。中国古代文论之理论范畴有自己的分析性、思辨性、逻辑性、演绎性、系统性,并且有自己的体系结构,只不过其与中国传统言说方式之“象喻”特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已。中国文论的体系性,实际上是在“道”这一逻辑原点和“文”这一核心观念的统领下,形成了天、地、人这一系统框架,气、人、文或物、心、文这一生成模式,并且通过诸如现实、作家、创作、作品、品评鉴赏、功用与通变等环节,在一种我称之为话语的相似性与思想的稳定性、理论的连续性中,滚雪球似的发展演变过来的,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延绵不断的文统与文脉。所以,中国古代文论及其范畴有着自己的理论思维和逻辑方法,亦不缺乏分析性和系统性,并且有着自身脉络清晰的体系,只是在体性上不同于西方的而已。中国文论是与西方文学理论具有文化差异性的学术语言系统,在致思方式、话语方式和理论的具体形态方面都有重大的不同。不认同这一点,我们便无法想象中华文统、文脉何以生生不已,何以经历几千年历史风雨而延绵至今。但是,在过往的中国传统文论研究之中,由于文化自信的缺失,我们往往沦为是依据西方理论对中国古代文论材料进行选择性书写,疏离了中国文论的本真事实,以致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被“以西解中”、“援西入中”所左右,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文论在现实中的合法性危机。当然,对西化倾向的克服并不意味着要完全返古复古。当代中国文论学科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仍然离不开中西文论之间多方面的深入交流、对话与沟通,但是无论如何,对传统文论范畴、概念整理、解读的方法,则需要回到中国文化的原点上来,需要紧密结合中国文论的元典精神特性和古人的思维方式,避免牵强附会或削足适履。在阐述中,我们应该尽力彰显中国文论不同于西方文论的特性与价值,改变裨贩跟风、移植对接的做法。研究中国文论,必须立基于中国文论的文化自性、特殊性的具体土壤,而不是从非我的、西方的文学理论中寻找支持,且视西方文论为普世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随意到处套用。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确地意识到,中西学术的交流互渗已是不可移易之事实,中国文论的生成与发展,也必须在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尤其是中国文论的研究范式,需要借鉴与更新。

二曰面向现实。不管情愿与否,当代中国文论的发展,与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和文艺现实势必有着无法超越的密切的关联性,一味地“不即不离”,甚而至于超然物外,放弃积极的介入态度,则只会雪上加霜地使当代中国文论成为话语堆积的死知识。从实践层面来看,应该使理论研究扣紧中国社会和文化、文学事实本身。就传统文论研究而言,我们过去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西方理论统率下的由“杂”而“纯”的裁剪和去事实化过程,我们现在要做的则是反向运动,即由“纯”返“杂”的回归事实的过程,我们应该对以往阐释、书写过程中对传统文论的结构性颠覆所造成的非事实化、反历史性的理念和方法予以祛魅、解蔽,而这一祛魅、解蔽的过程,恰恰与发现传统文论当代价值、增强民族美学自信在整体方向上是一致的。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论研究的第一、二代学者,在向西方学习的大语境中,接受了西方的进化论、决定论和线性论等唯科学主义思潮,致力于结构系统性知识建构模式,完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建构,功不可没。但是,这种构建在一些方面却产生了结构性体系与中国文学历史事实的脱离,如批评与文学史、批评史与批评观念、批评史与文化语境等的脱离。而今天,这种结构化建构正在受到解构的挑战,需要我们对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形态进行反思与修正,我们多大程度上可以传承传统诗文评的理论话语形态和古人的言说方式,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将这种话语形态和言说方式与现代文论范式对接、融会起来,并且能真正实现传承创新之功,恐怕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系统结构之病,不在系统结构自身,而在于它不是从材料中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是为观念框架先行之病,而要做到系统结构从材料中自然而然生长出来,首先需要充分占有材料,先入乎其内,然后出乎其外,进行理论上的解读、阐释、提炼、升华。在研究运思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深层规律性与内在体悟性的交融。如果我们于原始文献之散乱、餖飣前止步,或者将古人的批评文本仅仅作为过时的化石而随意摆弄,并且动辄随意纳入某种西学的模子,又如何能有效地建立起与传统之间富有成效的对话呢?我们强调古代文论研究要面向现实,无非是要求古代文论研究增强现实的维度和视野、当代文论建设要与古代文论展开思想义理层次的深度对话,以尽量做到使我们的阐述和结论既符合中国思想文化、文艺经验的历史真实,也避免进入同样脱离现实的纯粹复古的保守主义。

三曰注重文化语境。我们必须把中国传统文论和中国现当代文论看成是一个连续性的文化整体,充分正视中国文论现代转型过程中古今断裂这一历史事实。有学者这样讲到:“我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中找到‘中国’。事实上,要否认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不是‘中国’的,很困难。可要寻找中国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共通的‘中国性’,寻找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在所谓的现代知识转型中,如何保留着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血脉,却更加困难。意料之中的质疑迎面而至:古今有别、古今断裂的观念似已深入人心,我研究的是否是一个假问题?我不断地质问自己,终于有一天豁然开朗:古今断裂还是古今关联,完全只是一个视界问题。我们需要研究古今的断裂现象,也需要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文学理论的学科形态,这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也是我国文论界长期忽视的一个问题。”[11]应该说,这段话所体现的略带一些文化焦虑意识的观点,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具有普遍性,而所涉及问题的实质则是当代中国文论研究中的古今、中西关系,如何克服当代中国文论在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脱离本土文化语境状况,如何实现中国文论的传统资源与现代意识之间的相互衔接与融会贯通,如何通过树立与强化文化自信、文化自为意识来促进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发展与深化等等问题,而从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语境来看,这些问题又无不与“文化自信”问题密切相关。因此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思路,首先必须还原到中国文化语境中来,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交汇处发现各种论域和问题,以克服现代以来中国文论西化过程中往往把文学理论抽离于中国文化语境的缺陷。我们期望当代中国文论建设在古今、中西文化意义上的视界语境融合。比如,社会历史批评亦需结合文本分析,而形式批评亦必考核其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欲对本文语境篇章之义与文化语境、社会历史状况作充分深入理解,亦须进行循环阐释,由社会历史文化状况解篇章之义,再由篇章看社会历史状况,再由社会历史文化状况重新审察篇章之义。语境的循环,对于我们立足于文论与文学现实、美学与文艺、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为正确处理文论研究的各种关系,提供了符合时代特征的理性指标,可以解决美学与文艺理论建设中的一些困惑。因此,把理论建设与艺术实践、美学与文化的关系纳入理论思考的基础性地位,便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强调高度重视文化语境,但是又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哲学和文论思想、审美意识在概念上是不相等的,文化、哲学的概念更广泛,而文论思想、审美意识的概念比较窄,前者可以包容后者,后者除体现前者的一般精神而外,同时又有自身特定的内涵,因此我们既不能把它们从传统文化、哲学背景下孤立出来去分析,又应该警惕不能把一切传统文化、哲学精神和文化、哲学范畴都视为文论、美学思想和文论、美学范畴。

四曰凸显“人文魅力”。 就人文含量与魅力而言,中国传统诗文评属于稀缺类品种,我们研究中国文论,不应该忽略这一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要立足于彰显传统文论中的人文真魅力。古代文论的诗文评体例,总体说来在展示其观照对象的人文魅力上是成功而有效的;系统化、逻辑结构化的现代研究体例在理论建构、概念陈说方式有其优越之处,但是用以阐述传统诗文评、传统诗词曲赋,往往会忽略、遮蔽古代文论、古代文学的人文魅力,使我们的阐述缺乏对研究对象之细致而入微的感性体验。这里存在着一个所谓“求是”与“致用”的矛盾关系问题。从文学原理的路径来看,“求是”研究要求不仅能提示古代文学发展的独特规律,而且能揭示这些独特规律中普适性的东西;而“致用”研究要求不仅能揭示古代文学的独特魅力所在,而且能由此进而揭示一般文学乃至一般艺术的人文魅力所在;后者立说的根据是“人同此心”,前者的根据则是“心同此理”。”我们主张,文学原理不仅要揭示文学的“普遍规律”,而且还要揭示文学的“普遍魅力”。因此,这便不仅仅只是个方法论的问题,同时还是个深刻的文化世界观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个生存论问题。因此,必须将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和批评鉴赏结合起来,因为概念、范畴的形成、发展与文学创作和批评亦存在着互动关系,并且通过具体的作品及其鉴赏表现出来,概念、范畴与体验、直觉以及与创作实践相互印证。人文之用就在于展示人文物事之“可爱”,以此而论,古代文论研究的最高目的就在展示文学本身的“可爱”与人文魅力。认同此点,确实有助于我们破除唯科学主义之执。展示人文魅力与揭示发展规律是辩证统一关系,其中存在不尽相同之处:揭示规律不妨按照“宇宙的尺度”将历史上的一切人文物事视为材料,供我驱用,这是历史、哲学研究范畴的看家本领,而文评研究中的展示人文魅力,则是按照“人的尺度”来观照一切人文物事。要展示文学的人文魅力,需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上,更有敏锐而深刻的诗性体验,需要将求其可爱与求其本真高度统一、融合在一个过程之中。把论理论与体验结合起来,立足于文学作品的创作实践和批评实践,才能在“心”和“理”上实现古与今、中与西的融合。这样,古今之争、中西之争、史论之争、体系之争、体用之争、科学与人文之争,都将消失不见,和好如初。

上述四点,实际上是基于一种整体性、多元性、连续性、关系性的思想,我的本意是主张理论之间及其各要素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各要素首先是一个共在的生命体,它们声息相通相应;它们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一个机体;它们之间是积极的对话,是立足传统和历史、面向未来的商讨;是间性的存在。中与西、古与今、人与物、主观与客观、科学与人文、史与论、传统与现代、理论与现实、文学和文化等等,所有看似对立或相关的存在物,都不再是二元对立和简单相关的,它们是一个对话与交流的整体。当然,理解与对话是一个活动过程,对话各方也有自身的发展过程,且在理解过程中表象为不同的面貌,作为理解与视界融合的结果,我们对于文学理论批评精义的探究,就不是一个能够毕其功于一役的简单过程,而是一个不断阐释的过程,而且用以阐释的方法应该是多样化的,因而它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更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系统。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学理论批评研究是一个意义不断生成的过程,我们所能得出的任何结论以及体系建构,也只不过是一个历史性、阶段性的成果,而不可能是最终的、封闭的、一劳永逸的结论。

 

 

 


[1]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见中宣部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1510月,第7页。

[2]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121日。

[3]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1675页。

[4] 参见拙文《消费主义思潮对文艺创作的冲击及其应对》,《求是》2014年第18;《当前文学界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争》,《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7年第1期;《创作自由与文艺家的道德意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5]阎秋霞:《重返八十年代与知识分子的精神焦虑》,《文艺争鸣》2010年第7期。

[6]阎秋霞:《重返八十年代与知识分子的精神焦虑》,《文艺争鸣》2010年第7期。

[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519,第002版。

 

[8] 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版,第5页。

[9]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

[10] 杨鸿烈:《中国诗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页。

[11] 权雅宁:《中国文学理论知识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1-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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